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出高尚的书，略牺牲商业主义”
时间：2021-03-02 07:55:34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当前，我国出版业繁荣与乱象并存。在此业态下，出版从業人员重温出版家张元济先生“多出高尚的书，略牺牲商业主义”的宗旨，树立并践行正确的出版价值观，显得更为迫切。本文即从出版史的角度，以亚东图书馆为研究样本，围绕树立和践行正确的出版价值观，就如何在“义”和“利”之间取得相对理想的平衡作些梳理，以期能够对当下的出版工作有所裨益。
关键词：亚东图书馆；汪孟邹；经营
亚东图书馆创办于1913年，主要发起人为汪孟邹，至1953年歇业数十年间，出版图书250种，其中“大多数的书刊是好的，它在传播新文化新思想方面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亚东版有些图书至今仍不断被学人引用，当代不少出版企业也常将其作为再版的母本参考。在出版业鱼龙混杂的当下，研究亚东图书馆的经营理念也就更有现实意义。
一、勇于宣扬新文化、新思想
翻检亚东图书馆历年出版书目，《孙文学说》《尝试集》《胡适文存初集》《独秀文存》《普希金小说集》《俄罗斯名著（短篇小说集）》《少年漂泊者》等，无一不是现代文化思想史上熠熠生辉的作品，它们在近百年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拓宽了国人的视野，打破了国人的思想禁锢，陶冶了国人渴求美的心灵。在民国初建、新思想尚未普及的时代环境下，汪孟邹主持亚东图书馆出版上述图书，无疑须具备一定的政治识见和文化眼光，还要冒着随时被国民政府当局查禁的风险。
汪孟邹与革命先驱陈独秀为安徽老乡兼好友，因此有接触革命思想的机会，他后来在回忆亚东图书馆的创办历程时，也说亚东图书馆是“维新和革命的产物”。正如原国家出版委员会主任王子野先生所述：“亚东的主人汪孟邹老人由受维新思想影响而对新书业发生兴趣，同盟会来了，他又同情革命，从五四运动到大革命，他逐渐倾向同情共产主义。”汪孟邹之侄汪原放同时参与了亚东图书馆的编务，他在陈独秀之子陈乔年的介绍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在汉口担任过中共中央出版局局长一职，为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出版事业作出了贡献。可见，在民国初建、局势混乱、各路思潮杂呈的洪流中，汪孟邹、汪原放等人对革命理想、共产主义的认同，是他们敢印行宣传新思想的图书的主因。
亚东图书馆规模不大，却下力传播革命思想，比如以极大的政治勇气出版了《孙文学说》。1918年，护法运动失败后，革命党人朱执信计划在商务印书馆出版孙中山先生的《孙文学说》，张元济出于对该书政治倾向性的顾虑，拒绝出版。朱执信便找到了印行新式期刊、传播新思想已小有名气的亚东图书馆，得到支持。《孙文学说》一经出版便受到海内外读者的广泛欢迎。对此事，汪孟邹在总结自己的出版生涯时是这样表述的：“一般营业当然是资本愈多愈好，规模愈大愈好，可是像亚东图书馆这样小规模也有好处。那些大出版家不免畏首畏尾，我们胆子就比较大些。”《孙文学说》的顺利出版与其说是因为汪孟邹胆子大，不如归功于他同情革命的政治倾向。他本人曾多次跟陈独秀讲自己知道共产党好，只是出于害怕心理不敢投身革命而已。
二、团结陈独秀、胡适、章士钊等优秀作者
正如出版界先贤吉少甫先生所说：亚东图书馆的经营除了汪孟邹“本身的理想抱负和经营管理之外，还得益于三位朋友陈仲甫、章行严、胡适之的‘督促之力’。特别是陈独秀和胡适不仅是朋友，而且是亚东最主要的作家和没有名义的编辑顾问，是亚东最早出版或代理发行的三个杂志的主编”。汪盂邹和汪原放叔侄在各自的日记或回忆录中多番提及与陈独秀、胡适以及章士钊等共同策划出版新书的事宜，其中有多次甚至是陈独秀和胡适等人提出创意，然后付诸执行。如1925年12月1日，汪原放与胡适讨论翻印古书时，后者提议出一套《中国哲学丛书》，“把一切与中国哲学史有关的重要著作一概整理出来”，并当场开出了《朱子年谱》《王阳明传习录》《颜氏学记》等书目。陈独秀又在这个书目后加写了《神灭论》和《非神灭论》。亚东图书馆出版房龙著、任冬译《上古的人》一书，也是因为胡适对房龙的引介。
陈独秀、胡适等人在亚东图书馆也出版有多部作品。比如陈独秀陆续在亚东图书馆出版了大约9种书，最具代表性的是1922年出版的《独秀文存》。该书主要是将陈独秀在著名杂志《新青年》上发表的论文、随感、通信等收录成集，出版后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胡适和亚东图书馆的合作十分紧密，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白话诗集——《尝试集》即于1920年由亚东图书馆首发。随后，白话自由体新诗成为时尚，涌现出了徐志摩、郭沫若等一大批新诗诗人。胡适一共在亚东出版了9种图书，除了前述《尝试集》外，还有1919年出版的译著《短篇小说》（第一集）、《胡适文存》（初、二、三集）等，一直到1933年的《四十自述》都是由亚东图书馆印行。
