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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埃及学的建设与发展

    时间:2021-03-26 08:12:14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达达文档网手机站

    摘要: 创建于1822年的埃及学是一门研究古代埃及历史与文化的综合性学科。中国埃及学建立于20世纪七十年代末,我国对这一领域的研究与西方国家相比起步较晚,尚有很大差距。但从20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埃及学也有了较快的发展。1985年,我国加入了国际埃及学家协会,国内学者也陆续出席国际埃及学家大会;国内有三所大学先后成立了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世界上古史·埃及史研究所和埃及研究中心;我国学者发表了一批埃及学论文和专著,撰写了古埃及文明的通俗读物,翻译了国外埃及学著作,为中国埃及学的建设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关 键 词:中国;古代埃及;埃及学;建设;发展

    作者简介:令狐若明,博士,吉林大学文学院历史系教授(吉林长春200040)。

    文章编号:1673-5161(2008)03-0067-07 中图分类号:G371文献标识码:A

    埃及学是一门研究古代埃及历史与文化的综合性学科,创建于19世纪二十年代初期,它以法国学者商博良1822年成功破译罗塞达石碑上的象形文字为标志。埃及学自诞生之日起就激起了世界上许多学者浓厚的研究兴趣,法国、英国、德国和美国先后涌现出一大批卓越的埃及学家,他们的研究成果极大地推动了埃及学的发展。我国自清末便有学者介绍古埃及的历史、文化,开始接触到了埃及学,但由于种种原因,我国的埃及学研究起步较晚,从20世纪七十年代末算起还不到30年。尽管时间不长,但我国从事世界古代史教学与研究的一些学者一直在埃及学这块园地上辛勤耕耘,为中国埃及学的建设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中国埃及学的创建背景与发展历程

    在创建中国的埃及学历程中,我国老一辈历史学家、东北师范大学的林志纯教授付出了极大的心血。1978年秋,林志纯教授与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部分教师联络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吉林大学、通辽师范学院(现内蒙古民族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的一些学者,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召开座谈会,筹商包括埃及学、亚述学等空白学科在我国的建设问题。中国埃及学研究的先驱、考古所所长夏鼐先生也应邀出席了座谈会。

    夏鼐先生1934年毕业于清华大学中国近代经济史专业,考取了中英庚款留学生资格后于1935年赴英国伦敦大学学习。留学期间,他于1937年末参与了埃及艾尔曼特遗址和巴勒斯坦杜瓦尔遗址的发掘,并有幸见到已退休定居在耶路撒冷的皮特里教授(伦敦大学考古学院埃及学系的创始人),当面受到这位考古学大师的教诲。夏鼐在伦敦大学攻读埃及考古学博士学位时师从格兰维尔教授,还在英国著名埃及学家伽丁纳尔教授指导下,系统学习并掌握了埃及象形文字,成为中国识读埃及象形文字的第一位学者。他将古埃及语言文字与中国语言文字作比较,于1938年写成《一个古埃及短语在汉语中的对应例子》一文发表在《埃及考古学杂志》上。[1]127-128夏鼐在进入博士论文写作阶段后,于1940年夏赴埃及,在开罗博物馆对古埃及的石珠做了系统的类型学研究。在此期间,他与在开罗博物馆工作的一些国际知名埃及学家多有交往,并曾为英国埃及学家鲍姆伽特撰写的《史前埃及文化》一书提供了部分资料。[2]7伦敦大学学院的埃及学博物馆里至今仍保存着夏鼐当年亲手抄制的近2000张卡片。这些卡片把该博物馆藏品里的1760枚珠子按行制、颜色、材料、文饰、出土地点、所属年代和用途一一登记抄制而成,足见夏鼐当年做学问的勤奋精神和扎实功底。1941年,夏鼐在伦敦大学获得埃及考古学博士学位后回国(因战争关系延至1946年正式授予),其博士论文《古代埃及的珠子》长达433页,把古埃及的珠子按年代从史前到希腊、罗马时期分为9大段,对各类珠子的分类井井有条,应用起来十分方便。这篇博士论文对材料的分析精辟透彻,显示了夏鼐对埃及学研究的深厚功力。1941年回国后,夏鼐将国外所学埃及考古学知识应用于中国的考古学工作。解放后,他先后担任过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兼文化部国家文物委员会主任委员,成为新中国考古学的奠基人。夏鼐先生对中国考古学作出的巨大贡献和卓越的学术成就受到国内外考古学界普遍的重视,使他成为享有崇高声誉的国际知名学者。同时,他仍一直关注国外埃及学的研究情况,并随时将这些研究成果介绍到国内。

