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农”问题的由来、现状和对策
时间：2021-09-27 16:55:33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三农问题即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
中国是个农业大国，更是个农民大国（70%的人口是农民）。所以有农业兴，百业兴；农村稳，天下稳；农民富，国家富的说法。20世纪90年代以来，三农问题被归纳到一起，作为一个整体问题提了出来，引起了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高度重视；近年来，更是成为全党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本文就目前三农问题的由来、现状和对策思路作一简单介绍。
三农问题的由来 建国前后，广大农村实行土地改革，充分满足广大农民群众耕者有其田的要求，调动了农民群众劳动生产的积极性，农业取得了很大成绩，还为国家工业化积累了资金；然而，随之而来的集体化运动，通过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到人民公社的快速演变，破坏了农民土地所有权和劳动自主权，在经社教运动（1963-1965）和文化大革命（1966-1976）等政治教育运动之后，农村人口大规模增长，农民生活处于贫困状态，农业生产停滞不前，农村经济发展缓慢，中国三农困境已经大致形成。
1978年，安徽凤阳小岗村农民私下分田单干，揭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在全国农村推广安徽小岗村农民包产到户的创造，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中国三农困境才出现转折。改革的结果，一亩地粮食增加了两百多斤产量，既能满足家庭和集体经济的需要，也能满足国家和城市工业化的需要；到了1984年，中国农民过上了历史上几乎最好的日子。农村集体有了积累，乡镇企业因此异军突起，农民的非农就业和收入提高，大幅度拉动了城市工业品的需求，使中国改革迅速转向城市，中国经济也处于黄金增长时期。
80年代后期，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出现波动，通货膨胀和政治风波相互影响局势复杂，不仅让城市人感到不舒服，农民们更感到不适。
粮食卖不出去，棉花、油料、烟草、麻、茶叶等都积压在农民手里，农民增产不增收；同时，农民还要为县乡基层财政和义务教育承担大部分费用，农民负担沉重浮到面上。1992年，邓小平南巡谈话，经济改革继续推进，国民经济重新起飞，城市的高速发展，支持了打工经济，一时民工成潮，农民收入有所增加，卖粮难也初步得到缓解。但90年代中期，中央政府逐渐感到财力不足，为加强中央政府宏观调控力度，全面推行分税制改革（国税与地税分开，中央与地方在税收分成中较以前占更大比重），此项改革使地方尤其是乡镇财政日益空虚；同时，与城市经济发展得到国家大量投入支持相比，国家对农村社会经济发展投入太少，乡村落后的基本公共设施也得农民靠对农民集资或摊派解决，农民负担问题再次凸显。加上国企改革遇到巨大困难，亚洲金融风波接踵而至，工人大量下岗分流，城市经济增长放缓，就业机会减少。三农问题再次突出：农民负担加重，种田亏本，非农就业机会供给严重不足使打工成本迅速上升，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继续拉大，农村经济发展严重滞后，城乡社会发展的不协调问题浮出水面；同时，在产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侵害农民权益现象普遍，造成乡村干群关系紧张，上访人数剧增，群体事件频发，农村稳定受到威胁，人们开始注意到，三农问题不仅仅是经济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
三农问题的现状 农业问题，集中表现为农民种田不赚钱。
自古以来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农业劳动生产率低，比较效益差，难以获得社会平均利润率，所以农业是弱质产业；但是科技发展到现在还没有哪个产业可以替代农业给人类提供比较稳定的食品，人们对农业的生存依赖是100%的，所以农业又是永恒的必不可少的产业。在发达国家，政府一般都要援助作为弱质产业的农业，普遍实行农业支持政策，如对农产品给予价格支持，对主要农产品的进口进行限制，出口给予补贴等等。而在我国长期以来农业还不断为工业提供资金积累，据估计，改革开放前30年，通过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农业就为工业贡献了7000亿元的资金（扣除支农资金）。目前，我国农业问题主要表现在：一是农业生态恶化，水资源短缺，土地荒漠化严重，圈地之风肆虐，人均耕地面积锐减等，国土资源部最新统计，我国耕地保有量已从1996年的19.51亿亩减少到2002年的18.89亿亩，全国人均耕地面积也从1996年的近1.6亩降到现在的1.2亩，是世界人均水平的1/3，而且这种趋势还在加剧和扩大。二是农业人口过多，大量剩余劳动力滞留在农村，在农业产值只占GDP的份额14.5%（2002年）的情况下，农村人口比重仍有60%多，农业就业比重仍高达50%，这使得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任务非常繁重。三是因资源配置长期形成的农业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不合理，导致农产品结构性过剩。四是因农产品市场化率低、生产成本过高，农产品质量及污染问题而缺乏国际竞争力。五是因粮食流通体制、农村金融体制、科研推广体制改革滞后而阻碍了农业经济的持续发展。
