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争取中间势力的策略探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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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争取中间势力，是国共两党历来重视的问题。在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秉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的原则，运用一系列灵活的方针、政策以及开展积极地实践活动，最终赢得了中间势力的信赖和支持，从而有了广泛的群众基础。
【关键词】解放战争;中国共产党;中间势力
【中图分类号】D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0475（2019）04-0026-03
中间势力是介于国共两党之间的、具有中间政治立场的政治势力或集团。中间势力就阶级构成而言，主要是指民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小地主、富农和地方实力派等等，是当时国共都不容忽视的一股重要社会力量。其中，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是其主体，民主党派则是他们政治上的代表。本文通过简析中国共产党在解放战争时期的方针、政策及实践活动，探析以民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他们的政治代表——民主党派为主体的中间势力，最终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新民主主义道路的原因。
一、以“保护民族工商业”的政策争取民族资产阶级
抗战后期，国民党统治区为了弥补巨额的财政赤字而大量发行纸币，由此引发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和物价飞涨。1940年物价指数和法币发行指数分别是522和480。但到了1945年，两者的指数已经分别达到了173 480和62 921。加之国民政府推行限价政策和专卖制度，官僚资本投机倒把、大发国难财，使民营企业陷入严重的亏损困境。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共产党在解放战争时期通过多种渠道广泛宣传保护民族工商业的政策，对于积极争取民族资产阶级人士起到了关键作用。[1]（P.471）具体方式有：
（一）提出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思想
在1945年召开的中共七大上，毛泽东指出：“我们提倡的是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这种资本主义有它的生命力，还有革命性……它的性质是帮助社会主义的，它是革命的、有用的，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发展的。”毛泽东所提倡的“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指的就是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并强调“中国应该让资本主义有一个广大的发展”;肯定“发展私人资本主义，只有好处没有坏处”;认为发展民族资本主义有利于将来向社会主义过渡。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思想对于民族资产阶级消除对中共的恐惧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2]（P.90）
（二）提出城市政策，保护民族工商业，恢复和发展生产
抗战胜利后，中国共产党在对日反攻和对国民党自卫反击战中收复了大批城市，对于如何处理新接收企业的问题，中国共产党于1945年9月发布了《关于加强军队纪律坚决执行城市政策的指示》，提出了军队在收复城市后要严格执行“城市政策”“保护城市工商业，对于接收的企业，凡是属于被敌伪没收的私人企业，一律发还原主，保护其继续经营”。如煙台张裕葡萄酒公司在日本侵华后被没收，当地解放后，人民政府将其发还原主，继续经营。不仅如此，各地解放后，人民政府还通过修复铁路、公路及水运，加强社会治安，保护商人安全等措施，为民族工商业恢复和发展生产提供更为便利的条件。[3]（P.204）
（三）通过座谈会，向民族资本家宣传保护民族工商业的政策
1945年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时，就邀请在重庆的民族资本家在桂园举行座谈会，到会的有“火柴大王”刘鸿生、“中国化工之父”范旭东、“中国灯泡之父”胡西园、“味精大王”吴蕴初、“铅笔大王”吴羹梅等著名民资资本家，毛泽东赞扬了他们为发展中国民族工业所作出的贡献，向他们介绍了中国共产党保护和发展民族资本的政策。对于宣传党的保护民族工商业的政策起到了巨大作用。[3]（P.285）
平津战役胜利后，刘少奇于1949年4月来到天津，邀请了天津当时的一些比较有名的民族资本家座谈，天津工业会理事李烛尘、天津启新洋灰公司总经理周叔弢、东亚企业公司经理宋棐卿等参加了座谈会，刘少奇向他们宣传了党的保护民族工商业的政策，指出“资本家在生产方面有很高的地位”，保护民族资本家，“实际上就是保护生产”，为了发展生产力，应该坚决保护民族工商业。刘少奇的一席话对于心存疑虑、惴惴不安的天津资本家来说，无疑解开了他们心中的疙瘩，对于他们接受中国共产的领导起了重要的作用。
