如何正确认识和评价经典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

摘要：流行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缺少政治或国家学说的看法是片面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系统地分析了国家的本质、职能及国家与经济的关系，揭示了国家的相对自主性。但要真正科学认识马克思主义国家的本质，要重新思考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将国家、国家权力运行纳入生产和再生产的相互作用中，一方面要研究政治、上层建筑、权力、国家与生产的关系即与剩余价值、剩余劳动、资本和积累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则需分析国家和再生产之间的辩证关系，从再生产出发思考上层建筑、国家、权力、意识形态的本质，将国家看成是承担再生产职能的公共部门，界定为再生产的机构、组织与公共权力机器。

关键词：国家理论；阶级本质；再生产；经典马克思主义

中图分类号：A81；D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17）10-0038-07

在经济、社会、政治的现代化过程中，国家的作用日益凸显，人们对国家理论，特别是对经典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关注度不断提高。在国家理论上的确存在许多有待解决的问题，但其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应当如何正确认识和评价经典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在理论贡献方面，经典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是否仅局限在揭示国家的阶级本质方面？而在理论缺陷方面，能否认可流行的观点，即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缺陷在于缺少专门系统的国家理论？如果不是，那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缺陷到底是什么？还有西方马克思主义不同流派的国家学说的基本要点是什么？要解答这些理论问题，需对国家的本质、特性、职能等进行深入系统的分析。只有对国家理论问题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才能从当代马克思主义国家观发展出对政治、政治发展的概念建构，对政治发展和现代化的主题、任务、问题、规律、最终目标进行科学深入的研究，重建一种全新的政治发展理论。为了系统分析当代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有必要对当代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不同流派及其演变作一些分析。

一、对经典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误读

为什么要探析国家这一概念？它在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学阐释中占据何种位置？政治学作为人文社会科学的重要学科领域，其对象是探讨社会的各种政治现象。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属于上层建筑范畴，国家无疑是政治上层建筑的核心部分，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某种意义上讲是关于国家的学说。早在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等人就主张政治学研究当时构成国家单位的城邦政府。近代资本主义原始积累中，西方民族国家的形成极大地发展了这种观念。西方传统政治学流派都将政治视为“治理国家和领导与其它国家关系的艺术的一切知识”①。

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对国家概念的阐释是理解政治概念的基础。列宁指出：“马克思主义认为，只有当阶级斗争不仅发展到政治领域，而且还涉及政治中最本质的东西，即国家政权的机构时，那才是充分发达的、‘全民族的’阶级斗争。”② 政治活动的核心就是国家政权及政权运行，“政治就是参与国家事务，给国家定方向，确定国家的活动方式、任务和内容。”③ 国家政权是所有阶级社会上层建筑的核心部分，是政治上层建筑的主体，几乎所有政治现象、形式、问题如权力、权威、统治、合法性、官僚制、暴力、民主、政治斗争、冲突、政党、利益集团、制度等，都不能脱离国家。同样，阶级的各种关系、过程、要素（生产、生产条件、组织、生产关系、生产条件再生产和社会关系再生产）、阶级体系的动力等，都与国家活动存在着必然联系。同样，深入探析国家和权力概念，也有助于人们深化对阶级和革命这一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基本问题的思考。

从现实社会发展趋势看，资本主义国家在指导生产活动方面发挥着越来越直接的作用。在绝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国家直接雇佣的劳动人口占全国从事经济活动的劳动人口的40%以上，在这部分人口中，部分直接受雇于国家行政机关，部分则受雇于国有工业部门。同时，国家也越来越试图通过经济、计划、价格和收入政策等杠杆“干预”经济活动，以影响商品的供给和需求。在其他社会生活领域，同样少不了国家介入的影子，如参与组建监狱、收容所、医院等，参与供给“福利”名目下的各种服务等。“现在人们的生活和以往任何时候相比，都更多地处于国家的控制之下。”④

