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坛作家交往轶事
时间：2021-02-27 07:55:35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我国现代文学史书多有作家生平、作品介绍以及流派特色分析，但对作家之间的交往，或襄助，或求教，或笔战，或辍辅，却鲜有涉及，这给人们留下了观察的视域和写作的空间。笔者经过当年采访所整理的这些轶事，虽说仅为“窥豹一斑”，但它依然存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许杰与毛一波从“文人之争”到“伯仲之交”
“文人之争”，在我国漫长的文学史上屡见小鲜，“五四”以降，这类争论更是频仍。或流派相异，或观点相左，或性格相悖，少有羼杂私人意气和感情用事的讥讽。八十年前，著名作家许杰和毛一波的一场争论，竟引出了一段文坛佳话。
“五四”运动以后，许杰不但经受新文化、新思潮的洗礼，同时也爱到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1922年到了上海之后，他和无政府主义运动有了联系，还模仿克鲁泡特金的《告青年书》的体裁，写了《对人们说的话》（刊于无政府主义刊物《互助》）。当时，在霞飞路（今淮海路）一家无政府主义者常去集会的华光医院（其实是私人医生的门诊所）与毛一波相识。基于共同的信仰，两人过从甚密。1927年“四一二”之后，为避当局通缉，许杰卜居南洋吉隆坡，在一家华侨办的报馆《益群日报》当总编辑。事实的教训使得他逐渐抛弃了无政府主义思想，信仰起共产主义。1929年底，他以在南洋发生哄动一时的女革命党人黄素英行刺华民政务司长为题材，写了一遍散文《枉生女士》（刊于由郁达夫主编的《现代小说》1930年1月号），诉说无政府主义者悲剧的下场。当时在日本东京留学的毛一波见后，愤愤然写了题为《吉隆坡》的小说，痛斥其“反戈一击”。这段往事，许杰在回忆录《坎坷道路上的足迹》详有记载。
事过境迁，许杰还不时回想起这场争论，还不时念叨毛一波。1980年，上海文艺出版社编选一本“五四”以来的散文集，拟选《枉生女士》，征求许杰的意见。他又重新翻阅了《枉生女士》和毛的《吉隆坡》，并不无感慨地写下《关于（枉生女士）的回忆》一文。文末云：“我不知道这位毛一波的下落，不知是否还在人世。我想起这一段在半个世纪前发生的文字娴缘，时至今日，不管他是痛骂我、嘲弄我，还是厚爱我、痛惜我，都已成为无所谓的烟云。如果他竟然能如我一样，在这时代的惊涛骇浪中翻滚过来，而且也在这时代的惊涛骇浪之余，我们能够见一面交换一下这已在半个世纪的各自的经历，我想，这难道不比重吟‘何当共剪两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更有诗意得多吗？”寥寥数语，洋溢着这位世纪老人思念故友的殷殷之情。
其实，毛一波“还在人世”。大陆解放后，他遄赴台湾，后又旅居美国路易斯安那州新奥尔良。毛一波是在一次偶然的机会得知许杰的地址，又从一位朋友的文章中得知许杰尚健在，于是，他于1990年10月初致函许杰。此函末尾云：“我们现在都屑望九旬之年，尽一生之力，无负于人，其论理立义，真理见解，还有自信。可是，大同世界真太遥远，何时可以殊途同归呢？为后代来人祝福罢！”许杰捧读之，喜出望外，并充满着激动和热情给毛一波复函。之后，鱼雁频频，两位老人又互寄近影。1991年，毛一波来信希望许杰能帮他找出1931年上海时代书局出版的他的《樱花时节》一书（内收《吉隆坡》），复印后寄去。许杰将自己保存整整60年的这本书寄赠毛一波。
