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写共生,为我而存

对于写作教育，人们多聚焦于“写什么”“怎么写”，而遗忘“为何写”这一本体性思考。即使涉及，也多停留于应试、谋利或扬名等实利性的层面，鲜有更为神圣、高远、博大的写作追求，如史铁生的“发现生命根本的处境，发现生命的种种状态，发现历史所不曾显现的奇异或者神秘的关联”①，或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殊不知，对“为何写”思考的有无，以及思考境界的高低，对写作的动力、品质、格局等，都起着终极性决定作用，因为这才是真正的写作之本。作为语文教师，必须对之引起高度的重视。

这方面，民国时代的语文教育家夏丏尊作出了可贵的探索。

与其他学者相较，夏丏尊的写作教育思想除了有融于生活，服务自我的应世取向，更有营构美境，诗意栖居;思若泉新，为我而存的应性取向。这对当时一味盯住实用，纯在技法中陷溺，“但有知识的授受，毫无人格上的接触”②的现象，无疑是一种及时的反拨与矫正。对当下工具本体高扬，情感本体受抑;技法主义至上，灵魂质量罔顾;套作、取媚、学舌成风，真诚、独创、审美阙如的异化写作教育，也是具有一定的遏制作用和不可小视的拯救意义。

一、融于生活，服务自我

夏丏尊生活的年代，写作教育受当时流行的实用主义思潮影响，特别讲究实用以应世。1912年12月教育部公布的《中学校令施行细则》第三条明确规定：“使作实用简易之文。”连笔锋常带情感的梁启超都强调：“情感之文，美术性含的格外多，算是专门文学家所当有事，中学生以会作应用之文为最要，这一种不必人人皆学。”③身为文学研究会成员的叶圣陶也说：“旧式教育可以养成记诵很广博的‘活书橱’，可以养成学舌很巧妙的‘人形鹦鹉’，可以养成或大或小的官吏以及靠教读为生的‘儒学生员’，可是不能养成善于运用国文这一种工具来应付生活的普通公民。”④

在这种历史语境中，夏丏尊不可避免地要关注作文的应世价值，如提倡“用实生活来做作文的材料”;注意应用文的写作体式;写作时注意对象、时间、场合，以求沟通的顺畅;编辑《国文百八课》，使作为写作范例的应用文和说明文比例偏高等，都是这种实利取向的表现。但是，夏丏尊在关注写作以应对外在生活的同时，也不忘让写作融入生活：“作文是生活，而不是生活的点缀。写作是生活中的一个项目，并不是随便玩玩的游戏。”⑤也就是说，写作不是外在于生活的，而是与生活同在的，是生活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在《文心·题目与内容》中，他与叶圣陶借王仰之等人物形象的口作了进一步的补充：“作文同吃饭、说话、做工一样，是生活中间缺少不来的事情。”“作文是应付实际需要的一件事，犹如读书、学算一样。”这便打消了学生视作文为负担，被迫应付的心理，使他们觉着写作的必要，很能培养对作文的亲切感，激发写作的内驱力。

在《文心·最后一课》中，可以看出夏丏尊的思想认识有了更深一步的发展，即写作不仅与外在的生活紧密相连，而且可以不断建构主体的人格素养，更好地融于生活。文中的王仰之先生表达了这样一种思想：文学者固不必人人去做，然而文学者创作中表现出来的严谨、认真的态度却是可取的。惟其如此，写作的技能才会永远地为自己服务，受用不尽。这样一来，写作就不纯粹是被动应对的技能，而且还是主动滋养自我、提升自我的一种方式了。

讓写作与生活相融，并用写作中严谨、认真的态度砥砺自我，升华自我，夏丏尊是当之无愧的典范。楼适夷回忆说：“他（指夏丏尊。笔者注）给学生改卷子，一篇短短的作文，常常会整几天的研究，直到自己认为改得完全满意为止。”这种绝不应付，身教与言教并茂的人格风范必然会深深地影响学生。

伽达默尔说：“知识能独立于活动处境进行传播，从而同实践活动的环境分开，同时知识需要不时地在人类活动的新的环境中加以应用。现在人类的总的经验知识对他们的实际抉择起着决定性的影响。这同知识是分不开的，而这种知识是由专业知识所传递的。更重要的是，追求最大可能的知识是一种绝对的道德责任，这意味着今天一个人仍须通过‘科学’被告知。”这道出了知识的应世功能——不断地应用于新的环境，才会被主体真正地掌握和发展。将追求“最大可能的知识”视为知识分子的“绝对的道德责任”，则强调了开发潜能、加速人的素质发展的重要性。可是，一味地追求“知”，却忽略了“情”“意”的发展，潜能的开发、素质的发展是要打个问号的。缘于此，夏丏尊融于生活，与写共生的思想更是显示了其独有的深刻和超前，因为他所说的严谨、认真的创作态度还涉及了情和意这两种维度。