由此可知，國家理论在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同时，从现实情况来看，国家也对社会生产生活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是，许多学者对经典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理解都存在一定的偏差，甚至误读。因此，要对经典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理论缺陷和理论贡献进行反思并重建。

从理论缺陷来看，长期以来无论是国外新马克思主义，还是非马克思主义，都认为经典马克思主义者在相当程度上忽视了对国家问题的研究。米利班特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中指出：“作为一种设置，它在晚期得到的注意远比它应得到的重视少得多。在20世纪50年代初，一位著名的美国政治学家写道：‘无论是国家还是权力作为一种概念在政治研究中，都没有得到注意。……’这并不意味着西方的政治学家和政治社会学家始终没有通常称作国家理论的东西。相反，恰恰是他们提出的国家理论，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他们比较轻视作为政治分析核心的国家。”⑤ “在其他方面，马克思主义者对结合活生生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经济以及政治和文化现实来讨论国家问题，只作了很少的有价值的努力。”⑥ 晚年的阿尔杜塞也认为，在马克思主义的遗产里找不到任何真正关于阶级斗争的组织，尤其是关于政党和工会的理论，马克思主义“对于国家、意识形态、政党、阶级斗争的组织几乎没有作任何说明”。⑦

吉登斯认为：“直到最近，社会学却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国家的存在，不论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家还是其他流派的社会学家，都概莫能外。”⑧ “但是不论在哪种思想传统中，国家都没有成为系统研究的对象。无论是马克思主义者还是非马克思主义者，他们都只把注意力集中在国家活动的影响上，而不是国家本身。实际上，在有关国家的论述方面，马克思本人也只留下只言片语，他毕生的精力主要是以自己的研究领域——存在于资本主义生产中的各种关系——为基础，对早期经济理论进行猛烈的批判。”⑨ 吉登斯还进一步指明了马克思在国家理论研究方面的问题：“如果说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对于现代国家的分析作出了实质性贡献的话，我们还必须指出，他们也存在着两种分析显得相当不足的情况。其中之一是国家与官僚制的问题，或者更一般地说，是国家与管理权力的问题；另一种是国家与民族（Nation）的关系问题以及民族国家与军事力量或者说暴力的问题。”⑩

从理论贡献来看，学者们对于经典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理解仅仅局限在其揭示了国家的真实本质。对于揭示国家的真实本质这一点，经典马克思主义者无疑是作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列宁曾说过：“国家问题是一个最复杂最难弄清的问题，也可以说是一个被资产阶级的学者、作家和哲学家弄得最混乱的问题。” 剥削阶级思想家对国家形成和本质提出了多样的解释，如“神权论”、“契约论”、“冲突论”、“暴力论”、“理念论”、“伦理论”、“共同体论”、“权力论”。这些观点阻碍了人们关于国家真实性的理解。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最大功绩就是破除了一切非马克思主义学说对国家本质、性质上所传播的混乱观点，揭示了国家、阶级、阶级斗争之间的复杂关系。政治在阶级社会表现为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离开阶级、阶级斗争就没有什么政治可言。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政权。国家自始至终离不开阶级。那么，经典马克思主义除了明确国家的阶级本性这一重要理论贡献外，是否还有其他方面的理论贡献呢？为此，我们应思索如何正确认识和评价经典马克思主义在国家理论方面的贡献。

