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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想在现实中的幻灭

    时间:2021-02-27 07:56:30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达达文档网手机站

    摘要:《一朵浮云》与《死者》是詹姆斯·乔伊斯早期短篇小说集《都柏林人》的两篇作品,文章从故事的建构,显现与象征等手法的运用,以及两篇作品与作者的关系等方面进行对比分析,描述了主人公的理想在现实中幻灭后的无奈、彷徨和麻痹,展示了乔伊斯对《都柏林人》的巧妙构思以及独特的写作风格和艺术魅力。

    关键词:詹姆斯·乔伊斯 短篇小说 一朵浮云 死者 对比解析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23X(2008)03-0074-03

    爱尔兰作家詹姆斯·乔伊斯一生创作出许多流芳百世的作品,如《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尤利西斯》、《为芬尼根守灵》等。专家学者把更多的关注投入到这些巨作中,而对其早期的短篇小说集《都柏林人》的专门性评论并不多。

    《都柏林人》由15个短篇小说构成。这15个故事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短篇小说的汇编,而是为了一个明显的写作目的,精心策划的互相关联的短篇小说集。对于他的创作意图以及这部短篇小说集的结构与布局,乔伊斯曾在给出版商的一封信中作了清楚的说明:“我的目的是为我国谱写一部道德史。我之所以选择都柏林为背景是因为我觉得这个城市是瘫痪的中心。对于冷漠的公众,我试图按以下四个方面来描述这种瘫痪:童年期、青春期、壮年期和社会生活。这些故事都是按照这一秩序编排的。”

    这15篇故事基本上都遵循了同一个模式:主人公无不经历了一次人性的波动,从平静到不安,从稳重到骚动,然后再由不安回归到麻痹。有一些主题是贯彻始终的,比如对过去生活的缅怀;狂欢中的悲哀;个人在精神生活中的孤独绝望和无助的状态等等。《一朵浮云》和《死者》就是这样的两个故事,在此对这两篇作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故事的构建

    人的一生总是和三个状态联系在一起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人们在回忆中回顾过去,在幻想和期望中憧憬未来,而这两者都是在现在这个时段发生的。但是如果没有现实中外界的影响和刺激,这些回忆和幻想也许就会被埋藏在心中,不会突然爆发出来。

    《一朵浮云》中的主人公小钱德勒是一个敏感、文弱、忧郁的青年,喜欢诗歌,偶然幻想有朝一日能像诗人那样生活,总的来说还是很本分的。但是他阔别8年的好友加拉赫的归来,使他的心绪有了变化。见到加拉赫前,他充满喜悦,甚至期望加拉赫能帮他发表诗歌,实现成为诗人的梦想;见到加拉赫之后,他发现了理想和现实的差距。一方面,他开始对加拉赫有些失望了,他不喜欢加拉赫的声调和谈话的腔调,加拉赫变得俗气而虚伪了;而另一方面,他也承认加拉赫是见过世面,真正生活过了,还是很让人羡慕的。老友的相聚,使他对自己现实生活产生了不满和厌恶,觉得自己受到了束缚。但作品的最后也反映出了一种无力回天的悲哀,他深知“同命运挣扎是完全徒然的”。

    如果说《一朵浮云》反映的是现实生活与可能的理想生活之间关系的小说,《死者》则更多地体现出现实在回忆中的破灭。破灭的起因同样是源于一次聚会,只不过这次不是偶遇,而是一年一次已延续30年的舞会。在这次聚会上,主人公加布里埃尔遭遇了一次次的打击。他一进门,想对看楼人的女儿莉莉表现出友好,却受到了她的嘲讽。舞会中与同事艾弗斯小姐的交谈使他更加自惭形秽。聚会结束后,他希望从妻子格莉塔的身上得到慰藉,却最终还是一场失败。原因是舞会上的一首歌《奥格里姆的姑娘》勾起了格莉塔对少女时期一场凄美爱情的回忆。当加布里埃尔知道这个故事时,他用讥诮的口气问“他是干什么的?”,想藉此来显示自己大学教授高尚的身份。而妻子平静的回答却使他更加的挫败,自己竟比不上一个在煤气厂干活的人。于是他又进行了第二次的努力,希望这个年轻人是因为“痨病”而死的。妻子的一句话“我想他是为我死的”却使他“感到一阵朦胧的恐惧”,多年的夫妻情感竟敌不过一个死者在妻子心中的地位。

