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舒群叔叔的几段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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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闻名中外的“东北作家群”中，舒群和萧军、萧红、端木蕻良、骆宾基、罗烽、白朗等，都是20世纪30年代，从东北流亡到上海及关内各地，富有爱国思想和文学才华的杰出青年。他们一生饱经沧桑，都有很多传奇故事。 舒群叔叔是我所结识的父辈长者中，熟悉并敬重的一位老作家。他重感情，重责任，豪爽、耿直。一生才高命舛，历经坎坷，壮志未酬！今年9月20日，是舒群叔叔百岁诞辰。作为晚辈，笔者著此小文，以示纪念。

思念老友 情深义重

1978年春天，舒群一家5口人，被落实政策后居住在辽宁的本溪矿务局牛心台矿区，一栋砖瓦结构的3间平房，独门独院。

一天下午，我第一次登门拜访舒群。面对敬仰的老人鞠躬问候：“李叔，您好！”

这一声，竟使他先睁大双眼看着，又眯着双眼打量，摇着头问：“实在想不起来了，你是谁家的孩子？”

我恭敬地把父亲写的信送给他，信封只有用毛笔写的“李书堂启”四个字。他抽出信纸，看了后面的署名，惊喜地说：“嗷，几十年没人这样称呼我了，原来你是方大哥的孩子！”

说着，他把两页信纸，又逐字逐句仔细看了一遍，对身边的夫人夏青说：“这是我40多年前一位老友的儿子，他父亲就是当年《国际协报》的副刊编辑方未艾......”

舒群让我坐在他的身边，询问起我父亲自1933年10月去苏联学习分别后，这些年家里的一些状况，我如实禀告。

当年我31岁，刚从农村知青招工到本溪。在舒群面前，仍然是一个孩子。

他听着我诉说，一会儿皱眉，一会儿摇头，一会儿叹息。当听到我父母先后从外地来到本溪，最终都被落实了政策，高兴地说：“好啊，你父亲和我还可再写上20年！”

我真不敢相信，这是出于一位饱经沧桑的65岁老人之口！

这天，舒群推心置腹和我谈了很多很多。用夏青婶的话说，是舒群多年“破例”说这么长时间的话，“破例”留我和全家人一起吃“团圆”饭。

当晚，我就睡在舒群的对面床上。夏青婶领着三个孩子，住在另一个房间。

夜里，伴着温柔的灯光，舒群叔叔对我讲述了他年轻时和我父亲、萧军、萧红、罗烽、白朗等在一起的许多往事。他很动感情，不时激奋地挥着手，高声厉语。甚至下半夜入睡后，在梦里还大声呼喊着一些话......

自建“青年恐怖团”

舒群是黑龙江省阿城县人，在中学时俄语就学得好。毕业后在哈尔滨东北商船学校读书，半年后退学，在航务局做了一名俄语翻译。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舒群一家从哈尔滨一面坡迁到道外十六道街。他父亲在街头摆烟摊，家庭生活很贫苦。

那时的舒群，爱写诗和散文，常向报社投送稿件。1932年我父亲在哈尔滨《国际协报》当副刊编辑，舒群19岁，我父亲比他年长7岁。舒群当时发表诗歌、散文，爱用“黑人”笔名，不仅因为他身体肤色黝黑，朋友戏称“老黑”，主要是他认为自己生活在社会底层，就像国外的黑人一样受欺压，心蓄抗争之意。舒群的稿件总是优先发表，虽然稿费微薄，也算是对舒群家人生活的一点儿接济。共同的文学爱好和志向，使两人由文友成为志同道合的挚友。

日本侵占哈尔滨后，社会上反满抗日的情绪日益增长，中共满洲省委秘密团结组织社会进步人士，与日寇和敌伪势力开展斗争。这期间，哈尔滨市里的一些权势人物家里，经常收到寄来的恐吓信，信纸上还盖着一个又圆又红又大的“青年恐怖团”印章。一时闹得满城风雨，日本宪兵队日夜搜查毫无结果。

舒群很得意地给我讲了这个“秘密故事”。

“在那些日子，我和两个朋友昼伏夜出，干着一番自认为是惊天动地的事业。有一天，当报社编辑的老大哥对我谈起神秘的恐怖团来，我就把他领到一个地窖里，拿出那颗自己用橡皮块刻的图章给他看。他当时真诚劝我不要再干，说搞恐吓行动不是正道。一旦暴露了，个人和家庭的后果都难以预料。我并没有听劝，坚持继续干下去。

当时，我告诉老大哥对谁都不要讲这个秘密。不料，第二天市里地下党组织找到我，让我立刻交出那颗图章，必须停止投送恐怖信活动。说这是打草惊蛇，破坏党的总体反满抗日行动。

