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怒狮”闻一多和“猛虎”吴晗的战友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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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怒狮”与“猛虎”是当年云南民主运动中,广大进步师生对两位杰出的民主斗士的赞誉。“怒狮”指时代鼓手闻一多,“猛虎”指民主炮手吴晗。他们都是昆明西南联合大学的著名教授,闻一多任教于中国文学系,吴晗任教于历史学系。

闻一多,1899年11月24日出生于湖北浠水下巴河陈家大岭;吴晗,1909年9月24日出生于浙江义乌西乡苦竹塘,两人年龄相差近10岁。1912年冬,闻一多考入清华学校,1922年7月赴美留学;1931年8月,吴晗考入清华大学史学系,1934年7月毕业,两人为不同级别的校友。1932年8月,闻一多回母校任中国文学系教授;1934年8月,吴晗受聘任历史学系助教,不久升任教员,两人同校任教。1943年秋后,两人先后投身抗日民主运动,在政治思想上互相有了接触了解。1943年7月,吴晗由周新民、潘光旦介绍加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中国民主同盟的前身);1944年秋,闻一多经吴晗、罗隆基(另一说为潘光旦)介绍加入中国民主同盟,成为战友。1945年5月,闻、吴两家同时迁入昆明西仓坡西南联大教员宿舍。闻家居室是20号,吴家居室是13号,两家中间隔一个土坡,东西相望,斜对而居。从此,闻一多和吴晗得以朝夕相处,无役不与。

1949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说:“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闻一多拍案而起,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宁可倒下去,不愿屈服。朱自清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不领美国的‘救济粮’。”“我们应当写闻一多颂,写朱自清颂,他们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

1983年12月,彭真为纪念吴晗题词:“吴晗同志从一个勤奋治学追求真理不断进步的历史学家和爱国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的道路是本世纪我国知识分子前进的光明大道。”

这两段话是对闻一多、吴晗这两位杰出的民主斗士追求真理,不断奋进的一生的历史结论,值得人们深思、学习和弘扬。

几件遗物显真情

1945年初,在吴晗居室的墙壁上,增添了一幅闻一多篆书的“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的横幅。这句话出自《论语》,意思是:我们既然不同鸟兽合群共处,如果不同人群交往又同谁去交往呢?条幅落款“甲申岁除 书为辰伯兄补壁 一多”。甲申岁除,即公历1945年2月12日;辰伯是吴晗的表字。闻一多书写的横幅,生动展示了他同吴晗两人意气相投、志同道合的关系。吴晗生前十分珍爱这幅横幅。1946年8月,他回到北平后,数次迁居,不离其手。先后悬于清华园旧西院12号、宣武门内头发胡同1号和北长街90号寓所的书房内。“文化大革命”后,原物不知去向,现在人们能够看到的只是当年拍摄的一张照片。

抗日战争后期,生活清苦的闻一多,为补贴家用,在朋友们的劝说下挂牌治印。其间,也为亲友、同事和学生多人治印留念。他曾经为吴晗篆刻过两方印章:阳文牙章和阴文石章各一枚。牙章镌刻边款:“卅五年四月制时与吴晗同寓于昆明海子边之西仓坡 一多”。卅五年四月,即1946年4月,是闻一多殉难前的三个月。两方印章的印模,收入闻一多自订印谱《匡斋印存》。印章虽小,情谊深厚。吴晗在回忆此事时说:“他替我刻过两个私章,象牙的一个是离昆前刻的。另一个是石章,现在还寄放在昆明。”多年来,吴晗一直将这方牙章珍藏使用。1979年7月,在吴晗逝世10周年时,“三家村反党集团”冤案平反。吴晗之妹吴浦月和吴晗之子吴彰在重版的《朱元璋传》和《灯下集》扉页上钤印这方牙章,分赠吴晗生前友好,以表达遗属的怀念心情。

