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文化史视野下的中国新闻史研究

摘　要：文章在中国新闻史现有研究视角的基础上，提出以社会文化史研究中国新闻史的新视野，并以《良友》画报为个案，探讨它与上海都市文化的互动关系。文章从分析该视野的意义、思路、方法及问题入手，建构了可行的分析框架。

关键词：社会文化史；新闻史；良友；上海都市文化

中图分类号：G21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529(2007)05－0131－05

一门学科的建立，往往依托于科学的研究方法。新闻史学也是如此。20多年来，中国新闻史研究成绩卓著，在很大程度上首先得力于一批学者对研究方法的探讨，有学者认为要“运用边缘学科和交叉学科的研究方法”，“为本学科的建设和发展注入新的理念……”，也有学者倡导新闻史学应以“人”为研究对象；还有学者提出新闻史研究要学会“两条腿”走路，以完备其学科体系。由此，本文试图在多维视野的基础上，提出社会文化史的研究思路，与同仁商榷。

一、引子

根据唐海江《政治文化视角与近代新闻史研究》一文的归纳，改革开放以来，大陆新闻史学界的研究视角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阶级分析视角，即以阶级分析法为主导的致思路径，强调报刊的阶级范畴；二是本体研究视角，即以新闻传播的相关分支为研究本体，以寻求新闻自身的发展规律；三是现代化视角，即以大众传播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功能为主脉，分析其现代化本质。

在此学术背景下，唐提出第四种视角——政治文化视角。可以说，它一方面调动了传受之间的互动机制；另一方面深入新闻事件背后“人”的内心世界，包括政治理想、意识形态和文化心理，进一步挖掘人和事件背后的客观规律。

以上四种视角各显特色，但有一个共同缺点，即对社会文化史的关注不够。

阶级分析视角以阶级划分模式为研究范式，把新闻史视作与政治史、阶级斗争史并行的意识形态，虽然较准确地把握了新闻史本质属性，却缺乏丰富性。

现代化视角为扩展新闻史研究范围提供重要手段。如覃晓慧研究20世纪30年代《大公报》，认为它“不是从政治态度方面探讨，也不是放在为某个党派服务的狭隘的观念中，而是放在国人为现代化奋斗的历史主题中去研究……探讨《大公报》与中国现代化的关系”。闾小波《中国早期现代化中的传播媒介》(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一书分析了报纸的现代化功能。还有学者对报刊做一种文学的考察，探讨文学与报刊的互动以及文学观念与新闻观念的消融与共生。可是，“现代化”视角过分关注核心群体及其精英意识，忽视了边缘人的存在。

本体视角从分断代到分小专题，可使某一时期的新闻业或某一主题得到深刻挖掘。然而，这种研究往往陷入一种封闭的、零散的小生产操作模式，难以展现社会整体的精神文化面貌。

政治文化视角避免了上述缺陷，既关注了事件，也关注了人，而且关注了二者之间的政治文化联系。不过，在新闻传播史上，除了政治文化因素，社会生活、大众文化、社会伦理等社会文化因素也是影响新闻史的重要部分，忽视了后者，对传受、上下层文化之间关系的分析也就会缺乏鲜活的内容。政治文化视角大多涉及政治制度对传受心理的影响，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强化政治化的思维模式。

新闻业受生产力和经济活动、政治活动的影响，因而，新闻史研究必须将经济史、阶级斗争史纳入对象体系；可是，这些对象无不活跃于当代社会文化环境中，社会文化规范着传播者、内容文本和接受者，因此，新闻史研究应重视社会文化史研究，多维地深化其研究内涵。

二、“社会文化史”概念的提出及其意义分析

历史以两个层面的形式存在：一是人类所经历所创造的一切过程，指的是人类生活的全部过去，即历史的本体；二是指人类对自己过去全部生活历程的思考和理解，即历史的认识。完美的研究应是认识与本体的同一，是研究者穿透“政治形式的外表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深处”。年鉴学派曾疾呼历史学家们必须重视社会生活的研究。尽管“丰富生动的日常生活不等同于科学严谨的历史研究，而科学严谨的历史研究则必将从丰富生动的日常生活开始”。