1993年初，为祝许杰几秩晋三大寿，毛一波自称“庚弟”赋诗一首：“牝怀曾激烈，天下每先忧。君子而群党，文章最上流。久看桃李茂，不为稻粱谋。游夏相师友，吟哦老未休。”这既是毛一波对许杰的祝福，也是对他的评价，更是这两位世纪老人友谊的象征。
朱雯与苏雪林寸心不泯恩师情
著名翻译家朱雯涉足文坛时，备受苏雪林的奖掖和黾勉，这段文学因缘不见史载，罕为人知。
在新文学运动中，素有“女才子”之称的苏雪林与黄庐隐、冯沅君齐名，她学识渊博，著述宏富。朱雯1924～1932年在苏州读书时，拜读了她的短篇小说集《绿天》、散文集《蠹鱼生活》、长篇小说《棘心》等几乎是全部的作品。1929年，朱雯在东吴大学读二年级时，慕名选修苏雪林的“宋词选读”课。在苏雪林的教育和启发下，朱雯对词这一史学体裁产生了极大的兴趣，还学着填写一些词，见刊于《尔吴年刊》（1932年）。
朱雯受益尤多的是，他在课余向苏雪林请教新文学创作。自1928年始，朱雯便试笔文学创作和翻译，他在《知难》、《真善美》等文学杂志上以“王坟”笔名发表的诗歌、小说、散文和翻译不下百篇。苏雪林对他以单纯朴素的笔调描写乡村或下层社会的平民生活所取得的艺术成就，给予了诚恳而热忱的肯定。她说：“文学创作要保持创作的纯洁精神，既不学为迎合青年心理写上许多‘我亲爱的……吻……拥抱’，也不将文艺当作宣传主义工具，写上许多‘无产……革命……血’”。朱雯将这些教诲视为创作之箴规，鞭策自己。朱雯汇集1928～1929年发表的和尚未见刊的十几篇短篇小说成册，题名为《现代作家》，恳请苏雪林作序。苏雪林审读全部文稿，不日交来一篇2000多字的序言。启笔称：“我写这篇序也好像是义不容辞，因为我们都是研究文学的朋友”，而且朱雯的作品“又素为我所爱诵”。这篇序言词约义丰，充分肯定了朱雯早期创作的两点长处：一是“运用他细致拔峭的笔法，画出这班愚蠢东西的肖像，以他自己的喉舌，喊出他们潸密的心声，使我们对于乡村和下层社会的人们，不但灵魂上除去隔膜，而且对他们发生同情的心理”；二是“具有特异的风格”，结构、造句“极其凝练，完全是中国人的笔调，但又有一种新鲜的风味”。此书发排后半个月，不幸印刷厂突遭回禄（火灾），把书稿连同序言一起焚毁，朱雯陷于极度痛苦之中。苏雪林又把序言重抄了交给朱雯，令他大为感动，大受策励，重振精神，誊写了《现代作家》的全部文稿。
苏雪林在东吴大学任教前，曾留法4年，深谙法语。在其教诲下，朱雯利用暑假通过阅读《悲惨世界》、《包法利夫人》等名作学习法语。当苏雪林得知朱雯有试译法国小说的想法，便慨然出借莫泊桑的短篇小说，这些译作相继刊登在当年的《当代文艺》月刊上。
1930年深秋，朱雯与陶亢德、邵宗汉等在苏州成立了“白华文艺社”，还自己出资创办了文艺旬刊《白华》（共出版8期）。在历时三个月中，苏雪林给予热情的关注和大力支持，除代为约稿外，还亲自撰文，如《白华》第一卷第三期的《文艺杂论之一——文学创作和时间》。在这篇长达5000余字的论文中，苏雪林详尽地论述了优秀的文艺创作必须具有“锻炼精深的思想”、“采集广博的材料”和“布置伟大的格局”。
1932年淞沪战争爆发，朱雯黯然离开东吴大学，而苏雪林也于前一年辞别姑苏去了武汉大学执教。从此杳无音信，但绵绵恩师之情却使朱雯萦怀不已，铭志不忘。
辛笛与郑振铎抢救国家图书典籍
郑振铎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保护我国珍贵的同家图书典籍免遭浩劫，这一功绩彪炳史册。而著名“九叶诗人”辛笛有一段与这位名闻遐迩的藏书家的书籍因缘，则不见史籍。