现在保存在一位西南联大校友手中的“时代评论社章”,是由吴晗捐石,闻一多治印的。石章虽小,却记载了一段吴晗与闻一多的战斗友情。吴晗在《闻一多的“手工业”》中深情回忆了当年情景:“时代评论社章具有历史的意义。在刻这图章前两星期,我在逼死坡文具店用一千元买到一块旧石头,长方形,一边刻有双鱼。他也很喜欢,夸我眼力不错。问愿意刻什么字,是一句诗,还是连名带字刻在一起。我说,随便,你喜欢怎么刻就怎么刻吧!不久,时代评论社成立了,要一个公章。他就自告奋勇,连带也替我捐献出这块石头。10月3日的早晨,在枪炮声中完成这件艺术品。刻完,兴匆匆地走来说:‘今天我做成一件事,很得意,你来瞧瞧。’我看见也很高兴,连说好极了。又问:‘你没有听见枪声吗?这样密,这样响,亏你静得下心!’他说:‘昨夜晚就有一些声音了,管他呢!我今天高兴做我自己的事情!’”这里说的枪炮声,是指1945年10月初,蒋介石密令其嫡系将领、昆明防守司令杜聿明发动军事政变,逼迫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下台离滇事件。

闻一多挂牌治印的情景,给吴晗留下了难忘的记忆,他在《哭一多父子》一文中追忆:“你为了生活,学刻图章,成天在刻,通夜在刻,刻得右手中指起了老大疙瘩,刻得手发抖,写字都不方便,为了一升两升米,为了明天的菜钱,你常说你是手工业者。”

吴晗的明快文笔和闻一多的严谨热忱

1944年秋季的一天晚上,吴晗受民盟组织的委托,到闻一多兼职任教的昆华中学家中,拜访这位著名教授。两人的谈话十分投机,对国家现状和时局走向的认识不谋而合。在这次谈话中,吴晗正式约请闻一多加入中国民主同盟。闻一多经过认真思考,同意参加,并说了一段十分感人的话:“国事危急,好比一幢房子失了火,只要是来救火,不管什么人都是一样,都可以共事。”他向吴晗表示,自己是一个马列主义者,将来一定要请求加入共产党。对此,吴晗深受感动,铭记于心。不久,闻一多加入民盟。此后,他对参加西南文化研究会学习活动和投身爱国民主运动,充满了高度忘我的热情,表现出十分积极的态度,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其中,有许多事情都是同吴晗一起筹划商量和协同完成的。在此期间,闻一多、吴晗协助云南民主青年同盟(简称民青,中共云南省工委外围秘密组织)的建立和发展,与民青支部负责人洪季凯(洪德铭)、马千禾(马识途)、袁永熙等密切配合,为推动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等校爱国民主运动的开展,做了许多他人不可替代的工作。

在国家博物馆收藏的革命文物中,保存着若干当年云南爱国民主运动文献,其中有几份手稿,上面留有吴晗写的简短跋语。

1944年10月10日的《昆明各界双十节纪念大会宣言》,吴晗题跋“努生起草,一多润色誊录,最末一段是公朴抄的 吴晗”。努生即罗隆基,一多即闻一多,公朴即李公朴。

1944年12月25日的《云南各界护国起义纪念大会宣言》,吴晗题跋“吴晗起草,一多誊录”。

1945年3月12日的《昆明文化界关于挽救目前时局的主张》第四稿,吴晗题跋“吴晗起草,一多润色,努生补充”。

1945年4月10日闻一多、吴晗等51位昆明文化界人士致顾颉刚、郭沫若慰问声援信,这封抗议国民政府强令解散文化工作委员会等机构施行反民主罪恶行径的慰问声援信,是吴晗起草、闻一多润色抄录,然后征集签名的。

上述几件政治宣言文稿的形成过程,生动地体现了罗隆基的思路布局、吴晗的明快文笔和闻一多的严谨热忱。吴晗对这种亲密合作的战友关系,尤其是闻一多的突出表现,是这样回忆和描述的:

“不管是阴是晴,是冷天是热天,认为该做的事,你毫不迟疑,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宣言、通电的润色人一定是你,在深宵,在清晨,你在执笔沉吟,推敲每一个字、每一句、每一段。朋友们安慰你的过度辛苦,你还在微笑着说:‘谁叫我是国文教员呢?’”