    小钱德勒和加布里埃尔其实具有很多的相似性:都属于小知识分子的形象;他们有着知识分子的清高与理想主义,但他们的天性还是与人为善并且十分宽容的。他们的很多做法和想法还很天真,却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在遇到尴尬状况时,他们都会脸红;在羞愧悔恨时,他们也会流下眼泪。随着故事的发展,两位主人公对人生都产生了困惑。加布里埃尔的困惑与《一朵浮云》中的小钱德勒看起来相似,本质上却截然不同。对于小钱德勒来说,困惑是“空间性”的,他认为他的不幸是因为没有离开过爱尔兰、飘洋过海出去闯荡一番;而加布里埃尔的困境则是“时间性”的,他无法融入那个似乎是充满激情和诗意的旧时代,而对新的生活他也失去了以往的自信。后者作为《都柏林人》的压卷之作,其寓意自然要深刻许多。

    二、显现手法和象征手法的运用

    (一)显现手法的运用

    《都柏林人》作为乔伊斯的早期作品,其最显著的特征就是使用了显现(Epiphany)这一重要的艺术表现手法。显现最初是一个宗教术语,源于基督教的主显日。乔伊斯将其作为一种艺术手法用在作品时,它有两种含义:第一,它指一个人、一件物体或事情的本质的突然暴露,而这种本质或真实面目,是被观察者在平淡无奇的话语或状态中突然发现的;第二,显现是一种心理状态,一种观察者因其对一个人,一件物体或事物的本质或真实面目的发现而产生的愉快的心境。乔伊斯在《英雄史蒂芬》中,首次借主人公之口给显现下了一个定义:“一个突然的精神展现,它是展现在平淡无奇的话语,状态或在心灵中的难忘瞬间里”。《都柏林人》的15个故事几乎都运用了显现的手法,这两篇文章也不例外。

    《一朵浮云》中,小钱德勒在和飞黄腾达的老友相聚后,开始对生活不满,甚至拿出一首凄凉的悼念死者的诗来读,以烘托出他抑郁的心情。但孩子的“号啕大哭”和妻子的“叫嚷”使他不得不回到现实的世界。“小钱德勒觉得脸上火辣辣的,羞惭地无地自容,只得避开灯光,缩到阴影里。他谛听着,孩子的哭泣一阵轻一阵了,自己眼中却淌下了悔恨的泪水。”这泪水预示着他理想的破灭和现实的残酷。最终他顿悟出,他只能是一个平平凡凡的在都柏林生活一辈子的小人物。在《死者》中,望着沉浸在极度忧伤中的妻子,加布里埃尔异常愤怒,又突然泪如泉涌,他突然醒悟到他们多年的爱情生活是多么苍白、肤浅。他从来没有得到真正的爱情,他活着,在感情上却是死者;迈克尔·弗雷虽然已死,但他的感情却仍然活着,望着窗外的大雪,他感到一切感情或精神死亡的寒冷。就是这样的精神感悟把故事推向高潮,进一步深化了主题。这两者的顿悟都是因为外界的影响,使他们对自己的生活有了更深刻的了解,他们的无助和失望也就在这些平淡无奇的话语中显现出来。

    (二)象征手法的运用

    《都柏林人》看似平淡直白,实际上蕴含着许多的象征和隐喻。《一朵浮云》,整篇正文没有出现一个“云”字,但“云”却是一直笼罩在空中。这云既来自社会也来自家庭,既来自

    现实生活也来自理想生活。小钱德勒把自己的糟糕的境况归咎于没有离开爱尔兰,归咎于家庭的束缚使其无法实现自己的梦想。这些都在小钱德勒和读者心中形成了一朵令人困惑的浮云:我们能够逃离令人窒息的日常生活吗?小钱德勒的理想经过8年时间的洗涤,在夸夸其谈的朋友面前,在不断啼哭的孩子与家庭琐事面前,还有存在的可能吗?它在多大程度上不是一个荒谬的反讽?在这里作者暗示了超越自身境遇的艰难,就连困惑本身也没有什么意义,它所留下的也许唯有“羞愧”而已。

