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的琵琶艺术与琵琶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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琵琶是中华民族古老而优秀的弹拨乐器，音色优美，表现力丰富。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琵琶经历了多次高峰期。其中，唐代是其发展的一个重要的阶段，为我国琵琶艺术和琵琶文化的第一次繁荣时期。
一、唐代的琵琶艺术
公元5世纪前后，波斯梨形曲项琵琶经西域沿丝绸之路传入中原，经过我国人民的再创造而逐渐演化为一件地道的华夏民族乐器。
唐代，上至王公贵族、下至平民百姓都喜爱琵琶。在繁华的京都长安，处处可闻琵琶声；即使在西部的凉州也是“凉州七里十万家，胡人半解弹琵琶”(岑参《凉州馆中与诸判官夜集》)。唐代宫廷设有“大乐署”、“教坊”、“梨园”等音乐机构，开设专业的琵琶演奏课程。琵琶还是唐代“燕乐”的主要乐器，处于主奏、领奏的地位。从王建的《宫词》“琵琶先抹《六么》头”中可知，唐代的燕乐大曲《绿腰》由乐曲的开始便采用琵琶演奏。
“琵琶一曲肠堪断，风萧萧兮路漫漫”(岑参《凉州馆中与诸判官夜集》)和“琵琶起舞换新声，总是关山旧别情”（王昌龄《从军行》)等诗，将琵琶与边关的雄浑幽寥的氛围紧密联系在一起，成为诗人抒发离愁别绪的精神寄托。当然，琵琶诗中也不乏积极乐观的作品，如王翰的《凉州词》：“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充分表达了戍守边关的将士那豁达、豪迈的气度与情怀。
对琵琶的演奏，刘景复《梦为吴泰伯作胜儿歌》中有：“倒腕斜挑掣流电，春雷直戛腾秋鹘”，形象地描绘出琵琶演奏者运拨斜挑时如闪电般的快利，声振如春雷，其艺术效果令人叫绝！而终生与琵琶结缘的白居易的《琵琶行》对琵琶艺术的描绘更可谓登峰造极：“……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间关莺语花底滑，幽咽泉流冰下难。冰泉冷涩弦凝绝，凝绝不通声渐歇。……”此诗将琵琶的音响技巧、乐韵情感表达得惟妙惟肖，淋漓尽致。也正是琵琶有如此的艺术表现力，才激发诗人的如此灵感，为后人留下这首千古绝唱。
唐代还涌现和流传有许多优秀、动人的琵琶作品，仅唐诗中有记载的就有几十首，比较著名的有——
《霓裳羽衣曲》：原为唐代著名的大型歌舞曲，后改编为琵琶独奏曲。传说乐曲是开元年间唐玄宗创作的，描写唐玄宗游月宫时见到嫦娥的神话故事。据白居易的《霓裳羽衣歌和微之》记载，全曲共分三十六篇(段)，由散序(六篇)、中序(十八篇)、曲破(十二篇)三部分组成。散序的六篇全是自由节奏的散板，中序是一个慢板的抒情乐段，中间由慢渐快。曲破以舞为主。白居易在“自注”里写道:“凡曲将毕，皆声拍促速，唯《霓裳》之末，长引一声也。”可见乐曲分为抒情的慢板—过度段—快板—结尾段，和其他大曲极快结束所不同的是乐曲结束在一长音上。