抗战时期，郑振铎隐姓埋名，在沪西居尔典路（今湖南路）赁小楼一角，辛笛隔街而居，两人过从甚密，常常谈至深夜。郑振铎藏书颇丰，早为辛笛所了解。因此，辛笛在徜徉中西旧书肆时，每见到古籍善本便当晚造寓相告，有时甚至代购相赠。国难当头，敌寇日侵，郑振铎和远在贵州安顺的徐森玉通力合作，致力于搜集古书达两万余卷。郑振铎宁可节衣缩食，典当求贷，寓所里积书盈室充栋，几无插足之地。郑振铎忧心忡忡，唯恐这些文化同粹为敌伪发现而复失流散于域外。辛笛得知后，毅然主动提出把自己寓楼顶层作为一个度藏所。为避耳目，他俩分几次雇人将数十箱古书夜间搬上辛笛住处。几度春秋，几番风雨，辛笛厮守着这些古籍，无一散失。直到抗战胜利后，郑振铎和徐森玉将这些珍本妥交北京图书馆收藏，方告蒇事。
郑振铎历年于宋椠元刊中检索戏曲杂剧，还矻矻搜求清代文集。他先后从福州路诸书肆中购到凡八九百种，其中大多是不易一睹之秘籍，为坊问所罕见。但在米珠薪桂的年代，郑振铎生计日蹙，米炊尚且不易，怎有巨款购书？在急切之下，郑振铎找到已改业银行秘书的辛笛。经过辛笛一番周折，终于得到银行的慨然资助，因之这批清代文集得以完善地保存下来。在《劫中得书记》中，郑振铎言真辞切地备述了对兵燹锋镝之余的清代文献收集经过及其甘苦，其问流露了终获古籍异本的欣幸之喜，也表达了对辛笛鼎力相助的感激之隋。
钱君勾与李金发一场关于“审美”的笔战
1925年，人称“诗怪”的李金发从法国归来，自视清高，对国内文艺界多有微词。这种情绪在《中国宝贝》一文（刊于《美育杂志》创刊号）中表达得淋漓尽致。该文将自己从法国回国两年来“所能见到的文艺界及丑恶的生活”一一奚落：西洋画“不堪寓目”，中国画“在那里胡闹”，舞蹈“表演者什九是‘无盐’”，音乐“未见能上水平线上的音乐家”，文艺出版界“空在时代中捣乱与虚度”，等等。李文引发轩然大波，褒者日：“震动僵化的文坛”，贬者曰：“胡言乱语”。
钱君匋本来就对李金发那种晦涩、幽深的“欧化”诗不齿，此时对其狂妄态度更是反感至极。他的挚友戴望舒在一旁敲边鼓：“君匋，何不给他回击一下？”于是，钱君匐花了整整两天时间，写就《也来谈谈“中国宝贝”》，经戴望舒修改后交《一般》杂志（四卷三号）发表，署名“豫堂”。钱文对李“村妇骂街般的吆喝”，“只是感觉着失望、悲哀”。文章严厉地批评李脱离当时的客观社会环境，“只凭着主观的见解，依了自己的好恶”来评论是非曲直。为“建设未来的真文艺”计，钱君匋提出了三个步骤：“第一个步骤是使中国底艺术革命化”，“建成新时代所需要的新文艺”；“第二个步骤是使中国底艺术民众化”，“打破从前艺术为贵族阶级资产阶级所占有所囚禁的恶习”；“第三个步骤是使中国底艺术生活化”。全文以“努力啊！快些起来创造中国底新文艺！”为结穴，于当年文坛不啻是振聋发聩的一声呐喊！
不日，《美育杂志》第二期出现了署名“弹丸”的《“中国宝贝”的回声之回声》。当时，钱君匋与戴望舒分析了该文的文风和用语，认为“弹丸”系李金发的化名，其含有“反击”的象征意义。李不甘示弱，声称要“互演几句，拉一个曲直”，但全文除了对自己的粗莽态度、过激言辞作些不能自圆其说的辩解外，根本没有作针锋相对的辩论。然而，他所下的判词却甚为唬人：“这种自作聪明的人，一面出于嫉忌，一面是心怀捣乱，不欲社会上有进化之现象。”