中国共产党通过广泛宣传保护民族工商业的政策，使一些民族资产阶级人士对中国共产党由恐惧、怀疑转为相信、靠拢。大批民族资产阶级人士选择了留在大陆，一些出走的资本家也选择了归来，“火柴大王”刘鸿生曾被国民党强迫离开上海，他到香港后通过亲友和孩子们了解到解放区的保护民族工业的政策后，终于下决心北归。民生公司的卢作孚也是在香港了解了共产党的政策后毅然归来，受到了党和政府的热烈欢迎。
二、以“和平民主”的口号争取知识分子
自鸦片战争后，中国人民长期饱受列强的欺凌，经过十四年的抗日战争，中国人民尤其是知识分子对和平和民主的向往尤为强烈。1945年2月22日，重庆文化教育界知名人士共同发表了《对时局的进言》，提倡和平和“及早实行民主”。《对时局的进言》由郭沫若起草，徐悲鸿、冰心、老舍、茅盾、巴金、陶行知等300多位文化教育界名流在《对时局的进言》上签了字。可见在抗战后期，文化教育界人士已经揭开了“和平民主”的序幕。[4]（P.226-227）
（一）毛泽东提出“和平”、“民主”，并亲赴重庆谈判
早在1943年1月，毛泽东针对当时国人对“和平”“民主”的期盼，就曾提出“我们应争取在抗战后与国民党建立和平局面，在民主、民生上做文章”。1945年8月25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了《对目前时局的宣言》，提出了“和平、民主、团结”的口号。抗战结束后，毛泽东为了争取“和平”和“民主”，不顾个人安危，于8月28日亲赴重庆，受到了重庆市人民和文化教育界人士的热烈欢迎。毛泽东对前来迎接的人们表示感谢并发表重要讲话，指出“目前最迫切者，为保证国内和平，实施民主政治，巩固国内团结”。经过43天艰苦卓绝的谈判与周旋，中国共产党终于在10月10日与国民党签订了“双十协定”，确定了和平建国，坚决避免内战的基本方针，并使国民党不得不承认人民的某些民主权利。重庆谈判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和平建国的诚意，为团结文化教育届人士打下了基础。[5]（P.331）
（二）利用报刊对国民党制造的“李闻惨案”进行舆论抨击
蒋介石虽然签订了和平建国、避免内战的“双十协定”，他的本意并非真和平，而是为了给他的“真内战”赢得准备时间。等到时机成熟，他便撕下了和平的面具，发动了对解放区的进攻。为了加强其在国统区的统治，蒋介石还派特务镇压爱国民主力量，于1946年7月间派特务杀害了提倡“和平”“民主”的著名文化名人李公朴和闻一多，制造了震惊全国的“李闻惨案”。蒋介石的这一举动引起了广大知识分子的强烈谴责，中国共产党得知李公朴被害的消息后，利用党所掌握的报刊对这一事件进行了报道，并对国民党进行了舆论抨击。党的机关报《新华日报》发表了《悼李公朴先生》的社论，社论强调“公朴先生所遭到的枪弹来自何方，是任何人都会清楚的”，用点到為止的隐晦措辞批评了国民党的暗杀阴谋。紧接着，《解放日报》则直言不讳的指出李公朴“遭到国民党特务暗杀”，并谴责蒋介石的“无耻罪行”。晋冀鲁豫边区的《人民日报》更是使用了《蒋介石加紧法西斯恐怖，国特杀死李公朴》的标题来公开批评蒋介石的独裁专制。在中国共产党的舆论引导下，知识分子的抗议此起彼伏，最终掀起了反内战、反迫害、争民主的斗争风暴。[6]（P.24-26）
（三）地下党统战高校教授，知识分子开辟“第二条战线”斗争
大学教授作为高级知识分子，绝大部分具有渴望和平、民主爱国的思想，中共地下党通过各种渠道对高校的教授会、讲助教联合会、教授联谊会等进行统战工作。其中，北京大学讲助教联合会的骨干就是中共地下党员。地下党重视对大学教授的统战工作，注意发挥教授的积极作用。1946年由美国大兵强奸北大女学生而引发了“抗暴运动”，北平大约5 000名学生上街游行，并得到了教授、讲师们的支持，北大有48名教授联名写信给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抗议美军暴行，支持学生运动，成为第二条战线一支重要的力量。1947年当国统区物价横飞、人民饥肠辘辘时，中共地下党领导学生们举行了“反饥饿、反内战”的示威游行，并得到了大批教授们的支持。5月30日，清华、北大等102名教授联名发表《为反内战运动告政府书》，声援“反饥饿、反内战”运动，倡导和平、民主。[7]（P.32-33）
解放战争期间，中共对“和平民主”的努力与蒋介石“假和平、真内战;假民主、真独裁”的做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让广大知识分子明白了谁该对这场战争负责，谁才是中国真正的希望，使他们在认清现实的基础上选择了代表广大人民利益的中国共产党，并最终投入到反对蒋介石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中，为解放全中国贡献了一份重要的力量。
三、以“联合政府”的统战号召争取民主党派
民主党派作为“中间势力”的政治代表，是存在于国共两党之外的第三股力量，是影响国共两党力量天平的重要砝码，因此对民主党派人士的争取，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
从思想来源看，重视无产阶级政党和民主政党之间的统一战线和同盟军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的内容之一，在马克思、恩格斯为共产主义者同盟起草的纲领《共产党宣言》中，便号召共产党人应该“努力争取全世界的民主政党之间的团结和协议”。[8]（P.285）列宁也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提出“要利用一切机会，哪怕是极小的机会，来获得大量的同盟者”。[9]（P.225）
