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兄弟眼中的高晓声

著名作家高晓声逝世13年了。1999年和2004年，我曾先后以《作家里的乡亲》、《高晓声存钱》为题，写了两篇怀念他的文章。今年10月回故乡小住时，正巧丁保林先生打电话给我，邀我出席高晓声文学研究会的成立大会。去年立冬那天，正是老丁陪我和家乡的几个文友一起去高晓声墓上祭扫的。记得一见面老丁就对我说：“我看过你写的《高晓声存钱》之后，就把你想在有机会回江苏时要寻到老高的墓地去烧点纸钱的话记在心上了。老高是逝世6年之后，由南京迁葬武进的。因此，常州城里的朋友大都不知道他的墓在什么地方。这次他们几个筹划成立高晓声研究会，说先要去看看老高的墓，我就想到，一定要设法叫上你这个难得回乡的作家朋友，好让你了却一笔‘心债’。”

1999年6月，《高晓声散文自选集》刚由作家出版社出版，高晓声收到样书没几天，就撒手人寰了。这是高晓声生前出版的最后一本书，也是他交给我这个老乡来为他编辑出版的唯一一本书。为此，我在《高晓声存钱》文末愧疚地写道：“在高晓声逝世五周年之际，我从作家出版社的岗位上退了下来，他那笔稿费却还封存在出版社的账上。这些天我整理二十多年来文朋诗友的信札，要数高晓声给我的信最多。我就想着，等我下次回江苏，一定要寻到他的墓地去烧点纸钱。倒不是我讲迷信，实在是觉得不了却这笔“心债”，一想起这位在农村受了多半辈子穷的作家老乡，胸中就堵得慌。”老丁这样热心地来帮我了却这笔心债，不仅令我感动，而且也足见他和高晓声的友情非常之深。为此，去年我就与他约定，待高晓声文学研究会成立之时，我一定回乡来，要听他说说他记忆中的高晓声。

一个土头土脑的人叫高晓声

丁保林是高晓声研究会的副秘书长，在他忙完成立大会的繁杂事务之后，我就与他约定见面的时间。如今他定居在常州市中心的玉带路居民小区，但当我从乡下乘车抵达他家附近的青山桥后，他却没有直接带我去他玉带路的寓所，而是上了停在青山桥堍的一辆他女儿丁婷开的小轿车，说是去他乡下的家——董村。从青山桥到董村有40分钟的车程。他说，他董村的家是高晓声复出后一个重要的写作“根据地”，带我到那儿去聊高晓声，睹物思人，自然就会有一种身临其境的亲切感。

上车之后，我就问老丁：“你和高晓声是什么时候认识的？”他说：“我第一次见到老高是‘文革’期间，大约是1970年。不过我早在五十年代初就知道他的大名，用现在的话说，是他的一个小‘粉丝’。”

我原以为老丁年少时就是文学爱好者，喜欢高晓声的小说呢。听他一讲，才知道老丁从小是个戏迷，最爱家乡的地方戏锡剧。新中国建立之初，红遍江南的现代锡剧是江苏省锡剧团姚澄主演的《走上新路》，可谓一票难求。因当时剧场贴出的海报明文规定“每人限购两张”，所以连姚澄的公公叶圣陶先生1954年9月到上海去看此戏，据说都是自掏腰包，排队买的票。丁保林不仅在武进多次看过当地剧团排演的《走上新路》，而且在南京读书时，还慕名去看过姚澄版的《走上新路》。这出戏的编剧，正是高晓声和姚澄的丈夫叶至诚。当得知高晓声就是自己的武进老乡时，丁保林心里就生出一种莫名的崇拜感，觉得他是一个了不起的剧作家，很想见到他，拜他为师。