    1979年,中国世界古代史研究会在长春成立,林志纯教授当选为研究会的第一任理事长,夏鼐为学术顾问。该会成立近30年来,先后召开了六次全国代表会议、两次国际学术会议,还有若干次原始社会史、古希腊罗马史和西亚北非史学术会议。其中,1985年在西安召开的西亚北非史分组学术会议的中心议题就是埃及学,与会代表就埃及学的成长、埃及早期国家的性质以及中西古文字研究等方面的问题进行了研讨。当时受聘于东北师大的联邦德国埃及学专家汉尼希博士应邀出席会议,并作了《德国埃及学的发展概况和对中国埃及学发展的建议》的学术报告。他又于1987年在《东北师大学报》上发表了《力争使中国的埃及学研究达到国际水平》一文,建议中国应在条件成熟时在开罗创建中国埃及学研究所,并就具体问题提出了很好的建议。中国世界研究会召开的上述学术会议,促进了国内外埃及学研究工作者之间的学术交流与合作。

    20世纪八十年代初,鉴于我国世界古代史研究底子薄、基础弱、人才少及存在大量史学空白(如埃及学、亚述学)的现状,林志纯教授联合复旦大学的周谷城教授和武汉大学的吴于廑教授向国家教育部上书,要求建立我国的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机构,培养我们自己的埃及学、亚述学和希腊罗马史专门人才,并联名在《世界历史》上发表了《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在我国的空白必须填补》一文,指出:“埃及学、亚述学等等学科的文物,大部分被集中到西方各强国的博物馆中,我们在这方面一无所有。解放前的学校和研究机关,根本没有,也很少有人想引进什么埃及学、亚述学等学科。结果,我们没有埃及学,没有亚述学,既无专门研究的人才,又无可供专门研究的图书设备。可以说,这些古代史的分支学科对于我们都是空白学科……这些历史科学空白点的存在,显然同我们目前的国家地位是不相称的,和我们作为一个有悠久文明历史大国的地位更是不相称的”[3]2。

    三位史学老前辈的呼吁引起了国家教育部的高度重视。1984年,教育部高教一司下达文件,决定在原东北师大历史系西亚、北非、欧洲上古史研究室的基础上建立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创办世界古典学习班,由林志纯教授主持,从北京大学等全国六所重点高校遴选了一批品学兼优的学生,到世界古典学习班集中学习,每年聘请3~4名外国专家给学习班讲授埃及学、亚述学、希腊罗马古典学以及各种古代语言古文字。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常年招收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生,培养掌握埃及象形文字、西亚楔形文字、古希腊文和拉丁文的专门人才。就该所埃及学的教学来看,自1985年以来,先后有来自德国、美国、比利时和加拿大的埃及学专家应邀来所任教,他们为攻读埃及学专业的学生讲授古埃及各个阶段的文字(包括埃象形文字、祭司体文字、世俗体文字和科普特文字)、古代埃及史以及埃及考古学等课程,给学生打下了扎实的古埃及文字的功底。自1989年以来,东北师大已先后培养出8名埃及学博士和数十名硕士。在他们当中,有的继续出国深造,并已在国外著名大学获得埃及学博士学位回国,成为教育部直属高校的学科带头人。中国终于有了第一批熟悉乃至精通古埃及象形文字的中青年学者,这是东北师大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为我国埃及学的建设与发展作出的重要贡献。

