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前中共对国民党地方实力派的上层统一战线策略论析

摘要：国民党地方实力派是中国历史上较为特殊的一股力量。就其政权而言，他们在各统治区具有独立性，但又受蒋介石的制约；就其统治区域而言，在抗战前多处于民族危亡的前线。正是由于特殊的处境，他们大多具有极强的爱国热情，但又摆脱不了为自身利益考虑的桎梏。在民族危亡前，中国共产党抓住了这一特点，在具体统战工作的策略运用中坚持上层统一战线与下层统一战线的统一，尤其是在上层统战工作中运用多种策略，使得上层统战工作得以顺利开展，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为往后统战工作的开展提供了经验。

关键字：抗战前；中共；国民党地方实力派；上层统一战线策略

中图分类号：D6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86-6269(2012)05-0062-04

随着日本侵华步伐的深入，中华民族面临的民族危亡日益加深，“九一八”事变和“一二·九”运动发生以后，中国大地上掀起了抗日的新高潮，在这一历史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的态度和策略也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开始注重对国民党开展统战工作。这一统战工作首先在有着一定抗日积极性的国民党地方实力派中展开，并在具体工作中强调上层统一战线与下层统一战线的统一，对于这一点，中共在《关于抗日的人民统一战线的几个问题》中指出：“ 统一战线的形式是依照各种不同的环境而变化的。概括的说来，有：(一)上层的统一战线。(二)下层的统一战线。(三)上层统一战线与下层统一战线的同时并用”[1]。 在对国民党地方实力派的统战工作中，针对统治阶层对于整个团体的指导性作用，中共尤为注重运用多种策略、通过多种途径开展统战工作。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研究较为殷实，但多侧重于对史实的剖析，本文将就这一问题做一些梳理，试着对中国共产党争取国民党地方实力派团结抗日的上层统一战线策略进行理论概括。

一、彰显民族大义，表明中国共产党合作意图，打开合作之门

在具体统战工作的开展中，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地方实力派的统治阶层动之以爱国情，晓之以民族大义，激发其爱国热情。

（一）发表宣言等力呈中华民族所面临的民族危亡，同时表明中共的政治立场和合作诚意，为双方合作的达成创造更多可能性。1933年1月中国共产党发表了《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入华北愿在三条件下与全国各军队共同抗日宣言》，宣言中指出中共准备在“三条件”（立即停止进攻苏维埃区域、立即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立即武装民众创立武装的义勇军，）下与任何武装订立作战协定，共同抗日[2]。1934年7月13日，在发表的《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中重申愿在“三条件”下同全国任何武装部队订立停战协定，此后各国民党地方实力派开始考虑与中共取得联系多是基于中共所提出的“三条件”。1935年中共发表了《八一宣言》，《宣言》指出：“只要国民党军队停止进攻苏区行动，只要任何部队实行对日抗战，不管过去和现在他们与红军之间有任何旧仇宿怨，不管他们与红军之间对内问题上有任何分歧”，中共愿与任何团体尽弃前嫌，“与之亲密携手共同救国”[3]。对东北、西北等局部地区，中共也发布了一系列的宣言，如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苏维埃政府致福建人民政府与十九路军的第一电等。这些宣言的发布，对于有一定抗日积极性、又有自己顾虑的国民党地方实力派将领来说，强化了他们与中国共产党合作的意图，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中共对其开展统战工作的阻力，从而使双方的进一步接触成为可能。

（二）“书信来往”策略运用更为突出。为了争取陈济棠部，1934年9月朱德就“联合反蒋抗日”问题，给陈济棠写了亲笔信。信中明确表示“先生与贵部已申合作反蒋抗日之意，德等当无不欢迎”[4]，并提出了6条合作建议。信中清晰的表明了中国共产党方面的合作意图，坚定了陈济棠部的抗日决心，随后双方便举行了秘密商谈。为了争取杨虎城部，中共中央在1936年8月13日给杨虎城的信中指出：“目前日本进攻绥远，陕甘受其威胁。覆巢之下，将无完卵”[5]。区区数字便已将日本帝国主义的步步紧逼以及杨虎城部所面临的威胁暴露无遗。同时在信中中共中央还表明愿与之建立联合战线、共同迎敌的意图，对当时充满爱国热情的杨虎城将军触动很大。中共将“书信来往”这一策略普遍运用在对国民党地方实力派的统战工作中，与阎锡山、张学良、傅作义等都有书信来往，阎军、东北军、西北军等局部地区统战工作的逐步开展以及局部统一战线的形成便很好地佐证了这一策略的可行性和实用性，正是中共对于这一策略的灵活运用，使得中国的抗日局面有了新的突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逐渐形成。

