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金:中国底片和美国景深

一、背景和履历

美国华裔作家中，谭恩美、汤亭亭、赵健孙等人属于出生在美国、但却能够不断地讲述中国故事的小说家。他们的父辈都是在早年来到美国，艰难开拓自己的事业、寻找自己的活路，在美国逐渐站稳了脚跟的一代人。而到了孩子这一代，就属于典型的黄香蕉了，外黄里白，而关于中国文化和历史的记忆与熏陶，则往往来自家庭传承的影响。因此，我在阅读上述美籍华裔作家的作品时，总觉得像是在看旧照片一样，因为那些生活离现在的中国很遥远了。像谭恩美所描述的美国华人的生活，尽管延续了华人的文化传统，但是距离当下的中国，甚至与整个20世纪后半叶的中国都没有什么关系。不过，他们的作品所表现的还是有一种文化奇观性，不仅让白人吃惊，也让现在的中国人感到新奇。

而哈金则属于新一代从大陆移民到美国的华裔作家。他原名金雪飞，因为喜欢哈尔滨的原因，他在美国首次发表英文诗歌的时候，就采用了哈金(Ha Jin)这个笔名。在本文中，我就不叫他金雪飞，而就叫他哈金了。通过自己坚苦卓绝的努力，他以中国题材的英语小说和诗歌获得了美国主流文坛的肯定，尤其是他的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集，先后获得了多个美国重要的文学奖项：美国笔会海明威奖(1997年)、美国全国图书奖(1999年)、两次美国笔会福克纳小说奖(2000年、2005年)；并且，他还获得了小推车文学奖三次、坎银观察奖一次。就是依靠这些奖励，哈金一跃成为华裔作家在美国获奖最多、最高的小说家，也因此成为世界瞩目的小说家。在哈金的身上，既体现了这个全球化时代里文化交融和多元汇合的特征，也体现出他游走在东方和西方之间，在文化身份的差异和认同上的内心的复杂感受，其中，裂缝和弥合、强势与弱势、中心和边缘这些题目，都是哈金作品的重要切入点。

哈金出生于中国辽宁大连，初中毕业之后，以十四岁的真实年龄虚报了两岁才得以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在黑龙江的边防部队服役了五年半时间，于1975年退役之后，在黑龙江佳木斯铁路局干了三年多。1977年底大学恢复招生，他考入黑龙江大学英语系，攻读英语语言文学专业，本科毕业之后又考取了山东大学外文系，1984年获得了英语文学硕士学位，1985年赴美留学，在1992年以博士论文《现代主义诗人奥登、艾略特、庞德和叶芝》而获得了美国布兰戴斯大学的博士学位，后来任教于波士顿大学，教授写作课，并于1997年加入了美国国籍。这就是哈金简单的履历。不过，他的所有作品都和他的这些看上去很简单的履历有着紧密的关系，他的写作无一不紧紧地联系着自己的经历，并且从自我的成长中不断发现文学的新材料，锻造出文学的金枝。

哈金说：“在美国生活下来，并不是太难，但是如何使存在有意义，则是非常难的一件事了。对于我来说，证明自我存在的独木桥，就是写作。”如今，他的确用写作证明了自己不可忽视的存在。而他的小说，以其鲜明的叙事风格、中国题材和独特的英语运用，给英语文学带来了一种活力，像V.S.奈保尔、萨尔曼·拉什迪、石黑一雄等作家一样，以异质文化特性结合了英语文学的伟大传统，写出了一种英语新小说。就是上述一些来自大英帝国早年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作家，用英语写作影响了整个英语文学，被称为是“对大英帝国的反击”——类似某种文化报应，现在，该由那些过去受到了文化、政治和经济殖民的国家的人来讲述他们的故事了。这在21世纪初也是非常显眼的一种文学现象。这里面，哈金的道路是一条值得我们借鉴的方法。

