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近年来江苏历史题材小说的叙述特色
时间：2021-04-18 07:53:00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 作为文学重镇，历史题材历来是江苏作家们描述的重点之一，近年来历史叙事一改以往高大上的面孔，呈现出多元化趋势。文章阐述了近年来江苏历史题材小说的叙述特色。
关键词： 江苏作家 历史题材小说 叙述特色
作为文学重镇，历史题材历来是江苏作家们描绘的重点之一，特别是经过了20世纪90年代新历史主义的洗礼之后，文学的观念和叙事方式都得到了更新，历史叙事一改以往高大上的面孔，呈现出了多元化趋势。作家们的创作个性多得到了发挥，但是在多种创作理念的背后，江苏作家们还是有着一定的共同性，即基于现实问题的触发，借用历史题材抒发个人情怀，寄托心中的理念。相比其他省份作家而言，江苏历史题材小说有着自己的叙述特色。
一、从叙事内容上来看，民国史和文革史是历史题材小说的热点和重点，在集体记忆中更多地着重个体经验的描写，经验与史实互相渗透，小说文本成了思想史的寓言化书写。
江苏南京作为“中华民国”的首都，有着浓厚的民国风情，在南京生活过的人都会有着浓厚的民国情结，因此民国史自然成为江苏作家共同格外关注的对象。但是他们的关注大多是从个体的经验出发的，而非如同刘震云或者陈忠实那样，对历史充满了发言的欲望，要描绘出历史的真实。刘震云的《温故1942》里叙述了民国时期的天灾人祸，陈忠实的《白鹿原》要写“民族的秘史”，为了达到创作目的，他们都查阅了大量资料，因此他们的作品可以作为历史学的旁证。但是江苏作家们写民国史会格外自然一些，他们也查阅资料，也对于那段历史有着非常详细的了解，例如毕飞宇写《上海往事》对于旧上海的了解就颇深入，叶兆言的《驰向黑夜的女人》源于12岁那年父母餐桌上的对话，这个故事在他们心中酝酿、发酵，十年磨剑之后，出来的却是非常轻灵的小说。在他们的叙述中，看不到对于国家民族的明确表达，但是在个体的命运变迁中，却让人清楚地感受到大时代变动对个体人生的冲击。
毕飞宇《上海往事》借用一个小孩子的目光去看上海滩的大佬和交际花。虽然读者清楚地明了这些成年人之间的勾当，但是在孩子的眼中，这些成年人的事情都让他难以理解，他只能尽量捕捉生活中的细节帮助他建构人生的经验。在他的眼中，能到上海是人的命，“多少人在做上海梦，他们的梦埋进了黄土，深更半夜变成了鬼火还在往上海冲。可我十四岁就成小赤佬了。叫赤佬是上海骂人的话，不好听。话要反过来说，你不到上海你能成为小赤佬？谁不想上大上海？十里洋场呐！可你来得了吗？来不了。老天爷不给你洋饭碗，你来了也活不下去，你连路都不会走。”
叶兆言《驰向黑夜的女人》借用欣慰和春兰的人生变迁，写尽了中国现代史的分分合合，个体的选择虽然不同，但是在大时代的影响下，人生的走向基本一致。文本中丰富的细节使得整个叙述充满了时代感，例如欣慰父母的婚事，“这些人都是在国外见惯世面的，所谓停妻再娶，在他们看来都不是什么大事，许多留学生都是这么做的。在中国古代，还得找个借口写一封休书回去才行，如今进化到了民国，传统休书已不管用，不如打着反对包办婚姻的旗号，让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统统都见鬼去。这事真办起来远比古人的办法更省事，根本不需要有什么正经八百的离婚，通常的程序就像谈生意订合同。首先是原配的名分没了，什么大房，什么正妻，这些头衔都不可以再有。女方也没什么价码可以还，男方开出的条件是你婚嫁自由。当然，你如果不想再嫁人，一定要留在老家独守空房照顾二老，那就是你自己的选择了。大家都知道，这个选择其实也是唯一的选择”。随着整个社会的变迁，欣慰和春兰学习昆曲也告一段落。传统文化对于两个女孩的影响寡淡无痕，还不如社会经验对她们的影响力大。当欣慰丈夫侵犯了春兰之后，欣慰带着春兰去报警，春兰最后选择了沉默，理由是想起了当年抗战胜利后一个女人出庭指证日本战犯，却遭遇到意外羞辱的教训。
这样的叙述完全是个人在历史和现实中的经验感受，传统的以史为鉴和批判国民性的叙述方式在这里完全消失，也完全脱离了私人叙述的局限，将个体放置在整个大历史中叙述，描绘个体的命运，在浓厚的民国氛围中营造出“这一个”特性，体现出不同思想理念的交叉融合，足以成为思想史的另类书写。
二、叙事方式以现实主义为底色，融合了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色彩，呈现出了浓厚的“本土经验”。