（三）充分利用关系网。在这一策略中，中共动员与国民党地方实力派将领有着特殊关系的人士与其联系，传达中共的合作意图，使国民党地方实力派将领在情感上易于接受，为此后双方更深入的接触和会谈作了一定的铺垫。在争取阎锡山的工作中，中共北方局委托阎锡山的中学老师朱蕴山秘赴太原，劝阎联共抗日，这便有了朱蕴山的两次入晋。朱蕴山第二次入晋之行则使中共与阎互相有了更为明了的认识，从而为两者的进一步交流减少了阻碍。此外，中共领导人毛泽东等还致书信给与阎有着老关系的宋哲元、傅作义以及与阎前后共事40年、关系非同寻常的赵戴文，试图让他们作阎锡山的工作，在劝其积极抗日的同时，打通双方的联系。对杨虎城的争取也充分运用了这一策略。受杨虎城资助到德国留学的共产党员王炳南回国后便被中共派到杨虎城部做联系工作，王与其他中共党员、爱国人士等一道向杨虎城进言，宣传中共的抗日主张，这为中共与杨虎城部的进一步合作交流拓宽了道路，为两者局部统一战线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在争取冯玉祥时，中共则派曾经担任其俄语翻译的肖明来打通关系，肖明与冯玉祥的接触和会谈，坚定了冯玉祥的抗日决心。对于宋哲元的争取，中共通过29军副参议长张克侠（中共特别党员）和积极抗日的刘治洲、何基沛等，推动宋哲元抗日。在争取东北军、阎军时，中共还通过优待战俘，使其打通两者的关系。表宣言或者是书信的致予，抑或是充分利用关系网，中共对于这些策略的灵活运用，减少对方的顾忌和猜疑，开启了中共与国民党地方实力派的合作之门，减少了此后双方进一步交流的障碍。

二、具体合作中对国民党地方实力派的抗日举动给予充分肯定，推进合作进程

国民党地方实力派在自主权和地域上具有一定程度独立性，这就决定了他们在与中共合作中会充分考虑自身的利益。中共抓住这一特点，在推进双方合作的过程中，充分肯定其抗日反蒋举动，同时注重突出他们在抗日工作中的主体性。

（一）充分肯定其抗日反蒋举动。毛泽东在给宋哲元的书信中热情赞扬了他积极抗日的态度，信中指出：“刘子青先生来，知先生情殷抗日，曷胜仰佩”[5]40。对于自称是“在三个鸡蛋上跳舞”的阎锡山，由于其抗日反蒋犹豫不定，中共则抓住阎锡山每个积极动向，予以充分肯定。1936年12月，毛泽东给阎锡山的书信中指出：“从电讯中知我公反对内战，有‘共维大局’之语，至理名言，曷胜钦佩”[5]95。对于傅作义部1936年的绥远抗战，中共发出《关于绥远抗战的通电》，要求部队即刻开赴晋绥前线，担任一定战斗。这一通电表明了中共愿意以实际行动对傅作义部进行支持，这种军事上的支持成为对他抗日举动充分肯定的最高形式和表现。百灵庙大捷后，中共立即发出贺电，称绥远抗战是“中国人民抗日的先声”[6]。为进一步表明中共对于这一举动的肯定和支持，中共中央又派南汉宸携慰问款与锦旗前往该部，并出席了军民祝捷大会。对于两广的抗日讨逆举动，中共更是坚决支持。中共中央在《关于两广出兵北上抗日给二、四方面军的指示》中，称两广的举动是“中国人民武装抗日讨逆的广泛的统一战线的开始”，“这一发动带有进步的与革命的性质，可以得到最广大、最复杂的各种抗日反蒋的力量的拥护”[7]。12日，毛泽东、朱德以苏维埃中央政府和红军军事委员会主席名义发表《为两广出师北上抗日宣言》指出“两广此次高举抗日义旗，出师北上，并要求南京政府立刻出兵一致抗日，义声所播，全国人民无不振奋”[7]161-163，高度评价了两广事变的意义和作用。此外，中共对张学良、杨虎城等抗日举动都给予了积极肯定。