    20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我国的埃及学研究取得了新的进步。1991年,内蒙古民族师范学院(现内蒙古民族大学)成立了世界上古史·埃及史研究所,刘文鹏教授担任研究所所长,并招收埃及学硕士。该所研究人员承担并完成了一系列埃及学研究的重大课题。2003年10月,复旦大学成立了埃及研究中心,金寿福博士被任命为埃及研究中心负责人。他于2001在德国海德堡大学获埃及学博士学位,是新中国第一个在国外获得此学位的青年学者,曾赴埃及参加考古发掘和文化活动。复旦大学埃及研究中心得到了埃及外交部的大力支持,埃及外交部将每年提供一定数量的经费以供该中心开展学术交流活动。作为中国国内第一个专门研究埃及学的机构,埃及研究中心计划举办国内埃及学领域的学术会议并出版论文集,邀请国外著名专家来校讲学,并在条件成熟时举办国际学术会议。

    为加强与国外世界古代史同行的交流,林志纯教授于1986年在东北师大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创办了外文版《世界古典文明史杂志》,这是我国目前唯一的世界古代史方面的外文杂志(以英语为主,兼及法语、德语),设有论文、评论和报道等栏目,刊登中外学者在这一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其创刊号是以周谷城、吴于廑和林志纯三人撰写的《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在我国的空白必须填补》一文的英语译文为代发刊词,他们认为,学习埃及象形文字、西亚楔形文字,“关键在于搜求必要的资料,立志攻坚,以严密的科学态度和方法,参照我们研究本国古文字和古文化的经验,经过努力,完全有可能为古典历史学科在我国的空白补缺。”[4]10《世界古典文明史杂志》每年出版一期,迄今已出版了22期。该杂志自1986年创办以来,与美国芝加哥大学以及国外其他同类研究机构的刊物长期保持交换,在促进中外古典文明研究交流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并在国际上赢得了声誉。

    二、中国埃及学所取得的成果

    自1979年中国世界研究会成立以来,国内在埃及学研究方面不断涌现出新的成果。这些成果多以论文形式发表在国内的一些重要学术刊物和部分高校的学报上,特别是我国史学的三大权威刊物《历史研究》、《世界历史》和《史学理论研究》陆续发表了一批高质量的埃及学论文。主要有刘文鹏的《古代埃及的早期国家及其统一》(《世界历史》,1985年第1期)、《古埃及的早期城市国家》(《历史研究》,1988年第3期)、《“治水专制主义”的模式对古埃及历史的纽曲》(《史学理论研究》,1993年第3期)、《埃及学的诞生、发展与现代的研究》(《世界历史》,1994年第1期)、《论古埃及文明的起源——纪念恩格斯逝世100周年》(《史学理论研究》,1995年第2期)、《古代埃及的年代学与历史分期》(《世界历史》,1996年第2期),刘文鹏、令狐若明的《论古埃及的特性》(《史学理论研究》,2000年第1期),刘文鹏、张晔的《1989-1999年埃及考古学的新发现》(《世界历史》,2001年第2期),刘文鹏的《埃及学与中国》(《史学理论研究》,2002年第1期);颜海英的《托勒密时期埃及奴隶制的评析》(《历史研究》,1996年第6期)、《罗马时期埃及的奴隶制》(《世界历史》,1997年第4期)和《前王朝时期埃及的陶器刻画符号》(《世界历史》,2006年第2期);令狐若明的《古埃及文字及其影响》(《世界历史》,2000年第5期)和《古埃及人的书写材料和书写工具》(《世界历史》,2002年第5期);郭丹彤的《纳尔迈调色板和古代埃及的统一》(《历史研究》,2000年第5期)和《论古埃及人的创世说》(《史学理论研究》,2004年第5期);王海利的《古埃及“只娶不嫁”的外交婚姻》(《历史研究》,2002年第6期),王海利、刘文鹏的《古埃及文献,<能言善辩的农民>的多视角研究》(《史学理论研究》,2003年第2期);张晔、刘洪采的《法老时代的埃及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世界历史》,2004年第2期)和郭子林、李宏艳的《古埃及“帝王谷”考古的新发现》(《世界历史》,2004年第1期)等。我国国内唯一一本专门研究阿拉伯问题的刊物——《阿拉伯世界研究》也发表过许多关于古埃及的文章,如香港学者杨叶生撰写的《试探讨古代埃及法老与维西尔的关系》(注:参见杨叶生:《试探讨古代埃及法老与维西尔的关系》,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06年第4期,第60~64页。)。这些论文涉及到埃及学的历史、古埃及文明的起源、古埃及的年代学、语言文字、文学、宗教、建筑、艺术和科技等领域。