农村问题，集中表现为农村面貌落后，经济不发达，有人形容中国说城市象欧洲，农村象非洲。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城市的公共产品供给由国家全包，农村则基本上是由农民自筹解决，国家财政用于农村农业的支出严重不足，而且还逐年下降，2000年，中国财政用于农业的支出为1298亿元，约占财政总支出的8%，比1990年的10%约低2个百分点，比1980年的12%约低4个百分点，这样，在基础设施（交通、邮电、通讯等）、医疗卫生和义务教育等公共品供给方面农村远远落后于城市。比如，在基础设施方面，近5年来，国家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增发长期国债，加强基础设施建设，1998-2001年，中央安排国债资金5100亿元，其中用于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为56亿元，仅占1.1%，只能满足同期农业基础设施建设资金需求的10%左右。在医疗卫生方面，1990-2000年，政府投入农村医疗卫生总费用比重由12.5%下降到6.6%，87%的农民是完全自费医疗，有统计说，我国70%的农村人口仅消费5%医药商品，而30%的城市人口消费95%的医药商品。被列为世界上卫生公共资源最不公平的国家之一，而我国农村医疗卫生，建国后的60、70年代，因农村实行集体合作医疗制度，曾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世界上非常成功的典范。在义务教育方面，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襄阳县教育总投入的调查看，农村义务教育的投入几乎全部是由农民负担，省级以上财政专款仅占0.11%。结果人们看到的就只有城市的现代化，而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农村的交通、卫生、教育等还很落后。
农民问题，是三农问题的核心，直接表现为农民收入低，增收难，城乡居民贫富差距大，实质是农民权益得不到保障。
农民收入低增长慢，一是因为粮食、棉花等农产品生产太多，供过于求、价格下跌，增产不增收；二是城镇化进程滞后，城市人口相对少(只占30%)，购买农产品的城市消费群体相对比重太低；三是城市企业开工不足，乡镇企业有很多破产，劳动力转移困难，没有非农就业收入，农民增收陷入停滞。农民权益得不到保障，比如说农民不能和市民一样享受同等国民待遇，农民进城务工要办证要交费，农民的土地财产被收回被征用得不到合理的补偿等等。结果城乡差距拉大，以2002年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作分析：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7703元，农民人均纯收入为2476元，收入差距额为5227元，差距比为3.1∶1，这已经超过国际公认的城乡差距3∶1警戒线，若将城市居民的一些隐性福利（比如奖金、住房补贴、公费医疗等）、优惠折算成收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将达到6∶1。有学者计算说，50个中国富豪的资产，相当于5000万中国农民的年纯收入，而300万个百万富翁的资产，则相当于9亿中国农民2年的纯收入。这种情形，已经严重影响到国民经济的整体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
三农问题的对策 三农问题的现状是农业和农村内外部环境发生深刻变化的现实反映，是城乡二元结构长期积累的各种深层次矛盾的集中反映。究竟如何走出三农困境？理论界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探讨，提出了很多看法和对策建议，综合起来，有以下几种：
一是积极推进制度创新，对农民进行松绑、减负、扶持。
