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小说的抗战书写
时间：2021-03-02 07:53:58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在色调斑驳的无政府主义思想中，巴金与之共鸣最为强烈、在其精神结构中打下烙印最深的当属尊重个性，追求自由、平等、正义、人道，反抗强权压迫——不止于反抗专制政府对民众的压迫，也反抗列强对弱小民族与国家的侵略。由于缺乏生活体验，巴金较少直接描写东北抗日，但通过饱含深情的言论与描写发生在中国东北的高丽勇士抗日题材的《发的故事》及出版间接描写东北抗战的作品，寄予了他对白山黑水的殷殷关切与对东北抗战的全心支持。全面抗战爆发之后，巴金的《火》三部曲至少有三条线索使其足以成为抗战文学代表作，一是强烈控诉日军侵略罪行，二是热情讴歌中国军民及国际友人的英勇抗敌，三是表现民族精神的浴火重生。始作于抗战后期、“八一五”光复后完成的长篇小说《寒夜》，以凝重的笔触表现出抗战时期大后方的压抑氛围，汪家悲剧的成因不止一二，但其最主要的社会根源在于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
关键词：巴金；小说；《火》；《寒夜》；抗战；书写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8）02-0080-08
一、个人信仰与民族情怀的交融
1920年代初至1940年代末，巴金对无政府主义曾经怀有热烈的信仰，做过一些译介与阐释。在色调斑驳的无政府主义思想中，巴金与之共鸣最为强烈、在其精神结构中打下烙印最深的当属尊重个性，追求自由、平等、正义、人道，反抗强权压迫——不止于反抗专制政府对民众的压迫，也反抗列强对弱小民族与国家的侵略。1926年3月27日，他在《民国日报·觉悟》发表的《一封公开的信》，回忆了高丽友人“告诉我高丽独立军和日本军队在满洲苦战的情形，怎样二十多个高丽革命党被二三百名日本兵士围困着，其中有几个愿意把自己生命牺牲了而救出其他十几个人；怎样数千日本兵士在高山中被二三百高丽革命党歼灭的情形；他又告诉我怎样高丽革命党某君历尽千辛万苦跑进日本总督署抛掷炸弹而后从容的跑出来；怎样另一个革命党在电车上向日本警察署抛掷炸弹，逃走后被围于一所小屋内与警察苦战而死的情形……”巴金对反抗日本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的高丽民众表示由衷的钦佩与支持。
“九一八”事变之后，中华民族危机不断加剧。1932年1月28日，日本又挑起淞沪事变，把战火烧到了上海。巴金的《新生》原稿连同刊登此稿尚未出厂的《小说月报》、藏书46万余册的东方图书馆等化为灰烬。巴金还目睹了日军炸断的我同胞的尸骨，心里燃烧起复仇的怒火。他写下《从南京到上海》等文，抨击日军的罪行；改变了小说《海的梦》原有构思，让岛国人民奋起反抗入侵的“高国军队”。他还勇敢地参与抗日活动，“受了一个朋友的嘱托从日本海军陆战队布岗警戒下的虹口带了一支手枪、一百颗子弹和一包抗日文件到她（指罗淑——引者注）的家里寄存。她毫不迟疑地收下了我提去的那口箱子，让那些东西在她的家里放了一年，到她离开上海时才让另一个朋友拿去。”① 1936年4月初，他写成小说《发的故事》②，主人公是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朝鲜爱国者：朴和三个同伴“被五十个人赶着，围困在山顶上，过了一晚。第二天一大早他带着两支手枪冲下山去，他打死了六七个人，但后来也死在乱枪下面”；金在看望临产的妻子的路上，“碰着了那些矮鬼”，枪战了半天，结果妻子与新生儿不幸死去；因备受磨难而头发全白的青年金又回到他的故国去同“矮鬼”斗争去了。如果说十年前巴金在《一封公开的信》里写过相类似的故事，还主要是对殉道者的崇敬和对朋友的钦佩与支持的话，那么，经历了“九一八”与“一二八”之后，巴金就更能够对失土之痛与铁血复仇感同身受了，他描写发生于中国东北的高丽勇士的抗日斗争，显然也寄托了对不屈不挠浴血抗日的东北同胞的思念与支持。