丁保林不仅自己是个锡剧迷，而且他的妻子玉芳，还天生一副好嗓子，是个农村业余锡剧团的台柱。为此，他曾经给村里的业余锡剧团写过小戏。他第一次意外地见到高晓声，是在郑陆区召开的一次业余戏剧创作会议上。会议地点是三河口中学，参加会议的文艺积极分子很多，临开会时，县文化局的苏少英对坐在大会场最后一排的一个土头土脑的人喊了一声：“高老师，您也来啦！请到前边来坐。”但只见那人摆了摆手，并没有到前排去坐。这个被县文化局的干部尊重的乡下人，立即引起了丁保林的注意。他悄声向苏少英打听了一下，才知道这位“老师”就是他心仪已久的高晓声。因此，临散会时，他就一把拽住了高晓声，作起了自我介绍，表示要拜他为师，学着写戏。两人就亲切地聊了起来。高晓声说他从1958年回乡当农民后，就再也没搞过创作。1962年摘了右派分子的帽子，才被派到三河口中学来当教师。“文革”开始后又遭批斗，被押到农村劳动改造了三年，刚回校当勤杂工。要不是这次会议在三河口中学开，是不会有人通知他来参加会议的。他只是来听听会而已，哪还会参与文艺节目的创作？至于教人写作，就更不敢当了。丁保林对高晓声的处境和心情深表理解，并告诉高晓声，他原先在南京交通专科学校读书，离毕业只有两个月了，1962年5月，学校突然接到了被撤销的通知，校长是位参加过两万五千里长征的干部，送学生们离校回农村时不禁失声痛哭……

因都是从南京回乡来当农民的，他俩心中便就顿生了一种“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之感。高晓声对丁保林说：“那我们就交个朋友吧！”

反右中成了《探求者》反党集团的罪魁祸首

丁保林与高晓声结交时，他已进新安采石厂工作，活不是太累，仅是抄抄写写，整个材料什么的。可当了教师的高晓声，依然还得干力气活，天天要出一身臭汗。丁保林说，那时候农村卫生条件很差，每次见到高晓声，总能闻到他身上有一股刺鼻的发腻气味。于是，每隔十天半月，丁保林就约高晓声到厂里来洗一次澡。厂里有锅炉，烧好了水，两人就在大浴锅里一起洗澡，不只是赤诚相见，还相互擦背，什么话都说，亲如同胞兄弟。高晓声说，他从南京回乡时，连粮油关系都未转，因此他是直接下到最基层，彻彻底底当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乡巴佬，所有农民该干的活，他都会干，而且干得比别人还要好。每年插秧，生产队里他总是排在第一个。有次他让丁保林揑他的胳膊，问：“你看看我这胳膊上的肌肉多硬，在武进县能找到第二个人吗？”

高晓声告诉丁保林，他和陆文夫、方之、叶至诚等青年作家在1957年商量创办同人刊物《探求者》，要在中国文坛上创造一个流派，因《启事》是他起草的，反右运动中就被当成《探求者》反党小集团的罪魁祸首，遭到批判，而就在省文联正将批判的火力都集中到他的身上时，他却突然失踪了。有人以为他想不开，到燕子矶去投江自杀了。不料过了几天他却回来了，负责审查《探求者》的人厉声责问他到哪里去了，他竟回答说回家结婚去了。原来他和大学同学邹主平相恋多年，但因邹有肺病而不宜结婚。在大难临头之际，他便以这种闪电式的举动把关系确定了下来，以期患难与共，生死相依，想在被打入另册之后，窝巢里还有一位红颜知己。哪知新婚不到一年，邹主平便因肺病不治而去世了。更不幸的是，邹主平的肺病还传染给了他，妻亡后他自己的肺病也日益严重，幸亏得到当时在苏州文化局工作的一位好友的帮助，进苏州第一人民医院治疗，拿掉了三根肋骨，切除了两叶肺，才得以活了下来。他家三代单传，为了有人传宗接代，父亲一再催促他再婚。可是一个头戴右派帽子的人，谁家的姑娘肯嫁给他呢？拖到44岁那年，经人撮合，他才与年轻寡妇钱素贞结了婚。钱素贞与前夫有三个女儿，带到他家两个。他与钱素贞结婚当年，就生了个儿子。这样一来，加上父亲和继母，七口之家，生活的重担几乎是全压在他一人肩上。为了养活这一家子，除了下大田挣工分外，他不得不起早贪黑捞鱼摸虾、编箩筐、育蘑菇、做小买卖……就这样累死累活地干，一家人依然吃不饱肚子。

