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际翻译理论视域下中国典籍童谣的英译研究

摘要：以交际翻译理论为研究视角，考察具有代表性的中国典籍童谣《孺子歌图》和《北京儿歌》两部译作，重点比较分析两译本中重复的童谣在词汇、句法、音韵等方面如何展开跨语际翻译，并探讨译者因素对典籍童谣英译的影响，总结典籍童谣翻译的方法和策略。

关键词：典籍童谣；交际翻译；英译

doi：10.16083/j.cnki.1671-1580.2019.01.032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580（2019）01-0138-05

一、前言

童谣，《国语·晋语》（韦昭注）记载：“童，童子。徒歌日谣”。童谣作为一种大众文学，属于民间歌谣和儿童文学的一部分，肩负着传承中华民俗文化的重任。目前可查的比较系统规范的中国典籍童谣翻译主要有两部著作：一是1900年，清末传教士何德兰（Isaac Taylor Headland）所编译的《孺子歌图》（Chinese Mother Goose Rhymes）；二是1896年，驻京意大利使馆的韦大利（Guido Vitale）编译的《北京儿歌》（Pekinese Rhymes）。《孺子歌图》收录了当时北京地区童谣152首，《北京儿歌》收录北京童谣170首，其中两译本都收录的童谣有52首，本研究综合考察两译本语料、重点考察重复童谣的译文。以纽马克的交际翻译理论为视角，主要开展以下两方面的研究：a.研究目标语童谣与源语童谣之间如何在语篇内语言层次上进行翻译转化；b.研究译者因素对典籍童谣英译的影响。

二、交际翻译理论

交际翻译要求译者站在目的语读者的角度，根据目的语的语言、文化和语用方式灵活传递信息，译文力求达到“目的语读者阅读目的语文本的效果尽可能接近源语读者阅读源语文本的效果”，而非僵化地追求绝对的对等翻译。在交际翻译过程中，译者关注目的语读者的特定语言和文化，将外来语言规范和文化元素转移到目标语言文化中，译文忠于目的语和目标文本。交际翻译理论指导下的典籍童谣英译，或许偶有翻译不足，但追求语言流畅、简单、清晰、更加直接、更加习语化，易于让目标语读者接受。

三、比较两英译本的翻译方法和策略

（一）语篇内语言层次上的翻译转化

交际翻译尊重源语的形式，词对词的直译要以确保等效为前提，但交际翻译并非墨守成规地完全忠于源语的语言规范，它更看重源语信息在目标语交际的准确性和流畅性，以及目标语读者的接受性。

1.词汇特征

对比分析两译本，发现译文词汇普遍比较口语化、简单易懂、具体形象。描绘的事物和主题都是儿童日常生活中喜闻乐见之物，比如：桌子、椅子、家庭成员、游戏、昆虫等；对于中西方文化中所共有的具象，两译本按照词意对等翻译，用词准确、语义传达到位。对于在目标语中找不到对等项的词汇，需要译者进行灵活替换或转换。比如，典籍童谣中一些具象名词古今称谓变化较大或者源于方言差异，译者先进行语内的语义转换，然后再进行语际间转换。

严谨的译文，应力争在形式、内容、含义诸方面忠于原文。然而典籍童谣中一些极具传统特色的语言和文化，在目标语时空是不存在的，此时需要译者运用交际翻译，根据语境信息灵活替换或者适当引申，为目标语读者把握所读中国典籍童谣的整体信息和文化创设良好的交际语境。

现以童谣《杨树叶儿》的两个译本为例展开分析。“杨树叶儿哗啦啦，小孩儿睡觉找他妈，乖乖宝贝儿你睡吧，蚂虎子来了我打他。”何译：“The treeleaves are murmuring hua-la-la//Baby"s very sleepy and wants his mama//Go to sleep，my baby，and then go to bed//And any bogie-boo that comes//I’ll knock him on the head”。韦译：“The polar leaves//Are stirring//The baby is about to sleep and looks his mother//Be a good boy，my treasure，get asleep//If the bogie comes，I’ll beat him”。在词汇翻译方面，两译文整体上均能做到忠于源语，一些翻译转换处理得比较成功，比如“蚂虎子”这一形象在目标语文化中缺失，此时运用“文化替换”（cultural substitution）可以起到异曲同工之效。何德兰将其替换为“bogie-boo”，韦大利译为“bogie”，中文为“波吉”，源于苏格兰语，是一种喜欢吓唬小孩的小怪物、小精灵，通常躲在碗柜和衣橱里，喜欢黑暗、爱搞恶作剧，会变形。何德兰在后面加了“boo”使“bogie”柔化成儿童语言，看起来不那么正式严肃，与“蚂虎子”在语义和语用方面不谋而合，实现了较好的文化替换。当然也有一些翻译不足，例如：何将源语中的“杨树叶儿”笼统地翻译成“the tree leaves”显得过于随意。

