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小说思想史研究的方法论反思

摘 要:清代的文学思想中，小说思想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然而，对这一时期乃至中国古代的小说思想进行研究时，有一些问题还需反思:首先，主要是以批评家为经､以小说批评话语为纬的研究。其次，研究更多理论关怀，而对其他形态的思想内涵关注不够。再次，常常以清代小说思想比附西方小说理论。使之沦为验证西方小说理论的个案或例子，“帮助别人呐喊而发不出自己的声音”。还有，评价清代小说思想时，一方面以今人之心度古人之腹，一方面，常常以时兴的文学理论的价值标准褒贬古代小说思想。于是，对清代小说思想的评价成了“空对空”的虚假论断。针对这些问题，本文从方法论的角度进行了探讨，并提出相应的纠正策略与具体操作方法。

关键词:小说思想 历史语境 内部背景 心灵事实 两个主体

(一)

对中国古代文学思想中小说思想的研究，学界主要有三个维度:小说美学､小说批评､小说理论，所取得的研究成果也相当丰厚，仅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较有影响的就可以举出叶朗《中国小说美学》､韩进廉《中国小说美学史》､吴士余《中国小说美学论稿》､方正耀《中国小说批评史略》､于兴汉《中国古代小说批评概论》､陈洪《中国小说理论史》､王先霈､周伟民《明清小说理论批评史》､刘良明《中国小说理论批评史》等论著(王旭川《中国近代小说思想》虽以“小说思想”名书，在研究维度上不出此三种。)建国以来几部重要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中也都专门设有小说批评史的章节。不过，无庸讳言，对中国古代小说思想的研究，有一些问题还需反思，有一些课题还需拓展。

首先，对中国古代小说思想的研究主要是以批评家为经､以小说批评话语为纬的研究。这样一来，研究视域被大大缩减了。其实，许多小说思想并不以批评话语来表达，常常是现象背后蕴藏着倾向，事实之中体现着思想，许多文献材料，如书目､野史､碑传､方志､笔记､文集乃至诗文评(尤其是诗话､词话､本事诗之类以叙事为主者)中所载小说创作､传播､接受的现象与事实常常能够体现出一定的小说思想，非常值得重视。只不过，对文献的可靠性要考证辨析，对其中的小说思想需要提炼､阐释。而以批评家为经､以小说批评话语为纬所提炼出的小说思想容易缺少具体的历史细节，脱离特定的历史语境，难以全面准确地描绘出小说思想的历史进程。谭帆先生《“小说学”论纲——兼谈二十世纪中国古代小说理论批评研究》 一文注意到这一问题，对笔者很有启发。

其次，对中国古代小说思想的研究更多理论关怀，而对其他形态的思想内涵关注不够。深刻､高明的思想并不总是以理论形态表现出来的，仅关注理论形态的研究有时也有极严重的缺陷:从抽象到抽象，忙于将古代小说思想按照自己的理解“填充”进所谓的“体系”之中，把外在形式的体系化(伪体系)误认为思想的体系化､规范化。而作为文学思想之一种的小说思想，如果仅仅被描述成是抽象概念､范畴､论断的演绎，那就真如伍尔芙所讥讽的，“解剖了一个青蛙，却丧失了整个生命”，是把感性的审美经验､直觉体悟从小说思想中抽取出来，使小说思想成为仅有形骸､不具灵魂的“行尸走肉”。

再次，发掘中国古代小说思想的理论内涵时，常常把西方小说理论的框架生搬硬套于中国古代小说思想中，常常以中国古代小说思想比附西方小说理论，使得中国古代小说思想沦为验证西方小说理论的个案或例子，“帮助别人呐喊而发不出自己的声音”。上个世纪末起，学界相继有人提出中国的文学理论患上了“失语症”，倡言中国人应该用自己的话语发出自己的声音，但从古代小说理论的研究实绩来看，“发出自己声音”的论著似不多见。虽也有杨义先生的《中国叙事学》力图建立具有民族特色的小说理论，但由于战线太长，对具体古代小说思想的探讨点到为止，尚未充分展开与阐发。倒是浦安迪《中国叙事学》､韩南《中国近代小说的兴起》､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等外国学人的论著在言及中国古代小说思想时较注重其中国特色。