二、正确理解经典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贡献

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贡献不仅局限于国家的本质方面，为了揭示国家的阶级本质，它还在一定程度上分析了国家与经济的互动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对国家的相对自主性问题作了比较详细的阐述，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论述了国家阶级本质。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恩格斯指出：“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国家是承认：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就是国家。” 他又说：“由于国家是从控制阶级对立的需要中产生的，由于它同时又是在这些阶级的冲突中产生的，所以，它照例是最强大的、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国家，这个阶级借助于国家而在政治上也成为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因而获得了镇压和剥削被压迫阶级的新手段。” 公共权力作为镇压和压迫阶级的新手段，是指武装的人——军队、警察和物质的附属物——监狱和强制机关。“这个特殊的公共权力之所以需要，是因为自从社会分裂为阶级以后，居民的自动的武装组织已经成为不可能了。” 马克思、恩格斯还反复地阐释了现代资本主义国家本质的阶级性。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阐述了资本主义国家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国家首先是统治阶级的强制机器，它本身为它的所有制和对生产资料的控制所限定。在《法兰西内战》中，马克思写道：“现代工业的进步促使资本和劳动之间的阶级对立更为发展、扩大和深化。与此同步，国家政权在性质上也越来越变成了资本借以压迫劳动的全国政权变成了为进行社会奴役而组织起来的社会力量，变成了阶级专制的机器。” 恩格斯写道：“现代国家，不管它的形式如何，本质上都是资本主义的机器，资本家的国家，理想的总资本家。” 国家是“一个剥削阶级的组织，以便维持它的外部的生产条件，特别是用暴力把被剥削阶级控制在当时的生产方式所决定的那些压迫条件下。”

后来，列宁在《国家与革命》等著作中也重复了马克思恩格斯上述关于资本主义国家的阶级本质的观点。他说：“特别是帝国主义时代，银行资本时代，垄断资本主义转变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时代表明，无论在君主制的国家或最自由的共和制国家，由于要对无产阶级加强镇压，‘国家机器’就空前地加强起来，它的官吏和军事机构也就骇人听闻地扩大了。” 类似的提法还有：“资产阶级国家虽然形式极其繁杂，但本质是一个：所有这些国家，不管怎样，归根到底一定是资产阶级专政。”

第二，分析了国家和经济之间的互动关系。经济关系总是一定具体的、历史的生产关系，如剩余价值、利润、利息、地租、价值资本、积累、赋税、预算、公共信用、债务、资产价格或泡沫等等，现代阶级就是通过具体经济关系表现出来的。马克思在《资本论》及相关手稿中，有大量对国家、权力、政府进行经济学分析的段落。恩格斯也给予高度关注：“如果巴尔特认为我们否认经济运动的政治等等反映对这个运动本身的任何反作用，那他就简直是跟风车作斗争了。他只需看看马克思的《雾月十八日》，那里谈到的几乎都是政治斗争和政治事件所起的特殊作用，当然是在它们一般依赖于经济条件的范围内，或者看看《资本论》，例如关于工作日的那一篇，那里表明立法起着多么重大的作用，而立法就是一种政治行動。或者看看关于资本阶级的历史的那一篇（第24章）。再说，如果政治权力在经济上是无能为力的，那么我们又何必要为无产阶级的政治专政而斗争呢？暴力（即国家权力）也是一种经济力量！” 在《工作日》中，马克思深入分析了作为国家权力运行的立法行为在剩余价值生产，即强化经济剥削行为中的作用。它具体表现为国家立法及其他活动对工作日的延长或限制。例如，我们对照一下英国现行的工厂立法和从14世纪一直到18世纪中叶的劳动工法。现代的工厂法强制地缩短工作日，而当时的劳工法力图强制地延长工作日。在《资本原始积累》中马克思特别强调了暴力、国家权力在资本主义原始积累中的作用。“原始积累的不同因素，多少是按时间顺序特别分配在西班牙、葡萄牙、荷兰、法国和英国。在英国这些因素，在十七世纪末系统地综合为殖民制度、国债制定、现代税收制度到保护关税制度。这些方法，一部分是以最残酷的暴力来大力促进从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转变过程缩短过渡时间。” 在《资本论》及手稿的其他地方，马克思按照自己有关《资本论》六册结构中《国家篇》的写作计划，对国家与经济关系中一系列问题如税收、预算、财政、保护关税、殖民制度、国债、银行等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因而实际上对国家在资本主义运行、发展中作用、作用形式、机制作了精辟的论述。