即：改革现行的农村土地制度和户籍制度，建立城乡统一的土地、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市场，取消限制要素合理流动的种种约束和行政管制，在制度方面为农民提供与市民平等的发展机会和公平的竞争环境。全面推行农村税费改革，建立城乡统一的税收制度。政府财政应加大对农业、农村、农民的投资扶持。二是引入市场机制，激活农村市场，进行4个层面的创新：农业层面要对农业产业结构进行调整；农村层面应以市场标准重构农村经济体制；农民层面需普及文化，使农民具有市场意识；政府层面须围绕市场转变职能。三是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做到：加大财政资金对农业的支持力度；建立规范的转移支付制度；改革财政分配体制，大力促进小城镇的发展；改革农村金融体制，培育农民合作金融组织；建立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四是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要将一定时限内的土地承包制度改革为农民拥有永久土地使用权的产权制度；要推进基层政府机构改革和农村税费改革，切实保障农民的收入财产权利；要逐步建立城乡衔接的社会福利制度，兑现农民的社会福利保障；要在城市建制与管理、户籍制度、劳动用工制度、教育制度等方面协调推进。五是加快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大力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形成高效、优质、绿色农业。六是构建四大系统：即维权政治系统，包括维权代言机制和民主保护机制；政府支持系统，包括政府支持体系和社会保障体系；社会扶持系统，包括农业保险防损机制和中介风险规避网络；农民自解系统，充分发挥农民自己解放自己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七是加快城市化和建设小城镇，重视发展乡镇企业和第三产业。
党和政府都非常重视三农问题，近年来，在对待农民、农业、农村的政策上发生了巨大是变化，从限制性向鼓励性政策转变，从歧视性政策向平等性政策转变，从偏向城市政策向城乡协调发展政策转变。
今年的一号文件则反映了中央解决三农问题的坚定信心和清晰的思路：首先要以科学发展观和城乡统筹发展作为制定的各项政策的指导思想，其次要坚持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具体含义分别是：多予就是要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加大对农业的投入，为农村提供更多公共品，实行支农的财政政策和利农的金融政策；少取就是要在巩固现有税费改革成果的基础上，逐步取消不应由农民承担的税费负担，最终实现城乡税制的统一；放活就是要放开农民手脚，搞活农村经济，通过深化农村经营体制改革，创造为城乡间要素（特别是劳动力）流动的平等环境。最后是要采取具体的改革措施（不展开说）来调整农业结构，扩大农民就业，加快科技进步，深化农村改革，增加农业投入，促进农民增收。
中国是个农业大国，更是个农民大国（70%的人口是农民）。所以有农业兴，百业兴；农村稳，天下稳；农民富，国家富的说法。20世纪90年代以来，三农问题被归纳到一起，作为一个整体问题提了出来，引起了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高度重视；近年来，更是成为全党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本文就目前三农问题的由来、现状和对策思路作一简单介绍。
三农问题的由来 建国前后，广大农村实行土地改革，充分满足广大农民群众耕者有其田的要求，调动了农民群众劳动生产的积极性，农业取得了很大成绩，还为国家工业化积累了资金；然而，随之而来的集体化运动，通过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到人民公社的快速演变，破坏了农民土地所有权和劳动自主权，在经社教运动（1963-1965）和文化大革命（1966-1976）等政治教育运动之后，农村人口大规模增长，农民生活处于贫困状态，农业生产停滞不前，农村经济发展缓慢，中国三农困境已经大致形成。
1978年，安徽凤阳小岗村农民私下分田单干，揭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在全国农村推广安徽小岗村农民包产到户的创造，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中国三农困境才出现转折。改革的结果，一亩地粮食增加了两百多斤产量，既能满足家庭和集体经济的需要，也能满足国家和城市工业化的需要；到了1984年，中国农民过上了历史上几乎最好的日子。农村集体有了积累，乡镇企业因此异军突起，农民的非农就业和收入提高，大幅度拉动了城市工业品的需求，使中国改革迅速转向城市，中国经济也处于黄金增长时期。
80年代后期，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出现波动，通货膨胀和政治风波相互影响局势复杂，不仅让城市人感到不舒服，农民们更感到不适。