二、风格化：简约：诗和短篇小说

诗是语言的黄金，在很多杰出小说家那里，其写作生涯大都是从诗歌开始的。诗人转写小说，只要处理好了叙述和结构，就基本上成功了，因为对语言的运用，诗人是最拿手的，这也就是为什么诗人可以写很好的小说，小说家可以写很好的散文，但是反过来，散文家很难写出好的小说和诗，而小说家也很难写出好的诗。哈金最早的写作，也是从诗歌开始的，在最开始写作的年代里，他接连出版了诗集《于无声处》、《面对阴影》、《残骸》。这三个诗集收录了他对英语诗歌痴迷时期的作品。他的诗歌作品平实，有的有虚实性，语调平和中带有某种爆发力，大部分诗篇似乎带有某种象征主义和超现实主义的特征，不过都不很明显。他的诗歌语调后来在他的小说中表现得很明显，一种平缓、深沉、朴实宁静的语调，将生活背后的悲哀、暴力、压抑都呈现了出来。

哈金说：“诗歌是关键，因为任何优秀的文学作品，都具备某种诗歌精神，使它有文学性。写诗还使我更注意文字和语调，但是，最重要的是，写诗使我更有耐性。很难想象用诗的方式写小说，那种工作量会要你的命。诗歌滋养了我的小说。”他的诗歌风格清澈而简约，语调缓慢沉着，弥漫着离散者的淡淡愁绪。比如，在他的诗歌《另一个国度》里，他这样写道：“你必须去一个没有边界的国家／在那里用文字的花环／编织你的家园／那里有宽大的树叶遮住熟悉的面孔／它们不再会因为风吹雨打而改变／没有早晨或夜晚／没有欢乐的叫喊或痛苦的呻吟／每一个峡谷都沐浴着宁静的光辉／你必须去那里，悄悄地出发／把你仍然珍惜的东西留在身后／当你进入那个领域／一路鲜花将在你脚下绽放”。在另外的一首诗歌《祖国》中，他要表达的文化归属感则更为复杂深沉：“你在行囊里装了一包土／作为祖国的一部分。你对朋友说／‘过几年我会回来，像一头狮子／没有其他地方我可以称之为家／无论走到哪里我都会带着祖国／我会让孩子说咱们的语言／记住咱们的历史，遵守咱们的习俗／放心吧，你会看到这个由忠诚／铸就的人，从别的土地上／带回礼物和知识’／你回不去了／看，大门在你背后关上了／对于一个从不缺少公民的国家／你同其他人一样，可有可无／你会彻夜徘徊／困惑不解，想家，默默哭泣／是的，忠诚是一个骗局／如果只有一方有诚意／你将别无选择，只好加入难民的／行列，改换护照／最终你会明白／生儿育女的地方才是你的国家／建筑家园的土地才是你的祖国。”

哈金的短篇小说集目前有《辞海》、《红旗下》、《新郎》等多部。《辞海》在台湾版被翻译成《好兵》，共收录了哈金的十二个短篇小说，这十二个短篇小说，都围绕着1970年代初期，中国和苏联关系紧张时的黑龙江边境部队的生活来铺展。哈金写这个短篇小说集的时候，是在有意识地借鉴巴别尔写《骑兵军》的技法：“像巴别尔的《骑兵军》一样，我把所有的故事都集中在一支部队身上，这样各篇故事能够互相支撑，构成一幅历史画卷。这本书讲的是集体的故事，是军人和老百姓们的喜怒哀乐，跟我个人的自传无关。故事里的事件和人物基本上都是真人真事。”小说集于1993年写成，但是出版过程非常不顺利，屡次被退稿，直到1996年，才在一家如今早已倒闭了的出版社出版。小说集里的十二篇小说，题目大部分都很简短，像《报告》、《晚了》、《空恋》、《龙头》、《字据》、《老乡》、《好兵》、《党课》、《季小姐》、《苏联俘

虏》、《辞海》等，题目简单明了，中国读者一看就有会心的地方。小说的内容围绕1970年代边境军营里特殊的政治和军事气氛，能够从很小的事情人手，讲述一个个特殊的个体生命的故事，刻画出人性的卑微、复杂和生动性。