第三，指出了国家的相对自主性。马克思认为，国家及权力作为上层建筑，相对于经济基础具有相对独立性。这首先体现在国家体系内部各种权力的关系、地位和影响上。在马克思的政治分析框架中，提出了在经济上占据主导地位的阶级（或阶级党派）和政治上占据主动的阶级、集团或党派及国家和政府间的差别，特别是社会阶级实际权力与名义权力的区别。国家机关的真正权力往往掌握在承担管理或行政职位的人手中。要识别出这些机关中哪些具有“真正的权力”。这些真正权力机关包括中央政府、预算部门和行政管理部门，它们是国家机关中的特别机构。统治阶级并不直接治理。政治上占优势地位的阶级或集团只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依靠其对国家机关分支的掌控及影响得到真正权力。所以，一个国家的掌权者并不一定是统治阶级。或者说，统治阶级（如资产阶级）并不一定直接掌握国家权力。马克思在谈到1849年德国革命以后的资产阶级时指出，德国资产阶级在名义上取得了普鲁士的最高控制权，但实际上只取得了最微不足道的一点间接利益，以旧官僚和旧军阀为代表的“反革命联盟”却接管了国家机关所有的最重要的位置。在分析法国所谓“路易·波拿巴主义”时，马克思认为：“因为波拿巴主义毕竟是现代资产阶级的真正的宗教，资产阶级没有自己直接进行统治的能力，因此，波拿巴式的半专政就成了正常的形式，这种专政维护资产阶级的巨大的物质利益，甚至达到了违反资产阶级的意志的程度，但是，它不让资产阶级亲自参加统治。” 德法两国的政治实践表明了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资产阶级）与政治上占支配地位阶级、集团以及统治阶级和管理阶级群体在地位作用上是有差别的，甚至是分离的。

其次表现在统治阶级的利益结构、关系及实现方法上。统治阶级的利益分为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特殊利益与公共利益，应当努力实现统治阶级的共同利益、普遍利益。掌权者为了谋取保持统治合法性不应当直接代表或努力实现经济利益、特殊利益。掌权者内部通常存在相当数量的权力集团、政治派别势力，彼此经常发生权力冲突及利益对抗。这种情形并不妨碍国家仍是统治阶级的机关或权力，体现了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分离、对立及国家机关的相对独立性。国家和国家权力有相对独立性，这一问题从分工的视角来看是最容易理解的。社会产生着它不能缺少的某些共同职能，被指定去执行这种职能的人就形成社会内部分工的一个新部门。这样，他们就获得了人民授权给他们的相对独立的特殊利益，他们就成为独立的人，于是就出现了国家。

但国家的相对独立性最根本的体现是国家作为上层建筑对经济、社会的决定性反作用。晚年的恩格斯在几封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通信中，对作为上层建筑核心的国家、国家权力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反作用作了极为出色的分析，认为上层建筑、国家、政治对经济发展的反作用可能有三种：它可以沿着同一方向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发展得比较快；它可以沿着相反方向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它在每个大民族中经过一定的时期就都遭到崩溃；或者是它可以阻碍经济发展沿着某种方向走，而推动它沿着另一种方向走，这第三种情况，归根到底还是归结为前两种情况中的一种。但是很明显，在第二和第三种情况下，政治权力能给经济发展造成巨大的损害，并能引起大量人力和物力的浪費。 因此，关于国家、国家权力的相对独立性、国家的决定性反作用等观点，经典马克思主义作了较合理、较详细的阐释，为国家自主性概念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第四，探讨了国家、阶级和革命三者之间关系。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法兰西内战》，《哥达纲领批判》等著作中，特别是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中，对无产阶级专政即正在消亡中的国家的观点，社会主义就是消灭阶级、国家消亡是消灭阶级进入无阶级社会的关键论点进行了反复阐述。列宁提出：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国家问题，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它首先要夺取国家政权，然而，实现革命最根本的障碍是国家机器和国家权力本身的存在，打碎旧的官僚制国家机器是实现革命转变和过渡的主要前提。对此问题，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进行了详细阐释。一些西方新马克思主义者，如法国学者列斐伏尔在1976年发表的《论国家》中就明确指出了国家消亡问题在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中心位置。他指出，马克思对国家基本持批判态度，但却没有完善的国家理论，而在当代世界上却出现了国家控制日益加强的趋势，甚至形成了一种全球性的国家控制；另一方面，列斐伏尔认为现实社会主义社会在解决、取消政治异化方面没有取得进展，反而导致了国家干涉、政治异化的极端形式。列宁的国家理论中存在一个矛盾：列宁一方面设想了一个正在消亡的国家，又同时设想了注定要变成国家机器和工具的政党，由于政党也变成了国家机器，国家又怎么能消亡呢？