目前有学者认为社会史研究，往往忽视文化因素，导致内容贫乏，阐释浅薄；而文化史研究，一是只注意精英文化，即思想史的研究；二是只注意物化文化，如服饰文化、饮食文化等的分类研究。这些角度忽视了整体性的文化内涵，若二者结合起来，能从更广阔的文化视野着眼，以展现社会整体的精神文化面貌。因此，新闻史研究引入社会文化史视角，可使研究尽可能地符合历史本体的真实和历史文明的全体，是一种可行的研究范式。

社会文化史，是介于社会史和文化史之间的新兴交叉学科。作为一种新的史学研究视角，于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被提出。1989年，美国历史学家林，亨特(Lynn Hunt)主编《新文化史》一书，第一次明确地举起了“新文化史”(NewCultural History)的旗号。亨特为该书所作的导论《历史、文化和文本》，从历史编纂的角度申明了新文化史研究的主旨，被看作是新文化史的一篇宣言书。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刘志琴在《复兴社会史三议》(《天津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和《社会史的复兴与史学变革——兼论社会史和文化史的共生共荣》(《史学理论》1988年第3期)二文中，在中国首次倡导社会史与文化史的结合，认为“从社会史领域探索民族文化心理的形成、发展和改造，这是观念变革最能动的深层结构，也是文化史研究进一步深化的总趋势”。李长莉《社会文化史：历史研究的新角度》一文中认为社会文化史是人与人、社会之间的生活方式及其观念的历史，要综合运用社会学、文化学、人类学等人文社会科学方法，研究社会生活、大众文化与思想观念相互关系的变迁。

将社会文化史视角用于新闻史研究，对其概念的把握应视新闻史的研究本位而定。具体而言，在新闻史的研究中，社会文化史内涵可有四个方面的体现：社会文化环境、社会文化生活、社会文化心态、社会文化价值观念。社会文化环境是社会文化各种样式滋生、发展的背景，是社会文化各要素相互影响的生存状态；同时，也是社会文化生产者诉诸于文化产品而形成的文化产业链，通俗地说，就是社会文化竞争市场；而且，它还包括文化生产的技术手段和装备设施，从而营造不同的文化活动场所。社会文化环境是构成社会文化史视角的主导要素。社会文化生活是指大众文化的生活方式，包括社会的制度文化、风俗习惯、宗教信仰、文化传播形式、娱乐消闲方式等。社会文化心态是指社会倾向性强烈且具有公众特征的届时文化行为意向及社会心理动态形式，主要是在群众中自发产生、普遍流行的经验文化意识。它即时反映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动变，从而表现出强烈的社会政治倾向性。社会文化价值观念是指历史形成的民族情感、意志、风俗习惯、道德风尚、审美情趣等所规范的某种意向、时尚和趣味。

社会文化视角为新闻史研究提供了较好的途径，以《良友》为对象，可见其重要意义。

首先，社会文化史视角有助于解读画报经由图像体现出来的关于各个历史时期的衣食住行、婚丧嫁娶、娱乐生活、宗教信仰等，为新闻史在营造媒介与社会互动机制方面，即新闻史记录习俗变革、社会文化因承以及社会历史演变进程方面，提供较好的分析范式。社会、文化、媒介三者之间的历史互动是这种视角的理论框架。在此之前，尽管有学者从画报与社会的关系人手，研究画报中体现出的社会风情及文学流派，如叶晓青从《点石斋画报》看社会结构流变，吴福辉从《良友》看报刊与文学的关系，将《良友》看作文学的载体和文学家们的公共空间，展示《良友》的文学的传播功能。李欧梵将《良友》作为印刷文化的代表，分析其对都市现代性建构的巨大推动力。这些研究大都程度不一地忽视了各种文化现象之间的联系，而社会文化史视角可以弥补这种缺陷，从更广阔的文化视野，更详实地解释报刊与社会文化环境的共处，将社会文化心态、社会文化价值观念、社会文化风尚与报刊的言论、图片、漫画和照片等新闻文体结合起来考察，为画报的发展创造新的解说方式。