英语短篇小说集《红旗下》又被翻译成《光天化日——乡村的故事》，也收录了哈金的十二个短篇小说。这部小说取材于哈金童年和少年时代在大连乡下生活的一些经历和见闻，当时，他的父亲是军队的营级教导员，哈金在那个军营大院和地方老百姓隔墙相望的地方生活了十二年，因此有着鲜明的少年记忆。“在结构上，《光天化日》深受詹姆斯·乔伊斯的《都柏林人》和舍伍德·安德逊的《小城畸人》的影响：所有的故事都发生在一个地点，有些人物在不同的故事里重复出现，每个单篇都起着支撑别的故事的作用，整个书构成一部地方志式的道德史。”这是哈金的第二本小说，于1994年写成，出版过程也是屡屡遭受挫折，直到1996年才由一家大学出版社出版。这部小说集延续了他第一本小说集的叙事风格，篇章简短有力，故事精粹生动。大部分小说的题目像《好兵》中的一样，简约而具体，仿佛是直接给你一把进入他的客厅的钥匙那样明快：《光天化日》、《男子汉》、《主权》、《皇帝》、《运》、《选丈夫》、《复活》、《十年》、《春风又吹》、《新来的孩子》、《葬礼风云》等等，讲述了一个叫歇马亭的小镇上，男人和女人、青年人和老年人、军人和老百姓之间的故事，以及1960年代中国农村里小人物的生存状态、社会习俗和人物命运的苍茫和压抑感，传达出时代的独特气氛。哈金对小人物的关注由来已久，带有着某种悲悯的情怀。如同哈金自己打算的那样，这本书不仅“写了一个地方，还写了一个时代”。该小说集由于精粹的叙事艺术而获得了1996年的弗·奥康纳短篇小说奖。

哈金的第三部短篇小说集《新郎》还是收录了他的十二个短篇小说，可见，他对十二是多么的迷恋，简直到了神经质的地步。《新郎》以哈金在佳木斯和哈尔滨的一些生活经验为基础，小说有着一种悲剧的故事基调，但是，在情节上往往又带有轻喜剧的特征。出版这部短篇小说集的时候，哈金已经因长篇小说《等待》而名声大噪了，因此，这部短篇小说集生正逢时地获得了更多的关注。我觉得，收录在《新郎》的小说，在技法上比他另外两个短篇小说集要娴熟很多，叙述从容而笔法细腻、熟练，没有了早期两个短篇小说集的生涩和亦步亦趋的感觉。从《破坏分子》、《活着就好》、《武松难寻》、《暴发户的故事》、《荒唐玩笑》、《纽约来的女人》、《一封公函》、《幼儿园里》、《旧情》等篇名，可以看出他带有的那种轻松愉快的幽默感和对改革开放之后，1980年代中国城市人生存状态的把握。我觉得，在这部小说集中，哈金罕见地发现了中国人的乐观的天性，尽管整个20世纪对于中国人来说都是灾难不断，但是中国人的乐观、灵活和追求世俗生活的欢乐的文化品格，在这部小说中得到了很多的呈现。而小说背后的意蕴也相对复杂很多。这个小说集中的一些小说被选入了美国1997年、1999年、2000年的优秀短篇小说年选中，使哈金进入到美国主流文坛的视线之内。

哈金的短篇小说非常风格化，外表看着简单质朴和老实巴交，其实内里却有着特殊的不老实，有着一种罕见的沉着，如同裸露在海面的礁石，暗示着水下的激流跳荡。我觉得，哈金的短篇小说的叙事风格的形成，大致来自契诃夫和雷蒙德·卡佛的影响。和那些短篇小说高手相比，哈金的小说简约到比雷蒙德·卡佛稍多，讽刺性比契诃夫少而内敛，但是却具有契诃夫的幽默感，在小说情节的突兀和爆发力上，我看又有莫泊桑和欧·亨利的神韵。