章士钊（字行严）不仅将自己在日本东京创办的反袁政论性月刊《甲寅》（自第五期起）移至上海交由亚东图书馆出版，还在亚东出版了自己编著的48开本文言小说集《名家小说》。《名家小说》的作者主要由章士钊、苏曼殊、程演生等担任，所收录篇目全部用文言写作，体裁主要是小说，《说元室述闻》和《啁啾漫记》为笔记体。在新旧文化兼容并包的社会转型期，这样的书籍也有一定的市场价值。
除了帮助亚东图书馆出谋划策并在此出书之外，陈独秀等人还将自己的社会资源介绍给亚东图书馆，使其不仅能发挥传播进步书籍的作用，在经济上也能得到一定的回报。1916年，陈独秀北上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在陈独秀的撮合下，北京大学出版部的书籍交由亚东图书馆代理发行。亚东图书馆从缩在弄堂里的小店铺迁至五马路也是陈独秀力劝的结果。
正是因为有了上述三位文化领袖的号召，当时不少追求进步的作家如朱自清、陶行知、高语罕、顾颉刚、康白情、陆侃如、钱君匀等一大批文化精英都乐于向亚东图书馆投稿，乃至参与到选题策划之中。亚东图书馆成了当时进步图书出版的集聚地，并于1919年至1930年进入“黄金时代”。
三、标点《水浒传》《儒林外史》等名著
自初创时起，汪孟邹和店里的其他几位员工就坚持出版的底线，拒绝出版“拆滥污”的图书，他们认为身为读书人，做出那样的书来卖给读者是人生的耻辱。
由汪原放担任主力，亚东图书馆在编辑技術方面做了一项有创新意义的工作，即将《水浒传》《儒林外史》等名著用现代标点句读之后印行。这种校点虽然难免有些瑕疵，但是对于经典名著的普及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一向以严格著称的鲁迅先生在1924年1月的一篇杂文中如此评价亚东版图书质量：“汪原放君已经成了古人了，他的标点和校正小说，虽然不免小谬误，但大体是有功于作者和读者的。”
此外，民国时期盗版盗印颇为盛行，不少粗制滥造的盗版盗印书籍侵害了广大读者和正规出版商的利益。但是当时以清华、北大为代表的八所著名大学的师生购买图书时都会直接指定只要亚东版图书，由此可见亚东版图书编校质量之精良。
四、缺乏现代出版企业管理的缺憾
亚东图书馆出版了那么多里程碑式的图书，却一直没有能够做大做强，除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原因之外，最主要的就是汪盂邹缺乏现代企业管理理念。
汪孟邹缺乏现代资本意识，保守型理财影响了亚东的做大做强。比如汪盂邹主张节约，而把省下的钱大多用于储蓄，这种保守型理财方式对于急需资本实现扩张的出版企业来说，无疑是失策的“个人偏好”。所以汪原放写道：“不怪哩！生意再也做不上去了！又不用银行的钱，又不用钱庄的钱，有余，还要搞长期储蓄，有死无生了！”汪原放希望把存进银行的钱拿出来用于印书，但是这样的建议没有被汪孟邹充分采纳。
亚东图书馆也是因为资金问题而与创办《新青年》的契机失之交臂。1913年，亚东图书馆初创不久，陈独秀曾建议汪孟邹创办一份杂志：“只要十年八年的功夫，一定会发生很大的影响。”他请汪盂邹想办法把杂志办起来，可惜这时的亚东经济基础捉襟见肘，加之又有不少力量用在《甲寅》月刊的编行方面，无力实现陈独秀的设想，最终汪盂邹将其介绍给群益书社，群益书社的陈子沛、陈子寿兄弟于1915年9月15日开始刊行《青年》（后因与上海青年会的周报《上海青年》同名而更名为《新青年》），《新青年》在陈独秀的主持下为新文化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假如汪孟邹有一些现代融资思想，依靠社会关系向现代银行或者钱庄融资，《新青年》的出版也就不至于花落别家。
在资金的调度安排方面，汪盂邹也缺乏现代企业家的眼光，他常常因为“帮助肯做事的人”而抽出亚东图书馆的钱去“搭股”。据汪原放回忆，1934年，亚东图书馆搭股开办的京货店正和号忽然倒闭，汪盂邹只得又贴钱进去。汪原放“从来不赞成他（指汪孟邹）不单单努力做书店”，因为东投钱西投钱肯定导致资金分散，明显削弱自身发展的资本力量，以致策划新选题后出版各环节投入乏力，严重阻碍了亚东图书馆的发展壮大。
汪盂邹虽然善于交友，却不善于管理企业，缺乏灵活变通，有时甚至还有点“独断专行”。比如，他喜欢凡事一把抓，发行、选题策划乃至稿件的录用与否都由他—人决断，而且只把作者固定在自己的老朋友圈子里，亚东图书馆的编辑们几无用武之地，只能做些校对的工作；他人提出的一些有利于亚东发展的好建议也基本是一阵风刮过而已。对于金钱管理，汪孟邹不懂得加薪水和分红是调动员工积极性的有效方式，也缺乏生意人的灵活应对手段，没有那种对外部发行人员让以小利以刺激对方卖力销售的意识。汪盂邹支付作者版税时也不是很爽快，缺乏张元济和陆费逵那种做大事业的气概。
当然，人无完人，汪孟邹毕竟是脱胎于农业社会的早期书业经营者，他能够在社会急剧转型期以区区之力出版诸多颇具文化和思想价值的图书，造福后代学人，已经很了不起，没有必要苛求他像张元济一样纵横捭阖于书业。应该说，汪孟邹在“多出高尚的书”和“商业主义”之间选择了前者，只是“牺牲”商业主义略多了一些，以致于亚东图书馆的经济规模一直没有得到发展。当代出版从业人员以史为鉴，努力克服亚东图书馆在经营中的局限，而多加继承发扬其坚持“出好书”的精神，既是对出版先贤们最好的纪念，也是对张元济先生“多出高尚的书，略牺牲商业主义”这一宗旨的最有力践行。唯其如此，我们才能正确处理出版“双效”的辩证关系，平衡好“义”和“利”的关系，纯洁出版市场，为社会多出好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