我知道，是我最信任的编辑老大哥告发了我，气得我好长时间不去报社找他。

1932年9月我入党后，组织派我去洮南搞情报站工作，以《哈尔滨五日画报》分销处作掩护。临走前，我向老大哥告别。老大哥介绍我有事去找《洮南日报》编辑马西林，说他是一位值得信赖的朋友。我去后就住在马西林的家里，有一年多的时间，得到他无私的帮助。不幸的是，马西林积劳成疾吐血，临终时他躺在我的怀里，我抱着他的头，眼睁睁看着他咽下最后一口气。

1933年秋，组织让我回到哈尔滨。编辑老大哥为马西林发了一个专版的纪念文章，这时我才知道，老大哥和马西林都是党内同志。从此，我对老大哥的气彻底消除了。这件事我对谁都没有讲过。”

说到这里，舒群爽朗地笑了起来。这笑声里，充满对青年时代斗争的甜美回忆，也充满对当年友情的无限回味。

患难之交见真情

在东北作家群里，舒群和我父亲方未艾、萧军、萧红、罗烽、白朗等，是患难之交，莫逆之交。舒群在1933年秋，当萧军、萧红处女作《跋涉》短篇小说集自费出版遇到经费困难时，主动拿出自己仅有的30元钱，和其他的几位朋友帮助凑够了印刷费。

萧军在《跋涉》书后语中说：“迄现在止，使我对于现人生，是又有了更深一层的体验和认识：1.一切以经济作基础的现社会，仅凭感情上结合的友谊是不可能的。2.唯有和你同一阶段人们，才能真的援助和同情你。3.艺术是救不了现实的苦痛。

每当我同我的黑人君由印书局归家和去印书馆的途中，就要看到那些不成人形的乞丐...... 这个集子能印出，我只有默记黑人弟和幼宾兄的助力——这全是用不着在这里感谢的...... ”

以史为证，这是萧军对舒群发自肺腑的最早、最真诚的公开感谢！

《跋涉》印了1000本，上市没几天，就被日伪特务机关将送到书店、商场的书，全部没收焚毁。萧军、萧红也被日伪列上了“黑名单”。

1934年6月15日，萧军、萧红在朋友的帮助下，逃离哈尔滨到了青岛，投奔先来几个月的朋友舒群。舒群带着新婚的妻子夏青在青岛大港码头迎接。第二天是端午节，也是萧红的农历生日。舒群夫妇陪着萧军、萧红夫妇在青岛“四方公园”游览，并拍摄了四人在一起的照片，见证了他们患难之交的真诚友情。

舒群推荐萧军到《青岛晨报》当副刊编辑。当时，《青岛晨报》由中共党员、党的外围组织“荒岛书店”领导人孙乐文接管。萧军每天在《青岛晨报》一边编稿、写稿，一边继续写长篇小说《八月的乡村》。这段时间，他发表了《消息》、《鞭挞我自己》、《涓涓》等作品。1934年9月9日， 萧红在家中写完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生死场》。萧军也基本完成了长篇《八月的乡村》。

萧军对舒群在青岛的帮助刻骨铭心。老年的萧军回忆说：“青岛是值得我们永远怀念和纪念的地方。1934年，我们从哈尔滨出走以后，于当年的端午节前一日到了青岛，我们在观象一路一号一所石块垒成的二层小楼的下部租了两间房子，一间由舒群夫妇居住，一间由我们居住。后来，我由楼下面又搬到楼上有‘太极图’那间突出的单间居住了......”

“杯酒衷肠话惘然”

那天，舒群在家里对我讲了在哈尔滨、青岛、上海、武汉、延安的很多往事。一位负有盛名老作家的讲述，无论事件和人物都是那么具体、形象，既有宏观的社会背景，又有理智的分析。如今我记忆犹新，甚至脑海里都能浮现出舒群叔叔当时慷慨激昂讲话的样子。

虽然，有许多事我早就听父母讲过，但有的事和话还是第一次听说。说心里话，那天夜里舒群叔叔对我讲的有些话，我后来对父母和萧军叔叔一句都没有讲过。因为，无论真伪是非，作为晚辈，我绝不会参与父辈之间的评说。他们都是我父亲的患难之交，我尊重和珍视他们的友情和才华，我也敬仰他们对信仰的孜孜追求和无限真诚。

记得有两件事，令舒群叔叔耿耿于怀。

《八月的乡村》是萧军的代表作，《生死场》是萧红的代表作，《没有祖国的孩子》是舒群的代表作，也是东北作家群载于文学史册的代表作之一。舒群对我说：“如果一本书能决定一个作家的命运，我当年不把傅天飞讲的磐石游击队故事给了萧军，自己来写这本小说，今天也许说不定谁是谁了！”