三、长篇小说：经典化的小叙事

迄今，哈金出版的长篇小说一共有五部，分别是《池塘里》、《疯狂》、《等待》、《劫灰》、《自由的生活》。

哈金出版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池塘里》并没有引起广泛的注意。小说的题目《池塘里》，有些象征主义的味道，意思是里面描绘的人物，就如同池塘里的蛤蟆一样无法跃出某种特殊的环境，而成为环境的牺牲品。为此，哈金还引用了果戈理的《死魂灵》中的一段话作为这部小说的题记：“唉，说来说去，我仍然找不出一个有德行的君子作我的主人公。我的解释是这样：有德之人已经变成了所有作家胯下的坐骑，被主人的皮鞭和顺手抄起的家什抽打。我现在觉得应该理应一个无赖。对，我们就骑骑他，兜上几圈。”小说的背景取材于歇马亭这个虚构的小镇。在小镇上，有漫画才能的年轻人邵彬在一家国有的化肥厂工作。在那样一个压抑、僵化的时代氛围下，他的各种生活志向都实现不了，为了能够分配到住房而绞尽脑汁，结果，他发表的漫画给他带来了祸患，分房受到阻碍。由此，邵彬开始了人性更加复杂的表现，他写揭发信，并通过《民主与法制》记者的报道，来为自己的艺术才能没有受到重视而呼吁，给单位领导施加压力，试图以此来解决住房问题。最终，他改变了自己的处境，得到了房子，实现了改变生存环境的愿望。但是，在池塘一样压抑、沉闷、狭小的环境中，他最终还是一只池塘里的蛤蟆。小说以简约的叙事风格，讲述了特定时代的中国故事，以及他深刻体察到的人的存在困境。

哈金深知，在美国，用英语写作，对于一个华裔作家来说，是相当困难的。哈金说，“第一步，我必须成为一个重要的美国作家。换句话说，我要不是重要的美国作家，中国也不会重视我。”1999年，哈金出版了长篇小说《等待》，这是一部使他名声大噪的小说，出版之后，接连获得了1999年的美国全国图书奖和美国笔会福克纳小说奖，这还是华裔作家第一次获得了这么重要的美国文学奖。《等待》的故事情节很简单，讲述“文革”时期一位解放军军医孔林的感情挣扎，他在原配妻子淑玉和医院的情人吴曼娜之间做出了选择，于是，十八年间，他为了和妻子离婚，年年都要去法庭，得到的宣判总是不予离婚，因为关键的时候淑玉总是不同意。小说的叙述是一种沉着和舒缓的语调，节奏缓慢，但充满了语言的魅力：“每年的夏天，孔林都回到鹅庄同妻子淑玉离婚。他们一起跑了好多趟吴家镇的法院，但是当法官问淑玉是否愿意离婚的时候，她总是在最后关头改了主意。年复一年，他们到吴家镇去离婚，每次都拿着同一张结婚证回来。那是20年前县结婚登记处发给他们的结婚证。”最终，到了第十九个年头，他离婚成功了，孔林很快就和等了他多年的红颜知己孔曼娜结婚了，但是，他们结婚之后，就陷入到生活的琐事中，经常争吵。在小说的结尾，大年的除夕，孔林和吴曼娜吵架之后，离开家，来到了前妻淑玉那里，发现前妻和已经长大的女儿正在包饺子，在大雪纷飞的大年夜，孔林和前妻、女儿一起围坐在炕头上吃饺子，孔林忽然老泪纵横，心里的滋味非常复杂。

《等待》这部小说，描述了人类的一种普遍的困境：当你等待了多年终于得到了自己一直想要的东西的时候，却发现，原来，它并不像你当初想象的那么好。这种

人类普遍的处境和困境，正是《等待》以其耐心的叙述告诉我们的，也正是对这种人类普遍境遇的表达，使小说具有穿透人心的力量，使小说得以跨越了种族和文化，跨越了地理和语言，得到了很多人的青睐和感动。这就是《等待》成功的原因。除了叙述的主线索，哈金还塑造出一群带有中国特殊年代标记的次要人物，以医院里的军人和军医、小镇上的市民为主，给我们描绘了特定时代的氛围和特殊的人物。不过，很多人包括我普遍认为，小说中的一大败笔，是主人公淑玉竟然是小脚这个细节的设定。从淑玉的年龄来推断，她的小脚实际上是哈金为了强调小说的东方文化奇观性、为了给英语世界的读者增加阅读陌生感和刺激性而有意设置的。因为，根据小说所提供的情况，大致出生在1936年的东北地区的女主人公淑玉，保留小脚的可能性很小。对于这一点的争议，哈金，还有一些支持他的读者也提出了辩解，认为尽管当时民国时期的东北，大部分妇女已经不缠足了，但是，不排除个别妇女还有缠足。假如不纠缠在这个细节瑕疵上，《等待》可以算是一部小经典之作了。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哈金自己说过：“我的写作，没有任何成功感。只有失败。伟大的书都已经被写出来了，我们只能写些次一等的书。孤独和隔绝已成为我的工作环境。事实上，我喜欢独处。我想我应该沉默，而让我的作品说话。”