有一次，丁保林去董墅看望他，临别时他执意要送丁保林。送出村很远一段路了，见天色已晚，丁不让他再送，他却坚持要再送一程。这时，丁才意识到他有什么话想说而说不出口。于是丁就说：“我们是老朋友了，你有什么事要我帮忙，你直说就是了。”这下他才不好意思地开了口：“保林，我家还有几千斤口粮压在队里呢，你能不能借我两百元钱，我好把口粮称回来过年？”辛苦一年，烧年夜饭的米还没有着落，真让人心痛。可丁保林除了两行同情泪外，也实在帮不了他，说：“老高，我也三个孩子，加上老母亲，六口之家，也都得靠我一月几十元钱的工资养活，我哪有一分存款啊！”他听后，不禁感慨地说：“我俩真是一对穷兄弟啊！”

《“漏斗户”主》诞生在旧发票的三联单上

那年头，把无钱到生产队称回口粮的社员叫“漏斗户”。高晓声后来在小说《“漏斗户”主》中塑造的陈奂生形象，其实就是他自己的写照：

他总是低着头，默默地劳动，默默地走路。他从不叫苦，也从不透露心思，但看着他的样子，没有一个人不清楚，他想的只有一件东西，就是粮食。有些黄昏，他也到相好的人家去闲逛，两手插在裤袋里，低着头默默坐着，整整坐半夜，不说一句话，把主人的心都坐酸了，叫人由不得产生“你吃过晚饭没有？”的猜测，由衷地发出一声轻微的叹息。而他则猛醒过来，拔脚就走，让主人关门睡觉。这样的时候，总给别人带来一种深沉的忧郁，好像隔着关了的大门，还听得到夜空中传来的饥肠辘辘声。

《“漏斗户”主》是高晓声在“四人帮”垮台之后，预感到自己即将重返文坛前，最早写成的一个短篇小说。而丁保林正是这篇小说的第一个读者。丁保林告诉我说：“有一天高晓声突然到我厂里来，说想要写东西了，可家里一张纸也没有，问我手上有没有稿纸？我说没有，就找了几本厂里开发票用的旧三联单和公文纸给他。过了些日子，我去他家看他，一见面，他就把一叠写满字的三联单递给我，说：‘你来得正好，我一夜未睡，刚刚写完这篇小说，你坐在这里慢慢看吧，我要去睏觉了。’啊呀，我一口气把《“漏斗户”主》读完，觉得写得好得不得了，真的是拍案叫绝啊！等老高醒来之后，我就对他说：‘我从来也没有看到过这么好的写农民的小说，你赶快投给《人民文学》吧，发表后保证会在全国引起轰动！’”

写成《“漏斗户”主》时，因《探求者》冤案尚未平反，所以高晓声还不敢径直向《人民文学》投稿。待他又写成《李顺大造屋》之后，就揣着这两篇得意之作去省城打探文坛的气候去了。粉碎“四人帮”之后，陆文夫、方之、叶至诚都回到了文艺界，昔日的难友重聚一堂时，惟独不见高晓声。他们都信了传闻，以为高晓声在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了，没想到有一次他们几个都在南京开会，一个灰头土脸的老农突然出现在他们下榻的旅馆，定睛一看，原来是21年没见的高晓声！高晓声没说这21年是怎么活过来的，先把一叠稿纸交给了陆文夫。说是他写了两篇小说，请几个老朋友看看，提点意见。

高晓声这趟去南京的时机极好，恢复不久的省文联正缺人手，加上要给他办平反改正手续，就把他留下来了。在南京逗留期间，他与丁保林保持着频繁的书信来往。丁保林手头至今还保留着多封这段时间里高晓声写给他的信。在1978年5月9日的信中，高说：“我五月四日又上南京了，以后就大部分时间会在南京了。回家的时候，再来看你吧。我过去的问题，已经彻底平反了，新华日报已有报道，四月份《雨花》上第一二两篇文章也是，五月份《雨花》上还有，你借了看一看，情况自然就完全清楚了。”在5月23日的信中又说：“你不大了解我近来的情况，我实在忙得像一只没头的苍蝇，在南京坐不下来写东西，一回到乡下就赶着写，上次十三号回到（家），本想住两个月，打算到新安来一趟，那里知道回家仅八天，就来了两封信催我到南京，我只好二十二号回去，本打算过几天再回来，可是，一到南京，就了解到情况不可能。明天要到苏州去接待一位华裔美籍作家，二十九号又要回南京。之后，已商定：《雨花》两位负责同志生病休息，由我代理一阵。好了，我就没有工夫回来了。所以，到你那儿玩的事，只能以后再说。”到了1979年的1月11日的信中，则告诉丁：“《雨花》已决定于二月刊我一篇小说，又《“漏斗户”主》将于季刊《钟山》上发表，大约在第一季度吧。”