    自1979年以来,国内有关埃及学的著作也相继问世:《世界上古史纲》(上下册)于1979~1981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是我国三十年来第一部较全面的上古史研究著作,有自己的独立体系,根据大量材料写成。”[5]32-33由刘文鹏教授执笔的《史纲》第3章——“古代埃及”,吸收了当时国外埃及考古发掘的最新成果,用具体史实阐述了从埃及前王朝到希腊、罗马和拜占廷统治时期的完整古代埃及史。由联邦德国汉尼希博士和我国学者朱威烈教授等编著的《人类早期文明的木乃伊——古埃及文化求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阐述了古埃及人在文字、文学、宗教、建筑、艺术、科学技术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这是国内第一部全面系统介绍古埃及文化的著作,材料详实,内容丰富,引起了读者对古埃及文化的浓厚兴趣;由北京师范大学周启迪教授撰写的《古代埃及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是我国学者撰写的第一部全面叙述古代埃及历史的著作,全书共31万字。作者依据古埃及文献史料、文物资料和希腊罗马古典作家的著作,对古埃及的政治、军事、文化的发展作了全面的阐述,并侧重对古代埃及奴隶制经济作系统论述;刘文鹏教授的《埃及学文集》(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6),是从多年来发表的数十篇埃及学论文中精选而编成的,《埃及学文集》(以下简称《文集》)内容丰富、涉猎甚广、别有特色,是迄今国内出版的第一部埃及学论文集。刘文鹏教授还主编、撰写了《古代西亚北非文明》(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古代埃及史》(商务印书馆,2000)两部埃及学著作。其中,《古代西亚北非文明》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重点研究项目,也是汝信总主编《世界文明大系》之一,这是新中国第一部有关西亚北非古代文明的专著,被认为是一部很有学术水平又有可读性的好书。《埃及古代史》是作者承担的中华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成果,“这是迄今中国学者自己撰写的篇幅最大、内容最丰富的古代埃及史”。[6]727《埃及古代史》现已被教育部研究生办公室推荐为研究生教学用书;2001年书海出版社出版的《诸神的仆人们——古代埃及祭司研究》是李模的博士学位论文,论述了古埃及祭司的构成、职能、收入、特权和祭司职务的获取等问题;我国台湾学者蒲慕洲先生的《尼罗河畔的文采——古埃及作品选》(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3)和《法老的国度——古埃及文化史》(麦田出版社,2001)是直接从埃及象形文字原文翻译过来的文字材料和根据原始文献所撰写的古埃及文化史,具有一定的权威性,为国内埃及学研究者提供了极为珍贵的资料;金寿福博士撰写的《法老——戴王冠人间之神》(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是国内第一部专门讲述古代埃及法老的书,作者在书中引用了大量古埃及原始文献,并有针对性地配置了大量图片,把古埃及的国王——法老比较详细和全面地介绍给了读者。这些论著的问世,极大地推动了我国埃及学的发展。

    除论著外,埃及学家还负有撰写通俗读物、引进资料、举办展览和普及古代埃及文化知识的任务。在国内,除了从事埃及学教学与研究工作的专家,还有一些热心于宣传古埃及文化的学者也为此做出了很大的努力,撰写了一批有关古埃及文明的通俗读物。如刘汝醴的《古代埃及艺术》(上海美术出版社,1985)、吴德成的《金字塔之谜》(世界知识出版社,1986)、朱伯雄主编的10卷本《世界美术史》的第2卷《古代西亚、埃及、美洲的美术》(山东美术出版社,1987)、陈燮君、黄洋的《大英博物馆藏古埃及艺术珍品》(上海画报出版社,1999)、沐涛、倪强的《失落的文明埃及》(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颜海英的《守望和谐:古埃及文明探密》(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和《走遍埃及》(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刘英的《永恒的埃及》(湖南美术出版社,1999)、陶冶的《埃及神话故事》(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2000)、王海利的《法老迷雾三千年》(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古埃及神话故事》(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和《尼罗河畔的古埃及妇女》(中国青年出版社,2007)、李晓东的《神秘的金字塔太阳船》(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令狐若明的《走进古埃及文明》(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01)、刘文鹏主编的《西亚北非探源》(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金寿福的《永恒的辉煌:古代埃及文明》(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扬晖的《寻觅失落的文明:古埃及》(广州出版社,2003)、覃东的《木乃伊:法老时代的生与死》(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杨俊明、李枫的《古埃及文化知识读本》(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张石森的《原始时代的古埃及艺术》(远方出版社,2006)等,从不同的角度展现了古埃及文明的辉煌成就。这些普及性读物图文并茂,编写体例新颖,内容丰富多彩,行文通俗生动,集知识性与趣味性为一体,深受读者的欢迎与好评,为在我国传播埃及学知识作出了贡献。