其次，社会文化史视角关注了科技对画报发展的影响，也就关注了画报在不同时代的传播活动。技术不是报刊传播的决定力量，但就画报而言，印刷术、摄影术、美术等是重要的因素，它的进步影响报刊质量、传播内容的选择和美感传达。这是区别于其他报刊的重要方面，也是以前的报刊研究所没注意的。就社会文化环境而言，影响画报的文化因素，一是报业市场和文学体裁、绘画、摄影、电影戏剧等多种文化样式形成的文化市场，二者构成竞争格局，最终为画报发展提供文化资源；二是造纸业、印刷术、摄影术、绘画术等设施，为画报的版面组合、内容扩展、艺术美感提供技术保障。中国画报带着特定时期的社会文化痕迹款款走来，使中国画报历史沿革的书写增加了具体的厚重感和技术含量。

再次，社会文化史视角突出了社会文化心态、价值观念在媒介和社会互动机制中的桥梁作用，既重视报刊内容对人们的文化心态、价值观念的具体记录，也关注它们对文化边缘人群体的集中反射，即对报刊传播主体——投资创办人、报刊总编传播思想和经营理念的影响。这种研究视角能深入传者和受者、文化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精神领域，并对之加以社会文化史的意义分析，是深刻阐释新闻现象与各种文化现象之间关系的有效途径。

最后，社会文化视角是社会史和文化史的有机结合，既有对社会结构及其运动变化客观面貌的描绘，又有对人们社会生活方式与思想观念之间文化联系的分析，因此，它既能剖析新闻业在社会环境中的整体演变规律，又能抓住新闻现象转折的细节原因，增强了新闻史的动态感和真实性。如《良友》刊登封面人物，自创刊始，一直以明星名媛为主，突显追求美与时尚的编辑理念，以适合被称为“东方的巴黎”、“西方的纽约”的上海及其人们的文化享受和审美趣味。而在抗日战争时期，将军、士兵、与抗战有关的妇女封面代替了这种美与时尚的追求，表现其真实记录时代的可贵品质。

三、研究思路粗描：以民国《良友》画报为个案的探讨

确立了社会文化史的研究视角及意义，现试图以民国《良友》画报、上海都市文化为研究对象，初步描摹社会文化史的研究思路。

民国《良友》是中国新闻史上第一本大型画报，1926年2月创刊于上海，至1945年1月停刊。文章试图以此为个案，探讨其与上海都市文化的关系。

第一步：阐述《良友》初生的社会文化环境，以分析其面世的都市文化背景。主要论述上海20世纪20年代催生创办人出版理想和编辑实践的社会文化要素，包括四个层次：一是上海特有的商业优势和地理位置，引起对世界时尚文化的热烈追逐，这种早从《点石斋画报》就已开始的文化趋向，到此时愈演愈烈。这种文化趋向熏陶了一大批有较高文化素养、渴望社会信息的消费者群体。同时，上海是一个拥有大量移民的都市，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是国内人口密集度、异质度最高的城市，人们的职业结构十分复杂，都市文化生活表现出“商业化、多元化、大众化”的特点，因而其信息需求也是多种多样的。因此，《良友》能一举成名，成为上海文化产业中的翘楚。二是上海发达的报业和文化市场，在上海文化领域进行报业竞争和资源重组，最终以画报为平台，各种艺术形式共生共荣，构筑了《良友》高的增长点。三是上海交通、通讯便利，最容易吸收西方先进的技术设施和新的理念，从而加强画报内容的丰富性，美化画报的版面语言。四是报刊主编及其文化圈。上海是知识分子的聚集地和避难所，他们因地域、职业、志趣的不同，形成了一个个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文人活动圈。《良友》五任主编，从伍联德、“鸳鸯蝴蝶派”的周瘦鹃到新文学后起之秀的梁得所、马国亮、张沅恒，他们秉承各自不同的追求旨趣，塑造了《良友》不同时期差异较大的面相，制约其发展前景。

