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猫》中的文化沙龙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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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小说《猫》通过十九岁学生齐颐谷的视角观察，描写了抗日战争初期北平的一次文化沙龙聚会，写出了20世纪30年代初北平高级知识分子的聚会方式。钱钟书以文艺沙龙的形式，使这些知识分子集中登场，讽刺了他们的自私自利与虚伪卑劣，在极短的篇幅内浓缩了战争年代北平部分知识分子的真实生态，通过他们表达对于战争的态度，将猫的寓意与文化沙龙现象巧妙结合。
关键词：文化沙龙；知识分子；《猫》；战争
作者简介：贾子璇（1994-），女，汉族，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人，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9）-08-0-02
钱钟书的短篇小说《猫》选自其小说集《人·兽·鬼》，首次发表于1946年创刊的《文艺复兴》。其篇名“猫”对应的是小说集书名中的“兽”这一项，在书中所写的序中指出：“不但人是安分守法的良民，兽是驯服的家畜，而且鬼并非没有管束的野鬼。”[1]序言概括了四篇描写各异的小说作品，并也指出了小说集命名的依据。短篇小说《猫》除了向我们展现了一只黑猫的形态之外，更多的是对战时北平部分虚伪的知识分子进行了群体的展示。在《猫》中，钱钟书凭借文艺沙龙这种特殊的聚会形式，通过描写沙龙客人们对战争的讨论，诙谐而辛辣地鞭挞了战争年代部分自私自利、道貌岸然的知識分子。
一、文化沙龙的起源
“文化沙龙”是一个泊来词汇。沙龙的原意为房间中的客厅，起源于文艺复兴的意大利，兴盛于17、18世纪的法国巴黎，文艺沙龙是当时西欧上流社会的一种精英社交文化。经过精心挑选的社会各界名流聚集于贵妇人家中。他们志趣相投。沙龙汇聚了时代最显赫的名士淑媛，社会的浮生万象也可从中窥见一斑。[2]“沙龙”由一个场所最终演变成了在这个场所进行的一些品评时政，就一些问题发表建议的一种精英聚会，同时也是思想与兴趣碰撞的一种文化现象。
最早把西式沙龙移植到中国的，是清末来华的洋人。后来教会大学的学生又把他流传开来。由于当时中国无贵族，行政组织介入严重，因此沙龙最初只存在于极少数的特权阶层，处于隐秘状态，具有小圈子精英文化的特质。[2]文化沙龙传入中国，随着时代的演变他也在发生着改变，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形式与话题，而其中最出名的要数二三十年代民国时期的文化沙龙聚会。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北平有一批留洋经历的知识分子圈是最早流行中国式沙龙的起源地，梁思成与林徽因家的“星期六聚会”，亦称太太的客厅，是当时名噪一时的沙龙。此外，同样闻名的还有地安门慈慧殿朱光潜家的读诗会。[2]
这两个在当时名噪一时的文化沙龙聚集着不同学术圈的精英，是当时京派作家一种典型的聚合形态。他们通常没有严格的组织和规则，没有贯穿始终的核心刊物，却以一种超越组织和小集团的形态将当时北平观念相近的作家逐渐聚合起来。[3]谈论的话题既有学理的深度又有文学的风采，对于当时30年代在北京发展的京派文学具有很大的影响和作用。
二、《猫》中的文化沙龙现象