哈金一向喜欢19世纪俄罗斯和英国一些现实主义文学大师们的作品，也受到了他们很大的影响，相反，对于20世纪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各种流派，哈金似乎比较拒斥，并没有受到很大的影响。哈金最喜欢谈论的，恰恰是19世纪的小说家，尤其是俄罗斯的那些伟大作家们。连福克纳小说奖的评委们都如此评论他：“在疏离的后现代时期，仍然坚持写实派路线的杰出作家之一。”在哈金看来，大部分伟大著作已经被写出来，作家只有在其他地方努力地写出次等的书。这也许是谦虚，也许是信心不足，也许是可能小说发展到了今天它的命运的确是如此。但《等待》确实达到了一个小规模经典叙事的高水准，成为各个国家的读者都可以心领神会地阅读、并且发出心领神会的感叹的好小说。

《等待》出版之后，他又出版了长篇小说《疯狂》。其实，《疯狂》是哈金严格意义上的第一部长篇小说，1988年，哈金就开始写这部小说了。但是后来，他在不断地修改和重写这部小说。小说的情节很简单，描述某大学的中文系杨教授中风之后，他的研究生万坚前往医院照料他。万坚心里有着时代的苦闷，和杨教授的女儿还有着若即若离的恋情。杨教授本来是温文尔雅的一个知识分子，但是，在中风之后，他开始释放平时压抑和病态人格之下的情绪，开始说胡话、真话、悄悄话、见不得人的话、疯话，使叙事者，也就是杨教授的学生万坚，看到了一种特殊时代压抑下形成的病态人格。小说在批判中国封建文化形成的知识分子病态人格上，采取了从一个小角度进人的办法，使小说如同“袖里乾坤大”一样，把杨教授这样的病态知识分子描绘得栩栩如生。《疯狂》的取材，与哈金1982年在山东大学读书的时候有关，当时，他的一位老师突然中风了，哈金照料了那个老师两个下午，他看到，那个老师平时和蔼谦逊，但是眼下却忽然地胡言乱语、疯话连篇，几乎成了另外一个人。就是那两个下午的见闻，促使他在多年之后写出了《疯狂》这本书。《疯狂》描绘了病态知识分子人格的疯狂。描绘了时代内部的精神危机和矛盾，最终导致了1989年的社会动荡，也描绘了人在特定时代里心灵深处无法排遣的精神苦闷。

2004年，哈金出版了他的长篇小说《战废品》。这个台湾译名，我看不如译成《劫灰》更好。小说的题材是朝鲜战争，讲述了一个中国士兵在朝鲜战争中被以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俘虏之后的遭遇，以主人公第一人称叙事的方式来讲述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成立不久的1951年，一场战争突然在中国边境线以外的朝鲜爆发了。实际上，这场战争是“二战”的延续，是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集团的代理人战争。由于战火烧到了中国的家门口，中国采取了志愿军入朝作战的方式，最终和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打了一个平手，使战争在地理上停止在“三八线”上，在时间上停止在1953年。小说被哈金题献给了他的父亲：“献给我的父亲，一个朝鲜战争的老兵。”第一人称的叙事延续了哈金小说的语调，就是那种舒缓、沉着、娓娓道来的风格。在中国人看来，俘虏是一个不光彩的名称，只要是做了俘虏，如同从此有了污点一样，成为一个人一生的耻辱。小说采取的，就是由一个当年的战争俘虏来讲述自己的故事的方式，把那场如今已经距离我们很遥远的战争给个体生命造成的影响和阴影、创伤和记忆揭示出来。小说探讨了战争环境中的人性表现和道德的困境，也批判了严酷历史对个人的伤害。小说奇迹般地将口述报告文学和虚构小说这两种文体，没有痕迹地嫁接在一起，以令人信服的材料和讲述，把一个经历了时代风云的老兵的内心世界一览无余地展现了出来。这部小说也使哈金再度获得了美国笔会福克纳小说奖和《纽约时报》年度十大好书奖。