粮食卖不出去，棉花、油料、烟草、麻、茶叶等都积压在农民手里，农民增产不增收；同时，农民还要为县乡基层财政和义务教育承担大部分费用，农民负担沉重浮到面上。1992年，邓小平南巡谈话，经济改革继续推进，国民经济重新起飞，城市的高速发展，支持了打工经济，一时民工成潮，农民收入有所增加，卖粮难也初步得到缓解。但90年代中期，中央政府逐渐感到财力不足，为加强中央政府宏观调控力度，全面推行分税制改革（国税与地税分开，中央与地方在税收分成中较以前占更大比重），此项改革使地方尤其是乡镇财政日益空虚；同时，与城市经济发展得到国家大量投入支持相比，国家对农村社会经济发展投入太少，乡村落后的基本公共设施也得农民靠对农民集资或摊派解决，农民负担问题再次凸显。加上国企改革遇到巨大困难，亚洲金融风波接踵而至，工人大量下岗分流，城市经济增长放缓，就业机会减少。三农问题再次突出：农民负担加重，种田亏本，非农就业机会供给严重不足使打工成本迅速上升，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继续拉大，农村经济发展严重滞后，城乡社会发展的不协调问题浮出水面；同时，在产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侵害农民权益现象普遍，造成乡村干群关系紧张，上访人数剧增，群体事件频发，农村稳定受到威胁，人们开始注意到，三农问题不仅仅是经济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
三农问题的现状 农业问题，集中表现为农民种田不赚钱。
自古以来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农业劳动生产率低，比较效益差，难以获得社会平均利润率，所以农业是弱质产业；但是科技发展到现在还没有哪个产业可以替代农业给人类提供比较稳定的食品，人们对农业的生存依赖是100%的，所以农业又是永恒的必不可少的产业。在发达国家，政府一般都要援助作为弱质产业的农业，普遍实行农业支持政策，如对农产品给予价格支持，对主要农产品的进口进行限制，出口给予补贴等等。而在我国长期以来农业还不断为工业提供资金积累，据估计，改革开放前30年，通过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农业就为工业贡献了7000亿元的资金（扣除支农资金）。目前，我国农业问题主要表现在：一是农业生态恶化，水资源短缺，土地荒漠化严重，圈地之风肆虐，人均耕地面积锐减等，国土资源部最新统计，我国耕地保有量已从1996年的19.51亿亩减少到2002年的18.89亿亩，全国人均耕地面积也从1996年的近1.6亩降到现在的1.2亩，是世界人均水平的1/3，而且这种趋势还在加剧和扩大。二是农业人口过多，大量剩余劳动力滞留在农村，在农业产值只占GDP的份额14.5%（2002年）的情况下，农村人口比重仍有60%多，农业就业比重仍高达50%，这使得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任务非常繁重。三是因资源配置长期形成的农业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不合理，导致农产品结构性过剩。四是因农产品市场化率低、生产成本过高，农产品质量及污染问题而缺乏国际竞争力。五是因粮食流通体制、农村金融体制、科研推广体制改革滞后而阻碍了农业经济的持续发展。
农村问题，集中表现为农村面貌落后，经济不发达，有人形容中国说城市象欧洲，农村象非洲。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城市的公共产品供给由国家全包，农村则基本上是由农民自筹解决，国家财政用于农村农业的支出严重不足，而且还逐年下降，2000年，中国财政用于农业的支出为1298亿元，约占财政总支出的8%，比1990年的10%约低2个百分点，比1980年的12%约低4个百分点，这样，在基础设施（交通、邮电、通讯等）、医疗卫生和义务教育等公共品供给方面农村远远落后于城市。比如，在基础设施方面，近5年来，国家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增发长期国债，加强基础设施建设，1998-2001年，中央安排国债资金5100亿元，其中用于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为56亿元，仅占1.1%，只能满足同期农业基础设施建设资金需求的10%左右。在医疗卫生方面，1990-2000年，政府投入农村医疗卫生总费用比重由12.5%下降到6.6%，87%的农民是完全自费医疗，有统计说，我国70%的农村人口仅消费5%医药商品，而30%的城市人口消费95%的医药商品。被列为世界上卫生公共资源最不公平的国家之一，而我国农村医疗卫生，建国后的60、70年代，因农村实行集体合作医疗制度，曾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世界上非常成功的典范。在义务教育方面，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襄阳县教育总投入的调查看，农村义务教育的投入几乎全部是由农民负担，省级以上财政专款仅占0.11%。结果人们看到的就只有城市的现代化，而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农村的交通、卫生、教育等还很落后。
农民问题，是三农问题的核心，直接表现为农民收入低，增收难，城乡居民贫富差距大，实质是农民权益得不到保障。