    而在《死者》中,雪从头到尾一直都在飘浮。这篇小说描写雪景的部分多达近10处,尤其是在结尾。伴随着加布里埃尔错综复杂的思绪,乔伊斯笔下的雪花似乎已经变成了命运的精灵。整个爱尔兰,整个世界,包括这个世界的过去、现在与未来都为茫茫大雪所覆盖。大雪落在艾沦沼泽、香侬河谷和十字架的顶端、荒丛中的墓石上,飘落到所有生者和死者的身上。大地白茫茫一片,它是这个世界最终的主宰。对于这个结尾,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在笔者看来,雪就是一个联系着内心与外界的媒介,联系着生者与死者的纽带。雪终究会有融化的一天,但加布里埃尔却并不一定有信心坚信妻子格莉塔心中那段纯洁的爱情会有融化的一天。

    三、故事主人公与乔伊斯的关系

    乔伊斯是一个善于把人生体验写入到自己的作品中的作家。《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实际上就是一部自传体式的小说。《都柏林人》叙述的是在都柏林——这个作家生活了20年的城市发生的故事,里面自然就会出现乔伊斯以及与他相关的人或事的影子。《一朵浮云》和《死者》这两篇小说也不例外。

    《一朵浮云》有两位主人公:小钱德勒和加拉赫。一个卑微懦弱,一个春风得意。值得一提的是,这两种状态,乔伊斯本人都曾经历过,尽管都是在此篇小说完成之后遇到的。1909年,乔伊斯回都柏林探亲,设法找出版商发表《都柏林人》这部书时,他意外地遇到了昔日曾同甘共苦过的好友戈加蒂,“戈加蒂邀请乔伊斯到他在伊利宫附近的家里做客。戈利蒂的家与乔伊斯在的里斯特的寒舍简直无法相比,这个差别肯定使乔伊斯心里十分不舒服。”随后他又回都柏林进行过短暂的影院的运作,这一经历让他尝了一把当加拉赫的滋味。“经手大宗大宗的钱对他来说可谓是一种令人愉快的变化。不论是在新朋友还是在老朋友面前,乔伊斯经常掏出一叠叠钞票炫耀一番。他希望让这些人知道他已不再是他们以前认识的那个无家可归的浪子,而是那些经营有方的商人们可以信赖的同僚。对于乔伊斯来说,这是一个新的角色,一个他至少在短期内曾体面,光彩的扮演了一阵子的角色。”由此可见,《一朵浮云》的两个人物的特征还是十分有普遍性的,就连作者本人都不能免俗。作者正是通过其细微的观察和体验,才把这两种性格写得惟妙惟肖,入木三分。

    如果说把《一朵浮云》和作者联系在一起还有点牵强的话,那么《死者》中的那个爱情故事则完全是根据乔伊斯当时的情人,也是其后来的妻子诺拉的真实经历改编的。《死者》的男主人公的妻子的名字叫格丽塔·康罗伊,而诺拉在很多法律文件上的签名用的都是格丽塔·格林。当诺拉还是戈尔韦一个10来岁的小女孩的时候,便认识或者可以说爱上了一个比她长几岁的男孩。这个孩子患有风湿症,后因心脏病猝发,年纪轻轻便告别了人世。但是导致他死亡的另外一个原因,也许是诺拉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抛弃了他。这段经历深深地打动了乔伊斯,也促使他将其写入了《死者》这篇小说中。就连勾起格丽塔无限回忆的那首歌《奥里姆的少女》也是乔伊斯在1909年去戈尔韦探望诺拉家人时,在当地收集到的。可以毫不夸张的说,诺拉一直是乔伊斯的创作源泉;而乔伊斯则发挥他的才智,把这些生活点滴在文章中发挥得淋漓尽致。

    四、结束语

    通过对这两篇短篇小说的故事建构,显现象征手法的运用以及主人公与作者的关系这几方面做一个对比浅析,我们不难发现,《都柏林人》确实是一部系统的彼此有很多关联的短篇小说集。乔伊斯正是通过其精妙的布局,运用丰富的写作手法,展示出人和生活的共性,使作品达到了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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