“热心的情形到这个地步,民盟是没有钱的,请不起人,有文件要印刷时,往往是他自告奋勇写钢板,不管多少张,从头到尾,一笔不苟。”“昆明那时还没有公共汽车,私家也无电话,任何文件要找人签名,跑腿的人一多一定是一个。要开会,分头个别口头通知,他担任了一份,挨家挨户跑,跑得一身大汗,从未抱怨过半句。”

两人一个共同的约定

1949年7月15日,吴晗在民盟清华支部纪念闻一多殉难3周年集会的讲话中,公开宣布闻一多生前的郑重表示:“自己是一个马列主义者,将来一定要请求加入中国共产党。”

7月17日《光明日报》对此作了如下报道:

“吴晗教授是闻先生生前最亲密的战友,他站出来讲话的时候,会场上响起分外热烈的掌声。他首先报告了一些今晨民盟在城内一个纪念会的大略情形,指出我们今天不是不能开一个更盛大的纪念会,而是为有所待,专待中国的全面解放之后,一定要更好地纪念。关于闻先生的生平事迹,吴先生说已经写过11篇文章纪念过,要说的话几乎全都说完了,可是还有两件事过去没有提到也是不可能提到的。今天在会上要向大家说一说。一件是闻先生生前极用功地读过两本书:一本是《联共(布)党史》,另一本是《列宁生平事业简史》。闻先生晚年的进步是和这两本书分不开的。这一本红皮面莫斯科版的《联共(布)党史》,已经捐赠给一二·一图书馆了,希望好好地保存。另一件事是闻先生在应允加入民盟的晚上,曾对吴先生表示说自己是一个马列主义者,将来一定要请求加入共产党。从这一件事上,吴先生提到民盟盟员中有不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是丝毫不足为怪的,这是一个很自然的发展过程。闻先生要是今天还在,也可能已经是一个共产党员。”

吴晗的这番讲话,首次披露了影响闻一多思想转变的重大因素和他为之奋斗追求的人生归宿,为人们认识、把握和研究闻一多,提供了真实可信的依据和发人深省的启示。

英年殉难的闻一多,其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愿望生前未能实现。战友的这个遗愿,对吴晗来说,一直是莫大的激励和强烈的鞭策。

1948年9月,吴晗进入华北解放区。不久,在西柏坡会见了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中央领导人。1949年1月3日,吴晗首次向毛泽东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请求。14日,毛泽东在给他的回信中说:“我们同意你的要求。唯实行时机尚值得研究,详情恩来同志面告。”1949年11月,吴晗作为民主人士代表当选为北京市副市长。1951年1月6日,吴晗在给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徐冰的信中,反映自己未能解决组织问题的种种苦恼和工作状态,又一次强烈地表达了要求入党的愿望。1952年7月21日,吴晗在给毛泽东的信中,再次提出入党请求。次日,毛泽东在他的来信上批示:“我意还是暂不入党为宜。”

此后,吴晗又多次口头和书面提出入党请求。1954年,他在给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市长彭真的信中,又一次表达了这种迫切心情。他说:“我没有放弃要求参加党的想法,我想以努力工作来争取,今年不成,到明年,五年不成,十年,二十年,只要不死,总有一天能达到。目的没有什么,只是要求得到教育,做好工作。”1957年3月,中共中央正式批准吴晗的入党申请,介绍人刘仁、张友渔。但在“文革”前,其党员身份一直处于秘密状态。

吴晗申请入党一事,历经8年得以实现,这既是他本人从爱国民主主义者到共产主义者的转变,也是对亡友闻一多生前约定的诚挚告慰。

在“一二·一”运动中,“英雄所见略同”

在1945年12月反内战的“一二·一”运动中,闻一多、吴晗等民主教授始终义无反顾地站在广大爱国师生一边,协助中共地下党组织,在组织学生斗争、争取团结教师、沟通与学校领导人联系等方面,倾注心血,竭尽全力,发挥了重要的特殊作用。

对“一二·一”运动的历史地位和伟大意义,闻一多和吴晗的认识和评价,可谓异曲同工,不谋而合。闻一多在《“一二·一”运动始末记》中宣称:“‘一二·一’是中华民国建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但也就在这一天,死难四烈士的血给中华民族打开了一条生路。”“愿四烈士的血是给新中国的历史写下了最初的一页,愿它已经给民主的中国奠定了永久的基石!如果这愿望不能立即实现的话,那么,就让未死的战士们踏着四烈士的血迹,再继续前进,并且不惜汇成更巨大的血流,直至在它面前,每一个糊涂的人都清醒起来,每一个怯懦的人都勇敢起来,每一个疲乏的人都振作起来,而每一个反动者都战栗地倒下去!”吴晗在《“一二·一”惨案与纪纲》中指出:“从11月25日到12月1日这一周,是中国有史以来最黑暗的一周,是中华民国建国以来最不体面的一周,也是从国民党成立50年以来最不光明、最被玷辱的一周。”