    与此同时,我国的出版部门还翻译出版了一系列介绍古代埃及历史和文化的著作。如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罗塞娃等撰写的《古代西亚埃及美术》(严摩罕译,1985)、上海美术出版社出版了尼阿玛特·伊斯梅尔·阿拉姆的《中东艺术史·古代》(朱威烈、郭黎译,1985)、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了C.W.西拉姆的《神祇·坟墓·学者》(刘迺元译,1991)和约翰·曼的《改变西方世界的26个字母》(江正文译,2007)、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乔齐奥·利塞的《埃及艺术鉴赏》(陈西中译,1992)、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维尔·杜林的《东方的文明》(李一平等译,1998)、吉林摄影出版社出版了理查德·艾尔曼的《众神的宫殿》(扬多傲译,1999)、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巴里·克姆普的《解剖古埃及》(穆朝娜译,2000)、京华出版社出版了法伦克·雷蒙德的《埃及生死之书》(罗尘译,2001)和E.A.华理士·布奇的《埃及亡灵书》(罗尘译,2001)、上海百家出版社出版了克里斯多福·泰德格的《古代埃及·西亚·爱琴海》(刘复苓译,2001)和沃利斯·巴奇的《古埃及的咒语》(孙海虹译,2005)、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了时代—生活图书公司编著的《尼罗河两岸·古埃及》(夏仁海、郭珲译,2001)和吉耶梅特·昂德赫的《金字塔时代的埃及》(吴志杰译,2005)、华夏出版社与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戴尔·布朗主编的《埃及:法老的领地》(迟俊常译,2002)、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时代—生活图书公司编写的《通往永恒的路:埃及神话》(刘晓辉译,2003)、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了J.H.布雷斯特德的《文明的征程》(李静新译,2004)、东方出版社出版了扎马罗夫斯基的《金字塔的传奇》(汪小春译,2005)、上海三联书店出版了亨利·富兰克弗特的《古代埃及宗教》(郭子林、李凤伟译,2005)、罗杰·巴格诺尔的《阅读纸草,书写历史》(宋立宏、郑阳译,2007)和亨利·富兰克弗特的《王权与神祇》(郭子林、李岩、李凤伟译,2007)、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J.R.哈里斯的《埃及的遗产》(田明等译,2006)、希望出版社出版了纳撒尼尔·哈里斯的《古埃及生活》(张平、贺喜译,2006)、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罗莎丽·戴维的《探寻古埃及文明》(李晓东译,2007)等,极大地推动了我国埃及学的发展。

    世纪之交,国内曾掀起了一股“埃及热”:1999年6~11月,由上海博物馆与大英博物馆在上海联合举办了“古埃及艺术珍品展”,展出大英博物馆的100件古埃及艺术珍品,为中国观众提供了一次接触埃及文物,直接感受古埃及文明的机会。2003年10月~2004年1月,埃及博物馆连续在上海和北京举办“埃及国宝展”。展品共143件,是埃及提供外展文物数量最多的一次,其中被定为顶级国宝的文物就有40件,总价值约2亿6千万美元,充分展现了多姿多彩的古埃及文化。跨入21世纪的“埃及国宝展”,为埃及学在中国的普及工作增添了新的光彩。