2004年这一年，哈金还和著名华裔音乐家谭盾合作，写了一出歌剧《秦始皇》，由张艺谋执导，2006年在纽约大都会歌剧院上演了。

2007年秋天，哈金出版了他的第五部长篇小说《自由的生活》。这是一部篇幅达六百多页的小说，可以看做是哈金本人的精神自传。这一次，哈金将目光转移到了美国新移民的身上，以自身的经历，塑造出1980年代之后移民到美国，打算投身于新大陆的“自由的生活”中的人的经历和遭遇。从小说的题目上看，显然，还带有着反讽的意味：难道美国的生活就是“自由的生活”吗?小说的主人公明显带有着哈金的影子，但是，主人公的具体遭遇则是哈金根据一些华人在美国开餐馆的经历虚构而成，可以说是哈金借助别人的经历，完成了自己的精神自传。主人公是一对来自中国大陆的夫妇和他们的孩子，诗人吴南和妻子萍萍从1980年代末期来到了美国，由最初到美国的焦虑不安，到成为一家餐馆的成功经营者，并且在美国拥有了自己的房子和一切物质条件的过程。小说中，诗人吴南经历了在另外一个大陆国家里脱胎换骨的生活之后，发现了自己为了追寻“自由的生活”所付出的代价，那就是，更深地被人类所设定的另外一种制度所束缚而没有真正的自由。同时，哈金还深入到主人公吴南的内心世界里，去挖掘他不满足于物质的获得，而着力描绘了他在精神世界的追求上的苦闷。小说中大量饱满的细节都真实可靠，哈金的写实主义风格炉火纯青，使阅读这本书的华人读者感到可信和亲切。据说，哈金写这部小说已经酝酿了十五年，前后修改了三十次，使这部小说终于达到了十分精练的程度，我觉得，哈金凭借《自由的生活》又跨越了一道门槛，进入到一个新的创造之境。

我想，哈金的长篇小说结构并不新奇，对时间的运用也很保守。他的小说最值得重视的，就是他所选择的叙述语调。他的叙述语调平缓亲切，确立了他本人的语

言风格。其次，他所讲述的中国经验，总是能升华到人类的普遍经验的高度，因此，和很多以单纯地揭中国历史疮疤和痛苦记忆的那些纪实文学，比如张戎的《鸿》，在艺术品质上大为不同，远高于后者，这也就是为什么哈金被英语主流文坛所看重的原因。

四、“伟大的中国小说”

2005年元旦，哈金在美国第五大道华人文学奖的颁奖会上，曾经提出来一个“伟大的中国小说”的概念，他说：“‘伟大的中国小说’意识的形成，将取消‘中心’和‘边缘’的分野，将为海内外的中国作家提供公平的尺度和相同的空间。近年来，国内的作家和学者们似乎接受了文学的边缘地位，好像这也是与世界接轨的必然结果。其实在美国，文学从来就没有被边缘化过。在美国文化的结构中，‘伟大的美国小说’一直是一颗众人瞩目的巨星。常常有年轻人辞掉工作，回家去写‘伟大的美国小说’。每年春季，我都教小说写作，在第一堂课上，我总要把‘伟大的美国小说’的定义发给学生，告诉他们这就是每一个有抱负的作家对小说的定义，告诉他们这就是每一个有抱负的小说家写作的最高目标。”

那么，他的这个观点是否成立呢?“伟大的中国小说”显然也是中国作家在整个20世纪和21世纪的梦想。在我接触的当代优秀中国作家中，谁都默默地想写出一本“伟大的中国小说”，尽管他们从来不公开宣称。但是，对于“伟大的中国小说”这个概念的理解，每个人的理解却不一样。中国作家残雪对哈金的说法就有异议。她直截了当地认为，“我不喜欢‘伟大的中国小说’这个提法，其内涵显得小里小气。如果作家的作品能够反映出入的最深刻、最普遍的本质(这种东西既像粮食、天空，又像岩石和大海)，那么无论哪个种族的人都会承认她是伟大的作品——当然这种承认经常不是以短期效应来衡量的。对于我来说，作品的地域性并不重要，谁又会去注意莎士比亚的英国特色，但丁的意大利特色呢?……伟大的小说都是内省、自我批判的。中国文学自古以来缺少文学最基本的特征——人对自身本质的自觉的认识。也就是说，中国文学彻底缺少自相矛盾，并将这种矛盾演绎到底的力量和技巧”。残雪从“伟大的中国小说”对小说的地域性的狭窄规定和哈金对内省式的作家的不屑和批判这两个方面作了回击，值得深思。

