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觉醒：汉魏之际文士思想变革
时间：2021-04-18 07:50:59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本文论述了中国古代思想史上的第二次重大变革之初，东汉末年的政治动荡所引起人的觉醒的开始阶段文士们的种种思想变化和表现，分别从自然灾害、战乱动荡和政治斗争等方面分析了文士思想转变的原因，并从政治理想、个人风采、思想解放等方面论述了这种思想转变带来的风气和影响。
关键词：汉魏；思想；觉醒
魏晋：中国古代思想史上的重要时期
中国古代思想史上有两次变革非常重要，其一为先秦诸子思想到西汉形成正统儒家思想；其二为东汉末年随着“人的觉醒”，正统儒家思想崩溃，之后在混乱中各种思想理论交锋、融合，进而直到宋代整合成为理学。魏晋时期正处在这样一种思想潮流混杂、发展的阶段，这时期的文人士子们打破了过往的思想禁锢和传统礼教束缚，他们的思想观念、生活方式和文学创作，对后来的士大夫文化有着深刻的影响。
“觉醒”之前，经由两汉数百年正统儒家思想浸润的文士们的状态大致都是一致的，他们接受了正统儒家思想的影响：“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春秋繁露》）”，汉武帝时期确立了经学的地位，以“天人感应”“君权神授”为中心，以三纲和五常为指导原则，以“礼”为外在行为规范，强调群体，注重社会，突出君王。因此两汉知识分子大多从小受到系统的经学教育，习惯为朝廷政治建设服务，认为个体生命必须融入群体才有意义，个人价值须通过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才能得到确立。他们大多热衷于积极入世，醉心于建功立业，较少关注自我个体存在。
而到了东汉末年，一系列的灾难给人们带来了人生理想破灭、死亡随时降临的恐惧，这种恐惧和绝望激发了文人士子对于理想和现实、群体和个体新的思考，开始关注自我。这就是我们说的人的觉醒，总体包括如下三个方面：
现实巨变引发人的觉醒：首先是天灾。东汉自安帝时期开始就遭受频繁的自然灾难，山崩，地震，旱灾，洪灾，蝗灾，瘟疫……仅在灵帝时期就发生过5次瘟疫。灾难夺去了大量的生命，建安七子中有4位就死于瘟疫，不管如何满腹经纶，才华横溢，在死神面前，大家的生命是一样的脆弱。而从天人感应学说来看，自然界的灾异是上天对于皇帝的谴告，令其纠正过失。但长期的不断的自然灾异，死亡的人数之多，逐渐让百姓对于皇权产生了不信任，转而自动组织起来，依靠大众的力量与之抗衡，天子的权威性自此开始削弱，道教就是在这样的情形之下萌芽产生的。
其次是战乱。一方面，百姓遭受着地震瘟疫带来的苦难，一方面，统治者对于百姓的剥削和压榨也没有丝毫的放松，被逼到没有希望的底层百姓，只有选择“犯上作乱”来寻求生路。于是，黄巾起义爆发，虽然最终失败了，但是由此引发了军阀割据、东汉名存实亡的局面，董卓废14岁少帝立9岁献帝，次年少帝被逼服毒而死，献帝此后遭受多年的颠沛流离任人欺侮。君权神授成了笑话，文人士子失去了奋斗的目标和动力。
第三是人祸。东汉晚期，皇帝多冲龄践祚，因而皇帝、外戚、宦官之间争权斗争异常残酷，许多人遭受杀害甚至夷族。桓、灵之时的两次党锢之祸，对士大夫的打击达到了极致，后来，即使求贤若渴的曹操也有對孔融、许攸、杨修等文士的诛杀。怀揣理想和天下的士子们却死在权力和私欲的斗争中，这对知识分子的心灵造成了强烈的震撼。
自然界的灾异，战争的苦难，让人们看到了生命的脆弱；政治斗争的残酷，正统儒家理想的破灭，让文士们开始思考：什么是人生的意义？什么是真实的存在？怎样主宰自我的命运？如何才能趋利避害？在生命无常的现实面前，在传统的价值观念崩溃的过程中，人的自我意识开始被唤醒。
随着传统观念的消失，此时的文士们无须再将自己捆绑在国家、君王的身上去追求个体价值的确立，也无须再去做忠孝节义、功名利禄的奴隶。他们开始自由的追求精神的超越，开始探索塑造理想人格的途径。
以天下为己任，建功立业：乱世中文士们没有太多的人生选择，要么择一主追随之，建功立业；要么隐居以避乱世，保全自我。绝大多数选了前者，一方面他们已经没有了对“受命于天”的那个天子的迷信，一方面深植于心的传统价值观又让他们难以舍弃对修齐治平的人生理想的追求。当然，此时的建功立业已经与之前的君臣观念有了相当的疏离，他们大多不再眷恋汉室，而是心怀天下，走上了重建太平盛世的奋斗之路。比如荀彧、荀攸、许攸、郭嘉、王粲、陈琳等一大批名士最终都选择了曹操。可以说，在政治思想范围内，建安时期的文士们始终没有改变以天下为己任的抱负，天子褪去了神圣的光环，但个体人格开始闪耀光辉，自主自强、变革社会、建功立业是他们人生的极致追求，而慷慨进取、意气风发的精神风尚也成就了文学层面的“建安风骨”。
