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入冥”题材小说与冥界观念的演变

摘要：唐代“入冥”题材的小说发展成熟，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此题材的作品包括“泰山巡游”、“地狱巡游”以及其它形式的“冥界游历”，反映了唐代丰富的冥界观念。关注此类作品既有助于深入研习唐代小说，亦有益于探究唐代的宗教与文化现象。唐代“入冥”小说在不同阶段具有相异的特征，基本上与当时的宗教理念和小说发展趋势相合，折射了文化观念与宗教理念的演变与递变。

关键词：入冥；唐小说；冥界观念

中图分类号：I207.41 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８５４Ｘ（２０10）11－００84－０4

唐代“入冥”题材之书写延续魏晋传统，逐渐发展完善。作品所反映的冥界观念日渐成熟，已形成一种渗入社会生活中的冥界体系；题材、文学艺术、思想等皆达到一定水准，形成一种固定的书写模式而广泛渗入文人作品、宗教典籍中。

叙写冥界的文学作品出现较早，其发展轨迹大体与中国冥界观念的演变进程相契。汉魏两晋间关涉冥界的叙事作品延续着“泰山治鬼”理念，故常出现治鬼场景及泰山府君之说。

南北朝之际，随着佛教地狱观念的扩张，地狱审罪题材的小说开始兴起，其所受佛教影响痕迹明显，“地狱巡游”小说日趋流行。书写“巡游地狱”作品的特征主要体现为三点：第一，小说家将佛经中的地狱审罪情节挪移到小说之中，使其成为一种叙事模式而延续下去。第二，巡游地狱者的身份不同，则会有不同的待遇。此类小说出现了明显的崇佛倾向，僧侣在地狱中的待遇超逾凡人。第三，地狱的主宰是阎罗王。此时期的小说中冥界主宰的身份开始发生变化，阎罗王形象逐渐替代泰山府君而渗入小说中，扮演着惩治罪人的角色。小说形成了以阎罗王为中心的冥府体系，并出现对罪人亡魂加以量刑惩处的情节模式。

唐前“地狱巡游”小说沿袭佛教理念较为明显。故事中人物多为僧侣身份，蕴含佛教因果报应、业罪惩治等理念。其叙事语言简练平实，尚未达致文学化的层面。尽管个别作品叙事委曲，描写生动，但在作品数量、人物刻画、故事情节等方面尚需发展完善。

一、初盛唐“入冥”作品与宣教宗旨之余绪

唐人振六朝余绪，复兴游历冥界小说之潮。初唐之际，此类作品主要收录于萧瑀《金刚般若经灵验记》（下称《灵验记》）、唐临《冥报记》、郎余令《冥报拾遗》三部作品集中。这些小说佛教痕迹明显，大多为作者宣扬释家理论的作品，较多袭用佛教术语与理念。

《灵验记》为萧瑀于贞观年间所创，多记隋唐间佛教灵验之事。据卢求《报应记》“（萧瑀）著《般若经灵验》一十八条”，今可确考者存15条（此书亡佚已久，今可据孟献忠《金刚般若经集验记》辑佚部分篇章）。其中涉及冥界的作品有“赵文昌”、“赵文若”、“僧法藏”、“魏旻”、“李思一”、“袁志通”、“王陀”、“ 慕容文策”八条，几近是书一半篇目。《灵验记》为唐人游历冥界小说创作之开端，所记的故事模式大致相类，故事主人公皆因能读诵《金刚经》而自地狱重返人间。其所叙故事难脱佛教痕迹，各篇语言亦大多相袭，稍显粗糙，文字未臻于尽善。它所录的叙事作品被后人抄录或改写，如“赵文昌”、“赵文若”、“僧法藏”、“魏旻”、“李思一”等故事皆得广泛流传。