哈金还说：“目前，一些西方作家在中国很走红，诸如昆德拉、卡尔维诺、杜拉斯、博尔赫斯，这些作家各有其独到的一面，但他们都没能写出里程碑的著作，也就无法滋养伟大的作品，对于这类作家应该持浅尝辄止的态度，就像巧克力好吃，但顿顿吃，就把人吃坏了。然而，有的作家的作品则可以成为精神食粮，能够为创作伟大的小说提供源源不断的养分。”

可见，他对博尔赫斯、卡夫卡、卡尔维诺和米兰·昆德拉这些20世纪的现代派作家都不大看得上，对很多美国当代作家似乎也不大感冒，只是他没有过多地公开批判，只是将海明威这样已经死去的、得罪了也无所谓的作家，拿去和他喜欢的俄罗斯作家契诃夫、列夫·托尔斯泰相比，因为，他最心仪的就是19世纪的俄罗斯作家。他还发现，美国作家都在毕恭毕敬地读俄罗斯经典作家的作品——我觉得这是哈金的一个错觉，这个错觉来自他的写作班的同学和学生们，而他们很大程度上还不能代表最杰出的当代美国作家。而且，“伟大的中国小说”这个命题，的确也有将文学本身虚无缥缈化的倾向。因为，作家只能依照自己独特的经验来写作，很难取得所有人的共识。

对于“伟大的中国小说”这个概念的生成来源，哈金做了这样的解释：“早在1868年，德佛罗斯特就给‘伟大的美国小说’下了定义，至今仍在沿用：‘一部描述美国生活的长篇小说，它的描绘如此广阔真实并富有同情心，使得每一个有感情有文化的美国人都不得不承认它似乎再现了自己所知道的某些东西。’表面看来，这个定义似乎有点陈旧和平淡，实际上是非常宽阔的，并富有极大的理想主义的色彩。它的核心在于没有人能写成这样的小说，因为不可能有一部让每一个人都能接受的书。然而正是这种理想主义推动着美国作家去创作伟大的作品。美国作家都明白，‘伟大的美国小说’只是一个设想，如同天上的一颗星，虽然谁也没有办法抵达，却是一个坐标，是他们清楚努力的方向。目前中国文化中缺少的是‘伟大的中国小说’的概念。没有宏大的意识，就不会有宏大的作品。这就是为什么在现当代中国文学中长篇小说一直是个薄弱的环节。在此，我试图给‘伟大的中国小说’下个定义，希望大家开始讨论这个问题。‘伟大的中国小说’应该是：一部关于中国人经验的长篇小说，其中对人物和生活的描述如此深刻、丰富、真切并富有同情心，使得每一个有感情、有文化的中国人都能在故事中找到认同感。虽然这个定义深受‘伟大的美国小说’的影响，但我觉得还是到位的。‘伟大的中国小说’意识一旦形成，作家们就会对我们的文学传统持有新的态度。也就是说，作家们必须放弃历史的完结感，必须建立起‘伟大的中国小说’仍待写成的信念。如果没有这种后来者的心态，中国文学就真的没有指望了。

最后，我想指出，‘伟大的中国小说’意识的形成，将取消‘中心’和‘边缘’的分野，将为海内外的中国作家提供公平的尺度和相同的空间，因为大家都将在同一条起跑线上，都面对无法最终实现的理想。今后不管你人在哪里，只要你写出了接近于‘伟大的中国小说’的作品，你就是中华民族的主要作家。”

哈金的这个观点至今都有争议，尤其在汉语作家这里引起了很大重视，其本身我觉得也是一桩好事。作家莫言认为，远看这个命题很站得住脚，但是靠近了发现，还是有很多漏洞。而且，现在，在一个如此多元化的世界里，要写出来大家都认同的一本书，恰恰是很困难的。不过，哈金的这个说法也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并且像一声召唤一样，呼唤那些雄心勃勃的人，都来参与到写作“伟大的中国小说”的阵营里。哈金也在继续沿着自己的道路前进，扎实而勇敢向着一个一个目标挺进。也许，连他自己也不清楚“伟大的中国小说”到底是一个什么模样，似乎有一个轮廓浮现了出来，他所做的，就是奋勇地向那个目标冲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