近年来的小说普遍都回归于传统的阅读趣味，曾经风靡一时的先锋小说逐渐淡出了作家们的创作过程。但是小说文本的叙述技巧却因先锋小说的洗礼而得到很大的改善，恰如毕飞宇所说：“就我们受过现代派文学洗礼的作家来讲，重新回到恩格斯所谓的‘现实主义’基本上不可能。《玉米》也好，《平原》也好，它是高度现实的作品，但又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现实主义作品。它们的时空切换哪里还有一点传统‘现实主义’的影子？它们的叙述自由得多，视角差不多全是主观的。《玉米》和《平原》最让我得意的地方就在于，它是标准的现代主义的作品，但是，几乎没有痕迹了。还有一点，传统的现实主义作品描写的比例远大于叙事，但《玉米》也好，《平原》也好，几乎没有描写，全部是叙事。所以，拿传统的现实主义标准来衡量我的作品，我想我是不及格的。然而，意义也许就在这里。我指的关注是一种精神向度，对某一事物有所关注，坚决不让自己游移。福楼拜说过，要想使一个东西有意义，必须久久地盯着它。我以为，这才是现实主义的要义。”①这虽然是毕飞宇的一家之言，却可以代表很多作家的叙述方式。
在很多小说中，叙事人称的转换随处可见。叶兆言的《驰向黑夜的女人》有一大段是作家叙述自己的创作过程，看似文本的断裂，但深厚了整个小说的意蕴。特别是对欣慰女儿小芋这个有现实原型的人物形象来说，作家的自我反思和自我审视增强了文本的可信度和思维的有限性，弥补了第三人称全知全能叙事的不足，增强了文本自身的开放性。
文学与图像的互相渗透体现在文本之中。叶弥《风流图卷》开篇就用文字描绘出一个图景，两个疯女人的对话夹杂在电影语言中，“银幕上的女主角字正腔圆地说了两个字：‘我——恨！’瘦女着急，‘她恨什么？我听不清。’胖女便转过头，好奇地看着瘦女的嘴巴。”
直接自由引语在毕飞宇的小说中更常见。《玉米》中玉米对于飞行员的爱恋，都是体现在文本叙述中，不着一字，尽得风流。
叙述技巧的提高和完善，使得历史题材小说可感可知可信。白话小说在这些作家的手上更进一步。
三、从美学效果上来说，抗战史叙述壮怀激烈，新中国成立后的历史叙述平淡冲和，但是整体来说，反思力度有所欠缺，思想的冲击力不足。
抗战史是作家们一再书写的对象。最近两年相当多的作家书写着抗战记忆，例如陈建波的《密谋》、沙锦程的《谍卒》、刘方冰的《寇风烈》分别从谍战和全景展现了抗战时期复杂的军事政治冲突，特别是《寇风烈》第一次全景再现了连云港保卫战的过程。这是当代江苏作家教给历史的一份答卷，写出了被大历史忽视的“抗战记忆”。但是这些文本的美学意蕴略显不足，悲剧有余，厚度不足。以民国阿垅的《南京南京》为例，阿垅既写了中国军人的拼死抗敌，又写出了中国人自身的懦弱无能，从军事和人性的角度全方位地反思了南京保卫战。前鉴不远，如何让抗战史叙述真正超越已有的创作模式，这是需要作家们思考的问题。
新中国成立后的历史叙述多着重于日常叙述，即便是论述特定年代的特定现象时，也格外节制，多以个体的感受和经验为主。例如毕飞宇《平原》中的三丫、顾先生和吴蔓玲。他们分别是地主子女、右派和下乡知青。作家丝毫毕现地展示了喜怒哀乐，但是这种叙述内容及所抒发的情绪并未超越目前已知的史料。范小青的《赤脚医生万泉合》所描绘的是中国乡村的医学政治。但是作家所展现的是万泉合的所见所感，对于赤脚医生这一身份在中国乡村的政治意义、经济意义和文化意义都未深入思考。王清平的《麦田云雀》展示了苏北泗洪县石集乡石圩生产队的世态炎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麦田云雀》是中国农村的一部断代史。
既然是对于历史的叙述，就必须从文学和历史学的角度同时审视这些作品的成败。自新历史主义思想冲击人文学科以来，文学和历史之间的界限逐步模糊，历史学也是一种关于“叙述”的学科，那么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历史题材小说同时拥有两种参照系。从文学性来说，这些小说都达到了目前国内一流水准，人物生动可信、叙述丰富细腻，富有情感上的冲击力。但是从历史学的角度上来看，这些作品都略显不足，主要是作家集中于“个体记忆”的营造，他们并没有关注这些个体记忆中有什么可以成为民族的“社会记忆”，日常经验却成为建构史观的障碍，作家对于历史的思考或者附加于个体的生存体验中，或者淹没于日常情感的宣泄之中。虽然江苏作家历史题材小说的创作有着自己的特色，但是真正想要让这些小说留名青史，在思想史或者历史叙述中占一席之地，还是有很大距离的。
注释：
①张均，毕飞宇.通向“中国”的写作道路——毕飞宇访谈录.小说评论，2006（2）.
此文是江苏省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江苏历史题材文学作品研究”（编号10ZWD017）的阶段性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