文化沙龙虽然有着很大的自由空间，但同时他也有着固定的圈子与一定的形式。这种定期或不定期的聚会，不拘形式内容，自由灵活，完全是在思想和文化层面的交流与沟通。虽然聚会的方式各不相同，由一位才貌双全的贵族女性主持，颇具近代以来西方文化沙龙的风格。[4]在《猫》的文本中，在下午时分在爱默家中举行的这一场聚会就是一场典型的文化沙龙。作者多次用较长的篇幅直接或间接地点表明，爱默家中客厅里的并不是一次普通的茶会，而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流行于北平文人圈的文艺沙龙。
从文本中来看，“今天这种智识分子的聚会上，有女客也绝不会中看，只能衬出女主人的美貌……”[1]这种聚会的核心主持就是文中爱默这位女主人，而接下来在人数方面，钱钟书又通过齐颐谷的眼来叙述：“假如颐谷是个多心眼的人，他该明白已到的客人和主人恰是十位，加上陈侠君便是十一位。”[1]通过文本中的这段话可以看出这场聚会的人数是固定的，而齐颐谷的加入也是因为与女主人有些许关系的缘故。在聚会的人陆陆续续到齐的时候，作者在这里又叙述了一种大家共同的内心活动：“他们对外卖弄跟李家如何交情，同时又不许任何人新跟李家有同等的交情。”[1]
通过上面的三段文本，可以清楚地看出《猫》中描绘的情景是一次典型的文化沙龙现象，有固定的人数，有固定的女主人来主持，甚至这种聚会具有一定的排外性，所以文中齐颐谷的慌张与寡语都是有依据的。从文本出发，借用文化沙龙这种特殊的聚会方式，在一定的篇幅内使得爱默周围的一些知识分子集中登场，而最终又回到了钱钟书擅长描写的风格——知识分子的主题上，通过这样一场文化沙龙，他们席间的夸夸而谈，在极短的篇幅内浓缩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北平部分知识分子的真实生态。
三、《猫》中文化沙龙中的知识分子
《猫》中的文化沙龙以齐颐谷的视角来观察，而其中的核心人物是爱默、李建侯夫妇。逐次登场的马用中，袁友春，陆伯麟，郑须溪，赵玉山等人，以及着墨更多的陈侠君都是参与这次聚会的人物。这场文化沙龙中值得注意的是他们的身份与背景，他们都是当时的上层社会的人物，而其中有五人都有过留学的背景，他们自适应这样一种贵族聚会的方式，并且在谈吐的话题中间也有对于中国传统与西洋文化的一些讨论。
这种身份的复杂性，影响了他们对于战争的一些看法。他们在当时的北平安逸的生活，对于战争全然不知，也并未想到日本的一次次试探最终会使得大半个中国几乎沦陷。而他们留洋的背景也会影响到他们对于当时中国国内情况的一些判断与理解。这样特殊的组成方式展现了当时这样一批人对于战争和时政的看法。而通过作者的描写可以看出在当时国内严峻的情况下，作者对于他们在客厅内事后诸葛的行为进行了辛辣的讽刺，尤其对亲日派进行了强烈的讽刺。
文本中关于每个人对于战争态度的描写，是这场文化沙龙的高潮。这其中分为两派，有委曲求全的绥远派，袁友春、马用中、傅聚卿、陆伯麟认为：“我们只有忍耐着，暂时让步。”[1]曹世昌：“我想咱们应当唤起国际的同情，先博得舆论的支持，对日本人无信义的行为加以制裁。”也有表面的支持派，郑须溪：“战争也许正是民族精神的需要。”[1]从郑须溪这个所谓的支持派的角度出发，他并未提及战争的残酷性，或者对于日本的民族仇恨群情激奋的情感，而只是认为战争可以激起民族美德。而在当时的国内实际情况，市农工商各阶层爆发了大规模的游行，包括躲到安逸乡的齐颐谷的周围，也爆发了大规模的学生运动。他们都躲在这一方客厅中，站在一个制高点上对于战争发表着无关痛痒的观点，作者通过描写他们的言语，对他们进行了讽刺。
在这几位知识分子中，着墨最多的一个就是陈侠君。名字中带着一个“侠”字，作者对他的角色定位希望他具有一定的侠客精神。实际上陈侠君也确实是这群人中比较特殊的一个，对于自己的身份阶层，他大胆承认，对于战争的态度，他也是其中比较大胆和直接的一个：“我就受不了！只有打！”[1]而也只有他肯承认自己的懦弱与害怕：“我不肯，我不敢，而且我不能。我是懦夫，我怕炮火。”这样的承认放在文本中，更加真實，也将自己的真性情展现了出来。