（二）突出其在抗战工作中的独立性。在具体合作中，中共始终坚持对国民党地方实力派以“友军”待之，坚持有原则地尊重和突出国民党地方实力派在合作中的独立性和主体性。在对阎锡山统战工作中，考虑到阎锡山对于自身政权独立性的重视，中共尤为注重对其独立性的强调。1936年11月中共代表彭雪枫与阎锡山谈判时，为了消除阎怕联共丧失地盘和政权的顾虑，中共方面作出保证，“只有在取得双方正式谅解后，红军才依约进入协定地区，并服从统一指挥，并不妨碍友军及其后方的安全与秩序，不干涉地方的行政事务等等”[8]。在中共代表王世英入晋之前，毛泽东就谈判作了具体指示，即红军服从阎的统一指挥，并不干涉晋绥行政。另外对于阎锡山要求薄一波赴晋开展双方具体合作要求、以及牺盟会的设立等方面，中共都予以满足，这些举动很好的呈现了中共合作的诚意，在消除阎锡山顾虑的同时，为双方合作的达成铺平了道路。同样，中共在与刘湘的合作中，对于刘湘提出希望共产党不在他的部队内发展组织的条件，中共予以同意，这坚定了刘湘联共抗日的决心。在具体的合作中，中共注重从内容到形式对其独立性的强调，如对于刘湘提出与中共、桂系成立“红、桂、川”大联合的建议，中共代表指出，把“红”字摆在前面，易遗人以口实，宜改为“川、桂、红”协定[9]。虽然只是简单的调整，但却是中共在具体合作中突出和强调对方独立性的生动体现。

此外，即使是部分国民党地方实力派在联共抗日上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和积极性，中共仍然极力强调其在合作中的独立性。1936年6月20日在《中央关于东北军工作的指导原则》中确定了中共对东北军工作的正确方针和工作目标：“不是瓦解东北军，分化东北军”，“也不是把东北军变为红军……而是要使东北军变为红军的友军……目前超出于这个范围的一切言论与行动，均在排除之列”[1]171-172。在实际工作中，中共更是注重这一方针的贯彻。如对于张学良急于抗日，意欲要把队伍拉出去和红军一起打游击的建议，中共给予了高度关注，最后仍然强调其在合作中的独立性，毛泽东指出：“我们党对东北军不是瓦解、分裂，或者把它变成红军，是帮助、团结、改造他们，使之成为抗日爱国的力量，成为红军可靠的友军”[10]。毛泽东还特别叮嘱负责东北军统战工作的刘鼎，“党对东北军的方针是争取团结，联共抗日。任何不符合这个方针的都是错误的。”中共对于东北军独立性的强调大大减少了其对于中共的顾虑和猜忌，加深了双方的合作关系。

无论是书信中的肯定和声援，抑或是在实际行动中的积极支持，对于争取国民党地方实力派走上团结抗日的道路都均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对于其独立性的强调则无疑消除了他们对于中共的顾虑，坚定了其抗日决心，这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三、筹建合作实体，在发展中求巩固，夯实合作基础

（一）积极谈判，达成协议。通过谈判，双方达成一定的协议，是双方合作关系得以巩固的最基本的方式之一，这使得双方的合作从口头承诺转为具体协议的达成，对于双方更具约束力，在具体的合作中也实现了“有章可循”。在与杨虎城的合作中，中共于1936年2月派王世英到西安，双方经过商谈达成了“各守原防”、“互不侵犯”、“互派代表”、“密切联系、共同为抗日进行准备”及十七路军“帮助红军运输必要物资和掩护中央人员往来”等协议[11]。随着双方联络电台的建立，中共同杨虎城及十七路军的统一战线基本形成。在与张学良的合作中，在得知张学良的抗日积极性后，中共派李克农与张学良谈判，而这次谈判成为张学良走上团结抗日的起点。随后，中共派李克农、钱之光、戴镜元等赶赴洛川与王以哲、张学良会谈。双方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达成了协议，为以后双方上层的谈判打下了基础。而周恩来、李克农、刘鼎与张学良、王以哲的肤施会谈使双方在军事等方面达成了进一步共识。1936年，彭德怀率领红军西征时，坚决执行统一战线方针，派朱瑞与东北军骑兵第6师等订立了停战协定，实现了互相砥砺、互相监督、互相帮助、互相通商之“抗日的亲密的兄弟联系”[7]270-278。此外，在与阎锡山、傅作义部的合作中，同样通过谈判达成了相应协议等等。也正是通过这一途径，局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以巩固，双方合作也有了实质性的进步。