《“漏斗户”主》、《李顺大造屋》相继发表之后，受到了广大读者的欢迎，同时，他的复出也受到文坛的广泛关注。文友们觉得，高晓声虽然停笔二十多年，可这二十多年中他在创作上好像没有停止，没有倒退，反而比当“右派”前有了一个大的飞跃。用陆文夫的话说，是“高晓声的文思泉涌了，生活的沉积伴随着思想的火花使得他的作品像井喷，一篇《陈奂生上城》写出了继《阿Q正传》之后江南农民的典型，一时间成了中国文坛上的亮点。” 《陈奂生上城》是《“漏斗户”主》的续篇，发表在《人民文学》1980年2月号上。继《李顺大造屋》获得1979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之后，又获得了1980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与此同时，高晓声把复出后的第一个小说集命名为《79小说集》，表示要由此开始，连续10年，一年出一个新的小说集。

“忙得像只没头的苍蝇”

丁保林相信高晓声有这个实力，但是，作为老朋友，担心他荣誉越高，名气越大，本已“忙得像一只没头的苍蝇”，恐怕就很难安下心来写小说了。其实高晓声自己，心里也早已有这种隐忧。1980年12月25日，他写信给丁保林，说“我的家现在住在常州市的桃园新村44号204室。这个地址请你不要宣扬，春节你如有空，请来玩。平时我不大在家。因为在家朋友往来太多，无法工作，不得不躲起来。”而在南京，他还暂时在省文联的办公室栖身，白天更是人来人往，也根本无法有一张平静的书桌。在如何解决这个难题上，他和丁保林可谓心有灵犀一点通：他最佳的写作场所在新安乡的董村，即丁保林的家。

新安乡地处武进县的东北角，与江阴、无锡交界，距常州市约20公里，与郑陆乡的董墅，也有好多里路。先前，高晓声身体好的时候，逢年过节，尤其是每年农历三月廿八新安民间的传统集市，他都会带着全家老小到丁保林家来欢聚的。如今进了城，因交通不便，他就很难挤上车到丁保林家来了。他在1979年5月9日的信中，一开头就说：“对不起，三月廿八我不曾来，其实我早就知道不能来，因为那一天搭不到汽车的，自己又跑不动，你叫我怎么办！”信末，他又特意问了一句：“你的车子装好没有？”这车子不是如今江南农村已司空见惯的家庭小轿车，而是当时有钱也很难买到的自行车。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自行车属于城市居民家的“三大件”之一，是凭票供应的紧俏商品。农村人当时是根本买不到自行车的，丁保林只得四处寻觅零配件，设法自己动手装配一辆自行车来骑。到了1980年1月11日，他在给丁保林的信中又说：“你如有空，盼来玩。车子何时装配出来？快些，我要借用一阵。三角架我买也行。收音机有毛病，打算修理一下。有了它，是方便。”