《冥报记》与《冥报拾遗》为唐初重要传奇集，录有一定数量的游历冥界小说。故事较《灵验记》稍显成熟，文字也稍趋文雅，反映了初唐士庶的冥界思想状况。

唐临《冥报记》多记隋末唐初冥报灵异之事，佛教色彩较为浓郁。比较成型的游冥小说有：“北齐仕人梁”、“周武帝”、“大业客僧”、“释慧如”、“孙宝”、“谢弘敞妻”、“李山龙”、“张公瑾”、“孔恪”、“柳智感”、“顿丘李氏”、“兖州人”、“张法义”、“朱氏”、“杨师操”、“王璹”、“郑师辩”、“傅奕。”①此外，“眭仁蒨”、“孙回璞”、“戴胄”、“元大宝”、“姜略”、“冀州小儿”、“殷安仁”、“洛阳人”、“韦庆植”、“康抱”、“李寿”诸则亦涉及了冥界信息，宣扬了冥界的存在。此类作品几占《冥报记》作品半数。《冥报记》描述的死后世界是经过文人加工过的冥界形态，作者以人间官府的形式阐释冥界，故在冥界中常出现“官曹”等词语。其笔下以官府为中心的冥府一直为后代游冥小说所沿袭，它接近于民间信仰中的冥界观，是初唐士人根据自己的理解所虚构的冥界形式，这对简单袭用佛教地狱而言算是一大进步。

《冥报记》有很多独创之处，体现了文人的巧妙运笔。“孙宝”一条虚构了“乐堂”的概念，“如好宫殿，有大堂阁。众人男女，受乐其中”②，非常接近“乐土”的概念。出于作家的艺术想象，原本冰冷的地府有了一块其乐融融之地。这种“地府乐堂”的塑造，在其它书籍中较为少见，显示了唐临对入冥小说的创造。“眭仁蒨”条所记的“临胡国”，是唐临在现实基础上所虚构出的鬼魂居住区域，体现了对死后世界的理解和设想。《冥报记》虽然沿袭了佛教的地狱观念，但并非简单地照搬挪移，它融合了泰山、地狱、冥府等理念，并增添了很多想象的成分，故而所描写的冥界体系比较圆熟，凸显了梵、华文化较好的交融。

郎余令《冥报拾遗》袭仿《冥报记》的体例，所记故事也多为佛教灵验异事。其中入冥故事有“方山开”、“李知礼”、“刘摩儿”、“任义方”、“咸阳妇人梁氏”、“齐士望”、“裴则男”、“卢元礼”、“李思一”③、“沈嘉会”、“夏侯均”、“王怀智”、“倪氏妻皇甫氏”、“阳武妇女朱”14条；另有“任五娘”条亦涉及冥间之事。《冥报拾遗》创作的游冥故事相较《冥报记》略显简单，大多只存故事梗概，仅有“李知礼”、“方山开”叙事稍为详细。《冥报拾遗》所记的冥界基本源于佛教地狱的理念，是具有惩戒罪人的色彩的地府，其自创较少而袭仿佛教色彩稍浓。《冥报拾遗》惩恶扬善的宗旨更趋明显，极度渲染地狱阴森与罪人果报。如《冥报拾遗》中的拔舌、猛火、镬汤、刀山、剑树皆袭仿了佛经中治罪场景，体现了地狱理念融入于民间冥界信仰之中。

初唐之际，张鷟《朝野佥载》载有数则入冥纪闻，如“韩朝宗”、“刘知元”、“陆彦”、“唐太宗”等。是书所记较为简略，入冥过程与冥间见闻仅只言半语，所描述的冥界尚不明确。但其所述“生人判冥”故事模式及“唐太宗入冥”故事对后世影响较大。

盛唐志怪小说集数量有限，开元间仅有孟献忠《金刚般若经集验记》④（下称《集验记》）创作了一些游冥小说。《集验记》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保存了大量唐代小说轶文。其文极少增饰文字，叙事较为平实。《集验记》所记故事皆注明来源，除转引自《灵验记》、《冥报记》、《冥报拾遗》等书的入冥故事之外，尚有六篇入冥故事可能是作者自创，即：“中宗时京师人”、“姚待”、“僧清虚”、“于昶”、“窦德玄”、“李丘一”。这些作品模式大致相类，主人公皆因奉诵《金刚经》而重返阳间。其中的“僧清虚”一篇较为出色，凡五千余字，主旨在于宣扬佛教地狱思想，又兼涉佛家济度思想。这种显明的佛教色彩是《集验记》的重要特征，不仅是游历冥界的故事充斥着佛教信息，其余故事也是宣扬《金刚经》灵异之事，具有明显的宗教色彩。

