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中后期白银货币化下海贸易与商品经济发展

摘要：关于明代经济的研究，史学界已多有成果，但在白银货币化下对明朝中后期海外贸易的研究却不多。近年来大量史料证明，相较于同时期的西方地理大发现，成化、弘治以后的明朝社会也呈现出显著的变化，特别是银本位制的确立，为明朝中后期参与国际贸易和发展国内经济产生了重大影响。笔者试从几个不同的角度简要地分析明朝中后期白银货币化下海外贸易与商品经济发展的关系，综合有关本题的研究现状及存在的不足，以此来反映明朝中后期经济发展情况，来为当今社会应对经济全球化浪潮提供一定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明朝中后期;银本位制;商品经济;海外贸易

文章编号：978-7-80736-771-0（2019）01-013-04

改革开放以前，明清时期被认为是中国封建社会的衰落时期。但在改革开放以后，随着中国经济稳定而快速的发展和国内外学者交流的日渐深入，一些国内外学者开始重新审视明朝中后期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西方学者如贡德·弗兰克的《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和彭慕兰的《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都试图说明中世纪中国的发展水平与西欧不相上下。学者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也倡导人们从全球文明的宏观角度来研究中国史。这些立足于全球化视野下的西方新观点与明朝中后期都有着密切关系。新观点不仅得到了一批中国明清史学者的支持，而且使这批中国学者的研究与弗兰克、彭慕兰等人的观点相呼应。学者李伯重在《“最低生活水准”与“人口压力”质疑》、《理论、方法、发展趋势：中国经济史研究新探》和《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50-1850年）》等书中认为在欧洲工业革命之前的几个世纪中，中国在经济发展的许多方面都不逊于欧洲。学者樊树志的《“全球化”视野下的晚明》一書，表明明朝中后期经济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学者万明在《晚明社会变迁问题与研究》一书中也举例说明货币经济的扩大发展，在中国和西方几乎是同步的，这一同步为世界连成一个整体奠定了基础。由此，我们可以知晓众多大家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已经有相当丰富的成果，笔者就试图从白银货币化、明朝中后期海外贸易与商品经济这三者之间的关系为切入点，运用史料分析、文献检索和图表引用等研究方法，简要叙述当时中国的经济及其在世界经济体系中所处的位置，为今天的中国更好地融人世界经济体系提供借鉴。

一、白银货币化与明朝中后期经济发展的关系

（一）明朝以前白银作为货币的发展历程

白银作为中国货币史上一种特殊的货币，到了宋元明时期才开始大规模进入流通视野，由此可知它在中国各个时期的使用频率是不同的。

在先秦时期的遗址当中发现有银制品，但考古出土的实物也不多。重要的是，春秋以前关于金银使用的记载很少，社会主要货币是贝币。到了春秋至秦汉时期，出土的金银逐渐增多，并且文献中有较多关于黄金用于赏赐、租赋、支付的记载。从春秋至秦汉的考古情况来看，学界出土了较多的金饼、金块和银布币。

随着历史的发展，白银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得更加频繁，因为战乱与铜铸钱的减少使得实物货币成为当时的主要通货手段。隋唐以降，实物经济逐渐衰退，唐代的缣帛开始流行起来，社会上形成了“钱帛兼行”的局面。同时，铜钱也逐渐在中唐至宋的通货结构中占据了主导地位。金、元时期，白银开始使用频繁。元初以白银为币也颇受重视，蒙古人人定中原后，蒙元开始强制推行纸币，白银逐渐退出流通领域。

到了明代，明朝的通货经历了从钱钞到银钱的结构转变。由于当时国内市场的扩大和海外白银的大量流入，铜钱和“大明通行宝钞”难以继续维持，再加上货币经济的恢复与朝贡经济体制的矛盾，使白银作为货币使用频繁起来。

（二）明朝白银货币化现象出现的背景

明朝白银货币化的出现是多方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特别是在国内政治、经济、文化与国际市场需求双重作用下。笔者现通过具体分析国内与国际两个大背景，来理解这一现象出现的原因。

