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小说”的南洋化：战后马华短篇小说（1945—1956）的叙事视野
时间：2020-05-08 07:59:10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战后至独立前的马华短篇小说明显带有中国现代“问题小说”的印迹。虽或文字略为细密，题材略有递变，但其中的叙事视野与书写技术或显或隐还是与“问题小说”模式有着内在关联。以平/贫民叙事为主，揭示社会问题，一样是希望以文艺引起疗救的注意;也偶有一二篇章，不乏“问题小说”的启蒙意味、理性态度以及对“将来的道德”的追求与表达。这种书写模式的挪用并非有意识的照搬，而是对中国现代白话文学整体横向继承与吸收的必然效应使然，同时也是将居于在地诸多问题生发出来的启蒙与教化意识显现于“此时此地”的写作实践中。不过，就整体来看，战后马华短篇小说即便带有“问题小说”的意味，大部分终究还是缺少真正的启蒙认识与能力，也缺乏较高层次的哲理性探讨。因此，充其量只能称为一种广义的“问题小说”或“类问题小说”。而“问题小说”的南洋化，最为显著的便是问题的在地性，而非思想性或哲理性的区别。
关键词：战后文学;问题小说;马来亚问题;启蒙
战前的马华文学与中国文学关系甚为密切。1945年二战后，随着马来亚以及中国种种局势的变迁，马华文学与中国文学原本紧密的关系也随着马华群体关注的议题与在地问题的转移而逐渐有所更易。苗秀、孟毅等在编辑完成《新马华文文学大系》后写的导论中，一再提及“战争成为一道界限，把马华文学分成两个截然不同的阶段”{1}，这是过去文学史分段的一种普遍共识。然而，这两个所谓“截然不同的阶段”如何进行写作实践上的转换？其中值得我们厘清与关注的细微之处是什么？探究这一问题，有助于我们更清楚地理解马华文学的产生、形塑与发展的脉络，以及当今马华文学一部分症结之来由。这其中也包括一向备受关注的马华文学现实主义的议题：现实主义是经由怎样的书写进入马华文学视线当中？这使我们的目光落在战后至独立前的马华文学，在这个政治与国籍、认同与留去等等“妾身未明”的阶段，马华文学在叙事视野上与战前有什么异同？哪些特质被稀释，又有什么成分被延续下来？这其中就包括本文尝试厘清的战后马华短篇小说与中国“问题小说”在文类的内在理路上的关联。
早期马华短篇小说仿若中国现代文学，有着从“问题小说”到“人生派”写实小说这样一个脉络。换句话说，马华小说从“问题小说”起步。{2}1919年12月《新国民日报》副刊署名“双双”的《洞房的新感想》为第一篇马华新小说，而这篇小说正是以典型的“问题小说”模式写成③。1921-1922年《新国民日报》上出现的多篇小说，诸如《珍哥哥想什么》《笑一笑》《两青年》《同窗会》等，都是反映当时华人社会的教育、婚姻与人生理想{4}，亦是“问题小说”之作。早期马华作家中，张金燕（1902-1980）更因在小说中集中描写南洋社会华侨妇女命运而被称为“妇女问题小说家”。{1}从《洞房的新感想》开始，马华小说就普遍具有“问题小说”“只问病源，不开药方”的特征;同时，马华早期小说也具有和中国现代“问题小说”一样的概念化、文笔粗疏以及人物成为某种主张的传声筒等弊端。这样一种书写模式的挪用并非有意识的照搬，而是对中国现代白话文学整体横向继承与吸收的必然效应使然，同时也是居于在地诸多问题所生发出来的启蒙与教化意识的理想追求所致。本文拟从马华小说这一源头说起，来检视战后短篇小说背后的思考与表达模式。
一、平/贫民叙事与战后马来亚问题
“问题小说”在中国的出现是在五四时期。虽然流行的时间并不长，但由于伴随着中国现代第一批短篇小说的诞生，而且参与创作者如冰心、胡适、许地山等皆是当时的文学大家，或具有很高的文学素养，或具备犀利的思考能力，他们写出的“问题小说”确有相当的震撼力，在当时引起了很多讨论与思考，催生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公共领域。其影响也波及到当时从中国南来的早期马来亚文人，并且在创作的时间点上几乎同步。根据方修的观察，“这样子的一种‘问题小说’的写作风气，一直发展到1922年才告了一个段落”{2}。这一时间节点，也正是中国“问题小说”流行的时期。只是，不再流行并不代表“问题小说”所携带的书写诉求与叙事视野就此转向，有时情况正好相反，它们反而会在无意识当中被继承下来。
所谓“问题小说”的概念，即周作人在《中国小说里的男女问题》一文所说的：“提出一种问题，借小说来研究它，求人解决的，是问题小说。”③简言之，就是以小说这样的文类作为载体，反映与提出社会人生的诸多现实性问题。如冰心在《我做小说，何曾悲观呢？》一文中所说，她只是想把所看到听到的种种问题用小说的形式写出来，她做小说的目的便是想要感化社会。{4}鲁迅也说，他写小说只是为了对上流社会的堕落与下层社会的不幸提出一些问题而已，“并不是为了当时的文学家之所谓艺术”。{5}杨义曾准确地指出，“问题小说”原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思想性和社会针对性强的小说都可以归于其下。而在作家以文学参与历史自觉性非常高的时代，广义的“问题小说”都举不胜举。⑥五四时期，由于“当时社会的黑暗，人民的苦难，群众层中存在愚昧和落后的状态”，新觉醒的民主力量和陈腐守旧的传统势力之间的尖锐矛盾成为启蒙者与新文学创作者面对的问题，因此，“他们适应时代的要求，以睿智的理性和蓬勃的热情，去拥抱，去透视，去剖析这些社会问题”{7}。故而，“问题小说”可以说是“五四启蒙主义精神和初步入世的学生青年的社会热情和人生思考相结合的产物”{8}，具有五四时期独特的启蒙主义背景。
在这样的时代与思想背景下，中国的“问题小说”涉及了当时社会人生的诸般问题。冰心《两个家庭》提出的是家庭如何幸福的问题，《斯人独憔悴》观照的是父子冲突的问题，《庄鸿的姐姐》关注的是女子地位问题，王统照《湖畔儿语》关心的是劳动者的家庭经济和儿童命运的问题，许地山《命命鸟》反映的是青年爱情问题。稍微归纳就可看出，这些小说触及劳工、妇女、儿童、教育、国民性等问题。胡适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一文中说：
即如今日的贫民社会，如工厂之男女工人，人力车夫，内地农家，各处大负贩及小店铺，一切痛苦情形，都不曾在文学上占一地位。并且今日新旧文明相接触，一切家庭惨变，婚姻痛苦，女子之位置，教育之不相宜……，种种问题，都可供文学的材料。{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