据舒群讲，1933年春夏之交，傅天飞从乡下游击队来到舒群面前，提出要给舒群一份礼物，一份宝贵的“腹稿”，“磐石游击队的史诗”。希望万一有“牺牲”将来总能剩下一个人，一份腹稿。

傅天飞把磐石游击队从小到大的发展过程，做了生动艺术的描绘。惊天动地的激烈战斗，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和大无畏精神，都讲得淋漓尽致，讲了一天又一夜。后来，舒群又把傅天飞推荐给萧军、萧红。傅天飞为萧军写作长篇小说《八月的乡村》，日后成为“抵抗日本侵略的文学上的一面旗帜”，提供了丰富生动的素材。

再一件事是，萧军和萧红在上海得到鲁迅先生的热心指导和帮助下，出版了《八月的乡村》和《生死场》，并创作发表了许多小说、诗歌和散文。1935年夏，舒群在青岛被捕出狱后来到上海找到萧军、萧红，要求把自己在狱中写的小说《没有祖国的孩子》手稿，转交给鲁迅先生。由于一些具体原因结果没能如愿，反倒促成他日后和周扬有了往来……

当时，舒群租住在一栋亭子间的二楼，女房东告诉他三楼住着一位女作家白薇。这样舒群就同她相识并得到帮助。1936年5月，书稿由白薇转给周扬，发表在《文学》6卷5号上。舒群这个笔名，第一次在这部作品上出现。《没有祖国的孩子》发表后，社会反响较大，被推为“国防文学”的佳作。周扬叮嘱沙汀主动与舒群联络。从此，舒群便经常写稿，并介绍罗烽、白朗发表了许多作品。

舒群由此与周扬结识，特别是在延安被周扬赏识，安排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任教员、系主任。1951年，任中国文联副秘书长、中国作家协会秘书长。1955年下半年，由于受“丁陈集团”影响被错误批判。1958年，祸不单行，又被戴上了“反党分子”帽子受到党纪处分，长期下放到东北。

虽然，周扬在1962年8月邵荃麟主持农村题材小说创作座谈会上讲话，散会后又与久未见面的舒群谈了一次话，并指示《人民文学》杂志向舒群约稿。舒群从本溪寄来短篇《在厂史以外》发表，这是自他1954年在《人民文学》发表短篇《崔毅》后，已有七八年没有发表作品了。但舒群终究没能投入到鲁迅先生的阵营，成为他一生的遗憾！

对于老友舒群心中的抱怨，萧军在1979年6月写的《在上海拉都路我们曾经祖国的故址和三张照片》的回忆录中，有一段解释：“朋友们不理解我们的苦衷，在上海这政治斗争的复杂情况下，我怎么能够把鲁迅先生所不理解的人们，介绍给他认识呢？而且鲁迅先生也必定会拒绝的。后来，朋友们托我又办了几件事，也全没能够如愿以偿，无形中我们的‘友谊’也就冷淡下来了。”

其实，萧军和舒群的友情并没有“冷淡下来”。离开上海后，他们在武汉、延安、哈尔滨、北京都有很好的交往。尤其是在遭受“文革”劫难后的1979年1月15日，舒群回到北京专程来到萧军银锭桥西海北楼寓所看望。萧军在《赠舒群诗》的前言写道：“一别近20年，各经生死患难，殊非易易，除杯酒叙衷肠外，爰拈一律赠之。今附录与此者，缘1934年我和萧红与彼夫妇曾共居于青岛观象一路一号也。”诗中写道：

患难交情五十年，濒经生死又开颜。松花江畔飘蓬日，观象山麓秋暮天。骨肉情亲薄四海，合离几度唱阳关。相逢此夜庸何易，杯酒衷肠话惘然！

谆谆教诲“读书须识货”

舒群叔叔在当时牛心台的居室。一进门右侧有一间十几平方米的屋子，靠山墙的那一面从地到顶棚，是一排排特制的扁方型木箱摆成的大书架，窗台前有一张木桌。

我发现，书架上古今中外的书籍，每一本书几乎都有舒群的藏书章印，分类摆放，一目了然。摆出来的书仅是藏书的一部分，由于家庭多年搬迁流转，让舒群养成了流动式存放藏书的习惯。有些书箱在书房里没地方摆，就存放在库房里，搬家时装上车一走了之。

在我第二次去看望舒群叔叔时，独自走进了他的书房。对书架上一排排中国古代的线装书和国内外的一些剧本，我没有兴趣看。只是对外国著名作家的小说饶有兴味。我选了莫泊桑、巴尔扎克和梅里美的几本中短篇小说集，从书房拿出来准备借回家看。