农民收入低增长慢，一是因为粮食、棉花等农产品生产太多，供过于求、价格下跌，增产不增收；二是城镇化进程滞后，城市人口相对少(只占30%)，购买农产品的城市消费群体相对比重太低；三是城市企业开工不足，乡镇企业有很多破产，劳动力转移困难，没有非农就业收入，农民增收陷入停滞。农民权益得不到保障，比如说农民不能和市民一样享受同等国民待遇，农民进城务工要办证要交费，农民的土地财产被收回被征用得不到合理的补偿等等。结果城乡差距拉大，以2002年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作分析：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7703元，农民人均纯收入为2476元，收入差距额为5227元，差距比为3.1∶1，这已经超过国际公认的城乡差距3∶1警戒线，若将城市居民的一些隐性福利（比如奖金、住房补贴、公费医疗等）、优惠折算成收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将达到6∶1。有学者计算说，50个中国富豪的资产，相当于5000万中国农民的年纯收入，而300万个百万富翁的资产，则相当于9亿中国农民2年的纯收入。这种情形，已经严重影响到国民经济的整体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
三农问题的对策 三农问题的现状是农业和农村内外部环境发生深刻变化的现实反映，是城乡二元结构长期积累的各种深层次矛盾的集中反映。究竟如何走出三农困境？理论界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探讨，提出了很多看法和对策建议，综合起来，有以下几种：
一是积极推进制度创新，对农民进行松绑、减负、扶持。
即：改革现行的农村土地制度和户籍制度，建立城乡统一的土地、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市场，取消限制要素合理流动的种种约束和行政管制，在制度方面为农民提供与市民平等的发展机会和公平的竞争环境。全面推行农村税费改革，建立城乡统一的税收制度。政府财政应加大对农业、农村、农民的投资扶持。二是引入市场机制，激活农村市场，进行4个层面的创新：农业层面要对农业产业结构进行调整；农村层面应以市场标准重构农村经济体制；农民层面需普及文化，使农民具有市场意识；政府层面须围绕市场转变职能。三是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做到：加大财政资金对农业的支持力度；建立规范的转移支付制度；改革财政分配体制，大力促进小城镇的发展；改革农村金融体制，培育农民合作金融组织；建立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四是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要将一定时限内的土地承包制度改革为农民拥有永久土地使用权的产权制度；要推进基层政府机构改革和农村税费改革，切实保障农民的收入财产权利；要逐步建立城乡衔接的社会福利制度，兑现农民的社会福利保障；要在城市建制与管理、户籍制度、劳动用工制度、教育制度等方面协调推进。五是加快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大力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形成高效、优质、绿色农业。六是构建四大系统：即维权政治系统，包括维权代言机制和民主保护机制；政府支持系统，包括政府支持体系和社会保障体系；社会扶持系统，包括农业保险防损机制和中介风险规避网络；农民自解系统，充分发挥农民自己解放自己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七是加快城市化和建设小城镇，重视发展乡镇企业和第三产业。
党和政府都非常重视三农问题，近年来，在对待农民、农业、农村的政策上发生了巨大是变化，从限制性向鼓励性政策转变，从歧视性政策向平等性政策转变，从偏向城市政策向城乡协调发展政策转变。
今年的一号文件则反映了中央解决三农问题的坚定信心和清晰的思路：首先要以科学发展观和城乡统筹发展作为制定的各项政策的指导思想，其次要坚持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具体含义分别是：多予就是要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加大对农业的投入，为农村提供更多公共品，实行支农的财政政策和利农的金融政策；少取就是要在巩固现有税费改革成果的基础上，逐步取消不应由农民承担的税费负担，最终实现城乡税制的统一；放活就是要放开农民手脚，搞活农村经济，通过深化农村经营体制改革，创造为城乡间要素（特别是劳动力）流动的平等环境。最后是要采取具体的改革措施（不展开说）来调整农业结构，扩大农民就业，加快科技进步，深化农村改革，增加农业投入，促进农民增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