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败英雄、高原风物与边地书写
时间：2021-02-27 07:57:14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2018年4月，80后军旅作家董夏青青的首部小说集《科恰里特山下》出版，获得普遍赞誉，其中作家邱华栋和评论家傅逸尘的评价可以说是最具代表性的。作家邱华栋认为这是一本难得的短篇小说集，“因为当代作家里能写出自己独特品质的短篇小说集，对很多作家来讲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邱华栋认为与其他符号化的军事文学作品相比，董夏青青的《垄堆与长夜》等作品最接近人性的微妙和丰富，这是一个作家存在这个世界上基本的职能和理由。评论家傅逸尘认为当代中国军旅文学缺少悲剧传统和悲剧审美，董夏青青的小说中悲剧性的仪式感、悲剧性的审美元素非常强烈，写出了军旅生活中的异质性经验。就当代作家的整体写作而言，董夏青青书写戍边军人，书写军人与少数民族的民众之间关系的存在，在我们所读到的青年作家中，也是非常独特稀缺的，“当我们不再从正面的角度消费所谓英雄主义概念，而是从非英雄角度书写这样一种真实存在的时候，反而显得更有力量，反而更能够被其他没有这种生命经验，没有这种文化的读者体悟和感受，非军人读者读到这种故事的时候心中也会受到触动，这正是董夏青青写作的力量所在。”
基于这些评价，结合个人的阅读体验，我感觉迄今为止董夏青青的大多数作品都在努力塑造“失败英雄”形象。傅逸尘所说的董夏青青的非英雄角度书写，在我看来，其实还是一种英雄书写，只不过不是我们所熟悉的对头戴光环的英雄的书写，而是对失败的英雄的书写。董夏青青笔下的人物往往都是在世俗意义上失败的，甚至无法享有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乐趣，经常在孤独与失败的阴影下犹疑、濒临崩溃，却最终艰难挺住，保守住内心的那份坚持与职责。文学史中最著名的“失败英雄”形象当属海明威《老人与海》中的老渔夫圣地亚哥，一个在别人的蔑视和嘲笑中两手空空拖着鱼骨架归来的孤独老人。事实上，海明威还塑造了一系列底层境遇中失败的“硬汉”形象。某种意义上，董夏青青也在塑造生活在当代中国边地的“硬汉”、失败的英雄的群像。
她最新的短篇小说以“费丽尔”命名，“‘费丽尔’，小狗的名字，写了很久才发现，哦，原来费丽尔就是failure。最忠诚于人的，大概就是failure吧。不过，也许只要在困境中还能看见别人的痛苦，在无所有时还在希求付出的机会，就能像费丽尔那样走出困境，找到生的勇气。”作者要写的，就是笔下主人公的失败、挫折与困境中的挣扎，就是他们真实的生存境况。文中的费丽尔只是一个隐喻，这只在暴风雪中死而复活的小狗，象征了小说中主人公们所承受的生活的种种风暴并死死扛住的情景，正如海明威笔下的人物，“人不是为失败而生的，一个人可以被毁灭，但不能被打败。”和作者的其他大部分小说一样，《费丽尔》没有大起大落的情节起伏，只有一个相当简单的故事，加上几个人物的叙事闪回。小说可以显见的主要情节是他（士官郭班长）因为女儿需要动手术打算借款，最终借款的想法不了了之，他没有麻烦战友，变卖了自己刚给父母亲买的房子。从世俗的意义而言，“他”是相当失败的。他只是一个普通的士官，收入微薄，女儿生了重病，需要治疗，却没有钱，最后只好卖了房子给女儿治病。但这个“失败”的人物身上，却处处焕发英雄的潜在的光芒。在危急的时刻，他不顾个人安危勇于献身，救了战友“龙虾”一命，自己受伤缝了十八针。他还在类似的危急情况下帮助战友海比尔和陌生的浙江老哥，表现了一个男儿的铮铮铁骨。但是，做这些事情，他并没有视为多么了不起的举动，而是认为这是人之常情。