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石家庄西柏坡“开国文化”的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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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新中国即将建立的前夕，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在石家庄、西柏坡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探讨，提出了许多关于创建新中国的思想、理论、制度和方针，也进行了许多关于人民政权建设方面的尝试，并极大地丰富了关于党的建设的理论，这些不仅为新中国的创立奠定了基础，形成了独特的“开国文化”，也一直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思想和方针。
[关键词]石家庄；西柏坡；新中国；建立
1947年5月至1949年3月，中共中央在石家庄、西柏坡时期，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即将取得伟大胜利。如何建设一个新中国的重大问题，迅速地摆在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面前。中共中央在指挥人民解放军取得重大军事胜利的同时，也对即将建立的新中国的国体、政权组织形式、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经济建设方针和党的自身建设等方面进行了大量的探索和尝试，形成了多角度的“开国文化”。本文试从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三个方面，剖析石家庄、西柏坡“开国文化”的重要内容。
一、西柏坡的全国土地会议，彻底摧毁了封建剥削的土地制度，为即将建立的新中国的物质文化建设奠定了基础
封建剥削的土地制度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了几千年，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却大量地掌握在少数封建剥削阶级手中。彻底摧毁封建剥削的土地制度，把土地从国民党反动统治阶级的手中夺回来，还给农民，这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中心内容，是保证革命战争胜利的最基本的条件，也是建立新中国最重要的物质文化建设的基础。
1947年7月17日－9月13日，中央工委在西柏坡召开了全国土地会议，会议通过了《中国土地法大纲》。该《大纲》明确规定：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基本上满足了广大农民对土地的要求。会后，土改运动在各个新老解放区蓬勃开展起来，一场摧毁封建土地制度的暴风骤雨，席卷着中华的半壁江山。随着土地改革的完成，消灭了剥削阶级，地主不再是剥削阶级，贫农也不再是被剥削阶级，他们共同成为了靠劳动获得成果的主人，从而极大地促进了农村和农业生产力的发展。
土地这个几千年都没有解决好的问题，被中国共产党人彻底地解决了。老百姓有了土地这个巨大的物质基础，从此就有了吃和穿，生活就有了保证，这是最大的民生问题。试想，有谁不举双手拥护这样的党，不举双手拥护这样的国家呢？为此，老百姓大力支援解放战争中的人民解放军。淮海战役时，常常是被包围的国民党军队那边到了晚上漆黑一片，而包围圈外全是火把，那是江苏、河南、山东省的约590万老百姓推着小车、担着担子连夜支前的大军。[1]
二、石家庄成为新中国政权建设的试验田，确定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为即将建立的新中国的制度文化建设做了有益的尝试
建设一个什么样的新中国，它的国体、政体是什么？它的基本政治制度是什么？这些都在石家庄这块新中国政权建设的试验田里进行了研讨、尝试、修正和确立。
（一）明确了即将建立的新中国的国体是人民民主专政
关于人民民主专政的问题，毛泽东在1948年9月8日至13日在西柏坡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就指出：“我们政权的阶级性是这样：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但不是仅仅工农，还有资产阶级民主分子参加的人民民主专政。……我们政权的任务是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要打倒它们，就要打倒它们的国家，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2]毛泽东还在1949年3月5日至13日在西柏坡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进一步强调：“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要求我们党去认真地团结全体工人阶级、全体农民阶级和广大的革命知识分子，这些是这个专政的领导力量和基础力量。没有这种团结，这个专政就不能巩固。”[3]这些论述，使我们党对于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的理论思考走向成熟和具体化，基本确立了新中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形式。
（二）探索了即将建立的新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各级人民政府的组织形式
中共中央在西柏坡时期，积极探索和尝试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各级人民政府的建立问题。毛泽东提出：“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是以人民代表会议产生的政府来代表它的。中央政府的问题，十二月会议只是想到了它，这次会议就必须作为议事日程来讨论。石家庄一打开，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区都要求统一。”[4]毛泽东认为，石家庄的解放，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大解放区连成了一片，建立中央人民政府的事情就提到议事日程上了。
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大解放区于1948年5月下旬合并，在石家庄筹组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和华北人民政府，这是新中国成立之前我党在较大城市里进行政权建设的新的尝试。
1948年8月7日－19日，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在石家庄召开。这次会议一个最鲜明的特点，就是非常具有广泛性和民主性。在542名代表中，中共党员占376人，非党人士占166人，其中包括工人、农民、解放军、革命家、青年、妇女、自由职业者、社会贤达、工商业家、新式富农、开明绅士、少数民族及中国民主同盟和国统区的人民团体等各界代表。这次会议另一个最鲜明的特点，就是在人民民主政权建设方面创建了许多新的制度，如形成了人民代表的界别比例选举制，召开预备会和选举主席团制度，代表资格审查制度，政府、军事工作报告和各项法律、条例草案的说明制度，代表提案制度，各报告、建议和草案的审查委员会和提案审查委员会制度，政府委员选举制等。这些新型体制，成为后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雏形。