早年，巴金曾对专制政府以爱国主义的名义把民众驱往战场表示质疑甚至愤慨，而后当帝国主义侵略的铁蹄践踏中国的土地与同胞时，他便不再像先前那样笼而统之地看待“爱国主义”了。他那颗敏感的心为民族命运而紧张跳动。1935年4月，伪满洲国傀儡皇帝溥仪到东京之前，日本便衣警察突然搜查巴金住所，将其带走关到拘留所十多个小时。巴金出来后，写下《东京狱中一日记》，抨击日本警察的凶蛮及其与伪满洲国儿皇帝的罪恶关系，文章寄给上海《文学》月刊，被检查官从排好的刊物中抽去，后来图书审查机构因《新生》事件而撤销，巴金对这一题材又做了虚构化处理，写成小说《人》，得以面世。1936年10月1日，巴金在《我们的纪念》一文中明确表露出对东北命运的深切关注：
五年了！这五年来我们什么也没有忘记。血的创痛是不能够被时间磨洗掉的。但是，现在让我们来笑一次。我们的笑声要飘到那里去，飘到白山黑水那边，飘到广漠的原野、浓密的松林、肥沃的土地那边，飘到我们的兄弟们的耳边。让他们听见他们所熟习的亲爱的兄弟们的声音而得到安慰和鼓舞罢。让他们也来跟着我们痛快地笑一次罢。这五年来我们把他们抛撇在铁蹄下面过够惨苦的日子了。但是对于那些把鲜血洒在那土地上的兄弟，我们怎样对他们说话呢？我们永远记着他们，永远敬爱他们。③
对黑土地上为民族命运而英勇战斗、流血牺牲之东北同胞的挚情厚意溢于言表。巴金关注东北作家，他所主持的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连续推出文学新人萧军的小说集《羊》（1936年1月）与长篇小说《第三代》（一、二卷，1937年），萧红的散文小说集《桥》（1936年）、小说集《牛车上》（1937年），骆宾基的长篇小说《边陲线上》（1939年），端木蕻良的长篇小说《大江》（1944年）。巴金虽然由于缺乏生活体验的缘故，较少直接描写东北抗日，但他通过饱含深情的言论与出版描写东北抗战的作品，寄予了他对白山黑水的殷殷关切与对东北抗战的全心支持。
在巴金这里，对无政府主义精神价值的追求与对民族命运的关注二者并非截然对立，而是相辅相成、交织融会的，前者是个人的人格价值标准与未来社会理想，后者是作为炎黄子孙对民族整体的社会责任和个性与人道追求的实际体现。但是，这种姿态却往往遭遇误解。1936年8月1日，徐懋庸在给鲁迅的信中说：“我从报章杂志上，知道法西两国‘安那其’之反动，破坏联合战线，无异于托派，中国的‘安那其’的行为，则更卑劣。”此信指认“集合在先生的左右的‘战友’”之一的巴金为“中国的‘安那其’”，以此来怪罪鲁迅因“失察”而未能与徐懋庸们保持一致的“错误”。鲁迅在病中作《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不仅鲜明地表达了自己赞成统一战线的态度，而且激愤地抨击“那种表面上扮着‘革命’的面孔，而轻易诬陷别人为‘内奸’，为‘反革命’，为‘托派’，以至为‘汉奸’者，大半不是正路人”。鲁迅称赞“巴金是一个有热情的有进步思想的作家，在屈指可数的好作家之列的作家，他固然有‘安那其主义者’之称，但他并没有反对我们的运动，还曾经列名于文艺工作者联名的战斗的宣言”④。巴金本人也发表《答徐懋庸并谈西班牙的联合战线》⑤，对徐懋庸的曲解与攻讦予以澄清与回击。1940年底，在桂林兴起的一波研究巴金热中，又有人说在巴金的“小说里发见了‘安那其’”，翌年5月23日，巴金所作《火》第二部的《后记》里抑止不住对此的激愤，用了“居然”“发见”的语汇表达自己的诧异与不满，批评对方“用他的贫弱的脑筋给‘安那其’下一个定义，不幸他自己也就弄不清楚‘安那其’是什么”。巴金接着说，“我写过译过几本解释‘安那其’的书，但是我写的译的小说和‘安那其’却是两樣的东西。譬如拿这部《火》为例，它便不是‘安那其’的书。这理由很简单：我虽然信仰从外国输入的‘安那其’，但我仍然是一个中国人，我的血管里流的也是中国人的血。”⑥ 此番话语与其抗日书写清晰地表明，安那其主义信仰与作为炎黄子孙的民族情怀在巴金身上并不矛盾。批评家与文学史研究者应该反省的是，错综复杂的无政府主义、气象万千的作家精神世界与文学创作，在简单化、绝对化、片面化的“批评”与“研究”中，曾经遭受了多少遮蔽、误解，甚至扭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