从各民主党派的现实地位看，抗战后期，民主党派如雨后春笋般涌现。1944年9月，在中国民主政团的基础上成立了中国民主同盟;1945年后，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民主建国会、中国人民救国会、中国民主促进会相继成立;1946年，又有国民党民主促进会和九三学社的建立。一时间，中国的民主党派的力量空前壮大，做好争取他们的统战工作，是中国共产党的现实需要。中国共产党人秉承马列的思想，重视对各民主党派的统战工作，并适时提出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以争取他们，具体体现在以下三点。
（一）通过政治报告全面阐述“联合政府”思想
早在1944年8月17日，毛泽东在董必武致周恩来的电文上，就提出“应与张、左商各党派联合政府”，这是中国共产党关于“联合政府”首次正式提出，是对当时全国范围内要求改组国民政府、成立各党派联合政府的呼声的回应。这时候中共关于“联合政府”的构想还在酝酿阶段，真正对“联合政府”做出详细解释的是在1945年4月24日召开的中共七大上，毛泽东做了《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全面阐述了党的“联合政府”的思想，就党的一般纲领、具体纲领做了说明，并提出了成立联合政府的步骤，即“第一个步骤，目前时期，经过各党派和无党派代表人物的协议，成立临时的联合政府;第二个步骤，将来的时期，经过自由的无拘束的选举，召开国民大会，成立正式的联合政府”。《论联合政府》的提出，对于民主党派人士无疑是一种莫大的鼓舞，这意味着中共所提倡的新政府，不是中国共产党一人的“独奏曲”，而是中共和和各民主党派、社会贤达的“大合唱”，极大满足了各民主党派参政的热情，对于争取他们站在人民阵营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10]（P.1055-1069）
（二）利用节日口号和书信等形式宣传党的“联合政府”政策
1948年4月30日，为纪念即将到来的“五一”劳动节，中共中央通过陕北的新华社正式对外发布《中共中央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简称“五一”口号），毛泽东亲自在口号中提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紧接着，毛泽东又给在香港的李济深、沈钧儒写信，询问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对“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意见。“五一”口号的发表和毛泽东的致函对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产生了强烈的反响，得到了他们的热烈拥护，5月5号，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领导人李济深、何香凝，中国民主同盟领导人沈钧儒、章伯钧，中国民主促进会领导人马绪论，中国致公党领导人陈其尤，中国农工民主党领导人彭泽民，中国人民救国会领导人李章达，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领导人蔡廷锴，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领导人谭平山以及无党派民主代表郭沫若共同向国外各报馆通电，表示拥护中共的五一口号，赞同中国共产党关于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和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1948年8月，周恩来又派钱之光通过由党开设的贸易公司“华润公司”，以运货为名将在香港的一批民主人士安全送到解放区，并且受到了中共中央的热烈欢迎，开启了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和人民政协的伟大实践的新篇章。[5]（P.399-401）
（三）使民主党派人士在联合政府中得以重用
中国共产党的“联合政府”的主张并非停留在口头方面，而是真正的将民主党派人士在“联合政府”中委以重任。在1949年9月21日召开的政协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中选举出的180名全国委员中，民主党派占了60个席位，其中李济深、沈钧儒当选为第一届政协副主席。在会议选举出的56位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占了27位，宋庆龄、李济深、张澜等民主党派领导人还被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副主席。中共安排如此众多的民主党派人士在新政府中担任要职，使各民主党派人士真切的感受到了中共的真诚与胸怀，从而获得了他们衷心的支持，为日后“长期共存，荣辱与共”的合作奠定了基础。[11]（P.421-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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