还有，评价中国古代小说思想时，一方面以今人之心度古人之腹，对古代小说思想并不具备陈寅恪先生所说的“了解之同情”;一方面，常常以时兴的文学理论的价值标准褒贬古代小说思想。于是，对中国古代小说思想的评价成了“空对空”的虚假论断。

再把小说思想放入文学思想史的研究框架中来看，目前出版的分期文学思想史专著主要有张峰屹《西汉文学思想史》､罗宗强《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台湾张仁青《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张毅《宋代文学思想史》等，尚未将研究范围扩充至元明清时期，这些时期的小说思想在文学思想中并不占据重要地位，所以上述专著对小说思想论之甚少或根本没有提及。通史类文学思想史专著如日本青正儿的《中国文学思想史》写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对中国古代文学思想的阐述还相当粗略;敏泽的《中国文学思想史》将明清时期的文学思想合论，在1300多页的全书篇幅中仅占192页，这其中还有不少是诗､词､文的文学思想，对小说思想的阐发也未能充分展开。

(二)

与前代相比，明清时期的文学思想中，小说思想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撰写明清时期的文学思想史首先要关注这一时期的小说思想。然而，迄今为止，还未有一部这一时期的小说思想史专著，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缺憾。另外，将小说思想史研究聚焦到清代其实有很多便利条件。此处不妨略举其要:

其一，清代是中国小说思想变化､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上承晚明，下至晚清，中间还经历了康乾文化盛世，既有颇为剧烈的变化落差(适于描述小说思想的发展轨迹，并在对比参照中更好理解不同小说思想的原初义蕴)，又有非常丰富的研究含量(易于发现研究空白，拓宽研究领域)。

其二，清代小说思想集古代小说思想之大成，前代小说思想在这一历史时期有着集中体现或映射，研究清代小说思想不仅能够揭示这一历史时期特有的小说思想，而且还有利于理解整个古代的小说思想。

其三､清末有着小说思想现代化的尝试，其得失能够为实现古代小说理论的“现代转换”提供一定的历史经验与教训。

总之，对清代小说思想史的研究非常必要，意义重大。关键是，我们有无合理有效的方法，深入发掘清代小说思想资源，并在古与今､中与外之文学思想的比较､理解､对话､阐释的基础上，以具体扎实的研究，为疗救中国文学理论的“失语症”､实现古代小说理论的“现代转换”提供一定的启示性思路与理论建构。

针对前面所提到的问题，经过方法论反思，笔者强调，要把探寻､揭示清代小说思想的历史语境作为清代小说思想研究的一项重要任务，力图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中还原古代小说思想的本初含义与发展轨迹，从而发掘出有价值的文学思想资源。

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中，陈寅恪先生有云:“盖古人著书立说，皆有所为而发。故其所处之环境，所受之背景，非完全明了，则其学说不易评论，而古代哲学家去今数千年，其时代之真相，极难推知。吾人今日可依据之材料，仅为当时所遗存最小之一部，欲藉此残余断片，以窥测其全部结构，必须备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然后古人立说之用意与对象，始可以真了解。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谐，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庸廓之论。否则数千年前之陈言旧说，与今日之情势迥殊，何一不可以可笑可怪目之乎?”