1946年3月17日,昆明市学生联合会为“一二·一”四烈士举行庄严盛大的群众公葬仪式,昆明大中学校学生、工人、店员和各界群众3万余人参加游行和路间设祭。在长达8小时的行程中,闻一多、吴晗等民主教授走在游行队伍的前列。下午5时,游行队伍返回西南联大新校舍东北角的四烈士墓园,举行悲壮的安葬典礼。在夕阳西下的微晖中,当主祭人西南联大训导长查良钊教授致哀词后,闻一多、吴晗相继发表沉痛讲话。

闻一多说:“今天这四位青年朋友就在这里安息了,但是我们的路还遥远得很。一个民主的新中国离我们还远得很……今天我们在死者的面前许下诺言,我们今后的方向是民主,我们要惩凶,关麟征、李宗黄,他们跑到天涯,我们追到天涯,这一代追不了,下一代继续追,血的债是要血来偿还的。”

吴晗说:“四烈士的墓地已经成了民主的圣地”,“现在,四烈士墓上有‘民主种子’四个字(指石碑上用蓝纸白粉书写待刻的四个大字),我觉得这个种子应该迅速发芽成长,这个地方应该改为‘民主圣地’。在历史上中国有圣地,而今天中国的圣地是民主的圣地”。“我们要踏着四烈士的血迹前进,直到把反动势力完全消灭。”

笔者当年是西南联大附属小学五年级的学生。当天,观看了3万余人的游行路祭,傍晚又赶到四烈士墓园现场,观看公葬典礼。在60多年后的今天,当年的悲壮情景,历历在目;两位长者黄钟大吕般的沉痛话语,言犹在耳。

吴晗一生评述最多的两个人:古人朱元璋,今人闻一多

1946年7月11日夜间,国民党特务暗杀了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执行委员兼民主教育运动委员会副主任李公朴。当时,已到上海的吴晗阅报闻耗,在愤怒、痛哭中写了《哭公朴》、《死,不是结束,而是开始!》。7月15日傍晚,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执行委员、民盟云南省支部常务委员闻一多及其长子闻立鹤,在昆明西仓坡西南联大教职员宿舍门前遭国民党特务狙击,闻一多身中数枪,当即气绝殒命;闻立鹤为保护父亲,重伤垂危。17日,吴晗痛悉噩耗,极为激愤悲痛。他说:“在今晨看到报上消息的时候,目瞪口呆,欲哭无泪,昏沉了大半天,才能哭出声来。”“我在哭,在憎恨,在厌恶。”

从这时起,吴晗把与闻一多忧患与共、并肩作战的同志关系,转为弘扬英烈精神,继续完成战友未竟事业。他在数日之内,连续写了5篇怒斥独裁,鞭挞邪恶,痛悼亡友的檄文:《哭一多父子》、《哭一多》、《哭亡友闻一多先生》、《闻一多先生之死》、《闻一多先生传》。另外,在《论法统》和《论暗杀政治》等文章中,都以“李、闻惨案”作为重要论据,抨击国民党政府实行法西斯残暴统治,呼吁实行民主,改革政治。1947年3月,吴晗为《闻一多的道路》作序。7月,他写的《一多先生周年祭》和《闻一多的“手工业”》,编入《闻一多先生死难周年纪念特刊》。11月,吴晗又为《闻一多全集》写了跋文。1951年5月,吴晗为编入中学语文课本的《哭一多》一文中的情节改动(指原来误传闻立鹤重伤致死,后来证实他是伤重未亡)所写的说明性短文《关于〈哭一多父子〉》,分别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刊载。