三、经典马克思主义真的忽视了“国家理论”吗？

在理论缺陷方面，无论是国外新马克思主义阵营还是非马克思主义学者都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缺陷在于忽视了“国家理论”，似乎这一观点已经成为了“共识”。为什么他们会形成这种共识呢？普兰查斯曾专门进行了分析。他认为，在马克思那里，出现这种遗忘的原因是他的主要理论对象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种生产方式的特征里经济不仅具有归根到底的决定作用，还具有支配作用，于是马克思就集中于考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经济方面，忽视了国家的其他方面。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可以找到关于国家理论的一般原则，但没有详尽的国家理论。在列宁那里，出现这种遗忘是因为列宁卷入到直接的政治实践中去，只是在主要是论战性的著作，如《国家与革命》，中才涉及国家问题，但它们并不具有理论状态。列宁关于国家的有些方面的分析，已陷入工具主义观念。在第二国际那里，出现这种遗忘是因为它信奉经济主义。而经济主义认为可以把国家归结为经济基础的简单的附带现象，政治活动则应当把经济当作它的主要目标，于是对于国家的专门研究，就成了多余的事。

吉登斯也谈了马克思主义为什么缺乏国家和政治理论的原因：“这种情况之所以产生，部分是因为社会科学中存在的极端扭曲的分工观念，它认为社会学所要研究的是‘社会’，即19世纪思想家所说的‘市民社会’，即包括经济、家庭以及外在于国家的其他制度。对于国家的研究被看作是‘政治学’或政治科学的专属范围。然而从某种程度上这种对国家的回避还有更深层次的思想根源，甚至可以一直追溯到19世纪。在对古典经济学进行批判中，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所延续的是一个共同的谱系。在古典经济学理论中，国家只扮演无足轻重的角色。按照早期经济学家的说法，社会变迁的最重要的动力来自生产领域，即市民社会领域。国家只负责提供一个能够使经济契约受到保护的法律框架，并从整体上监督共同体的利益。”

然而，经典马克思主义那里真的忽视了对国家理论的关注吗？通过对马克思、恩格斯文本的深入考察，我们认为，经典马克思主义者对国家问题的关注是较充分的。

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是在1842—1843年对黑格尔法哲学关于家庭、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的反思中开始的。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对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君主制、共和制、官僚制、民主、所有制等一系列政治理论进行了深入思考。在《论犹太人问题》中，马克思分析了政治解放和人类解放，对民主政治发展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科莱蒂为《马克思的早期著作》所写的序言指出：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已经有了有关政治和国家的非常成熟的理论”。“《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毕竟包含了国家依赖于社会这一明确的主张，批判地分析了社会主义，连带地分析了与之相对立的人民代表制理论，并且指出必然最终消灭国家本身的这种前景。”就政治方面来说，成熟的马克思主义在这方面没有多少可增添，而《论犹太人问题》则是《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所阐述的国家理论“绝妙的继续”。