如此，写作不仅关乎主体的生存，更关乎主体的存在与发展。写作不仅可以使主体更安全，更有力，而且可以使主体更充实，更超拔。这方面，夏丏尊本身就是一位忠实的践履者。讲解知识，深入浅出;抨击时弊，慷慨激昂;剖析自我，不留情面;讴歌友谊，情深意长。一切的一切，无不能感受到他与写共生的思想。徐蔚南说：“夏丏尊先生是理想主义者，性格最为淡泊的。他不写诗（其实也写，如《感赋四绝》等，只是数量不多罢了。笔者注），但极富于诗趣……十多年前，他在复旦教书，到学校里来时，总是到刘大白先生的寝室或者我的寝室来闲谈，他的闲谈里当然对于现实也有很多的牢骚，但他的牢骚却能以幽默的语句叙述，便不觉得十分严重了。”不仅可以自由地抒情写意，还能给他人带来美的享受，这正是与写共生，服务自我的美好境界。

台湾学者傅佩荣说：“我们今天从学开车到打字，从学电脑到园艺，往往是为了生活上的需要，但是技术纯熟以后，也可以入于化境，进而获得自由的快慰与审美的感受。真正成功的，常是可以享受工作的人。因为工作对他而言并非负担，而是实现自我的机会。”⑥用这段话来为夏丏尊融于生活，服务自我的写作教育思想作注脚，非常贴切。

二、营构美境，诗意栖居

玩味生活、自由写作、实现自我，这些都是夏丏尊写作教育思想中的关键词。

他说：“真的艺术，不限在诗里，也不限在画里，到处都有，随时可得。能把它捕捉了用文字表现的是诗人，用形及五彩表现的是画家。不会做诗，不会作画，也不要紧，只要对于日常生活有观照玩味的能力，无论如何都能有权去享受艺术之神的恩宠。否则虽自号为诗人画家，仍是俗物。”观照是审美的观照，玩味是全情的玩味，所以迁移到创作中，他的作品便会感官开放，情感弥满，联想翩跹，体验独到，那自由的笔触自然而轻松地将人带入到一个别样的艺术世界。哪怕是寻常事物，甚至令人畏惧的景象，经他轻轻地一点染，你都会忍不住惊叹：“原来这也是美的啊！”

从猫的叫声中，他能感受到家中的“新气氛”，并且以猫声为媒介，想到儿时的趣味，家况未中落时的光景（夏丏尊《猫》）;冬夜写作，松涛如怒，霜月当窗，饥鼠吱吱在承尘上奔窜，他能把自己拟诸山水画中的人物，作种种幽邈的遐想，体味萧瑟的诗趣（夏丏尊《白马湖之冬》）;上完一天的课，身体本已疲惫不堪，可是一旦把身体交付了黄包车，他就能痴迷地在红也似的夕阳里看沿途的景物，好比玩赏花卷，感到享乐（夏丏尊《黄包车礼赞》）。即使是在炮火纷飞，贫病交加，连孙子学费都没着落的情况下，他昔日便铸就的信念“搜得漫天风絮去，贮将心里作秾春”（夏丏尊《长沙小诗·之一》）也从来没有动摇过。而在更早的1913年，他在《学斋随想录》一文中便表达过对美的依恋：“斯世无限之烦恼，可借美以求暂时之解脱。见佳景美画，闻幽乐良曲，有遑忆名利恩怨者否？”可见，不论穷达、贫富，观照、玩味生活中的美，诗意栖居的追求，对他来说都是一以贯之的。

落实到写作指导或理论探究上，夏丏尊也会紧扣审美。他最为关注的着眼于形式的教学，其实毋宁说是更倾向于形式美的欣赏与建构。注意句式的错综与协调，追求文气的充沛与流畅，甚至能发现标点的生命（“我与父亲不相见已二年馀了，我最不能忘记的是他的背影”一句，他将之分为四式，句读的位置不一，情味的强弱也会随之不同），所有关于作文法的文字，无不可以见出形式美的影子。当然，他的写作教育思想中，美的内涵是十分丰富的，并非只有形式美一端。比如，探讨方苞《左忠毅公逸事》中对话的选择与表现艺术，便涉及了情意美;提倡小品文中最好能有一句话喝破真理，振起全文，便涉及了哲思美;谈文字、意义、事件的省略艺术，意欲为读者留下更多的思考和想象空间，便涉及了蕴藉美。这使他的写作教育思想既有科学的严谨、深刻，也有审美的丰润与形象;既有实用的清晰和高效，更有审美的和谐与醇永。《文心·鉴赏座谈会》一章中说得好：“艺术与实用之間须保有着相当的距离;一把好的茶壶，可以盛茶，但目的不止于盛茶;一封写得很好的书信，可以传情达意，但目的决不止于传情达意;美的一种条件是余裕。”一语道破了审美对实用的超越。