《六么》：又名《绿腰》、《录要》、《乐世》。原为唐代大曲之一，由康昆仑改编为琵琶曲，《乐世》诗序说，唐贞元中，乐工献给德宗一首乐曲，德宗命乐工选出主要段落改编成歌舞大曲，故名《录要》。段安节《乐府杂录》也说:“《绿腰》本《录要》也，乐工进曲，上会录其要者。”王灼在《碧鸡漫志》里描写了《六么》音乐中最动听的一段:“欧阳永叔云:贪看《六么》花十八……前后十八拍，又四花拍，共二十二拍。曲节抑扬可喜，舞亦随之。”说明《六么》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
《凉州》：唐代著名琵琶曲，由《凉州大曲》发展改编而成。据《乐府杂录》记载，《凉州》原本是正宫调，由康昆仑改编成黄钟宫的琵琶独奏曲，因开始时在玉宸宫殿演奏，故又名《玉宸宫调》，后来又被段善本翻成了《道调凉州》。唐代张固《幽闲鼓吹》中有:“先有段和尚者，善琵琶，自制《西凉州》，昆仑不与，至是以乐妓之半赠之，乃传焉《道调凉州》是也。”白居易《秘夜听高调凉州》诗写道:“促张弦柱吹高管，一曲《凉州》入沉寥。”可见《凉州》在当时流传之广。
除此之外，裴神符诗中的《火凤》，元稹诗中的《雨霖铃》、《无限》，白居易诗中的《略略》，李群玉诗中的《鸳鸯》，刘禹锡诗中《薄媚》，还有《明妃曲》、《杨柳枝》、《郁轮袍》、《蕤宾》、《散水》、《出塞》等，均是有关于琵琶的咏颂记载，表明它们都是唐代十分流行的琵琶曲。
二、唐代的琵琶文化
从初唐“贞观之治”到盛唐“开元之治”，国家统一，经济繁荣，文化上呈现出了一种蓬勃向上、自由开放的风尚。在这样的情况下，音乐大放异彩。从民居庭院到边塞驿馆，或是行船上或在军旅中，无论是欢乐还是忧愁，琵琶都伴随人们的生活，处处都留下琵琶艺人的足迹。琵琶文化是唐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唐诗里，对琵琶的描写可谓多姿多彩。试看——
张祜《王家琵琶》：“金屑檀槽玉腕明，子弦轻捻为多情。只愁拍尽凉州破，画出风雷是拨声。”
王昌龄《从军行》：“琵琶起舞换新声，总是关山旧别情。撩乱边愁听不尽，高高秋月照长城。”
白居易《代琵琶弟子谢女师曹供奉寄新调弄谱》：“琵琶师在九重城，忽得书来喜且惊。一纸展天非旧谱，四弦翻出是新声。……”
罗隐《听琵琶》：“香筵酒散思朝散，偶向梧桐暗处闻。大抵曲中皆有恨，满楼人自不知群。”
在唐诗中，能够强烈地感受到民俗酒筵中的琵琶文化。如：“樽中酒我恒宜满，曲里歌声不厌新”（谢偃《乐府新歌应教》）；“齐歌送清觞，起舞乱参差”（李白《九日登山》）；“处处闻管弦，无非送酒声”（刘禹锡《路旁曲》）。在劝酒饮酒的过程中，大都伴以琵琶乐歌及舞蹈相随。“烦君玉指轻拢捻，慢拨《鸳鸯》送一杯”（李群玉《索曲送酒》）；“为将金谷引，添令曲未终”（陈叔达《听邻人琵琶》）。以上情景，清楚地表明有酒的场合就有琵琶相伴，以琵琶音乐与歌和之。
在唐代饮筵酒令活动中，一边是优美的琵琶伴乐，一边是美酒慢酌……这正是唐代特别是初、盛时期经济发达、社会繁荣景象的一个写照。这种大众化的或是欢聚、或是生日、或是迎送等酒筵活动，融聚了琵琶艺术的富丽色彩与唐代都市的享乐风尚，反映出唐代世俗文化普遍的审美观。这无疑为后世的琵琶艺术传承和提高奠定了深厚的基础。
在唐人的日常生活中，琵琶除了在音乐文化娱乐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外，在一些宗教迷信活动中亦有一席之地。
当时民间的卜筮活动中就有琵琶的身影，即所谓“跳脱看年命，琵琶道吉凶”（李贺《恼公》）。唐人张鷟的《朝野佥载》里记载了盛唐时，长安崇仁坊的阿来婆善用琵琶占卜。她“每占吉凶，辄先索琵琶，随弹而言事有验”，因而引得“士女填门，饷遗满道”。此外，每年的赛神活动中也有琵琶，王建的《赛神曲》就说到“男抱琵琶女作舞”。