1846—1875年之间，马克思相继出版了一系列关于革命政治实践、历史方面的论著，如《德意志意识形态》（1846年）、《哲学的贫困》（1847年），《共产党宣言》（1848年）、《法兰西阶级斗争》（1849年），《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852年），《法兰西内战》（1871年），《哥达纲领批判》等。在这些论著中，马克思对阶级斗争和国家的一系列问题，如资本主义各个时期官僚机器扩张、打碎国家机器、国家消亡、无产阶级专政、资产阶级權力等进行了较深入的论述。恩格斯也出版了一系列政治性论著：《反杜林论》、《论权威》、《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年）及《关于历史唯物论的书信》等，对经典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内容进行了初步的概括、归纳和总结。

19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马克思终生所致力的政治经济学批判革命达到丰收结硕果阶段。马克思也制定了作为政治经济学批判研究体系组成部分的国家理论的思考、分析与写作计划。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草稿）》中，马克思提出了撰写《资本论》的计划。这个计划包括了“五篇结构”、“六册结构”和“四卷结构”。在这些结构体系中都包含专门阐释国家理论的内容。如马克思曾打算将《资本论》分为六册出版：（1）资本；（2）地产；（3）雇佣劳动；（4）国家；（5）国际贸易；（6）世界市场。国家篇涉及内容有：国家本身，国家职责，非生产阶级，赋税，国债，公共信用，人口，殖民地，移民，汇率，关税与自由贸易等等。可以确定，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体系中，国家问题是专门性的重要问题，得到了详细研究。因此，认为经典马克思主义存在对国家理论的遗忘，缺乏国家、权力、统治、意识形态理论的流行观点，是缺少充分依据的。

四、反思并重建经典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

应当指出，后来西方新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及理论流派所关注的各种问题、提出的各个观点都可以在经典马克思主义中找到相关阐述。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缺陷并不在于其忽视了国家理论，相反，它对国家的关注是极充分的。那么经典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缺陷究竟是什么呢？

经典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缺陷在于虽然提出了以政治经济学批判为主导形式的阶级分析方法，但并没有将这种方法真正贯穿于对国家的阶级性及国家与革命的辩证关系的分析之中。其中，对国家阶级本质的阐述无疑是经典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最重要的内容。但对国家、权力的分析，在方法上受到社会学范式的影响较大，缺少运用政治经济学的范畴和原理，对国家、权力及其与阶级之间关系进行具体、历史的探析。尽管在《资本论》及有关手稿中，对一定历史境遇之中的国家、国家机器的作用进行了经济学分析，但不充分。国家和经济的相互关系是极其复杂的，对这种关系的分析又有助于探析国家性质、职能、作用和国家运行等问题。如何认识国家机关的社会性、相对独立性，这种相对独立性表现在哪些方面，它与国家机关的阶级性、制度性是何种关系，国家、国家权力有哪些特性，国家本身如何自我运行，国家及权力有哪些具体形态等问题，在没有对国家阶级性及国家作用进行充分经济学分析的条件下，都不可能得到合理说明。

那么如何消除经典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缺陷呢？办法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赖以存在的理论基础予以重新思考，即从政治经济学批判和唯物主义历史观出发，认定国家并不是黑格尔所说的“自在的”、完全独立的存在，它属于政治上层建筑体系范畴，它依赖于经济基础、生产关系体系，但在一定条件下对经济、社会过程起着决定性反作用或支配性作用。国家问题受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互作用原理的影响。政治的根源是经济，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关系归根到底是由经济关系决定的。国家作为政治组织同社会经济过程的关系越重要，便越成为考察国家本质、性质、职能及权力运行的重要内容。国家体现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即政治和经济的关系，说明了国家、国家权力的相对独立性，它是起决定性反作用或支配作用的社会结构力量。经典马克思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者对此都作出了明确阐释。“从直接生产者身上榨取无酬剩余劳动的独特经济形式，决定着统治和从属的关系，这种关系是直接从生产本身产生的，而又对生产发生决定性反作用。”毛泽东认为：“生产关系、理论、上层建筑这些方面，在一定条件下，又转过来表现其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 普兰查斯也认为政治具有“支配性”地位，在一种结构中互相关联的几种因素（如政治的、经济的和意识形态的等等）当中，具有支配性地位的应是政治因素。 垄断资本主义的特征在于它实现了支配性角色从经济到政治（比如国家）的移置。政治上层建筑的这种决定性、支配性作用的产生是因为资本主义实现了由自由竞争向垄断的转变，国家干预影响力增长。国家干预力量的增长、国家的支配性地位首先在于权力和经济的关系：国家权力是维持经济关系，实现经济利益的手段，现代的资产阶级生产关系只靠国家权力来“维持”，而且国家权力，如暴力本身就是一种经济力量。