文化地域性較强的专有名词通常采用音译加注释的翻译方法。童谣的主要受众为儿童，采用音译加注释的方式太过专业学术，有时会使交际过程复杂化，缺乏自然顺畅的交际，有可能降低童谣的可读性和趣味性。中文多用拼音法，这种方法常会掩盖原文的造词理据，减弱认知效果。例如：“秦始皇砌城墙，墙头儿矮，磴儿窄，挡着达子过不来。”何译：“The Wily Emperor，Ch’in Shih Huang//He built a wall both great and strong//The steps were narrow.butthe wall was stout//So it kept the trouble-some Tartars out.”韦译：“The Emperor Shih-huang//Build the Great Wall//The top of the wall was low//And the steps were short//To prevent the Tartars from crossing”。

秦始皇，即秦王赢政，他自恃功劳胜过之前的三皇五帝，采用三皇之“皇”、五帝之“帝”构成“皇帝”的称号，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使用“皇帝”称号的君主，所以自称“始皇帝”。赵彦春在《三字经英译集解》中认为“‘Emperor the First’与‘始皇帝’完全对等，可谓铢两悉称”。与上文音译法相比，在概念上做到与源语对等，造词理据清晰、认知效果明显增强，是比较有效的信息交际翻译。

对于中国文化特有的具象的英译，译者自身的跨文化语言能力和素养直接决定译文的质量。例如同一样事物，何译和韦译可能出现不同的翻译版本，例如：“玲珑塔”——何译：“dragon pagoda”，韦译：“pagoda”；“红兜肚”——何译：“a red chest pro.rector”，韦译：“a red stomach protector”；“荷包”——何译：“betel-nut”，韦译：“side-pouches”。（注：这里何译将荷包译成槟榔，而韦译译成侧袋，出现误译错译。韦大利在《北京童谣》所录的童谣《上轱辘台》中对“荷包”的注释如下：“a small side-pouch in which the Chinese keep banknotes，or even betel-nuts”。‘韦大利解释荷包是中國人用来装钱或槟榔的小侧袋，这或许就是何德兰把荷包翻译成槟榔的原因吧）。

词汇翻译另一个明显的特征是口语化。译文存在大量的日常口语用词，称谓词的简单重复，大量的儿话音，以及在名词前加表示亲昵、喜爱等意的前缀或者后缀，如小、乖乖等。例如：“小小子儿开铺儿”，何译：“A wee little boy has opened a store”，何译用“wee”和“little”转换源语童谣中“小”字的重复。

2.句法特征

英语句法结构的主要特点是句子组织严密，句法外显，英语重形合，注重形式逻辑。英语表现语法意义多用形态标志或曲折变化。汉语句法结构的主要特点是词序比较固定，借虚词传神达意，以神统形，重意合、重功能、重意义，注重隐性的内在逻辑连贯性，少用或不用形式连接手段。

典籍童谣句法结构的翻译有以下手段。

（1）隐性关联词显性化

汉语的许多形式类似并列复句，但分句实际上有主从句之分，不用关联词，而通过从句前置等手段，区分主句和从句。前置的多为从句，典籍童谣英译时，注意变意合为形合，隐性关联词显性化，构成相应的从句。例如：“养活猪吃口肉，养活狗会看家。”何译：“Ifwe keep a pig//It is in order to enjoy a good piece ofmeat//Ifwe keep a dog.It is in order to have him watch the house”。

用“动词的非限定形式”（包括不定式、动名词和分词）来取代状语从句，能够简化英文。因此，韦译文：“We keep a dog to watch the house//A pig is useful，too//We keep a catto catch a mouse”。

（2）调整词性或主题显化

汉语动词使用频率较高，介词常省略或不用，而英语造句需要频繁使用连接词、关系词、介词等。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可以把典籍童谣中的汉语动词翻译成含有动作意味的英语介词等，例如：“羊肉包子沾醋茶儿”何译：“Eating mutton dumplings with vinegar and tea”；又如：“檐蝙蝠，穿花鞋”何译：“Bat，bat，with your flowered shoes”。