二、中唐“入冥”小说的文学化

玄宗朝后的“入冥”小说趋于文学化。牛肃《纪闻》所记故事比较出色，有“王儦”、“屈突仲任”、“李虚”、“宣州司户”、“李思元”、“僧齐之”、“杨慎矜”、“洪昉禅师”、“韩光祚”、“唐相王”、“李强名妻”、“荆州女子”、“刘子贡”等13篇。牛肃所创故事与唐临、郎余令等人有云泥之别，大抵多用传奇笔法，注重文采，文学意识较强。故《纪闻》中的游冥故事可读性极高，已非纯粹的宣验冥报之作。牛肃所作“入冥”小说虽然还采用佛教理念，但作者往往把佛教理念较好地化入小说中，使其水乳交融。如《洪昉禅师》一篇长达两千余言，所绘冥界情形极其特殊，故事曲折生动，人物形象丰满成熟，绝非唐、郎二人所及。

中唐小说集从数量上看并不算多，重要的志怪传奇小说集有张荐《灵怪集》、戴孚《广异记》、陈劭《通幽记》、柳宗元《龙城录》、薛用弱《集异记》等五种。这些作品皆涉及了唐人冥界观，又以《广异记》、《通幽记》、《集异记》所记较为典型。这一时期，作者更有意创作游冥小说，其作品体现出较明显的文学化特征，多对入冥故事做了文学化的补充与完善。

《广异记》所记有关冥界的小说数量尤为出众，其中的入冥故事计有39则，这在唐人小说集中数量居多。《广异记》描述的冥界形态已较成熟，反映了唐代冥界思想已趋普及化、成熟化。这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戴孚刻意增强了游冥故事的虚构性，完善了故事结构，体现了游冥故事文人化的进程。《广异记》中的入冥小说经过作者精心的设置，行文运笔甚为巧妙。尽管所记故事较为简略，但入冥过程仍不失完整性。如“吕諲”所记的梦入方式、被征入冥的缘由皆值得注意，成为此后入冥故事常用的范式。《广异记》不乏虚构之笔，其描写多重夸饰，文学可读性胜于前人的同类著作。“韦璜”故事中死者与家人赋诗寄意，情意感人，诗云：“修短各有分，浮华亦非真。断肠泉壤下，幽忧难具陈。凄凄白杨风，日暮堪愁人”⑤，凄感伤人，饶有余情。

第二，《广异记》描绘的冥界是一个丰富多彩的死后世界。作者描写冥界多有独特之笔，如钳耳含光所见冥界就在居家不远处，“便尔北望，见一大城”、“城中屋宇壮丽，与人间不殊”，是以人间城池的特征诠释冥界。《广异记》充分发挥了想象力，以凡人的认知来解析阎罗王，使得阎罗王形象得以丰富，不再是苍白的神谱人物。阎罗王还被创造出家属，如韦璜曾见“阎罗王兼亲属”。《广异记》将人世特征纳入到了冥界中，冥府鬼使索取贿赂、冥官徇私放人等现象在作品中极为多见。

第三，《广异记》并不简单沿袭前代的故事模式，往往结合时代特征重新创作入冥故事。《广异记》精心选择故事素材，有意对前代入冥小说情节加以借用，将旧素材融入新作，焕发新意。如《广异记》“河南府史”条显然受到《灵验记》“赵文昌”⑥所记白起受罪情节的影响，但作者将固有的白起受罪情节重新整理，移花接木于新故事中，胜于“赵文昌”故事所记。经戴孚改写的白起受罪情节颇有新意，劝诫功能亦得增强，这种变化皆与作者有意创作游冥小说的目的有关。此外，《广异记》中地狱惩戒的对象由古人开始转为今人，尤其是现实中犯有罪恶的达官贵人，如安禄山、杨再思等人物皆被置入冥界审判中；主人公在冥间所见人物也多为亲友故知，如卢弁梦拘地府亲见伯母受罪、钳耳含光见其亡妻于地府受苦、崔明达于地府见其祖父。