与实用保持距离，是为了更好地反观生活、玩味生活、超越生活，这必然导致对美更加积极的憧憬、寻觅与建构。事实上，夏丏尊的写作教育思想中，始终有一个不露脸，却又无处不在的“角色”活跃着，那就是散逸着美的气息的理想之境。这颇类似朱熹《观书有感》的创作之妙——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不着一“书”字，而读书所产生的惬意、充盈、灵动、清新等审美体验，却又浸润了字里行间。夏丏尊不着一“美”字，而美却渗透进了写作教育思想的每一个细胞。

翻译意大利作家亚米契斯的《爱的教育》时，已经成了二子二女的父亲，且已执教鞭十余年的夏丏尊，依然忍不住流下了惭愧和感激的泪水。他坦承：“书中叙述亲子之爱，师生之情，朋友之谊，乡国之感，社会之同情，都已近于理想的世界，虽是幻影，使人读了觉到理想世界的情味，以为世间要如此才好。”这里说的是理想的社会。为浙江一师所写的歌词，“可能可能，陶冶精神，道德润心身。吾侪同学，负斯重任，相勉又相亲。五载光阴，学与俱进，磐固吾根本……”这其实描述的是一个理想的学校成了师生情之所聚，力之所向的教育乐土。至于真实、明确、奇警、朦胧等写作标准或原则的提出，研讨记事、叙事、说明、议论的学问，启悟安排句子、加强文气、发抒感慨的智慧，既可以视作对自我写作体验，以及名家创作经验的总结，更可以看作理想的言语表现之境的建构与描摹。因为有理想之境的引领、参照，所以他对写作教育的探索一直生生不息，满蕴了创造的能量。

夏丏尊认为：“轮廓的文字好像地图，是不能作为艺术品的。我们要作绘画样的文字，不需要地图的文字。因为从绘画上才有情趣可得，从地图上得不到的。”这其实谈到了言语表现中再现与表现，意思与情味的问题。虽然有忽略虚从实出，虚实相生，准确表达与情趣表达的统一的嫌疑，但恰恰是这种特别的喜好，将他营构言语表现的理想之境，达到诗意栖居，实现自我的追求和盘托出了。这对一味追求立意高，文辞华，导致说教空洞，抒情泛滥，美感尽失，连作者自己都不知所云的中学生写作来说，永远都是有启示意义的。

三、思若泉新，为我而存

五·四时期，受西方民主、科学思潮的影响，“个性解放”成为中国社会的一个热词。“娜拉”“狂人”“子君”“天狗”……这些艺术形象之所以风靡大江南北，正是因为传递了个性解放的心声。在创作中，突破文以载道传统的影响，彰显自我生命价值的倾向开始确立。郁达夫对此有极好的总结：“五四运动的最大成功，第一要算‘个人’的发现。从前的人，是为君而存在，为道而存在，为父母而存在的，现在的人，晓得为自我而存在了。”⑦

这种“为我而存”的思想在夏丏尊写作教育思想中表现得十分显豁。

积累、运思、写作、指导、评改、评论、翻译，无不要打上自我的烙印，甚至连句读、分段、用字，为文章起题目这些细微之处，也要能见出自我个性的乾坤。为什么要将归有光《项脊轩志》的最后一句单独成段，只因如此分割可以“意味增强”（夏丏尊《句读和段落》）;一篇抓住青草、蝴蝶、老鹰等景物写春日风景的文字，《春野》《春景》《游春》等题目为什么都不如《藉草》好，只因后者来得“切实而不落陈套”（夏丏尊《分段与选题》）。倘若没有自我的在场与观照，还有拒绝重复，拒绝盲从的自觉，根本无法参透这样的写作秘妙。强调文章的组织结构，反对“文字的百衲衣”（夏丏尊、叶圣陶《文心·文章的组织》），也是为了让学生在结构布局中，学会磨砺出自我的创意。傅红英发现：自1980年以来，《爱的教育》在上海虽出现过另外几种翻译版本，但质量均无法与夏丏尊的译笔相提并论。究其原因，最根本的是读者从译文中不但可以读到原作者的心，也可以读到译者夏丏尊的一颗充满情爱教育思想的心。这可谓是夏丏尊为我而存写作思想的一个很有力的注脚。对博学于文，富有思想的他来说，无论翻译、创作、教学，还是写作理论研究，都能在意义之网中走出自己的轨迹，描绘出自我的个性图案，别人可以领悟其精髓，却很难复制。