这时的琵琶似乎到了无所不能的地步，甚至成为皇帝亲自下诏求雨的工具。唐人段安节《乐府杂录》之“琵琶篇”记载有唐德宗时，两大琵琶国手康昆仑与段善本在长安东、西市祈雨仪式中赛琵琶的轶事。
康昆仑弹琵琶被称为“长安第一手”。他在祈雨仪式中的一曲新翻《羽调绿腰》弹奏得精彩无比，自以为无人可与之匹敌。谁知一女郎怀抱琵琶说：“我也弹《绿腰》曲，不过我移到枫香调上弹。”只听其下拨如雷，出神入化，技惊四座。康自叹不如，欲拜其为师。不料等女郎换衣再次出场时，根本不是什么女郎，而是庄严寺和尚段善本。第二天皇帝召见段善本，令其教授康昆仑。段认为康的演奏非常杂乱且带邪声，让康十余年不弹琵琶，忘掉以前的弹奏方法，才肯教他。康按照段的话去做，果然把段的技艺全都学到了手。这成为当时的一段佳话。
诗人王维也精通音律，是一位出色的琵琶演奏家。唐人薛用弱《集异记》记载：“王维未冠，文章得名，又妙能琵琶，岐王引至公主席，使为伶人，维进新曲，号《郁轮袍》，主人大奇之，令宫婢传教，召试官第谕之，作解头登第。”
唐人的琵琶奏出了唐音，反映出唐代音乐发展的大势，可谓是独领风骚数百年。唐人的琵琶艺术亦使得唐代的社会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热情洋溢，因而在中国艺术史上写下了光辉绚丽的一页。
三、唐代琵琶繁荣对当今的启示
琵琶在唐代获得的辉煌成就，与唐王朝在当时世界上无与伦比的强大地位，高昂的民族自信心，唐文化的多面性、包容性是不可分割的。
中国的民族音乐柔丽、含蓄、怡静、内敛、婉约，从而使外来的曲项琵琶能够潜移默化并和土生土长的直项琵琶互相融合，取长补短，迅猛地向“中国化”的方向挺进。琵琶在唐代的流行，是中外音乐文化交流、积蕴的成果。唐代政治开明，人民生活安定，为经济文化的繁荣和发展创造了条件。唐朝采取对外开放政策，同许多国家都保持着友好交往，使异国的文化艺术能传入长安，同时又把中国的文化艺术引向世界。
唐代的民族大融合，促进了西域各兄弟民族音乐文化在中原的传播、发扬。这些西域风情也同时丰富了唐朝的音乐文化生活。唐代琵琶在技术上的改革以及流传、发展，是多民族集体智慧的结晶。一方面，琵琶是一种西域传入的乐器，它的发展得益于许多西域音乐家的辛勤付出；另一方面，曲项琵琶的改革是受到传统直项琵琶的影响，中原文人的才华与修养又为琵琶的文化内涵的丰富与艺术理论的提高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从琵琶的发展历程中可以看出，任何音乐品种要想生存、进步，除了依靠一定的社会条件外，还必须采取开放态度，同一切优秀的文化成果进行交流、借鉴曾。作为胡乐器的琵琶在传统的漫漫长河中，通过消化、吸收成为中华民族具有代表性的民族乐器的成功经验，值得其他一切民族乐器学习、借鉴。
与唐代琵琶音乐发展的时代相比，当今的中国也同样有着发展琵琶音乐的社会环境资源。现代中国琵琶音乐的发展应借鉴唐代的经验，走中西音乐结合的道路。在这个过程中，只有在对传统琵琶音乐文化进行继承和创新的同时，借用西方音乐的某些元素，才能推动琵琶的演奏技术再上一层楼。
作者：四川音乐学院民乐系（成都）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