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收入分配和宏观调控
时间：2021-03-20 08:01:01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 本文论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收入分配和宏观调控的问题，以及近年来党和国家制定经济政策的方针与策略。“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多种形式的分配方式，促进了社会效率的提高，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使社会整体收入水平显著提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宏观调控的作用，以及近年来国家和政府宏观调控的成就和经验，是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宏观调控体系的基础，从而推动经济和社会的又好又快发展。
关键词： 按劳分配 个人收入分配制度 宏观调控
马克思设想的社会主义社会中的按劳分配，实质上是社会主义产品经济条件下的按劳分配。产品经济可以从狭义和广义两个角度来考察。从狭义角度看，产品经济是继自然经济、商品经济之后可能出现的一种经济活动方式，即“社会按照需要对产品的生产和分配直接加以指挥和支配”。从广义角度看，产品经济则是指一种经济形态，即在实行单一的全社会的公有制、没有商品货币关系、劳动者的联合劳动直接表现为社会劳动的条件下，由社会按照需要对产品的生产和分配直接加以指挥和支配。
在社会主义产品经济条件下，由于实行单一的全民所有制，劳动者的联合劳动是全社会范围内的联合劳动，全社会是一个生产单位和分配单位，因而实行按劳分配的主体是社会（或国家）。然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主义公有制采取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两种基本类型，社会主义联合劳动主要表现为企业范围内的联合劳动，各个公有制企业都是独立的法人实体和市场竞争主体，因此，企业便成为实行按劳分配的主体。在这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社会主义企业具有独立的经济利益，这样社会主义经济利益结构至少是包括国家利益、企业利益和劳动者个人利益的三元利益结构。另外，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人均客观生产条件的差异和供求不平衡等非劳因素都会对企业经济效益从而对劳动者的收入分配产生不同的影响。所以，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只能在各公有制企业内部大体和近似地实行“同工同酬”；在不同的公有制企业之间，甚至在同一公有制企业内部的不同的经济核算单位之间，“同工不同酬”的现象必然存在。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者既可以拿货币工资去购买生活资料（或个人消费品），也可以用于储蓄、购买生产资料或进行其他投资。
许多经济学家最先把社会分配收入机制界定在三个层次：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初次分配是按照各生产要素对国民收入贡献的大小进行的分配，主要由市场机制制约的。再分配是指在初次分配的基础上，把国民收入中的一部分拿出来通过税收和社会保障体系等进行重新分配。第三次分配是随着人类自身觉悟和综合素质的提高，建立起了社会救助、民间捐赠、慈善事业、志愿者行动等多种形式的制度和机制，对社会财富和资源的运行进行有机的和合理的调整。在推进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中，需要多管齐下、多策并举，逐步理顺收入分配关系，使初次分配中生产各要素所占比重趋于合理，使再分配的各项指标更加匹配、更加有效，使在第三次分配中社会分工更趋精细、完善与和谐，发挥整个社会的巨大潜能和效益。如果说做大社会财富这个“蛋糕”是政府的责任，那么分好社会财富这个“蛋糕”就是政府的良知。国内外的实践都证明，在一个社会中，中等收入者群体的发展壮大有助于社会稳定。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应该是一个高收入者和低收入者占少数，中等收入者占多数的“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格局。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收入分配制度是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其体现的公平与效率的相互关系是错综复杂的。两者之间主要表现在：第一，一方面，实行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方式，既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生产要素所有制结构（特别是与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经济）是相适应的，也与生产要素在创造使用价值（或社会财富）中的贡献大体上是相符合的，因而实现了经济公平；另一方面，实行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方式，有利于充分调动生产要素所有者的积极性，更大限度地发挥生产要素的作用，因而也符合效率原则。两者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第二，国家主要通过税收政策来变相降低高收入群体的收入，调节中等收入群体的收入；主要通过财政转移支付特别是通过建立社会保障制度来变相增加低收入群体的收入，以体现社会公平，并为国民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创造条件。我们党自十四届三中全会以来确立的根本原则就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公平与效率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它们就像一个硬币的正反两面，不可分离。效率的提高有助于公平的实现，而分配的公平也有助于激发社会的活力，促进效率的提高，不应以降低效率来追求低水平的公平，也不应以牺牲公平来追求盲目性的效率。就我国而言，所谓“效率优先”，实质上就是发展生产力优先；所谓“兼顾公平”，实质上就是发挥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优越性。在我国现阶段个人收入分配中贯彻“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就必然要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两者在逻辑上是高度一致的，是从本质到现象、从抽象到具体的必然转化和表现。公平的社会评价应该是使社会成员按贡献大小平等分享生产成果，同时又享有基本福利和有效的社会保障，保证大多数劳动者满意，这样才能塑造出居于人口多数的中间阶层力量，逐渐形成稳定协调的社会基础。