1.国内背景

隆庆以前，海禁政策的实行使海外白银内流的情况很少见。隆庆开关以后，朝廷放松实行海禁政策的力度，并调整了海外贸易政策，白银像潮水一样大量涌进中国。明朝的一位东林党人周起元曾对这一盛况进行过描述，“我穆庙时除贩夷之律，于是五方之贾，熙熙水国，刳艅艎，分市东西路。其捆载珍奇，故异物不足述，而所贸金钱，岁无虚数十万，公私并赖，其殆天子之南库也”。海外贸易的高额利润刺激了明朝的沿海官商，他们纷纷加入到海外贸易中来。除此之外，金花银的流通和赋役制度改革，特别是一条鞭法的推行，也促进了白银货币化现象的出现。

2.国际背景

16世纪中期，西班牙殖民者在美洲发现了丰富的银矿，而东亚的日本也因产出的白银而被欧洲人称为“银岛”。反观中国，白银短缺，政府又禁止白银交易和开采。但是，中国的丝绸和瓷器，极受西方国家的热烈欢迎，有很高的声誉和广阔的销路。17世纪的欧洲发生了“价格革命”，商品匮乏，物价飞涨，而物美价廉的中国商品刚好迎合了欧洲市场。这种双向的需要使中国意识到了海外贸易的重要性，开始积极参与海外贸易，再加上中国在交易中的出超地位和西方殖民体系在全球的建立，世界各地产出的白银被源源不断地输入中国。

我国著名学者梁方仲曾估算，“由万历元年至崇祯十七年（1573—1644年），合计各国输入中国的银元由于贸易关系的至少远超过一万万元以上。”笔者通过查阅有关资料，发现从隆庆开关至明灭亡前，流人中国的白银大约有1亿两左右。

（三）明朝获得白银的主要渠道

商品经济的发展和海外贸易的兴起，使白银功能和流通范围扩大，社会对白银的需求量也日益增加。国家和社会需要大量的白银，那么当时获取白银的主要渠道就是以下三点：

1.政府库藏白银投入市场。明朝初年，政府虽然禁止民间使用白银，但其藏有大量白银。随着银本位制的确立和白银的货币化，政府库存的白银为社会各界所需就被投入到市场中：

2.万历年间，白银货币化的最终形成。明英宗初年，明朝使用白银合法化，正统元年（1436年）开始金花银征收。成弘（1465-1505年）以后，赋税折银的普遍推行，使白银货币化逐步形成。隆庆元年（1567年），国家首次以法全形式承认白银货币化的合法地位，加之朝廷组织开采银矿，增加了白银的市场流通量，客观上也刺激白银货币化浪潮的出现。

3.海外贸易的发展，大量白银流人中国。正德以后，葡萄牙、西班牙等国派人到中国，澳门与吕宋成为了它们与中国开展贸易的地方，白银流人中国的主要渠道是吕宋马尼拉和日本长崎两地。历史记载，西方国家“皆好中国绫罗杂缯。其土不蚕，惟藉中国之丝到彼能织精好缎匹，服之以为华好。是以中国湖丝百斤，价值百两者，至彼得价二倍，而江西瓷器、福建糖品、果品諸物，皆所嗜好。”可是这些国家除了用毛织品、玻璃与中国交换外，就只能用白银来购买中国的商品。

西班牙占领了美洲后，它将美洲开采的白银经过数条路线运往马尼拉，再由马尼拉流入中国，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史称“大帆船贸易”的路线。中国学者王士鹤曾统计，从隆庆五年到崇祯十七年（1571-1644年），流人中国的白银约有5300万比索。

接着我们来说明另一个主要路线日本。虽然官府明令禁止与日本交易，但由于利润远高于与吕宋间的交易，来往商人络绎不绝，更有的人长期在日本住了下来。日本在与中国进行交易时，主要使用白银来作为支付手段。日本学者笃小烟说明，“在十七世纪初，由日本人、中国人、葡萄牙人以及荷兰人的船只，从日本载运出口的白银每年可达150000到187500公斤……最终还是流到中国大陆。”由此可以看出日本生产的大部分白银被运往了中国。

在以上三点的综合作用下，明朝白银所占社会比重较之前朝有了更大的比例。明朝从白银矿产中获得的白银收入可以从《明实录》中找到记录，现将明朝历代的白银收入列表如下：

从上述表格中可以知道，明朝中前期每年的白银收入在十万两左右，而明朝后期的实际数额要远大于这个数字。由此可见，明朝中后期白银货币化的出现，社会各阶层对白银有着强烈的需求，在这种需求的刺激下，海外私人贸易蓬勃发展起来，为明朝源源不断的输入白银，成为了白银最重要的来源渠道。