思想多元自由，纵情享受：摆脱了经学束缚的汉末文士，从人生信仰到生活方式，从道德准则到行事风格，呈现多元化表现，仿佛又回到了诸子争鸣的时代。这是旧的传统已经崩溃，新的权威尚未建立，思想演变过程中的新旧渗透互相影响的自由体现。这种变化并非到建安时期才开始，安帝时期，“遍注群经”的马融，身为硕学大儒，在个人生活中却：“善鼓琴，好吹笛，达生任性，不拘儒者之节。居宇器服，多存侈饰。常坐高堂，施绛纱帐，前授生徒，后列女乐，弟子以次相传，鲜有入其室者。（1）”这种公然离经叛道、恣性享乐的态度和做法，可以说是建安士风的前传了。
我们看建安时期两个极端的例子，鲁迅这样描述曹操的用人标准：“不忠不孝不要紧，只要有才便可以”，这是对传统人才选择标准的极大颠覆；再如孔融的父母无恩论：“父之于子，当有何亲？论其本意，实为情欲发耳。子之于母，亦复奚为？譬如寄物瓶中，出则离矣。（2）”单独就这两句话来看，无论在当时还是现在，都实为惊世骇俗大逆不道。
马融、曹操、孔融的观点和做法固然引起了诸多争议或诟病，但我们要强调的是，这种反传统超常规的思想言行，其重要价值在于，打破了“儒学流水线”的人才制造模式，解放思想，脱下面具，体现个性，正视人性。甚至对于现代仍有启发意义，比如有位员工，结合专业和工作实际利用业余时间搞发明，为公司创造了经济价值。老板当然很高兴，可是当员工提出要奖金的时候，老板不高兴地说“你怎么满脑子都是钱？一点奉献精神都没有！”然后大家的工作热情严重受挫，公司也开始走下坡路。过于强调个体对群体的奉献乃至于牺牲，推崇那些超越人欲的高大全形象，如果被虚伪自私的人所利用，反而可能打击这种奉献和牺牲精神，阻碍整体的进步。
及时行乐的思想在古诗十九首中已屡见笔端“为乐当及时，何能待来兹？”“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到了建安文人这里，更是以一种雅趣的方式流行开来：王粲《公宴诗》“合坐同所乐，但愬杯行迟。常闻诗人语，不醉且无归。”应瑒《公宴诗》“辩论释郁结，援笔兴文章。穆穆众君子，好合同欢康。”曹植也有《公子敬爱客》“公子敬爱客，终宴不知疲。……飘飖放志意，千秋长若斯。”
个人风采极大展现，以立言达不朽：除了传统意义上的饮酒为乐，欢宴终日，在个性解放和个人风采上他们也有不加掩饰的洒脱表现：邯郸淳初见曹植，曹植接待他的方式非常有趣：“时天暑热，植因呼常从取水自澡讫、傅粉。遂科头拍袒，胡舞五椎锻，跳丸击剑，诵俳优小说数千言。”来了一场半裸的个人舞蹈武术朗诵表演，还要得意洋洋问“邯郸生何如邪？”之后返回室内，换上正式服装，按照正规礼仪接见邯郸淳，又从宇宙本源到圣贤名人，从处理政事到文章写作，最后到军事理论，滔滔不绝跟邯郸淳讨论大半天。以至于邯郸淳回去后“对其所知叹植之才，谓之‘天人’。（3）”
“王仲宣好驴鸣。既葬，文帝临其喪，顾语同游曰：‘王好驴鸣，可各作一声以送之。’赴客皆一作驴鸣。（4）”曹丕在王粲的葬礼上，带领众人以学驴叫这种滑稽的方式表达对逝者的悼念。
又如七子中与王粲齐名的刘桢：“酒酣坐欢，乃使夫人甄氏出拜。坐上客多伏，而桢独平视。他日公闻，乃收桢，减死输作部。”曹操觉得刘桢对太子妻不敬，罚他去许都石料场劳作。后来曹操去看刘桢，刘正在磨一块石头，操问“石何如？”刘桢以石自喻，答曰“外有五色之章，内含卞氏之珍。磨之不加莹，雕之不增文。禀气坚贞，受之自然。”曹操大笑，就把他放了。曹植的才艺展示，曹丕的驴叫当哭，刘桢的以石自喻，都是他们对独立人格的追求，对个体存在的思考和展现。
以上种种，在讲求进退有仪、言行有礼的儒家正统思想盛行时期几乎是不可能发生的，但是在东汉末年这成了一种风尚，一种自由，一种新的展现自我的方式。正如张国荣所唱：“我就是我，颜色不一样的烟火。”即使生命短暂，我也要有个性灿烂的展现。
建安22年的那场瘟疫中，七子中陈琳刘桢徐幹等人先后死去，曹丕由此感叹人生无常，认为“生有七尺之形，死唯一棺之土。唯立德扬名，可以不朽，其次莫如著篇籍。”提出“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在他的倡导下，应劭、郑玄、王朗、曹植、建安七子等一大批文人都投身于立言的行列。同时，人们思想上传统的枷锁已经打碎，他们不必再去代圣人立言，亦无须阿谀奉承，精神上的解放，创作力量上的强盛，使得他们的创作呈现出“清峻、通脱、华丽、壮大”的气质，写出了鲁迅所称的“文学的自觉时代”。
总之，汉末魏初的文士既处在汉魏朝代转换的历史节点上，又处在正统思想发生巨变的历史节点上，面对着随时可能来临的死亡威胁，和传统儒家理想的轰然崩塌，他们既有着自由奔放及时享乐的纵情任性，也有着难寻人生精神支柱的痛苦焦虑；他们一方面继承和拓展了两汉士人以天下为己任的传统，一方面又促进和助长了后来的魏晋名士疏狂放达的风尚。
注释：
《后汉书》卷60《马融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 第1972页
《后汉书》卷70《孔融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2278页
《三国志·魏书》《王粲传》注引《魏略》中华书局1965年版603页
朱碧莲 沈海波译注《世说新语·伤逝》中华书局2011年版63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