1948年9月26日，华北人民政府在石家庄成立。这个政府是一个崭新的民主联合政府的典范，除了工农以外，一切反对蒋介石独裁统治，拥护、赞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甚至对其采取中立的阶级、阶层的代表和人士都被广泛地联合进政府里面，并担任重要的领导职务。华北人民政府还探索和确立了即将成立的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和各级政权机构的基本模式和组织原则，它所创立的各项管理体制，成为新中国建立初期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军事、教育体制的蓝本。
在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和华北人民政府的领导下，1949年7月21日，石家庄市首届人民代表大会召开。这次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不是以往的由组织包办代替指定，而是采用普选的方式，即在选民登记的基础上，根据各区人口比例分配代表名额，然后划分选民小组，由选民小组直接推荐代表候选人。选民小组提名后，经闾、街候选之后，集中到区，通过竞选，再由选民无记名投票正式选举本区域人民代表。竞选成了选举过程中的必要环节，无论是选举人民代表，还是选举市政府委员，都进行了平等、公开的竞选。当时的《人民日报》以“提供了全国实行人民民主的范例”为标题，介绍了这一成功经验。当时的《石家庄日报》也发表了记者杨重野采写的长篇通讯《从一个会议看一个人民城市的成长》，介绍了这次会议的盛况以及石家庄市解放后一年多来的巨大变化。这两篇文章的推出，使石家庄市人民政权建设的经验传遍了全国，不但为全国各地陆续解放的城市提供了地方政权建设的范例，而且是我党政权建设步入民主化、法制化轨道的重要标志，是人民政权建设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三）奠定了即将建立的新中国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基础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中国民主政治的重要特色。到西柏坡时期，这种制度已经被中国共产党确定为基本的政治制度之一。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出了五一口号，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这个口号立即得到全国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无党派人士的热烈响应和拥护，他们于1948年8月开始，陆续进入东北、华北解放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积极参与和筹备召开新政协会议，为建设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出谋献策。为了深入解决好党内全体党员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明确指出：“我党同党外民主人士长期合作的政策，必须在全党思想上和工作上确定下来。我们必须把党外大多数民主人士看成和自己的干部一样，同他们诚恳地坦白地商量和解决那些必须商量和解决的问题，给他们工作做，使他们在工作岗位上有职有权，使他们在工作上做出成绩来。”[5]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使共产党平稳地过渡到执政党，并带领全国人民迅速地开展经济恢复和建设。
（四）确定了即将建立的新中国的经济建设特色之路
在西柏坡召开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还对新中国的经济建设进行了深刻思考。在会上，毛泽东分析了旧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性质和经济状况，提出了新中国的经济形态：“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经济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加上私人资本主义，加上个体经济，加上国家和私人合作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这些就是人民共和国的几种主要的经济成分，这些就构成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态。”[6]毛泽东在会上还提出：“在革命胜利以后，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的帝国主义势力，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7]建立完整的工业体系，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方向，这就是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关于新中国建设的总目标、总纲领，为即将建立的新中国的经济建设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此外，中共中央在西柏坡期间，还筹划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正规化的建设问题、研究确立了民族区域自治的政策、明确提出了独立自主的外交方针等，为即将建立的新中国勾画出了各种制度文化的基本蓝图。
总之，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在石家庄、西柏坡期间，对即将建立的新中国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和实践，这些探索和实践，不仅为新中国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在石家庄、西柏坡形成了独特的“开国文化”。对于这些宝贵的文化财富，我们不但不应忘记，而且应该在新时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更加发扬光大。
参考文献：
[1]鄧琼、李月瑶《解放战争启示录》，《中国剪报》2011年5月31日第3版。
[2]《毛泽东文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第1版，第135－136页。
[3]《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436－1437页。
[4]《毛泽东文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第1版，第136页。
[5]《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437页。
[6]《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433页。
[7]《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437页。
注：此文章为2011年河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的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石家庄文化城市建设的重要品牌——“开国文化”研究》（课题编号：HB11DD012）的阶段性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