在大量的回忆和评论文章中,吴晗是率先把闻一多一生概括为“诗人”、“学者”、“民主斗士”并公诸报端的论断者。

1946年7月17日,吴晗在《哭亡友闻一多先生》中悲愤地指出:“是诗人,是学者,是民主斗士的闻一多先生被法西斯暴徒有计划的有预谋的狙击殒命了……”“诗人”、“学者”、“民主斗士”这一精湛深邃的论断,并非吴晗一时即兴的豪言壮语,而是他同闻一多三载朝夕相处,共忧患、同苦乐的岁月中形成的切身体会,是在亲密无间的战斗情谊中逐步深化的认识,更是在不断流淌着悲愤痛恨的泪水中对亡友一生的终极概括。此后,吴晗又多次对闻一多的“诗人”、“学者”和“民主斗士”这三重人格,作出具体贴切的论析、说明。诸如:

“一多先生的一生是一首美丽的而又壮烈的诗。”“一个纯粹的诗人,第一流的学者,爱美,推崇浪漫派,中年虽然归于平实,还是成天在故纸堆中摸索,自得其乐的人,突然,又一变而走上追求民主的道路,战斗的生活。”

“一多的拍案而起,有两个教员,一个正面教员是中国共产党,一个反面教员是国民党反动派。……在国民党反动派的反面教育和党的正面教育之下,一多便毅然决然参加了人民民主斗争的行列。”

1960年9月28日,毛泽东将当月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四卷赠送给吴晗,并在这本书的封面上题词:“吴晗同志审阅 毛泽东 九月廿八日”。

在编入这卷《毛泽东选集》的《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毛泽东写道:“我们应当写闻一多颂,写朱自清颂,他们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吴晗在收到这本《毛泽东选集》时,欣喜万分,迅速响应毛泽东的号召,先后发表了《关于朱自清不领美国“救济粮”》和《拍案而起的闻一多》。吴晗在这两篇文章中,适应时代变迁和形势发展的需要,把对闻一多和朱自清的认识和评价,提到了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新阶段。

吴晗的上述10多篇文章,内容涉及闻一多的生平、成就、思想、品格和作风等诸多方面,立论精到,内容真实,情感充沛,文笔传神,为人们认识、理解和研究闻一多提供了一组不可替代的珍贵实录。吴晗作为一位成果卓著、特色鲜明的历史学家,在其一生的治学生涯中,着力于对历史人物的研究评述,其中用力最勤奋、立论最深刻、论述最周详的是两个人:古人朱元璋,今人闻一多。他一生四写《朱元璋传》,10多次撰文评述闻一多,已成为一段现代学林佳话。

吴晗奉献给亡友闻一多一束圣洁清香的白花

吴晗对闻一多一生走过的曲折道路、学术成就、人格操守和精神风貌所作的多方面、多角度和多层次的写实和描述,生动传神,入木三分,给人们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和启示。下面几段文字勾画出吴晗对闻一多精神风貌的深情回忆。

“天真,任性,诚恳,勇敢,无所恐惧,爱人民甚于爱他自己,这些特征,结合成为为民主奋斗,为民主献身的名诗人,名学者,名教授,青年导师闻一多先生。”

“我记得你洪亮的声音,激昂的神情,飘拂的长髯,炯炯的目光。……像一头愤怒的狮子。”

“飘拂的长髯,炯炯的眸子,破烂的长袍,带着一根白藤手杖,出现在每一个集会中,每一次游行中。”“激昂的情调,生动紧凑的讲词,使每一个听讲人,增加了信心,增加了勇气。”

1947年7月,清华大学学生自治会为纪念导师闻一多先生殉难一周年,由清华周刊社组织编印了《闻一多先生死难周年纪念特刊》。这本由潘光旦题签书名的纪念特刊,虽然篇幅只有49页,但其内容丰富,战斗性强。诗文作者阵容强大,包括吴晗、朱自清、柳亚子、郭沫若、周谷城、周新民、张奚若、闻家驷、闻立鹤等闻一多生前的战友、同事、学生和亲属。