陈先生揭示了考察历史语境对研究古人思想的重要性。具体到对古代小说思想的研究，许多研究者常常会有这样的体会:“建构”不如“还原”。我们未必是理论家，却忙着把丰富的古代文学思想切割扭曲，塞入所谓的“理论”中，建构起所谓的“体系”，于是不可避免地会生搬硬套､牵强附会;而古人如果能够表达出经得起时间检验的文学思想，总结出很有启示意义的文学规律，却一定是对文学有着丰富深刻的审美经验与灵妙精微的直觉感悟。于是，“建构”常常只是用新名词､术语､论断拼凑搭建而成的语言外壳;而“还原”却能够使我们超出一己之局限，汲取古人提供的极为丰富的“第二经验”，将自己提升到接近乃至超越古人曾经达到的文学思想高度。王元化先生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把他的名作《文心雕龙创作论》更名为《文心雕龙讲疏》，并声称:“与其勉强地追求融贯，以致流为比附，还不如采取案而不断的办法，把古今中外我认为有关的论点，分别地在附录中表现出来” ，这实质便是舍勉强､比附之理论“建构”，重古代文学思想之“还原”的研究方法。罗宗强先生也强调:“古代文学思想史研究的第一位的工作，应该是古代文学思想的尽可能的复原。复原古代文学思想的面貌，才有可能进一步对它作出评价，论略是非。”③

描述小说思想的历史语境则是“还原”的重要途径与具体方法。需要指出的是，本课题所谓“历史语境”不是指被简略浮泛描述的特定政治､经济､文化背景(我们在文学史､文学思想史的一些论著中不难看到这样的背景描述)。伽达默尔曾说:“历史理解的真正对象不是事件，而是事件的‘意义’。”④特定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不过是“事件”而已，研究者所理解的“事件”的“意义”与“事件”对于古人的“意义”并不相同，而当我们简略浮泛地描述政治､经济､文化背景时，正如韦勒克曾在《文学理论》一书中所批判的，往往会以机械因果律简化文学思想的丰富意蕴，有着很大的弊病。

对这样的弊病，罗宗强先生有一个很好的纠正策略，即把思潮､心态研究引入文学思想史，强调“政治的､社会的种种外部因素，是通过士人心态的中介影响到文学思想上来的” 。笔者所谓的“历史语境”是一种在历史中形成的“心灵场”，也就是说，强调的不是外部背景，而是外部背景对古人思潮､心态所造成的影响，在此基础上理解把握小说思想的特定内涵。此外，还要注意到有的小说思想独立于特定的思潮､心态之外，因而要对这些小说思想的载体进行深入全面的研究，并在与特定思潮､心态的比较中揭示出其自身特征。

要描述这样的“心灵场”相当困难，但仍是必须的，而且，也并不是无方法可循。

(三)

研究清代小说思想史，固然离不开科学实证的方法，但也要看到科学实证方法的局限:只能揭示外部事实，不能揭示“心灵事实”;只能描述“事件”，不能发掘“意义”;只能“解释”，不能“理解”。

巴赫金曾区别过“解释”与“理解”。所谓“理解”包含有两个主体，两个主体各自独立而处于相互对话地位;“解释”则是一个主体，它的对象完全是一个客体。“解释”适用于对“物”的研究，“理解”才适用于对“人”的研究 。而由于“科学主义”研究观念的影响，国内人文学科的研究常常过于强调本属自然科学的“解释”，而对“理解”则相当忽视。

按照伽达默尔本体阐释学的观点，一切理解皆有“前理解”，一切阐释都免不了主观成分，理解与阐释充其量不过是阐释者视域与阐释对象所呈现出的视域相融合的产物。知道了这一点，我们大可不必煞费苦心地对清代小说思想进行什么“纯客观”的阐释，但是，我们能够做到的是，以清代小说思想所能够呈现出的视域拓展我们对小说思想的视域，而不是以我们对小说思想的狭隘视域切割､扭曲清代小说思想所能够呈现出的视域。这样，我们庶几不会有“以己度人，以今度古，以不肖度圣贤”之弊。

要实现这样的研究目标，首先要在态度上尊重古人的主体地位。古人已逝，但古人通过一定的载体一直在对我们“言说”，我们的研究不能剥夺古人的“话语权”，以我们的“独白”淹没古人曾经发出的宝贵声音。而要以虚静的心态倾听古人，并采取种种手段与古人“对话”。