    我国的埃及学研究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开始,就努力与国际学术界不断加强交流与合作。1985年9月,第4届国际埃及学家大会上在联邦德国的慕尼黑市召开,我国在这次大会上加入了国际埃及学家协会,这是中国埃及学迈向国际学术界的第一步;1988年10月,第5届国际埃及学家大会在开罗举行,刘文鹏教授作为首次应邀出席大会的中国学者,第一次登上了埃及学国际会议的讲坛,并在大会上交流了论文《古代埃及的城市和城市国家》,和与会的国外埃及学同行进行了学术交流,还考察了埃及金字塔、王陵谷和卢克索神庙;1992年,第6届国际埃及学家大会在意大利的都灵市召开,刘文鹏教授因故未能出席,但仍向大会提交了《法老埃及的专制主义》一文并被收入《第6届国际埃及学家大会论文集》[7]269-272;1995年9月,第7届国际埃及学家大会在英国剑桥大学召开,吉林大学的令狐若明和北京大学的颜海英两位博士应邀出席大会,并在大会上宣读论文,他们的论文《从埃及前王朝时期的埋葬习俗看古埃及人的宗教信仰》[8]683-689和《饥荒碑研究》[9]515-521均被收入《第7届国际埃及学家大会论文集》;颜海英又出席了1999年10月在埃及亚历山大里亚召开的第8届国际埃及学家大会,会后在埃及进行实地考察……我国学者出席这几届国际埃及学家会议,同各国埃及学家进行学术交流,扩大了我们的学术视野,同时也向国外埃及学同行学习,向他们介绍了中国埃及学的研究情况,引起了与会各国埃及学家的关注。

    三、结语

    近一二十年来,经过广大从事世界古代史(包括埃及学在内)教学与研究工作者的不懈努力,我国的埃及学研究已有了较快的发展,但与埃及学研究处于领先水平的德、美、英、法等国相比,还有很大差距,作为世界古代史分支学科的埃及学在我国仅处于起步阶段。面对新世纪的挑战,我们必须迎头赶上。世界文明是在各民族的相互交流和汇合中发展的,同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中埃两国都对世界文明的发展产生过极其重要的影响。今天,我国正处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了解辉煌的古埃及文明,学习和借鉴国外埃及学研究的新成果,发展中国的埃及学,必然有益于中华文明的繁荣与昌盛。

    [ 参考文献 ]

    [1] N. Shiah. A Chinese Parallel to an Egyptian Idiom[J]. JEA, 193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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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周谷城, 吴于廑, 林志纯. 古典文明研究在我国的空白必须填补[J]. 世界历史, 1985 (11).

    [4] Zhou Gucheng, Wu Yujin and Lin Zhichun. The Void in the Study of Ancient Civilization in Our Country Must Be Filled[J]. JAC, 1986 (O).

    [5] 马克尧. 一部有个性的历史著作[J]. 读书, 1982(3).

    [6] 刘文鹏. 古代埃及史[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5.

    [7] Wenpeng Liu. Despotism in Pharaoh’s Egypt[C]. VI Congreso InternazionaIe Di EgittoIogia, Atti, 1993(2).

    [8] R. Linghu. Religious Beliefs as Seen from Predynastic Egypt[C]. Proceedings of the Seventh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Egyptologists, Leuven, 1998.

    [9] H. Yan. The Famine Stela: A Source-critical Perspective[C]. Proceedings of the Seventh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Egyptologists, Leuven, 1998.

    The Establishment and Development of the Study of Egyptology in China

    LINGHU Ruoming

    Abstract Egyptology, founded in 1822, is a comprehensive discipline of studying the history and culture in ancient Egypt. China’s Egyptology was founded at end of 1970s.Compared with Western countries, China’s study in this field started late, and it still has a long way to go. However, the study of Egyptology in our country has developed rapidly since the middle of 1980s. China joined the Association of International Egyptologists in 1985. The Chinese scholars attended the International Congresses of Egyptologists in succession. The three Universities in China established the Institute for the History of Ancient Civilizations, the Ancient World History-Egyptian History Institute and the Research Center of Egyptology successively. The Chinese scholars have published a number of papers and monographs, have written popular literatures about the ancient Egyptian Civilization and have translated Egyptology works from abroad. They have made an important contribution to the establishment and development of Egyptology in China.

    Key words China; Ancient Egypt; Egyptology; Establishment; Development

    (责任编辑:李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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