丁保林告诉我，高晓声在这封信中提到的收音机，就是他送给高晓声的。原先在农村生活的时候，高晓声只顾干活养家，不看书、不看报，不关心天下大事，待平反复出后，就完全变了个人，对国内外形势，尤其是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异乎寻常地有了兴致。如在1980年的1月11日给丁保林的信中，就提到：“人民日报最近有特约评论员写了两篇文章，一篇谈知识分子政策，一篇谈民主问题，你剪下给我带来。”丁保林的厂子里订有人民日报，他就等于成了高晓声的义务资料员。等到自行车装配好之后，高晓声就躲到他家写作来了。一只半导体收音机，让他“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一辆自行车，让他探亲访友有了代步工具，方便之极。最令他高兴的是，丁保林的妻子玉芳当时没有工作，因烧得一手好菜，就成了他的专职厨师，每天都花样翻新，令他一日三餐都吃得有滋有味，十分舒坦。有一次，高晓声还与玉芳开玩笑，说：“别觉得你锡剧唱得好，给我烧饭就屈了才。我在南京，每次到叶至诚家去，都是姚澄亲自掌勺，烧菜给我吃。人家可是省锡剧团的头牌，大艺术家呵！” 瘦骨嶙峋的高晓声那时躲到丁保林家写作，每天都得写十六七个小时。有一天，他对丁保林说：“啊呀，你们家的凳子太硬了，我一天坐下来，屁股上的骨头都疼。”丁保林就立即到城里去买回一张籐椅，当作他写作的专座。高晓声本就是个“烟鬼”，一写作，烟瘾就更大。丁保林每次从杭州出差归来，总要给他带一两条西湖牌香烟。高晓声还爱喝酒，八十年代，丁保林家每年都要用50斤糯米做黄酒，专供高晓声来他家写作时喝。可以说，高晓声那些年发表的作品，连续多年出版的小说集，绝大部分都是在他家写成的。如今，不仅那辆自行车、那张籐椅还在，而且，还有好几本小说草稿保存在丁保林董村的老家呢！当我看到高晓声的这些珍贵遗物时，不由得对丁保林生出一种敬意，感慨道：“老高那些年优质高产，也有你的一份功劳啊！”老丁笑了笑，说：“老高是大知识分子，我只是个崇拜他的小知识分子。他平反复出之后，我只巴望他把失去的岁月统统夺回来，他成就越大、地位越高，我越是为他高兴。我甘愿做他的一块垫脚石。”

和笔下人物一起笑，一起流泪

高晓声的小说集，从1979年到1986年，每年一本，连续出了7本。尽管没有实现他许下的连出10本的诺言，但毕竟在中国小说史上创造了一个至今无人逾越的记录。他对丁保林说：“我之所以能在复出后做到优质高产，主要是生活底子厚，对农村熟到不要熟了，别人干什么，我干什么。我是写我自己的心。别的作家是浮浮沉沉，我是一沉到底，彻底当了农民。但是一般的农民对自己无审视能力，而我有。所以我写我心，脑子不僵化，情节会自然而然跳出来，写到激动的时候，常常和笔下的人物一起笑、一起流泪……”

丁保林告诉我，由于他和高晓声要好，高晓声常去他厂里找他，就与厂里的好些职工也熟悉起来，成了朋友。一次，他给高晓声讲了一件厂里的趣事：有个跛子与一个身体强壮的职工比赛长跑，他在途中偷偷让跛子坐在他自行车的书包架上，搭载着跛子骑了大部分赛程，最后跛子“赢”了对手……高晓声就据此写了一篇万余字的小说：《快乐》。其中，生产科长劝跛子搭车的一段话写得很精彩：“什么像不像话，这又不是正式比赛，又不是正式考核，又不拿奖金，又不是和敌人打仗，又不是去完成党和人民交给你的任务。你拼什么命，这是玩！可以打点折扣嘛！”……丁保林说，这段话是高晓声的创作，他就是有高于常人的审视能力，加上叙事能力又强，善于铺陈，能把生活中的一个寻常趣事演绎成一篇有典型意义的小说。

丁保林还告诉我，高晓声的创作态度是极严肃认真的，决不粗制滥造，对自己不满意的作品，决不拿出去发表。有一个写好后曾给他看过的爱情题材的中篇小说，迟迟不见发表，他就问高晓声是什么原因。高回答：“故事情节与别人刚发表的作品有些雷同，我再拿出去发表，就有抄袭之嫌，何苦去惹这个是非呢？” 1987年之后，有人见他未有小说集出版，就说他“文思枯竭、江郎才尽”了。高晓声听了一点也不气恼，对丁保林说：“我要停下来看一看，思考思考下一步该写什么、怎么写？”