夏丏尊非常崇尚自我表现的自由、充分和真实：“文章是表现自己的，各人有各人的天分，有各人的创造力;随人脚跟，结果必定抑灭了自己的个性;所作的文章就不能完全自由表示自己的意思和情感，也就不真实，不明确了。”这既是他的创作之道，写作教育之道，也是他的自我存在之道。他告诫学生勿模仿，勿剿袭，勿漫用成语或典故，也是因为洞察了这样做会侵蚀自我思想，流失自我体验，湮没自我个性的危害。教学中尽量让学生多说，自己侧重解答学生的疑惑处、错舛处;批改作文，秉持多就少改、多启少灌的原则，也是为了让学生更好地发抒己意。当然，夏丏尊的这种思想也是值得上确定的。绝对的自由，一空依傍的言语表现事实上是不存在的，对学养尚浅的中学生来说，更是如此。所以，必要的模仿，化用有时也是发自我之声的必由之径。只要忠于自我的追求不抛弃，随着模仿、化用的成熟，对话、批判、超越的主动性自然会增加。火候一到，何愁学生没有自由、独到的表现？不过，针对当时奴性深重，个性沦丧，积重难返的写作教育来一剂猛药，大谈自我创造力的重要，追求先破后立，也是有一定的道理的。

在写作理论的探究上，夏丏尊作出了很多独具匠心、富有开创意义的命名，并使各范畴之间相互支撑、补充、生长，逐步建构起自足、自洽的理论体系，如“传染强烈敏锐的语感”“地图文字与绘画文字”;“寡兵御敌”式写法;叙事文的主想、观察点，以及叙述的流动、中止与顺逆;说明文的条件是“类+种差”，作法上必须加上的条件是：①所属的种类;②所具的特色;③所含的种类;④显明的实例;⑤对称和疑似;⑥语义的限定……真的像海德格尔所说的那样，是“照亮世界的第一次命名”！很多艰深的道理，经他一命名，再结合具体的实例，以及熔铸他独特体验的阐释，立刻显得形象、通俗，十分好懂。如今，叙事学已成显学，却无说明学、议论学之说。倘有，夏丏尊的写作思想，应该有比较丰富的资源可供开掘吧！

夏丏尊在写作教育中突出为我而存的思想，这使他对“我”的有无、强弱、大小、新旧，格外敏感。抨击八股文写作，是因为代圣贤立言，“我”缺席了;提倡写自我复合、发达的思想情感，意在强化我的存在;提醒师生努力修养，勿止于文章法则的学习，意在彰显“大我”的矗立;反对模仿、剿袭、漫用成语或典故，正是为了催化“新我”的诞生。甚至认为写作就是为了激活自我的“爱美心与发表欲”，并说这是“一切艺术的根源”。

早在《春晖的使命》一文中，他就发出确证自我的心声：“以精神的能力，打破物质上的困难，并非一定是不可能的事，而在你更是非做到这地步不可的。你该怎样地用了坚诚的信念，设法培养这精神，使你自己在这精神之下，发荣滋长？”这种发荣自我精神生命的思想一旦落到写作中，便是强调与生活的相融，对美境的建构，以及文字世界里我的在场，我的强、大、新。当然，这种强、大、新，并非是要求学生如何去从事轰轰烈烈的伟业，而是追求实实在在的自我，不断成长的自我，使身心诸能力得以健康养成的自信、坚强、充实、灵动的自我。夏丏尊明确说过：“高山不如平地大。平的东西都有大的含义。或者可以竟说平的就是伟大的。人生不单因了少数的英雄圣贤而表现，实因了蚩蚩平凡的民众而表现的。”这种在平凡中成就自我的渴望，比之以写作泄愤、消遣、心理治疗，或以之博取功名、实利的言语动机，是否来得更亲切、平易，也更容易化为每一个人的精神追求呢？

当下，很多语文学者都意识到：学生在写作活动中，既是一种按照教师教学目标的学习行动，同时，也是学生运用自己的思想进行独立创造的行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许多学者提出在自己的写作学习中，形成并建立自己独特的写作风格。这种引为新潮的价值取向，夏丏尊在七八十年前便已认识到，并进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研究。因为有了关注自我在场、充盈与发展的自觉，并身体力行，他的写作教育思想一直生机郁勃，给人以不尽的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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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①史铁生.《史铁生作品集（第三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328页。

②夏丏尊.《教育的背景》，《夏丏尊教育名篇》，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76页。

③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北京：中华书局，1936年版第2页。

④叶圣陶.《认识国文教学》，选自刘国正主编.《叶圣陶教育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92页。

⑤夏丏尊.《夏丏尊文集·文心之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69页。

⑥傅佩荣.《学习的乐趣》，《〈四书〉心得》，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6頁。

⑦郁达夫.《〈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5页。

[作者通联：大理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