这场文化沙龙中的人物有十一人，而阅读过后的感觉是对于大部分人的描写都很平面化。《猫》并不着重对某一个人物的精心描绘，而是通过对知识分子群体的展示，表现猫样的共性特质，同时又由于性格化语言的成功运用和对个人身世画龙点睛的精巧展现，也不乏人物的个性特点。[5]
四、《猫》中文化沙龙的作用
小说以《猫》命名，最终向我们展示的是一次文化沙龙的聚会。这篇小说重要的时代背景就是抗日战争爆发初期。当时，北平市各界抗日救国运动正热火朝天地展开。“‘九一八’事变的消息于次日在北平各家报纸刊出……群情激愤，怒不可遏。大中小学校的学生和教师、市民、商人、工人和农民，一致奋起……”[5]北平市工界成立了抗日救国联合会，北平广大市民也展开了大规模抵制日货的斗争。
外界抗日救国的火热气氛同小说中沙龙茶会的闲适平静形成了强烈对比。平淡与激愤使得当时的现状与文本之间形成了一种巨大的张力。作者通过描写虚伪的知识分子，将一片爱国之心和对国家的关注寄寓在小说之中。正如齐颐谷所说：“这些追求真、善、美的名人，本身也应有真、善、美的标志”，这些高级知识分子理应做出榜样。而在北平市各界抗日救国运动盛行之时，他们却不切实际地空谈，主张让步。
通过这场文化沙龙，最重要的作用是引出了文本的线索——猫。猫在这篇小说是一条线索，由为黑猫取名而进行的一次讨论，将猫的寓意与这场文化沙龙中知识分子对于战争的态度结合到了一起，也有了知识分子“猫性”这样的观点。关于猫与知识分子的联系，是借陈侠君之口表达出来的，陈侠君：“这并不矛盾。这正是中国人的传统心理，也是猫的心理。……没打的时候怕死，到打的时候就得忘了死。……只有小猫，他愈害怕态度愈凶。”[1]这一段话引出了小说关于以“猫”来命名的核心观点，是这些知识分子的一个形象的概括。
但我并不认为这场文化沙龙中所有的人都具有猫性，这里的猫，虽说可能不会和危险殊死搏斗，也可能会转身逃跑，然而这些都要基于这些知识分子有没有像猫一样，从一开始就有自己的基本态度，在文本中能做到这一点的只有陈侠君一人。陈侠君在文本中的特殊性代表着很多知识分子不敢表露的态度，他们即使在这样一个逃避的空间中依旧不肯表达自己的态度实属劣根之最。至少陈侠君是有态度的，他说出了他们这个阶层的特殊性，一句“不肯不能不敢”，其中包含着许多矛盾复杂的情感。表明了他没有办法抛弃一切去投入到战争中，害怕战争，这是他的矛盾性，也是这场文化沙龙中很多知识分子的矛盾性。
五、结语
《猫》这篇小说以一个学生的视角，向我们展示了30年代北平城一次文化沙龙聚会，在特殊的历史时期通过他们的谈话折射出了当时的社会现状，同时也通过对于战争无关痛痒的品评与当时国内群情激奋的现状进行对比，对一部分虚伪逃避，只图眼前安逸的知识分子进行了讽刺性描写。这些所谓的“社会名流”表面上衣冠楚楚，实际上却卑劣庸俗，自私虚荣，组成了一幅小型的“儒林群丑图”。钱钟书借沙龙客人之口对腐朽黑暗的社会进行了针砭，也透露出以陈侠君为代表的这样一个阶层的知识分子对于战争的矛盾心态，进而引发了关于“猫性”的探讨。这是高级知识分子的真实生态，也是钱锺书另一种关照现实的方式。
参考文献：
[1]钱钟书著.《人·兽·鬼》[M].北京三联书店，2009，11.
[2]曹丹丹.法国沙龙文化在中国的引入与融合[J].法国研究，2013，2.
[3] 李蕾.京派作家的聚合形态考究——以沙龙为论述中心[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报，2009，4.
[4]胡志刚.1930年代北平的文化沙龙风波[J].历史教学，2013，2.
[5]成汉昌，王美秀.“九一八”到“七七”北平人民的抗日救国运动[J].北京党史，199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