值得注意的是，《广异记》中冥界主宰者身份亦有较大变化。是书所载的冥界空间，并非唯有阎罗王，地藏菩萨、华山府君、泰山府君，皆能操纵亡魂，管辖鬼魂，这种现象的出现具有明确的时代特征，反映了中唐时期地藏信仰、华山信仰之兴起。

《通幽记》所记游冥故事虽仅有“韦讽女奴”、“皇甫恂”、“王抡”三篇，但描写出色，属上乘之作。这些故事系作者用心之作，叙事曲折生动，篇幅较长。如《通幽记》与《广异记》皆有“皇甫恂”因食肉而入冥之事，然两者相差不啻千里。戴孚所记极为简略，仅言主人公因饮酒食肉被拘入冥之梗概；而《通幽记》之文巧妙运笔，极尽渲染之能，故事曲折多变，情节饱满，洵非《广异记》所及。

总的来看，中唐作家有意创作入冥小说，逐渐摆脱《冥报记》、《冥报拾遗》等著作纯粹宣教的特征，体现出文学化的倾向，有意从志怪向传奇体转化。这一时期的入冥小说在前人基础上有所发展，渐趋完善。他们所描述的冥界绝非简单的地狱形象，而是一个比较成熟和丰富的冥界体系。

三、“入冥”作品的低潮与命定论的兴盛

唐文宗太和中至唐僖宗乾符末是唐传奇集的兴盛期，数量颇夥。这一时期的入冥小说主要收录于牛僧孺《玄怪录》、薛鱼思《河东记》、李复言《续玄怪录》、皇甫氏《原化记》、段成式《酉阳杂俎》、张读《宣室志》、卢求《报应记》等小说集。这些作品集质量参差不齐，所记入冥故事亦水平不一。《玄怪录》、《续玄怪录》、《河东记》等作品质量相对较高，其中的入冥故事颇显唐人风采，彰显唐传奇有意为文的传统。而《酉阳杂俎》、《宣室志》、《报应记》所作入冥小说延续志怪余习，旨在宣扬果报轮回之说，文学艺术成就有限。

牛僧孺《玄怪录》摭奇拾遗，所叙故事皆经作者艺术加工，故文学化色彩较浓。如“董慎”条记兖州佐史董慎被魂拘泰山，其过程饶有趣味：

（冥使）自持大布囊，内（董）慎于中，

负之趋兖州郭，致囊于路左，汲水为泥，封

慎两目，慎目既无所睹，都不知经过远近，

忽闻大唱曰：“范慎追董慎到。”使者曰：

“诺。”趋入。府君曰：“所追录事，今复何

在？”使者曰：“冥司幽秘，恐或漏泄，向

请左曹匿影布囊盛之。”府君大笑曰：“使

一范慎追董慎，取左曹囊盛右曹录事，可谓

能防慎矣。”便令写出，抉去目泥，便赐青缣

衫、鱼须笏、豹皮靴。⑦

作者颇具想象力，笔下的入冥经过富有新意，布囊装人、双眼涂泥皆令人耳目一新，而对主人公、冥间人物形象的描写亦有令人称道之处。“南缵”、“崔环”、“吴全素”、“马仆射总”、“卢顼表姨”、“崔绍”（《说郛》引作《河东记》）等故事也有特异之处。而《玄怪录》中的“古元之”一篇更为特殊，古元之死后魂随远祖所赴的“和神国”，实际上是死后世界的“异种”，并非是传统意义上的“仙境”。

《河东记》、《续玄怪录》踵继《玄怪录》，所撰入冥小说颇类牛著，皆重笔渲染、铺陈叙事，文学价值较高。《河东记》“卢从事”、“李敏求”、“许琛”三篇游冥小说，用心为文，长于文辞。如“李敏求”文辞雅致，文学色彩更为浓厚，绝非同时期《报应记》、《酉阳杂俎》可及。《河东记》游冥故事创作极尽幻想，文学虚构亦为出色。许琛暴卒后，竟被黄衫使者带至“鸦鸣国”，这样的设想在前人小说中较为少见，体现了《河东记》的独创之笔。