无可否认，到了1987年之后，高晓声写得少的原因，也与他的家庭矛盾有关。陆文夫就曾作过这样的分析：“高晓声写出了胸中的块垒之后，开始寻找自己灵魂的归宿，他要重新找回那失去的伊甸园。他在农村里劳动时，曾经第二次结婚。这一次结婚没有什么浪漫了，完全是现实主义的，其中的一个主要的目的就是想传宗接代。高晓声是独子，家中略有房产，如果不结婚，没有儿子，那末，这一房就是绝房。在农村里，‘绝后代’是一句很刻毒的骂人的话，‘绝房产’是会受人觊觎的。高晓声的父亲，包括高晓声在内，都咽不下这口气，决心为高晓声续弦。找了一个也是第二次结婚、没有文化的农村妇女。一个‘右派分子’，半个残疾人，还有什么可以挑剔的呢，人家不嫌你是‘右派’，你也就别管她有没有文化了。何况当年的高晓声是个农民，即使和没有文化的农村妇女一起生活，也会有共同的语言，举凡生儿育女，割麦栽秧，除草施肥，鸡鸭猪羊，蚕桑菜畦……共同的语言是产生于共同的劳动之中的，当时的高晓声已经远离了文学，决不会想到要和一个没有文化的妻子去谈论什么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

丁保林认为陆文夫的这番分析是很对的。高晓声躲到他家写东西的时候，他就察觉到高晓声与钱素贞之间有裂痕了。他曾听高晓声抱怨过钱素贞：“我每次回到家，她总是问我又发表了多少小说，从来不问一声我的身体怎么样！”因那时候稿费都是寄到高晓声家里，就都由钱素贞掌管着。有一次，陈奂生的原型高奂生进城去高晓声家借钱，本是同一个村庄的乡亲，钱素贞不仅没有借给他钱，而且连茶都没让他喝一口。高奂生为此很伤心。等高晓声得知后，连忙追出门去，高奂生却已不见踪影了。也是那一年，丁保林的小女儿丁婷应召到一家民企当工人，民企要求新进厂的职工每人交800元助厂资金。丁保林一时拿不出，就开口向高晓声借。高晓声爽快地答应：“明天你进城去找我老婆拿就是了。”丁保林知道高奂生碰壁的先例，就说：“你老婆肯借给我吗？”高晓声二话没说，就把袄褂紧紧一夹，冒着寒风去搭车进城。从家里取了钱后，第二天一早又搭头班车赶回董村，把钱交到丁保林手里。丁保林一数，发现是805元，就说：“多出了5元钱！”高晓声说：“我也没来得及细数，多了就算是你的啦！”在那时，800元钱就算是一个大数目了。由此，丁保林感到高晓声是个很重乡情、友情的人，与钱素贞之间的文化水平、精神素质差距越来越明显了。

迟早会发生一场离婚风波

到了八十年代中期，高晓声除了间隔一段时间就躲到丁保林董村的家写十天半个月东西而外，他已经脱离农村，在城里生活了，不仅全家已农转非，他自己的身份也完全回归到高级知识分子，是一个有影响的大作家了。此前，他说“我写陈奂生，既是客观的反映，也有我自己的影子”，甚至说“我写他们，是写我心”。而此时，他决定让农民陈奂生从他的笔下“退休”，他要写作为高级知识分子的高晓声的心了。于是，他一面与钱素贞闹离婚，一面怀念起英年早逝的爱妻邹主平来了。他用自己与邹主平的爱情故事，写了一部长篇小说《青天在上》，表明他一心要想收复那失去的伊甸园，想建造一个他所设想的、有些浪漫的家庭。虽说丁保林早就预感到高晓声与钱素贞迟早会发生一场离婚的风波，但毕竟这是他不情愿看到的事情。丁保林对我说：“两家关系处得实在是太好了，就像是一家人一样。譬如，高晓声夫妇喜欢我的小女儿婷婷，而我和玉芳喜欢他们的小女儿雪英，春节的时候，婷婷就住到他家去过年，而雪英就住到我家来过年。钱素贞也来找过我，说只要老高同意不与她离婚，老高无论在外面找什么样相好的女人，她都不会管。老高则对我说，他就是要离了婚后名正言顺地再找一个爱人，而且保证，与钱素贞离婚之后，钱素贞和她带过来的两个女儿的生活，他在经济上依然负责到底。我也劝不拢他们俩，只好写信向陆文夫求助。陆文夫给我回了信，说他对老高的离婚风波也是很关注的，正和朋友们一起想办法，劝他不要离。不过，这工作很难做。后来，老高还是答应钱素贞提出的条件，给了她5万元钱，离掉了。那时候拿出5万元钱，够高的啦！”