在戴望舒的支持下，钱君匐又写了《对“美育杂志”李主干的回声的叱咤》一文，对这位“目空一切的大艺术家”再一次质疑。这篇见刊于《一般》八卷三号的长达7000字的论文，详尽地阐述了新文艺时“革命化”、“平民化”、“生活化”，一言中的地指出：“这正是希冀社会上有进化之现象！”此文的特点是：一、广征博引，论据充90如谈及新文艺平民化时，从中国历代的“贵族文艺”谈到西洋的近代艺术，论证这种“以威力或是金钱作为掠夺艺术的唯一工具”的艺术终究要被“民众化（平民化）”的艺术所替代；二、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如在论述艺术生活化时，文章说：“你反对我底艺术实用化（生活化）的主张是根本错误，你应该把自己的本行——雕刻——先打倒，并连带地把建筑、图案等等也推翻了，使它们完全失了实用的效能，那才可以来反对我底主张”；三、思辨性强，言词幽默、诙谐。戴望舒读之，风趣地说：“这下子李主干无活可说了。”事实亦然，之后李金发确实再也没了“回声”。这场笔战显然是以李败北而告终。
赵清阁与赵家璧催生女作家小说集《无题集》
我国现代文坛，女作家群的文学创作实绩卓然。然而，诚如赵家璧所言：“中国（现代）文坛轻视女作家，女作家的作品历来很少有系统的介绍和搜集，偶尔有些选集和评论一类的书籍出版，也失之偏颇。”“五四”以来，除1935年刊行《当代女作家随笔》一书（王定九编，中央书店出版），几无女作家作品合集。1947年之初，时任晨光出版公司总编辑的赵家璧与赵清阁谈起，打算对“五四”以来的女作家的最新作品作较为系统的搜集，出版专辑，使读者从中窥见她们随着社会和文艺思潮演变的进步和趋势。拟作品专辑依次为：小说集、戏剧集、散文集、诗歌集。这一动议得到赵清阁的赞同和支持，并主动请缨主持编辑小说集。事后专辑也仅有这本书名为《无题集》的小说集问世，其余阙如。
赵清阁“明知其艰巨，仍勉力承当，仅联络各女作家，就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赵清阁：《无题集·序》）。她谋面上海的罗洪、陆小曼等，书函武汉的苏雪林、袁昌英，青岛的冯沅君，北京的谢冰莹，而且还向侨寓东京的冰心、伦敦的陆晶清、纽约的王莹发出言辞恳切的稿约。据赵清阁生前回忆：当时她还曾向在延安的丁玲和卜居伦敦的凌叔华发函，但由于诸多不便，不见她们来稿。
赵清阁所编《无题集》的可贵之处在于，它的全部作品都是编者预先约定、作者从未发表的文字。如陆晶清在短短的两天内赶写了《河边公寓》一文应征。更为难能可贵的是，这些女作家中有的已辍笔十几年，如冯沅君、袁昌英、陆小曼三位，都是经赵清阁再三恳约敦促才又执笔，并且此后也再无小说面世。冯的《倒下了这个家族的巨人》、袁的《牛》、陆的《皇家饭店》，堪称她们在文学创作上留下的最后一行足迹，永远值得后人存念。这里，不妨摘录一段冯沅君致赵清阁函——
清阁先生：
前月廿九日大札敬悉，凭心讲我实在不敢当作家这个钦衔。因为第一，二十年来写文艺；第二，以前的作品实在见不得人，所以实心实意不愿、不敢参加这个集子。但因为您一再催索，颇觉情不可却，姑且送一篇四不像（不晓得它是诗，或是文）。这本是纪念一个亲人的旧稿（从未示人），现修改送上。如能不用最好，免我出丑……
此颂
撰祺！
沅君五 月廿日
经过八个月的努力，以冰心的篇名为书名的《无题集》于1947年10月问世，出版2000册。赵清阁撰写的序言简意赅地评价了12位女作家新作的艺术特色，每篇作品之前附印了作者的近影和手迹（大多是致编者函文），并有作者的生平简介。这些无疑增添了《无题集》的史料价值。顺便一提，上世纪90年代初，此书易题《皇家饭店》再版时，竟将照片和墨迹删去，委实遗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