注重收入分配机制和制度的完善，就应该强化宏观调控体系的职能和结构的日臻完备。江泽民同志在正确处理加强宏观调控和发挥市场作用的关系问题时进一步指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国家宏观调控和市场机制的作用，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本质要求，二者是统一的，是相辅相成的、相互促进的。要改革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必须强调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不如此便没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是，同时也要看到市场存在自发性、盲目性、滞后性的消极一面，这种弱点和不足必须靠国家对市场活动的宏观指导和调控来加以弥补和克服。”这说明，我们把计划经济体制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等于说市场就是万能的，也不是说计划就一无是处。相反，要在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反应灵敏的优点的同时，通过包括一定的计划调节在内的宏观调控来抑制和弥补市场调节的消极作用与局限性。
经过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尤其是近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都有了大幅度提高，与建国之初相比早已不可同日而语。但人口多、底子薄、耕地少、资源相对贫乏、地区间发展不平衡等仍是我们的基本国情。我国经济总量已跃居世界第2位，但人均GDP仍排在世界的第100位以后。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和它们既不在一个起跑线上，也没有并驾齐驱。这些都决定了宏观调控对于我们比对于它们更加重要，因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基础和历史环境等不同。这就决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需要把“国有经济和整个公有制经济在市场竞争中不断发展壮大，始终保持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主体地位，充分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把“防止两极分化，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把人民的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结合起来”当成自己的重要目标。另一方面，由于社会主义制度具有集中力量办大事和全国一盘棋的优势，因而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更有可能和条件实现自己的目标。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可以发挥市场经济的优势，又可以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处理市场机制和宏观调控、当前发展和长远发展、效率和公平等关系方面，应该比西方国家做得更好、更有成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是对计划经济体制的细枝末节的修补，而是经济体制的根本性变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主要应当运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但也离不开对计划手段和行政手段的运用。在经济体制转型和发展进程中，为保证整个国有经济的稳定协调发展，尽量减少可能出现的不协调甚至混乱现象，必须运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金融手段等，同时辅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加强宏观调控。那种以为搞市场经济就可以离开国家的宏观指导和调控，放任自流、自行其是、随心所欲，完全是一种错误的理解。
当代世界经济发展格局，不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是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都是计划与市场两种手段并用的市场经济，国家干预与市场作用同时并存。这是政治经济学上继亚当·斯密发现“看不见的手”和凯思斯发现“看得见的手”之后的重大发现，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作用。邓小平同志指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首次深刻地揭示了现代市场经济两手并用的运行模式，明确地展现出现代市场经济的新特点。这个经济理论观点，使我们深入认识市场经济与国家干预的关系，特别是国家干预，是当今时代任何市场经济国家都是存在的。市场机制虽具有巨大的活力，但不是万能的，存在着失灵的缺陷，必然需要国家予以干预，使国家制定的计划通过宏观调控手段来实现。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在国家宏观调控之下的市场经济，必须深刻明确这一点，而且还要认识到我们社会主义制度更有利于发挥市场经济的巨大作用。随着信息科学的发展，经济的“能见度”越来越高，人们对“看不见的手”的驾驭力量也日益增强。国家对经济作用以宏观调控的合理干预，就是自觉利用经济规律的一个重要方面，不能把国家干预和发挥市场经济规律的作用对立起来。 从我国宏观调控的实践和成就来看，尊重事实，注重效果，维护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稳定，丰富宏观调控的理论与实践，为今后的宏观调控、经济发展和国家富强奠定坚实的基础。进入新世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建立，宏观调控的规模正在扩大，经济活动的范围也在增加，市场运行的机制更加地多元化了，政府和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越来越发挥着基础性和密切性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