段成式《酉阳杂俎》记有十余篇入冥故事，有“李简”、“孙咸”、“僧智灯”、“赵裴”、“陈昭”、“僧法正”、“王翰”、“高涉”、“邓俨”、“王恽”、“僧义本”、“潺陵王氏”等；另有“筑糠三尺”一篇记叙海外鬼岛，丰富了唐人的鬼域世界。这些故事基本上收入段成式《金刚经鸠异》，故其叙事模式大致相侔，皆有奉诵《金刚经》而重还人世的情节。

《酉阳杂俎》叙写的冥界基本是以阎罗王主宰的冥府，这种现象也是晚唐小说集常见的状况，反映了阎罗王信仰逐渐占据了冥界的主要位置。段成式《金刚经鸠异》序云：“摭拾遗逸，以备阕佛事”，故其所录故事佛教色彩较重，颇多宣验果报之例。如“孙咸”故事：

因引（孙）咸看地狱。及门，烟焰扇赫，

声若风雷，惧不敢视。临回，镬汤跳沫，滴

落左股，痛入心髓。地藏乃令一吏送归，不

许漏泄冥事。及回如梦，妻儿环泣已一日矣。

遂破家写经，因请出家，梦中所滴处成疮，

终身不差。⑧

故事基本是宣扬地狱之恐怖，以“彰明其事”，旨在警戒民众从善。

卢求《报应记》所记入冥小说有“慕容文策”、“赵文若”、“崔义起妻”、“宋义伦”、“张政”、“李琚”、“李冈、”“鱼万盈”、“李质”、“王简易”等。卢著所录的故事多袭前人作品，如“慕容文策”、“赵文若”、“崔义起妻”皆有所本，仅缩略前人原文而成。其余著作大体上仅录入冥梗概，主人公皆因《金刚经》而得还人间。是书所记的故事重在宣验佛经的灵异，总体上文学艺术成就不高。

张读《宣室志》录有“娄师德”、“郄惠连”、“崔君”、“张诜”、“刘溉”、“董观”、“许文度”、“刘宪”、“张汶”、“侯生”、“竹季贞”等游历冥界的故事，这些小说大多记录冥报征验，文学性稍逊。其中稍显出色者，如“郄惠连”讲述郄惠连梦赴冥界，被上帝拜为司命主者而去册立“阎波罗王”。这种设想显示了张读的巧妙用心，对后世凡人任冥题材的书写具有一定的影响。

总的来看，晚唐前期入冥题材的小说存有两种特征：一是文学化程度更有发展，作者对游历冥界的情节做了很多文学化的完善；一是此类小说重返低落，又走上了宣验佛教理念的旧路。

唐末传奇志怪集数量较少，入冥小说数量也大幅减少，唯有个别篇章而已。五代十国时，王仁裕《王氏见闻录》、《玉堂闲话》、南唐刘崇远《耳目记》、后蜀周珽《儆戒录》、南唐徐铉《稽神录》等作品集皆录有一定数量的入冥小说。这些入冥小说大多记事简略，目的在记奇述怪，与唐人不可同日而语。这一时期的入冥小说在文学成就上虽无特殊之处，然其对冥界的书写还是有值得注意的方面。此时的小说作者旨在猎奇，概非照搬已经渗入世俗信仰的冥界体系，故其所记颇多泰山冥府之例，还增加了很多冥府征拜凡人的情节。

晚唐五代的入冥小说有一个鲜明痕迹，即出现了很多书写冥府掌管官禄运命的作品。尽管此前小说中已经出现描写冥界操纵凡人命禄的作品，但其兴盛却是在晚唐。好言天命并非晚唐人所特有，但从唐代小说发展趋势而言，晚唐人似乎更执着于命定说，“宿命论之于晚唐，是一种主要的社会思潮。它的出现是唐人受社会变动规律摆布而苦于不自知为何如此的结果。晚唐人见过（或听说过）太多的繁华岁月，亦尝过太多的辛酸苦果，以往与现实的巨大落差诱发他们冥思苦索，思之不得只好归之于冥冥中的命运。”⑨在晚唐小说中，作者有意塑造源自上天或神界的一种神秘的未知力量并让它来控制众生的命运。小说人物的福禄官运、寿算财运并不能由个人决定，而是受潜在力量的驱遣。这种创作思维已经渗进唐人的创作中，成为一种常见的书写模式。正如李复言《续玄怪录·定婚店》中月下老人所云“幽吏皆主人生之事”。反映在游冥小说中，则出现了大批描述冥府决定士子科考、官吏仕途等题材的小说。《前定录·薛少殷》中的冥官对主人公言：“汝后年方成名，初任当极西得之，次历畿赤簿尉，又一官极南。此外吾不得知。” ⑩《前定录·陈彦博》、《嘉话录·杜鹏举》中的主人公在冥间看到科榜或仕禄的名录。《河东记》“李敏求”如斯记载：