典籍童谣翻译成英文之后，主题多为显指，主语出现的频率大大高于源语中主语出现的频率。源语童谣中主语或某些处在主位的名词、代词多隐性化，而英文中主语、关系代词、关系副词、人称代词是句子构成的重要成分，译文经常需要添加主语、人称代词或关系代词等，使其显性化。例如：“拉大锯，扯大锯，用木头盖房子，给贝贝娶娘子”。何译：“We pull the big saw//We push the big saw//To saw up the wood//To build us a house//In order that ba by//May have a good spouse”。

为了增添童趣，译者有时会选用人称代词指代动物、植物等名词，把物视为可以直接对话的有灵物体，强化了原文的泛灵主义，符合孩童天真无邪的心理，建立良好有效的交际。例如：“咩咩羊，跳花墙，抓把草，喂她娘。”何译：“The bleating small sheep//Has jumped over the flowery wall//To catch a bunch of grass//And to feed her mother”。

（3）童谣建行

典籍童谣建行不拘一格，长于画境写意，善于以经济简约的文字来构建意境，勾勒意象。典籍童谣建行类似中文诗歌，一般都是一行表达一个完整的意思。英文童谣却不尽然，童谣一行正好是一句，叫结句行（end-stopped line）；有时两行或多行才构成一个意思完整的句子，叫跨行句（run-on line）。这是译入语童谣与源语童谣建行上重要的区别之一。

以上文《杨树叶儿》童谣为例，源语童谣每行形式整齐、音韵和谐、童趣盎然。形式上四行童谣分别以七、八、八、八字，四行除首行七字外，其余三行均为八字建行，形式上比较方正整齐。何译文和韦译文在形式上显散，没有做到源童谣的工整，每行从两个单词到十个单词不等，类似英文诗行，每行首字母大写，但是每行不一定是一个完整的句子，不一定能表达一个完整的意思。

还可以运用系统功能语中主述位结构理论来分析和转换典籍童谣的句法结构。弄清童谣主述间的语义关系是否明晰，分析童谣行间逻辑上的承接关系，弄清如何关联才能准确表达原文意旨。典籍童谣语的句子构造多为最简单的：主语加述语式样。例如：“水牛儿水牛儿，先出犄角后出头儿”。首行用名词“水牛”做主语，位于主位；第二行动词“出”和名词“犄角”“头”共同构成述语部分，位于述位。分清源语主述结构，在翻译时，译者可以将主位部分选择译成名词短语、动名词短语、主语从句、独立主格结构等，独立成行；然后将述位部分分别独立成两行，例如何译：“Little snail，little snail//With your hard.stony bed//First stick out your horns //Then stick out your head”。也可以将后面两部分合并成一行，例如韦译：“Snail，snail//You first show out your horns and then your head”。在第二行韦大利又添加了一个主语“you”，似乎是画蛇添足，实则不然。“you”和前面的“snail”构成一定的韵律，又形成一种幼儿与蜗牛对话的情景，增加了译文的童趣，语义和情境转换到位。

（4）连谓句的转换

连谓句是由连谓短语充当谓语的主谓句，或者是由连谓短语直接构成的非主谓句。连谓句的主要特点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谓词性词语连用，中间没有语音停顿，也没有关联词语，它们在意义上都能与同一主语发生主谓关系，即都是陈述同一主语的。连谓短语各项之间往往有时间先后、目的、方式、手段等关系，翻译时，译者可以运用从句将中文的连谓句分解成各自独立的小句，然后再定行。例如：“小二哥，吃饭儿多，吃完了饭，打老婆。”韦译：“The small second brother//Eats too much//And when he has finished eating∥He beats his wife”。

（5）紧缩句的转换

紧缩句由复句紧缩而成。紧，是紧凑，指分句间的语音停顿没有了；缩，是缩减，指有些词语被压缩掉了。它是分句间没有语音停顿的特殊复句，它虽属于复句范畴，但又不同于复句。许多一般复句可以变换成紧缩句。中文童谣中存在很多紧缩句，译成英语时，需要综合考虑语义、音韵、建行等因素，将中文的紧缩句转换成英语的复合句，然后再定行。例如：“铁蚕豆，大把儿抓，娶了个媳妇儿，就不要妈，要妈就耍叉，耍叉就分家”。韦译：“Broad beans as hard as iron//To be had in big handfuls//Af-ter having married a wife.then he does not want his mother∥If he wanted his mother then they would quarrel//And if they quarreled.then he ought to sepa-rate from the old house”。