第二步：分析《良友》的经营策略与上海都市文化内部差序格局的对应关系，透射出《良友》在上海都市文化市场和社会演变中的具体角色。《良友》是探讨上海都市文化的重要媒介，其互动关系首先表现在上海都市文化市场不同时期《良友》的经营策略中。报刊的行业定位、空间定位、受众定位融合成总的文化定位，它是《良友》在上海都市文化市场中的生存基点，也是其开始渗入上海都市文化生活的切入点。由此以后，报刊采用增加新闻信息量和非新闻性文化内容，如出版物、广告、中外名画古画等经营手段，拓展报刊的多层市场发展空间。这是《良友》传播主体与上海都市文化市场不断磨合的过程，既是上海客观文化环境的产物，又有主持者自身所属阶层的主观烙印。

第三步：分析《良友》画报以图片为主、文字为辅的信息文本与上海都市文化之间的关系问题。上海中西文化交流频繁，租界的特殊政治地位所催生的社会文化生活，形成了上海追逐时尚和摩登的消费主义结构，以资产阶级为目标读者对象的《良友》试图选择丰富多样的文化内涵，扩大边缘读者对象，不仅满足具有雄厚经济实力、教育程度高、现代性强的资本家群体的信息需求，而且加强职员、中小商人、专业人员、知识分子、自由职业者等职员群体价值观、行为观的目标指向。因此，探讨《良友》的内容选择，能较好地分析其与文化定位的吻合度以及对民国上海都市文化的表现力。这种探讨应从三方面展开：上海社会风尚与风俗、上海市民社会心态及上海市民审美情趣。在中西新旧文化冲突和融合中，世态民情、风俗习尚、社会热点和民众思潮的起伏变化，民众的生活方式、文化观念的演变等都是研究必须涉及的内容。同时，《良友》大大拓展了上海空间领域的局限，放眼全球选择信息内涵，以世界文化景观投射上海文化景观。这些都是研究中不可忽视的。

第四步：《良友》画报的多重功能分析。作为承载了民国上海客观文化环境痕迹和报刊主办者所属阶层文化气质烙

印、营造上海都市文化全息景观的《良友》，在近二十年的奋斗中，发挥了重大的社会功能，如政府监督功能、文学社团公共空间舆论场功能、知识智慧传播功能、理想生活摹本功能等等。

概括起来，文章的分析思路有两条主线：一是从《良友》文本及其传播主体人手，研究其对民国上海都市文化的建构和社会文化生活的价值指引。二是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特殊的文化环境和具有特殊气质的文化消费者群体，以及商业文化、工业文明对新兴文化产业的冲击等文化特征人手，研究其对《良友》文本内容的选择、编辑理念、传播手段、传播渠道的规范和制约，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见证《良友》的发展轨迹。

四、社会文化史视角的具体化运用

社会文化史视角综合了社会史和文化史两种范式的优势，借鉴了社会人类学和心态史学的研究方法，赋予新闻史学与以往不同的研究视角。

社会整体观或文化全息史观。一般而言，文化分为三个层次：一是物质文化；二是各种社会文化制度、组织、结构；三是精神文化，包括世界观、宗教、神话、艺术等。社会是一个全息统一结构体。《良友》是一部上海的风情录，给我们提供的视觉形象和都市信息是全息的，它所刊登的照片、绘画代表了民国上海政治、经济、文化、心态的变迁和激荡。分析《良友》与社会的互动时，坚持社会整体观或文化全息观，既要尽可能地挖掘隐含的全部信息，也要具备“一滴水可以见大海”的窥视眼光。社会整体观或文化全息观是社会文化史视角的理论基础。

功能研究法。一般地说，事物要能够生存，必须有存在的效用。《良友》为了充分发挥其功能，便尽可能与社会整体的需要取得协调一致。报刊编辑理念的确定、主编的多次更换、内容的选择、版面艺术美感的营造、图片文字所占版面比重都是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如出版《孙中山纪念特刊》、《北伐战争》、《日本侵略中国》等，以发挥其发布即时信息的功能；策划“名人生活回忆录”、“上海地方生活素描”、“西游记”等栏目，在刊登战争画面的同时，照登好莱坞明星的中国之行、西北妇女的服饰等，在新闻敏感性之外，凸现了社会文化功能。所以，采用功能分析法，要寻找《良友》“官方与民间、政治与文化、文字与图片、高雅与流行”的巧妙契合点，准确评价其在上海都市文化建构过程中的历史功用。