当他自己面临巨大的困难时，想向别人伸手却自觉羞愧，连队要为他发起集体募捐他也拒绝了，最终宁可委屈自己最亲的家人。他自己身处困境却依然不忘记帮助别人，联系浙江老哥帮退伍的“龙虾”安排工作，正是作者所说的“在困境中还能看见别人的痛苦，在无所有时还在希求付出的机会”。作者所塑造的也正是这种在困境中挣扎、一无所有，同时还能看见别人的痛苦、希求付出的“失败英雄”。小说中还写了另一只狗——“狮子”，“那条吉尔吉斯的狗嘴又短又方、身形高大，近两年得了血栓，总是摇头晃脑。走路、吃东西、睡觉，脑袋都摇得停不下来。他们以前叫它狮子，后来管它叫摇摆。”就是这只得了血栓的狗在凶狠的母狼闯入军营时挺身而出，最终与母狼战斗至死。郭班长的战友舒莱姆认为要找一根狼髀骨能使他女儿的病情好转，但郭班长认为“狮子”的髀骨或许更好用。这只“狮子”绝不亚于狼。小说结尾有这么一段，“舒莱姆讲过一个克族人都知道的笑话。说以前老鹰很怕猫头鹰，就讨好地问猫头鹰，猫头鹰大哥，您这么魁梧的身材是怎么练的？猫头鹰说，我不是壮，是毛多。老鹰不信，从天上俯冲下来抓了一把猫头鹰，发现确实毛茸茸的。以后老鹰再见到猫头鹰，就直接把它吃掉了。他站起身，看手术室前的人来回走动时想。要是也给那个猫头鹰一块狮子的髀骨，会不会结局不同。”显然，在作者看来，郭班长身上就有一块狮子的髀骨。作者所塑造的“失败英雄”身上都有这么一块狮子的髀骨。
不无巧合的是，她新近完成的另外一篇小说《黑拜》中也有一只狗，也是以“狗”的名字命名作品。小说中的“黑拜”是一只生活在一群特战队员中的狗，借由这种狗的命运串联起特战队的一次实战化考核，也凸显出特战队员的日常精神状况与生存困境。“黑拜”本来是一只可爱的小狗，进入特战队后给队员们带来了很多欢乐。当它因为环境变化生病后，它的存在越来越成为众人眼中的累赘。当特战队员们因为个人的种种现实矛盾问题而纠结、苦恼时，黑拜的烦人举动使之成为“出气筒”，也注定了它最终的悲剧结局。显然，作者写“黑拜”的目的是写人，“‘黑拜’承受的并不是单纯的‘残忍’，而是一种压抑、焦虑的持续腐蚀，关于职务晋升、金钱、身份认知……写《黑拜》之前，我提醒自己不要生凹戰斗造型，写一种非常状态下的一种心理学的概率，或者是一种动物性的本能反应，最好写出生活中某些‘断裂’的时间，情感产生阻断的瞬间。”《黑拜》中写了特战队员们面临的各种现实困境与失败，写了他们在困境中的挣扎与失控。孟蒙抱怨这只是一次考核而不是实战任务导致他没有机会立功提干，只能等待复员;何超龙老婆怀孕时跌倒，孩子出生后一直在重症监护室，他本人却请不到假回家;李乐女朋友调回成都，用通知的语气和他商量买房;叙述者“我”也好不到哪里去，母亲和父亲的家族一直因为民族、身份问题产生隔阂，自己也同样因为民族、身份问题与女友分手。尽管如此，这些问题与现实中的种种失败没有影响他们在接受任务后给家人写遗书时的坦然和担当。
同样，在她之前创作的一系列作品中，也塑造了一群“带病生活”的人。《近况》中的科长长期与家属两地分居，在不能与四岁的儿子、老婆视频时就会出现各种焦躁的情绪;薛排长喜欢喝酒后钻进被罩，逃避自己的现实苦恼;“我”只要想起远方的女友就无比痛苦。《河流》中的肖指导员年纪轻轻，就对婚姻、爱情不抱希望;连长和媳妇无话可说，孩子两岁，媳妇一次也没有来军营看过他。《科恰里特山下》中的参谋长家在阿克苏市区，周末却从不回家;“我”（侯副参谋长）与妻子濒临离婚，最终因为孩子精神出现问题而选择一家人继续生活在一起;李参和妻子离婚，据说因为“太久没用，那个不行了”。即便如此，他们承受着职业理想与个人情感、家庭生活之间的种种矛盾，他们依然坚守在这个地方。最具代表性的应该是《近况》中琼塔什边防连的魏宁排长，从南京政院研究生毕业后不呆在团里，主动申请到偏远的连队，后来因为外出侦查照相而失事。有人怀疑他私自逃跑，叙述者“我”则表明了自己的明确态度，“我很想给组干股打个电话，让他们看手机上魏宁最近的一条朋友圈。能写出“君不见玉门亦有春风度，昆仑直下阅大江。黄沙且做瑶池液，我与天地饮一觞”的人不可能逃跑。如果他此时已走入另一个良夜，这座山，从此往后你的名字就叫魏宁。我把帐篷扎在这里，看守着你，使你免受武器和任何暴力的侵扰。当某天我须离开此地，到时可以对你说，那该打的仗我已经打过，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你我所信的我已经守住。”他们带病生活，忍受巨大的苦痛，但依然坚守内心的信仰，是真正的“失败英雄”。