亲如骨肉的莫逆之交

高晓声此后就长住在南京省作协的宿舍楼了，尽管他因身体原因，候鸟似的飞来飞去，但他和丁保林还是保持着密切的来往。他总惦念着家乡，想尽力为乡亲做点好事。有一次，他问丁保林，他与徐州的一家煤矿的老总很熟，想为新安采石厂搞些廉价的优质煤来，然后，可不可由新安采石厂为董墅铺一条可通汽车的石子路？至于对丁保林的3个子女的升学、就业和结婚成家，也一如既往地关怀备至。他在得知丁保林的儿子可人没考进“省常中”，而是进了也是重点中学的前黄中学后，就曾特意写信给保林说：“可人考学校，成绩很好，虽然不进‘省常中’，那是因为有一个城乡分数线不同的原因在内。你们不能责难他，要安慰他，要承认他考得好。这样，孩子才会知道父母的心是多么好。也不要为了一定想进什么学校去求人，他能靠自己的努力上去的。”儿子进了前黄中学，丁保林要给儿子的班主任老师送点礼品，高晓声知道了，说：“你不要花钱去买什么高档货，班主任不是教语文的吗？我给你两本我签名的小说集，叫可人去送给他，保证比你送高档礼品还让班主任老师高兴！”后来可人大学毕业时，正巧碰上国家不再包分配，丁保林也是托高晓声帮忙，通过省外贸系统的一位处长，让可成进了一家外贸公司。丁保林想给那位处长送点礼表示感谢，高晓声说：“那处长也是个文学爱好者，平时还送烟给我抽呢！他是我的朋友，也就是你的朋友。朋友帮忙，你用不着破费去送什么礼！”

确实，说起来高晓声与丁保林的朋友交情是够铁的。高晓声南京的家，丁保林夫妇也去过多次。有一次玉芳到南京看病，他俩在高晓声家住了一个多月。遗憾的是，每次去，都没有见到高家新的女主人，还得玉芳下厨为他烧饭做菜。而每当吃上玉芳亲手抄的菜，他就会想起那些年躲在董村发愤写作的日日夜夜……

高晓声一贯自谦不擅长书法，从不为人题字，但他晚年还是为丁保林留下了两幅墨宝：“山深流清泉，岭高昂白头”；“愿借千年沃土地，播种万斛青白字”。这既是他思想品格和人生追求的真情流露，也可看作是他和丁保林深长友谊的可贵结晶。丁保林告诉我，高晓声的父亲1986年逝世后，骨灰一直没有安葬。他曾问过高晓声，这是为什么？高回答，将来要与他自己的骨灰葬在一起，并对丁保林说：“这事就托付给你了。”高晓声于1999年7月病逝于无锡之后，省作协由陆文夫主持，为他开了追悼会，并安葬在了南京。丁保林不仅特意赶到南京为高晓声送行，而且，此后也一如既往地与其家人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并向其子高其格转达了高晓声生前的遗愿。到2005年5月，高晓声的骨灰终于由南京迁到武进新安的朝阳公墓，与他父亲合葬在了一起。高其格之所以将其父葬在了新安，显然是考虑到高晓声对新安有着特殊的感情。去年，丁保林带我去祭扫高晓声墓时，我看到，黑色大理石上镌刻的墓志铭是高晓声的手迹：“我敬佩农民的长处，也痛感他们的弱点。”我想，既敬佩高晓声“长处”又痛感高晓声“弱点”的人，在故乡的这片土地上，也许就莫过于丁保林了。高晓声一生有过许多的不幸，但他能在不幸岁月里有丁保林这样一位亲如骨肉的莫逆之交，也算是件令他含笑九泉的幸事了。

2012年12月29日

（作者为作家出版社原副总编辑）

责任编辑 张 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