3.音韵的转换

中英文童谣均讲究押韵，英文童谣译成中文时，多以每句最后一个字押韵或隔句押韵。很多童谣做不到整齐押韵或者不能保持押韵。童谣中的格律与押韵是童谣词句通达、合辙押韵、谋篇布局的关键因素。童谣押韵分为句句押韵或隔句押韵，元音韵或辅音韵，头韵或尾韵（居多）。中英文童谣在音韵方面存在较大差异，译文与原文在格律上做到一一对应很难，比如原文韵律格式为“abab”，译文可以是“aabb”，甚至一韵到底。笔者认为典籍童谣音韵翻译可以遵循以下三个步骤：原文再现、定韵谋篇、形神兼修。原文再现即在语义上忠于源语童谣，然后定韵定行，最后在形式上、语义上、音韵上进行整体把握，尽量做到“传神”。定韵谋篇时，注意将译文转换成长短合适、节奏鲜明、音韵和谐的童谣形式，易于吟唱传颂即可，不能为了押韵而违反语义的规律性和整体性，“因韵害义”得不偿失。

本研究所选典籍童谣中，韵脚押韵占较大比重，即每行最后一个字的韵母相同，见上文童谣例子《杨树叶儿》，每行均压尾韵；有的逼近中国诗歌中常见韵式，即所谓“一三五不论，二四六分明。”例如：“大拇哥，二拇弟，钟鼓楼，护国寺，小妞妞，爱听戏。”第二、四、六句韵脚押韵。译文也处理成二四六句押尾韵，见何译：“A great big brother∥And a little brothers.so//A big bell tower// And a temple and a show//And little baby wee wee// Always wants to go”。譯文在韵律上尽可能逼近源语童谣为佳，但有时实在为难，所以在韵律上只要吟诵起来朗朗上口、富有节奏即可。有的类似无韵诗，虽然无韵，但有固定节奏，充分发挥汉字独特的声调平仄之能。例如：“套来套去，套水井；又过来了，座花瓶。”所谓的节奏就是强弱节拍按照一定的形式配合起来，有规律地反复出现。汉字的平仄可以体现音乐的强拍弱拍，这首童谣可以化为“强弱”节奏，共分两节，每节四拍吟诵：“套来套去套水井|又过来了座花瓶”。中文声调平仄配合强弱节奏所带来的韵律感，让译文望尘莫及。英文押韵方式如果能灵活多变，通过音节、单音、重复单词、押尾韵、压头韵、或者隔行押韵的合理匹配，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译文的音律之能，起到异曲同工的效果。如下面译文，童谣行两两押尾韵，同时利用行内押韵重复单词“you”和“come”将四行韵律串联起来，韵律节凑连绵不断、时隐时现。见何译：“You first cross over and then cross back∥And step in the well as you cross the track//And then there is something else you do//Oh，yes，you make a flowerpot，too”。

有一类儿歌称作“字头歌”，即每句以“子、头、儿”等字结尾的童谣。《孺子歌图》收录了不少字头歌，其中利用北京儿话音，压“儿”韵的居多。例如：“排门儿，见人儿，闻味儿，听声儿，食饭儿，下扒壳儿，胳肢胳儿。”中文童谣的韵律格式是“儿”韵到底，而译文可能做不到整齐押韵，有时隔行押韵，有时难以保持押韵。见何译：“Knock at the door//See a face//Smell an odor//Hear a voice//Eat your din-ner//Pull your chin，or∥Ke chih，ke chih”。

源语童谣充分发挥了中文的音韵之能，彰显童谣的“音美”，译者需要借用英文喜见乐用的格律，尽可能选择和源语“音似”的韵脚或行内韵，或需运用一定的吟诵技巧实现译文童谣的音韵和谐。另外还可以借助“重复”“双声”“叠韵”等方法来转换源语的“音美”。当然，完全对等的翻译难以实现，所选语料中，有一些译文未能很好地转换出源语韵体童谣的音律特征，译文更像散文体，也许因为忠于源语语义和保持源语“音似”难以两全，实为不能因韵害义，退而求其次的选择。