这些作品中往往都有一个与作者现实身份有所重合的军队女干部形象，见证或参与故事的进展，记录这些“带病生活”的人，比如《河流》中的“我”（余干事）、《近况》中的军区文网中心女记者等。事实上，在董夏青青心目中，写作的意义首先就在于对真实生存的记录。“大学毕业后近十年，除去在中戏读研的三年，我一直在新疆生活。每年下部队，搜罗短篇小说集《科恰里特山下》里的素材，对应西北边地的真实生活。那些戍边军人和边民的筋骨如此硬实，精神如此强悍和坚韧。我最怕笔力不逮，使得那些虽不辉煌却伟大的生命黯然失色。玩笑地说，很希望能以一种‘精致的高仿现实主义’口吻来写我接触到的边地风土人情和军人生活。对此，我反求于语言，努力在一次一次的练习中踏实、诚恳地找到最准确的位置——无论是字词，还是对人物揭示性的时刻。比如一丛草、一种动物的名字，会想法子找到当地畜牧、农林的资料，尽量准确表述。人物的动作细节也是如此，尽可能让虚构落到细节实处，看起来无限逼近真实，增强文字的说服力，降低情感传导时的耗损。”总体而言，董夏青青的小说作品属于经验写作的范畴，拓展了小说的非虚构美学。事实上，2009年董夏青青进入新疆后的第一部作品就是非虚构作品《胆小人日记》她的野心不仅仅在于从军旅文学的视域记录守边官兵的生活，从《胆小人日记》《高原风物记》等作品中更可以看出她书写边地发展、摹写边地众生相及边地族群间复杂文化关系的野心。《高原风物记》以柯尔克孜族少女维吉扎尼对塔吉克族男子海俩尼的单恋故事为主线，穿插了海俩尼及其弟弟、金矿老板、金矿老板的表舅等人的故事。从海俩尼喜欢本民族的少女娆娜格而不喜欢维吉扎尼可以看出文化传统影响了他的审美眼光或者说他依然是一个非常注重民族传统的人。但他又处在一个巨变中的时代，一带一路，西部大开发等现代化浪潮使得他在与从内地来的金矿老板等人的交往中观念受到了极大冲击。作品由此展现了发展中的边地多元文化、多种民族之间的差异与对话。
另一方面，董夏青青并没有因为追求对生活原汁原味地记录与呈现就忽视了小说艺术的追求。在一篇关于巴别尔的对谈中她谈到巴别尔对她的影响，“巴别尔的志向不在于讲一个溜光水滑的‘故事’，那暗含着一种叙事上的虚荣心，一种企图‘获取历史结论’的危险。在巴别尔那里，故事的流畅性随时被狂笑、震怒、惊讶或者某种恐怖情绪所打断。它的对立面，是一个社会中整整几代人等待被证伪的共识。这种有破坏性的，充满断裂与缝隙的思考与表述方式，才是巴别尔个人独特的贡献。他避免了抽象，却使得他的语言具备了抽象的神秘感，一种绝不可能一眼看穿的有序的芜杂。”巴别尔的《骑兵军》以“充满断裂与缝隙的思考与表述方式”，糅合现代主义、现实主义与自然主义手法呈现当时哥萨克军人的真实面貌，《科恰里特山下》也因为对边地军民真实生存场景与心理的深度呈現被某些评论者誉为“中国版的《骑兵军》”。和巴别尔一样，董夏青青的故事不追求跌宕起伏的戏剧性，以复调叙述的方式将不同人物的声音拼贴起来，构成一种“有序的芜杂”。在她笔下，对自然景物的抒情化的描写之后，可能直接转入日常场景、人性原始欲望的粗鄙呈现，从而形成极强的艺术张力。她对语言的追求也是精益求精的，和巴别尔一样，她也在寻求简单、漂亮而有分量的词语。对她来说，语言既是过程，也是结果。既有对辽阔生活世界的好奇和探询的勇气，又有对小说叙述艺术的精益求精，董夏青青的文学前程不可限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