过大厅东，别入一院。院有四合屋，约

大六七间，窗户尽启，满屋唯是大书架，置

黄白纸书簿，各题签榜，行列不知纪极。其

吏止于一架，抽出一卷文，以手叶却数十

纸，即反卷十余行，命敏求读之。其文曰：

“李敏求至大和二年罢举。其年五月，得钱

二百四十贯。”侧注朱字：“其钱以伊宰卖

庄钱充。又至三年得官，食禄张平子。”读

至此，吏复掩之。敏求恳请见其余，吏固不

许，即被引出。{11}

此外，《前定录》“韦泛”、“柳及”、《逸史》“李敏求”、《嘉话录》“宇文融”、《处士萧时和作传》、《宣室志》“娄师德”、《王氏见闻录》“潞王”等作品都具有冥府决定凡人仕禄运途的描写。

唐代不同阶段的入冥小说具有较大差异，初唐沿袭痕迹较重，中唐自创特征明显，而晚唐现实性更强。晚唐入冥小说不独是单纯的宗教惩罚类型，还掺进了控制命运的因素，将现实生活中人们所热切关注的仕途、科考等问题融进入冥小说中。另外，晚唐小说所描写的冥界特征也有所变化，它不再是前人所述写的阴森恐怖的地狱，是带有掌控百姓日常生活的神职色彩的冥府体系。这种文学现象反映了晚唐的世俗信仰，说明人们已经把地府理念融入民间信仰中，有意剔除了宗教的成分，而更多地体现出民间化、世俗化的特征。{12}

总而言之，唐代冥界叙事作品在篇幅上不再拘于单篇只传，往往长篇铺写、详细备叙，其作品还反复被转载改写；在形式上，有小说笔记、俗讲变文、僧侣传记等多种体裁，包含了叙事作品的多种形式；在故事情节上，曲折生动、跌宕起伏、扣人心弦；在艺术表现上，手法精纯，渐臻圆熟，采用多种艺术表现手法。这些表现是与唐代小说的成熟化进程相契合的，同时也反映了唐人信仰世界中日渐成熟的冥界体系。

注释：

① 本条《太平广记》卷116引《地狱苦记》，据日本藏前田家本《冥报记》载有此条。可参见李铭敬《〈冥报记〉的古抄本与传承》，《文献》2000年第3期。

② “李思一”条流传广泛，主人公曾先后两次入冥。第一次入冥详见《灵验记》，又据日本藏前田家本《冥报记》亦载此条；《冥报拾遗》所记“李思一”条为主人公第二次入冥。

③ 据孟献忠《集验记》“赵文昌”出萧瑀《灵验记》，《法苑珠林》卷79所载此故事源于《灵验记》。

④ 唐临：《冥报记》，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23页。

⑤ 孟献忠：《金刚般若经集验记》卷上，《卍续藏》第 87 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77年版；赵小华：《论唐代家训文化及其文学意义》，《贵州社会科学》2010年第7期。

⑥ 戴孚：《广异记》，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105页。

⑦ 牛僧孺：《玄怪录》，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53页。

⑧ 段成式：《酉阳杂俎》，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68页。

⑨ 霍然：《唐代美学思潮》，长春出版社1990年版，第304页。

⑩{11} 李昉：《太平广记》，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1094、1127页。

{12} 惠红军：《俗文化观照下的禅宗语言》，《贵州社会科学》2009年第1期。

作者简介：邵颖涛，男，1978年生，陕西蓝田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博士后，北京，100732。

（责任编辑 张卫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