吴晗在他撰写的《一多先生周年祭》中,深刻指明在险恶时局中孕育着新生力量的历史法则,高度评价了闻一多的历史作用。他指出:“这一年,尽管是最黑暗,最残酷,最痛苦的一年,但是,曾经受过你的教育的,曾经听过你的讲话的,曾经读过你的著作的,曾经为你的泪你的血所感发所启示的青年人,中年人,老年人,不论性别,不论职业,都起来说话了,起来行动了,起来斗争了。”“现在,你的声音,你的文字,是我们的鼓手,是我们的旗帜了。”“长夜漫漫,我们已经度过这艰难残酷的一年,鸡在啼了,天也快破晓了。”“电光在闪耀,雷声在轰隆,新历史的一页在用血书写了。”这些话真是字字力重千钧,句句振聋发聩。

在编辑这本纪念特刊的过程中,吴晗利用同各地各界民主人士的广泛联系,征集和组织了多篇极富战斗性的文稿,起到了他人难以起到的作用。纪念特刊的编辑吴方回忆:“1947年夏,闻一多逝世一周年的时候,由我主持编了一本闻一多逝世周年纪念集,又是请他(指吴晗)出面给全国著名的民主人士写信约稿,很快这些人就把稿子寄来。这本书很快编印出来了,在闻一多逝世周年纪念大会时发到大家手上。”因此,从这个角度说,《闻一多先生死难周年纪念特刊》的出版是吴晗采集各界友人的深情思念,奉献给亡友闻一多的一束圣洁清香的白花,是不为过的。

1946年下半年,闻一多遗稿陆续由昆明运抵北平。当年11月,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聘请朱自清(召集人)、潘光旦、吴晗等七人,组成整理闻一多先生遗著委员会,负责整理编辑工作。委员会在天津《大公报》,上海《文汇报》、《民主》等报刊上发表《闻一多全集拟目》,希望文化界人士协助搜集稿本。同时,由朱自清组织清华大学中文系同事,用一年多的时间对汇集的文稿进行整理编辑。1948年8月,郭沫若、朱自清、吴晗、叶圣陶列名编者,精装四册八集的《闻一多全集》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

吴晗作为整理闻一多先生遗著委员会成员之一,在遗稿的搜集汇总方面做了许多组织和联系工作,全集的整理稿是经他之手从北平寄给时在上海的郭沫若审校的。吴晗在《闻一多全集·跋》中对这部全集的编辑成书过程作了权威性的扼要说明,对手稿的征集整理作了认真负责的介绍,对全集编辑者朱自清、郭沫若、叶圣陶和开明书店的几位资深编辑付出的心血予以充分肯定,对翦伯赞、沈钧儒等的热情关注致以谢忱。这一切,体现了吴晗待人细心周到和处事认真负责的一贯作风。

清华园中的闻亭与晗亭

人们对推动历史前进的人物最好的纪念,通常采取两种方式:一是编辑遗文,传布后世;二是建造实体,永铭于心。

1948年8月,《闻一多全集》出版,吴晗在《闻一多全集·跋》中写道:“这本集子,说出了闻一多先生一生的思想历程,他的严谨的治学精神,强烈的正义感和对民主的笃信,对广大人民的热爱。”“一多是永远不会回到书房了,他这个人却长留在历史上,他这部书却留在每一个书房中。”

1993年9月,在闻一多的学生、亲属和研究者的努力下,十二卷《闻一多全集》由湖北人民出版社重新出版。新版的篇幅比1948年8月版增加两倍,字数达到450万字。

2009年3月,十卷本《吴晗全集》在吴晗诞辰100周年、逝世40周年时,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每当人们翻阅这两部规模宏大、印制精美的著作时,都会不约而同地发出“贤哲早逝,遗文永存”的感叹。

在清华大学校园内,有三座几代师生为纪念本校名师修建的纪念亭:一座是建筑在工字厅后水池旁的闻亭,这座闻亭由潘光旦题写匾额,是1946年7月清华辛酉级同学为纪念同级学友闻一多建立的;一座是1978年秋,清华大学为纪念中文系教授朱自清逝世30周年,将原建在水木清华荷花池畔的古亭重新命名的自清亭;一座是1984年8月,建筑在近春园荷花池旁,由邓小平题写匾额的晗亭。这三座富有民族风格的建筑和坐落在校园内的闻一多、朱自清、吴晗的石刻雕像,饱含着清华学子对老师的缅怀崇敬之心,反映着千万中国人民对先贤的怀念仰慕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