四、研究译者因素对典籍童谣英译的影响

典籍童谣英译一般采取两种基本策略：一是学术性翻译，二是普及性翻译。《孺子歌图》和《北京儿歌》的翻译显然属于后者。交际翻译更加发挥译者的主观性，译者的阅历、语言、文化素养、译者的翻译目的等对译本都会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

何德兰在《孺子歌图》的序言里明确指出：“对《孺子歌图》所收录的中文童谣的翻译，在尽可能再现原作的基础上，主要关注以英语为母语的儿童的喜好，运用口语对话的语式，追求文词圆润自然，翻译目标语小读者所喜闻乐见的童谣。”何德兰明确了译文受众是目标语小读者，从封面、字体、插图、页面边框装饰、中英文双语排版无不精心设计——图文并茂、妙趣横生，目的是为西方小读者创设良好的阅读交际环境。

何德兰本人的美术造诣及其在清政府任职的经历和地位对于《孺子歌图》的翻译产生巨大的影响。“何德兰光绪十四年（1888年）来华，任北京汇文书院文科和神科教习，对中国美术颇有研究”。他将中国书法、美术、建筑、语言等艺术元素自然而完美地融入译本，还配上应景的老北京照片。何德兰为了向西方小读者展现中文童谣的真实面貌，使用中英双语排版，中文为手写体小字楷书，与译文对照排版。为了增加童谣的趣味性，他用图形化了的趣味字母取代每篇译文正文的首字母，字母变形为蝴蝶、树丫、板凳、蜗牛等幼儿熟悉和喜爱的形象，可谓“画中有字，字中有画”。《孺子歌图》的排版独具匠心，每一页的文字和照片都排版在特定的边框里面。边框为类似故宫建筑琉璃瓦庑殿立面图样：廡殿式顶，檐下为仿木结构的椽、檩、斗棋。这样一个方方正正、古色古香的建筑立面图边框，将每首童瑶的原文、译文、照片置于其中——有屋、有人、有故事，意喻童谣讲述的是真实的老北京人日常生活的点滴，给读者最生动、直观的诠释。何德兰对《孺子歌图》的编译可谓用心良苦，为了引起西方小读者的兴趣，他甚至为童谣《水牛儿水牛儿》配上了五线曲谱，可浅唱轻吟，音韵和谐、图文并茂，栩栩如生，为西方小读者的阅读创造了良好的交际环境。

韦大利的《北京儿歌》在形式上虽不及《孺子歌图》那样图文并茂、排版精美，但内容上显然更丰富、更具有学术研究价值。正如韦大利在引言中所述：其编译《北京儿歌》的目的是让读者能够“1.学习一些珍贵而罕见的（中文）词汇和短语。2.洞察并感受中国人日常生活的细节。3.以期在这些中国人气儿歌中找寻真正的诗歌。”内容上也是中英双语排版，韦大利增加了所录童谣的中文标题索引和较为详实的注解，还为标题做了注音。注解对一些传统中国文化、中国独有的物件等进行描述性解释，为每个注释的中文词汇加注音，还在注音上方用数字标注声调。比较两本书收录的相同的源语童谣，《北京儿歌》所收录的童谣均比较完整，译文也是完整的童谣译文，而《孺子歌图》节录较多，对于篇幅较长的童谣只节录前几行，原则是一个版面排一首童谣和相应的译文。由此可见，译者的交际目的往往决定其翻译内容和策略的选择。

五、结语

曲籍童谣的翻译应从源语、目标语、源语作者、译者、读者几个不同而又相互依赖的角度将其视为一个整体的社会文化交际行为来考察。通过两个译本的比对，从词汇、句法、音韵等方面考察和评估一系列有关实现童谣翻译交际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解决方法。从译者因素的角度，译者要考虑译文的读者因素（如年龄阅历、教育背景、读者需求、读者反馈等）、要弄清翻译的目的、以及如何译等翻译中的基本性问题。从童谣翻译交际情景的角度，译者可以探究采用何种形式的语言规范、如何排版等问题从内容、形式等方面创设一个目标语读者所喜闻乐见的交际情境。

评估典籍童谣英译的基本翻译标准不外乎“达意传神”。“达意”要求译者准确地传达源语作者想要表达或者传递给目标读者的内容、形式和文化等信息，即忠于原作。“达意”是出发点，要想增加译文的可读性，还得“传神”。典籍童谣英译做到“传神”，要传递源语童谣的外在形式，更要传递内在意蕴，形意神兼备。

[责任编辑：韩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