（四）明朝白银货币化对明朝中后期经济发展的影响

隆庆开放以后，伴随着西方殖民者陆续来到中国，整个东南沿海地区的私人贸易蓬勃发展起来，并出现了海商集团。海外贸易的发展，使大量白银内流，彻底改变了当时中国内部白银短缺的状况，并在流通领域确立了银本位制，大大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的滋长。经济的发展使东南沿海的商人和居民看到了商机，他们大量外移，使东南亚地区和日本等地的华侨社会初步形成。同时，它对中国科学技术和思想文化也都产生了许多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白银是一种世界货币，它的大量内流刺激了中国白银货币化浪潮的出现，中国的货币确认了银本位制。银本位制的确立则为中国进一步开展海外贸易，加入世界市场经济体系提供了可能。

二、明朝中后期海外贸易与国内商品经济发展

（一）明朝中后期海外贸易与商人及商业资本

在明朝，中国商业资本达到相当发展的程度，新兴的商业团体蓬勃发展，他们促进了明朝经济的发展。在海外贸易发展起来的同时，一些商人团体看到了商机，开始积极开拓海上贸易，其中尤以明代徽浙海商和福建海商最为出名。笔者就以这两个商人团体为例，来探究当时的海外贸易与商人及商业资本间的关系。

1.明代徽浙海商

浙江宁波在明朝是对外贸易的重要基地，徽人又以其丰富的商业知识，在一个适当的环境下，较为容易地参加对外贸易活动，因此当时对于经营海外贸易的徽、浙人，常并称为徽州、浙江等处番徒。有史料记载说“市舶之开，惟可行于广东，盖广东去西南之安南、占城、暹罗、佛朗机诸番不远。……数年之前，有徽州、浙江等处番徒，前至浙江之双屿港等处买卖，逃广东市舶之税。……故军门朱虑其日久患深，禁而捕之，自是西南诸番船只复归广东市舶，不为浙患。”他们往来于日本、暹罗诸国，主要运送丝绵等商品。徽浙海商经营的海上贸易虽然有时会因为倭寇的缘故而受到挫折，但是他们的航海活动仍然继续着，走私贸易也是相当盛行。

2.明代福建海商

自15世纪至17世纪80年代郑成功占据台湾时，在这随后三百年间，是福建沿海商人最活跃的一个时期。明初实行海禁政策，使福建商人在海上的活动受到阻碍，并且福建人多地少的地理环境也不适于发展封建土地经济，于是自永乐、宣德以后，福建沿海的海商再次兴盛起来。16世纪初，由于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国的相继东航，他们以满刺加和吕宋为根据地，逐渐将自己的势力伸向中国沿海，先到广东，接着到达闽、浙地区。福建有利的地理环境和欧洲人的东来刺激了福建海商，他们把自己的活动范围由国内扩大到国外，用国内商品来换取海外的白银和商品。明代中叶的福建海商不再受朝贡贸易的支配，而是作为自由商人，积极地参与海上贸易的活动。万历年间（1573-1662年），福建月港发展势头强劲。明代典籍记载：“富商巨贾，捐亿万，驾艨艟，植参天之高桅，悬迷日之达蓬，约千寻之修缆，筑天后之崇宫，建旗鼓之行列，启八窗之玲珑……外域既至，相埠弯舟，重译人国，金弊通酋，期日互市，定侩交售……持筹握算，其利十倍，出不盈箧，归必捆载。”这表明了福建沿海外贸的繁盛。

明代海商贩运的商品主要是以各种手工原料及日常生活用品为主，尤以茶叶、瓷器、蔗糖、生丝为出口大宗，这些商品东运日本、朝鲜，南贩东南亚各地，更远销美洲、北非以至西欧。在一大批中国海商集团，如王直海商集团、萧显海海商集团和郑氏海商集团等的带动下，构建了民间海外贸易的商品市场网络，使白银作为支付手段出现在海外贸易领域，大大促进了明朝中后期商品经济的发展。