（二）建立共同的军事组织以及开展军事合作。随着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东北地区各种形式的联合抗日武装风起云涌，其中，中共与东北军合作建立的军事组织就不少。在南满，在中共满洲省委委员、代军委书记杨靖宇领导下，以游击队为主，通过积极争取、联合、收编其他抗日力量，在1933年9月，创建了东北人民革命军第1军第1独立师。在吉东，李延禄收编溃散部队，联合其他抗日武装，并与中共密山县委领导的密山抗日游击队合并，到1934年秋逐步发展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四军。在山西，中共与阎锡山部达成一定协定后，由于中共在派遣干部、培训干部、指导建军方略等方面给予支持，遂组建了一支抗日武装——山西新军，成为中共与阎锡山部合作抗日的统一战线性质的军队。另外大家所熟知的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也是中共与冯玉祥部在军事上合作的产物，其组成部分有国民党爱国官兵（主要是冯玉祥旧部）、由中共前委直接掌握的部队（第l军第2师、第2军第5师、第5军第18师）等四部分组成，同盟军在在吉鸿昌率领下，收复了察北重镇多伦等，把日伪军逐出察哈尔，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抗战信心。

中共与国民党地方实力派的军事合作，体现在与反动力量的军事较量中。如针对“西安事变”发生后，国民党人士何应钦主张以武力解救蒋介石，并派出大量兵力对西安形成威逼之势的军事形势，周恩来与张学良积极磋商并作了一定部署：东北军、十七路军集中于西安、潼关一线，红军南下延安、庆阳一线接替东北军，必要时侧击甘肃的胡宗南并支援关中。为了便于三军的统一行动，红军加入东北军，后来还成立抗日联军西北军委会，东北军、西北军和红军三位一体的局面得以形成，暂时巩固了西安的地位。在西安和谈结束以后，张学良护送蒋介石回南京，蒋介石一到南京后便出尔反尔，扣押了张学良，并派重兵进攻西安，西安再次成为一座“危城”。这座危城是继续“矗立”于中华大地，还是蹈“倾倒”之辙？这不仅仅关乎西安这座古城的安危，更关乎整个中华民族能否再次团结一致、共同御侮。为了巩固西安的军事成果，中共和东北军等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其中在军事上，作了有力的部署，抵御蒋介石的进攻。至1937年1月中旬，完成了全部军事部署，三军合作，形成了一个进可攻、退可守、可战可和的军事局面。虽然后来在东北军内部发生了“二二事件”，致使西安城内谣言四起，杨虎城避居三原，东北军提前撤兵，中央军开进渭南，三位一体不复存在，但是中共在整个事件中所付出的努力是无可置疑的。

综上所述，为争取国民党地方实力派上层加入团结抗日阵营，中共根据不同实体的特点，在坚持上层统一战线策略下，通过各种途径，运用各种方法，打通与其的联系，并竭力建立双方合作实体，以巩固已建立的联系。在多方努力下，华北、东北、西南等局部统一战线得以形成和建立。这不仅仅有利于华北、东北等地的抗日御侮，更推动了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对中华民族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参考文献：

[1] 中央统战部,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中)[M].北京:档案出版社,1984:129.

[2] 中央统战部,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上)[M].北京:档案出版社,1984:67.

[3]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522.

[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委员会.朱德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19.

[5] 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书信选集[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38.

[6]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傅作义生平[M].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4:190.

[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党的文献》编辑部.中共党史风云录[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242.

[8] 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书信选集[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3:82-83.

[9] 唐纯良.中共与国民党地方实力派关系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69.

[10] 张魁堂.刘鼎在张学良那里工作的时候(三)[J].党的文献,1986(4).

[11]申伯纯.西安事变纪实[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56.

责任编辑：周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