“言为心声”。无论是口头语言还是书面语言，甚至是清代人在对小说进行操作时所形成的无声语言，都是我们了解清代小说思想之“心灵事实”的重要途径。这就需要大大拓展清代小说思想的研究视域:不仅注重对小说批评的研究，还要把小说其他操作方式如创作､改编､续书､选辑､著录､禁毁所体现出的小说思想作为研究对象;不仅从批评文献研究清代小说思想，还注重体现清代小说思想的现象与事实，使清代小说思想的研究更为全面。另外，还需要将清代小说思想的抽象表述与古人丰富深刻的审美经验､灵妙精微的直观感悟综合起来研究，从而更好理解清代小说思想所达到的精神高度。

研究清代小说思想史，更为重要的不是引述清代人对小说的言论作为“心灵事实”的证据，而是对言论进行分析思辨。例如同样一段话，需要辨析的可能有:这样一段话有没有多义性?是作者“故弄狡狯”的修辞手段还是由衷的心理独白?是讽刺性的反语还是发自内心的称赞?等等。而要对一段话作出辨析，单从这一段话往往是看不出来的，还需要联系清人在他处所说的类似或相反的话，经过综合比较，有时就能得出他对某一问题的真实观念。另外，对言论的情境分析也很重要，清人在一定的情境下可能会隐藏自己的“心灵事实”，而在别的情境下却不必要或者无法隐藏，研究者通过分析言语情境也有可能看出其某一“心灵事实”。还有，传统文化中“求神似”与“观气象”的方法论也可借鉴。滞于章句有时会断章取义，如果从整体上把把握了清人在表达小说思想的某一精神气质，有时是可以“得意忘言”，“直指人心”的。

由于清人深受传统文化的熏染，提高研究者对传统文化的学养与理解水平也是研究清代小说思想“心灵事实”的重要途径。又由于那些有价值的小说思想是对小说本质与规律的既高明又沉潜的感悟，借鉴西方与现代的小说思想成果有助于研究者理解古人所达到的精神高度。只不过，这里的借鉴不是生搬硬套，而是寻求中国古代小说思想与与西方及现代小说思想的“英雄所见略同”之处，在交相辉映中提升研究者对小说本质与规律的思想水平。

另外，为了与清代小说思想更好“对话”，我们还需将小说思想纳入小说史和社会､文化发展史中，通过描述清代小说思想对小说发展乃至社会､文化的具体作用和实际影响，呈现古代小说思想的历史有效性，彰显古代小说思想的历史教训与实践意义。

注释:

①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4期。

②王元化:《文心雕龙讲疏》后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

③罗宗强:《宋代文学思想史》序，中华书局，1995年。

④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年，第422页。

⑤罗宗强:《我与中国古代文学思想史》，《学林春秋三编》，朝华出版社，1999年，第121页。

⑥参阅钱中文主编《巴赫金文集》第四卷《1970—71年笔记》，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上接第74页)

⑧(明)谢肇膌:《五杂俎•十五》，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312页。

⑨(清)章学诚:《丙辰杂记》，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90页。

[11](明)袁宏道:《东西汉通俗演义序》。

[12]郑振铎:《宋元话本是怎样发展起来的》，《郑振铎古典文学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406页。

[13](宋)罗烨:《醉翁谈录•舌耕叙引》，黄霖､韩同文《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江西人民出版社200年版，第92页。

[14](清)顾炎武:《日知录集释》卷二十六，(清)黄汝成集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15]参纪德君:《“按鉴”与历史演义文体之生成》(《文学遗产》2003年第5期)､刘晓军《“按鉴”考》(《明清小说研究》2006年第3期)等论文。

[16][18][19](明)可观道人:《新列国志叙》。

[17](明)陈继儒:《叙列国传》。

[20](唐)杜佑:《<通典>自序》，王文锦等点校，中华书局1988年版。

[21](宋)司马光:《进资治通鉴表》，《司马温公文集》，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4页。

[22](宋)胡三省:《新注资治通鉴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5页。

[23](明)甄伟:《西汉通俗演义序》。

[24](明)齐东野人《隋炀帝艳史凡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