心态史学分析法。对历史人物进行心理和心态研究是心理历史学的两个分支，心理史学以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为理论基石，以个性心理学为研究对象，偏重于历史上有重要影响的精英人物；而心态史学根源于法国年鉴学派的“新史学”，以集体心理学或社会心理学为研究对象，偏重于不被人注意的集体无意识状态，即社会群体在社会生活中所共有的理念和意识。《良友》借鉴心态史学法，既要重视传者、受众的动机和价值观念对编辑理念的影响，又要重视社会文化集团、文化阶层的精神风貌、和平与战争年代人们的精神变化与报刊的关系。具体而言，既要论述图像所反映的上海都市文化心态，又要关注这种心态在报刊主办人身上所产生的力量及其对报刊的影响。总之，按照传播者←→社会文化←→受众的循环网络，它们形成了“主编、都市文化、报刊”的历史互动机制。

符号学分析法。由苏格拉底、柏拉图奠定了传统的符号学发展至今，仍停留在由符号到符号、语义到语义的“游戏”中，缺乏将之置于人类历史现象的深层解释。然而，人类历史是一种人既“生产”又“消费”符号、对自然赋予人类精神世界的符号表达，如建筑是人类精神世界的物化符号，社会生活、民俗习惯、时尚等是人类精神世界的社会化符号。因此，符号学从人类生存和生活的符号事实出发，就能容易理解人类社会的符号化生存本质。印刷媒介的文字、图画、照片是一种符号，大众传播对有关符号进行选择、制造和传送，新闻史研究就是解读它们所蕴涵的符号意义。如运用计量统计方法，并使用符号学分析《良友》广告的消费主义结构意识和消费文化流行趋势，无疑是一条有效的途径。

在以上方法论的指引下，社会文化史视角被运用于新闻史研究领域，具体方法可以归纳为：文献检索法、个案研究法、历史心理分析法、计量统计分析法等以及多种方法的综合运用。

五、社会文化史视野研究画报必须注意的问题

《良友》是一种综合性的、以图像为主的画报，因此，解读图像资料是研究画报的主要手段，解读时必须注意以下问题。

其一，研究画报时不可任意图解图像而歪曲了原来的基本真实，也不可以某幅图像所反映的个别真实来印证自己缺，少普遍性的文字结论。在试图从画报中发现社会文化的历史状态而努力探询视觉意象时，研究必须还原到历史的当代语境中。因此，把握画报所存在及其透射的时代特征和背景分析，都是深刻解读画报的基础性条件。不了解中国尤其是上海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历史，就不可能把握《良友》图片后面的事件。

其二，《良友》集中了文学、摄影、绘画等多种艺术门类，它们均有自己的过去形态，于是，研究前必须了解文学史、摄影发展史、绘画史等，以培养对图像的艺术鉴赏能力，更准确地挖掘图片背后的历史。同时，图片中表现的航空、体育、建筑等方面的知识，各自对应着所属的学科。因而，解读《良友》图像，必须以多学科视野，探索上海都市文化的整体脉络。

其三，在解读《良友》图像时，必须注意图像真实与媒介真实的问题。摄影家、画家、文学家等以照片、画、文字营造的图像真实与编辑家对其进行编辑而营造的媒介真实是不同的概念，它们对社会的反映有时一致，有时交叉，有时相异。这无疑增加了解读图片的难度。

作为一种研究视角，社会文化史重对社会文化的历史描摹，然而，政治文化又是社会文化的重要影响因素，在特殊时期，它甚而战胜成为制约社会发展的主导要素。如北洋军阀和抗日战争时期，政治、战争主题和战地文化影响着《良友》图片内容选择和版面安排。所以，从社会文化史角度探讨《良友》对上海都市文化的建构，既不可过分强化政治文化的地位，也不可忽视其历史功用。

《良友》画报对应着民国上海都市文化的复杂景观，决定着社会文化史的视角不应拘于某种特定的研究方法，而应当是多维的、综合的，无论是社会史学、文化史学、人类学、传播学等，只要于新闻史研究是科学的、有用的，都可以借鉴，对近现代新闻史的研究是这样，对当代新闻史的研究也是这样。

(责任编校：彭大成)

作者简介：吴果中(1969－)，女，湖南安化人，湖南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新闻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