舒群问我：“你怎么喜欢看这几本书啊？”我笑着说：“闲看。”舒群接着又问：“你现在还喜欢看哪些书？”我随口说：“遇见什么看什么。”舒群摇了摇头，对我说：“这样不好！”我听后愕然了。早就听说，舒群十分爱书，自己家的藏书不愿意借给外人，一怕损坏，二怕送不回来。难道他对我也不放心不舍得吗？

舒群见我脸上露出有些困惑、难为情的面容，便让我坐在他的身旁。继续问：“你知道我现在读什么书吗？”我摇摇头，不好意思地回答说：“李叔，我猜不出来。”“我在读中国历代的话本。”舒群说：“我正在编写一本中国话本书目，这是国内外从来没有的，需要看很多很多的资料。”我只知道他正在续写《毛泽东故事》，对啥叫“话本”，还是有些“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舒群慢声慢语地对我说：“现在刚刚粉碎‘四人帮’，社会百废待兴。你们年轻人正面临社会选择人才的历史机遇，应该多读一些急用的书籍才好。清代有个学者叫陆世仪，他有句话‘凡读书须识货，方不错用功夫。’现在时间对你们来说十分珍贵，读小说之类的文学名著，对人生是有价值，但不是你们现在要读的。”我领悟了，点头称是。

舒群继续对我说：“读书很有学问啊，毛主席在青少年时期，最爱读修身治国一类的书，而且读得十分认真。他每读一本书，都要把心得体会，写在书上或笔记本上，或讲给朋友来议论，从不闲看书。”

我感到脸上和身上都有些发热，虚心地请教说：“李叔，您看我现在多读哪些书好？”

舒群询问我当时的具体工作和今后的打算，便说：“你现在是青年工人，以后还是要考进学校，学一些专业知识才好。你最好把在学校学过的课本，利用工余时间统统看一遍，温故而知新，以后会有大用场的。”

我听从了他老人家的话，把那几本小说集送回了书架。

夏青婶在旁边看到，就对舒群说：“哪有叔叔这样不让侄子看书的，让孩子回家多伤心啊！”舒群不动声色，两眼静静地看着我。

就这次谈话后不多时间，我从一个国有企业转入本溪矿务局职工大学，当了一名教师。在职考入辽师大函授本科。毕业后又转调到本溪日报社，当了编辑、记者，获得了高级编辑职称。虽然，平时也看些其他的书，但当年舒群叔叔对我的谆谆教诲，对我转变人生命运确实起到了大用场，至今铭心不忘！

永久的怀念

当年，我曾多次去本溪牛心台矿区，与舒群一家人相聚。每次离开时，舒群总要让我捎回一些钱物，给我父母零用，说是一点点儿的报答。当时，我的父母住在本溪县南甸镇我的弟弟家中，生活还比较宽裕。

父亲说，舒群虽然是革命老干部，毕竟是苦孩子长大，一生讲实惠重感情，经受很多政治苦难，还是不肯放轻自己肩上的社会责任，很值得敬佩。

的确如此，1978年底，舒群得到第三次彻底平反。1979年恢复工作后，回到北京先后任中国作家协会理事、顾问、大型文学期刊《中国》主编，并连续担任全国政协第五、六、七届委员会委员。

1980年之后的舒群不顾病魔缠身，写出获奖短篇小说《少年Chen女》和70多万字的《毛泽东故事》，相继出版了100多万字的《舒群文集》1—4卷，30多万字的《舒群短篇小说选》和具有很高学术价值的长篇专著《中国话本书目》。

舒群回北京定居后，多次回到本溪。他为解决和改善我父亲晚年的工作和生活，向领导提出帮助和要求。父亲每次到北京，也总要看望萧军和舒群两位老友。1989年8月2日，舒群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76岁。

我父亲2003年病逝，享年97岁。他生前说：我对舒群唯一留下遗憾的是，在舒群全家离开本溪临回北京的那天晚上，去他住的宾馆房间送别。舒群当屋里许多人的面，一边向大家介绍老大哥是一辈子的莫逆之交，一面从怀里掏出一大沓子钱，往我手里送。我轻轻地推开他的手，让舒群拿回去。不巧，钱全撒在地毯上了。

日后，舒群回到北京对萧军说，老大哥把我给的钱，当大家面摔在地上，让我脸上难堪，心里难受......

其实，对饱经风霜的两位老人，这只不过是生活中意想不到的一个小小误会，何必需要解释呢。父辈们一生经历的许多事，恩恩怨怨，是是非非，坎坎坷坷，莫不过是那个时代某种政治和思潮的祭祀品。至今思起，令我情绪难宁，心怀悲怆。

在舒群叔叔百岁诞辰之际，祝愿舒群叔叔在天之灵，永远与日月同辉！

责任编辑 石玉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