（二）明朝中后期资本主义萌芽

中国历史学界普遍认为中国资本主义生产萌芽的开始时期，以明代嘉靖朝（1522-1566年）为转折点，而且首先在江南及沿海地区表现出来。在资本主义萌芽产生前，有两点突出地表现了当时社会经济出现的变动。

1.白银使用与税法改革

明朝初年为了稳定“大明通行宝钞”的发行，明太祖洪武八年（1375年）禁止金银交易。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英宗正统时期（1436-1449年）抛弃了这一法令，允许商品交易使用金花银。金花银的出现不仅确定了白银使用的法律地位，而且更有力地推動了土地集中和赋役混乱等问题的解决。随着白银的广泛流通，自然经济体系逐渐被侵蚀，于是正统以后的赋役改革，以使用白银交纳为主，如确立的一条鞭法就对明中期以后江南市民经济的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同时，白银的使用也促进了盐税、商税等一系列税法征收改革。

白银的大量使用，一方面促进了税制的改革，大大解除了人丁身份制的束缚，为国内市场的统一和资本主义的萌芽创造了条件：另一方面便利了商品交换，促进了金融事业的发达，引起了财富的集中。

2.国内商品流通频繁

自明中叶以后，国内各地新的生产关系的萌芽，更加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国内商品的流通，以苏州嘉定地区的棉布为例，“商贾贩鬻近自杭、歙、清，济、远至蓟、辽、山、陕，其用至广，而利亦至饶”。在这种情况下，手工业和农业生产出现了多种经营方式，中国城市商业、商品生产与货币流通依赖市场的程度日渐提高。通过以上两点，说明了白银使用所引起的社会变革及国内商品交换的频繁，使明朝的社会经济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开始萌芽，虽然它仍旧受封建生产关系的压迫，但是这种新兴力量已在江南及沿海地区不断发展起来。

3.海外贸易与资本主义萌芽

明中叶以后，许多大宗商品的贸易不再局限于国内的狭小市场，而是被贩运到海外较大的市场上去交易。这对当时的闭锁状况有了冲击，发生了经济联系，特别是东南沿海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这种联系更加紧密。

海外贸易的缓慢发展，不仅使航海技术得到提高，而且与海外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日益加强，同时也不断推动国内商品经济的发展。随着国内外贸易规模的壮大，国家货币由明初的“大明通行宝钞”和铜钱并用，到明中后期以后，作为贵金属的白银逐渐取代“大明通行宝钞”和铜钱，成为国家的主要货币。以上情况的出现是和当时商品经济发展与国内外贸易繁荣相适应的。随着海内外市场的扩大，在当时的个别城市中出现了会票。作为一种信用票据，它的出现是未来银行汇兑业务的先声，方便了商人交易，促进了经济发展。

总之，海外贸易规模的扩大，白银成为主要交易货币以及会票的出现，这些都表明资本主义关系产生和发展的起点，也就是资本主义萌芽产生的基础。

三、结语

明朝中后期是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发展阶段，这个时期的中国面临着巨大的发展变化。在明初，“大明通行宝钞”和铜钱是合法的流通货币。到了明朝中后期，由于社会内部的变迁，特别是朝贡贸易体系的瓦解，通过私人海上贸易使大量的白银流人中国，为白银的大量流通奠定了基础。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明朝中后期的白银货币化是先由民间自下而上推动，再到朝廷自上而下逐渐完成。它的完成一方面刺激了中国的白银需求，另一方面则拉动了海外私人贸易的发展。海上私人贸易与白银货币化的双向互动，更是加速了明朝商品经济的发展与繁荣，促使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并且推动了明朝逐步适应全球化视野下的世界经济发展的步伐，使得明朝参与了世界贸易体系的初步架构，在世界经济全球化过程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15世纪末至17世纪初的明朝作为世界上较为强大的国家和核心经济体，通过出口丝织品和瓷器，在对外贸易中处于巨大的顺差地位。这种情况让我们联想到了21世纪的中国，在信息与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科技将人类之间的关系联结的越来越紧密，实现了真正的全球化。机遇伴随着挑战，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承载着更多的可能性，我们现在应该在全球化的浪潮中，掌控好自己的方向，坚定不移地向前进，不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