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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诗人们的诗人

    时间:2021-02-27 07:55:10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达达文档网手机站

    摘  要:博尔赫斯的作品自介绍到中国后,就对中国当代文学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以往关于博尔赫斯对中国小说创作的影响研究较为充分,而在诗歌方面则有所不足。本文首先概括介绍了中国当代诗人①对博尔赫斯的接受情况,然后从“原型意象”、时间观念、神秘色彩、诗歌中的叙事元素等几个方面具体阐释了博尔赫斯对中国当代诗歌的影响,继而说明中国当代诗人对博尔赫斯的文学理念和作品风格并不是毫无保留地接受和简单模仿,而是试图将其理念和创作中的精华部分内化为自身的文学资源,并在此基础上探索中国当代诗歌继续发展的可能路径。

    关键词:博尔赫斯;中国当代诗人;接受情况

    一、引言

    歌德在1827年1月31日的谈话中讲道:“我愈来愈深信,诗是人类的共同财产。”同时,歌德还提出“世界文学”的概念。{2}的确,文学从来不是一个封闭圈子里的产物,优秀作家的作品必然会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共鸣,在全球化的今天更是如此。阿根廷作家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1899-1986)的作品便是“世界文学”的一个代表,哈罗德·布鲁姆在《西方正典》中认为博尔赫斯的作品属于他所指称的“经典”之列。

    据张汉行考证,博尔赫斯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中国文学界的视野,大约是在1961年。当年4月份的《世界文学》刊登了关于一次阿根廷小说座谈会的简讯,其中提及“波尔赫斯以描写人物心理见称”③。这里的“波尔赫斯”当指博尔赫斯。经笔者查证,目前能够见到的博尔赫斯作品最早的中译本,应为收录于台湾环宇出版社1972年版《当代拉丁美洲小说选》(竖排繁体)中的《南方》,译者为香港作家也斯(梁秉钧)。此外,1975年也斯主编的《四季》杂志第2期刊出了《波希士作品专辑》,载有《波希士作品中译目录》《有关波希士的中文论述》《波希士手稿》《波希士作品目录》等有关博尔赫斯的资料,并载有博尔赫斯小说译文三篇:《阿拉法(阿莱夫)》《小径分叉的花园》《保迪医生的报告(布罗迪报告)》及博尔赫斯《我的自传》。1979年,台湾译者杨耐冬翻译了博尔赫斯(台译作波赫士)的小说集《想象的动物》(此书在大陆暂未得到翻译)。从这一年起,博尔赫斯的作品在中国大陆正式得到翻译,开始进入大陆读者视野。《外国文艺》1979年第1期刊登了博尔赫斯小说四篇:《交叉小径的花园》《南方》《马可福音》《一个无可奈何的奇迹》,译者王央乐。此后,《世界文学》《当代外国文学》《外国文学》《外国文学报道》等刊物陆续刊出王永年、陈凯先等人翻译的博尔赫斯诗歌、小说、散文。其中,1981年第6期的《世界文学》首次刊登了博尔赫斯诗歌译文,包括《别离》《诗的艺术》《1966年的颂歌》《盲人》等5首诗,译者王永年。

    1983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了王央乐翻译的《博尔赫斯短篇小说集》。这本书的出版可谓影响深远,张汉行认为此书“对一些中国读者尤其是年轻的诗人与小说家们都产生了明显的影响,博尔赫斯因此而在这些中国读者中建立起了自己的声誉”。{1}这种说法可以在诗人何小竹那里得到验证。他于2003年谈到《博尔赫斯短篇小说集》这本书“给予了中国文学划时代的影响,这影响在很多人身上至今难以摆脱”。{2}作家格非也认为,“中国1980年代中后期的创作广泛受到博尔赫斯的影响”③。马原、余华、残雪、孙甘露等作家也曾谈到博尔赫斯对自己创作产生的影响,残雪还著有《解读博尔赫斯》一书。由此可以看出,自从上世纪70年代博尔赫斯正式进入中国文学界视野后,其独特的作品风格和文学理念一直是作家讨论、借鉴甚至模仿的对象,因此,博尔赫斯被称为“作家们的作家”。

    但值得注意的是,关于“博尔赫斯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影响”这一论题,目前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小说方面,出现了一大批相关著作和论文;至于博尔赫斯对中国当代诗歌的影响,有关论述则较少。这种现象的出现,其中有一部分是翻译出版方面的原因。正如何小竹所说:“那时候我们也知道博尔赫斯同时还是一个诗人,但很多年来,我们只是从杂志上零星地读到一些他的诗歌,其印象当然不及他的短篇小说。这种翻译和出版上的‘疏忽’,使得我们在很长时期,都仅仅将博尔赫斯当成一位小说家看待。”{4}《博尔赫斯短篇小说集》这本对中国读者有重要影响的文集出版于1983年,而大陆第一次集中收录博尔赫斯诗歌译文的《博尔赫斯文集》(三卷本,陈众议编,海南国际新闻中心)直到1996年才正式出版(台湾桂冠图书公司于1984年出版了《波赫士诗文集》,张系国等译,此书长期未进入大陆读者和研究者视野,故未造成影响)。在此之前,博尔赫斯的大陆诗歌译文仅分散地出现在一些期刊和诗歌选本中。这造成了博尔赫斯诗歌较之其小说得到关注较少的局面。但这种现象的存在并不能说明博尔赫斯对中国当代诗歌的发展没有重要影响。实际上,即使博尔赫斯的诗歌在1996年之前没有得到集中翻译,中国当代诗人也从零星出现的博氏诗歌译文中获益匪浅。诗人戈麦说:“最初诵读博尔赫斯的作品是从一本《外国诗》上读到的,在同一期上还有一位歌德。这样我读到了《镜子》《另一只老虎》《短歌》和《十五枚小钱》,我立即被诗的另一种写法所吸引。”{5}并且不仅是诗歌,中国当代诗人也从博氏的小说和散文中汲取了营养。因此,博尔赫斯的诗歌与其小说、散文创作一起影响了中国当代诗人的创作,并形成了一股可以追溯的潮流。

    据可查找的资料来看,中国诗人的创作中最早出现博尔赫斯之名的是王自亮的《北京,七月之雨》,发表于《诗刊》1985年第3期,诗末注明的创作时间则为1984年5月13日。其中有“十九路车溅起一片雨水/湿了我的挎包/里面有博尔赫斯的小说集”这样的描写。虽然此诗并未借鉴博尔赫斯诗歌创作手法与风格,但可以看出在当时已经有诗人热衷于阅读博尔赫斯的作品。国内第一位评论博尔赫斯诗歌的诗人也许是王家新。他在发表于1989年的《读外国现代诗札记》中谈道:“博尔赫斯渴望中的那只虎其实是不可说的。重要的也不在于说没说出它。重要的是他在我们这里激起了以全部生命来创造它的这种渴望,是的,我们已在想着那只老虎了。”⑥王家新通过对博尔赫斯《另一只老虎》的阅读,提出了想象力和梦幻对于诗歌创作的重要性,这可以看作是博尔赫斯对中国诗人的启发之一。在王家新之后,欧阳江河、西川、戈麦、吴晓东、朵渔、小海、马永波、南野等诗人也在文章中谈过自己对博尔赫斯的理解。在诗作中直接向博尔赫斯致敬的诗人则更多,可以举出西川、戈麦、西渡、清平、周瓒、宋琳、于坚、余刚、桑克、孙文波、黄灿然、张曙光、尚仲敏、陈先发等一长串诗人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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