此外，要精确分析国家和权力的作用，还应当重新思考社会形态的基本矛盾。社会的基本矛盾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除了这两对基本矛盾，还应重视生产和再生产的矛盾。恩格斯曾指出：“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蒂是直接的生产和再生产。” 生产不单纯是物质生产，它主要是剩余价值和资本生产；再生产则是通过生产条件周期性替换和再投入，确保生产（即剩余价值和资本生产）的连续性、长期性的过程。生产和再生产的矛盾存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发展的全部历史中，它们是较之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矛盾更为根本的矛盾。所以，必须依据马克思主义的现代阶级分析方法来分析、研究、理解国家，要将其纳入生产与再生产的矛盾或相互作用之中。一方面，要研究政治、上层建筑、权力、国家与生产的关系即剩余价值、剩余劳动、资本和积累之间的关系。“阶级斗争的中心问题都是剩余的榨取和占有……国家不但是作为一种占有剩余产品的手段而出现的……而且是作为一种分配方式而出现的，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分配国家占有的剩余。……国家可能是剩余占有的第一个系统的工具，甚至可能是剩余生产的第一个系统的组织者。”国家权力是影响、调节、维持生产的组织力量。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分析国家和再生产间的辩证关系。“在马克思那里，大部分关于上层建筑和其他环境的理论有待于我们去制订……必须制订出关于上层建筑特殊因素的特有本质理论。”阿尔都塞认为，被马克思主义经常用来把经济和各种非经济的实践之间的关系加以概念化的“所谓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关系，只是一种描述性的隐喻，它需要从理论上加以发展。阿尔都塞赋予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是一种功能主义的关系。在这里“再生产”概念占据中心地位。从再生产基础出发思考上层建筑、国家、权力、意识形态的本质，将它们界定为再生产的结构或再生产职能的承担者。国家是承担再生产的公共部门，它本身是再生产力量。它既要承担生产资料再生产、如环境保护、能源供给、基础设施建设、城市建设、产业结构调控和国家宏观调控等等，又是劳动力再生产职能的承担者，如调整劳资关系、就业、人口、社会保障、教育及文化、意识形态控制等。要正确认识国家、阶级、革命三者的关系。这种辩证运动的动力是社会总产品的再生产运动，是资本主义积累再生产机制和世界体系的运动。世界体系中资本主义积累及其再生产过程，是决定阶级、国家、革命及三者关系的现实动力。

注释：

① [法]莫里斯·迪韦尔热：《政治社会学——政治学要素》，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11页。

② 《列宁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1页。

③ 《列宁文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28页。

④⑤⑥ [英]拉尔夫·密里班特：《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5、6、11页。

⑦ 转引自徐崇温：《西方马克思主义论丛》，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441、467页。

⑧⑨⑩ [英]安东尼·吉登斯：《批判的社会导论》，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版，第54、54、61、55页。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4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70、172、171、704—705、701、2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3、629、631页。

《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98、200页。

《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819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09页。

转引自[英]拉尔夫·米利班特：《马克思主义与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16—17页。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00页。

转引自 [加]艾伦·伍德：《新社会主义》，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9—30页。

[加]艾伦·伍德：《民主反对资本主义——重建历史唯物主义》，重庆出版社2007年版，第32、4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