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梦絮语
时间：2020-09-26 07:52:24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周民震文集》出版了，有人问我有什么感想？作家出书时往往会谦虚地说：“丑媳妇终于要见公婆了！”我的这些“丑媳妇们”早已见过公婆了，就免了这句谦辞吧！坦诚地说，此刻，已进入耄耋之年的我，却有双重感想：一是幸福感，还有一种是了结感。“幸福”历来有各种诠释，我以为，当一个人的梦想最终变成了现实，那就是幸福；圆梦之后，又有一种了结的感觉，双重叠加，便是：“幸福的了结”吧！
孩童时特别喜欢听长辈们讲故事说童话，长大了一点，爱看小人书读小说，再长大一点，常钻进戏院去“打戏丁”，或省下零用钱去看电影。不能忘却的是母亲，在我十二岁时，日本鬼子打进广西，我们全家逃进深山老林，不能继续学业，母亲带了一厚本《古文观止》，天天给我和弟弟民霖讲解古文。如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归去来兮辞》，欧阳修的《秋声赋》《醉翁亭记》，韩愈的《杂说》：“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以及刘禹锡的《陋室铭》等。这些传世之作至今我仍能背诵。所有这些都无形无声地把兴趣、悲欢、喜怒、爱恨，以及对人生对社会的辨识，悄然地注入了我的心中，溶化在血液里。催生了我的成长，扩大了我的视野，增长了各种知识。我崇拜让我受益的那些始作俑者们（即作家）。于是，心中升起了一个梦想——我将来要当作家。
1946年初，我考入了栁州私立龙城中学，我的班主任陈光，后来的丘行、方宏誉等老师，都是文学素养精深的地下共产党员，陈光老师还担任过中共柳州特委书记，他们都以老师身份做掩护，干着地下革命工作。当然这些都是以后才知道的。这样，幸运之神便降临在我的身上。在他们的教诲下，我对文学的爱好被引上了一条康庄正道。老师指导我鲸吞般地阅读了大量的中外古典文学名著，涉猎中俄欧美各名家经典作品，迷醉到半夜起床在学校路灯下阅读。尤其是当时书贩从香港进入的许多苏联革命文学和解放区抗日小说对我影响最大。这样的机遇，使我的文学爱好与革命思潮自然地融合起来。
1947年10月19日为纪念鲁迅忌日，时年十五岁的我与几位同学成立了青年文学社团“奔流社”，学习探讨文学的创作思想和方法，并出版油印刊物《奔向太阳》。发表揭露旧社会的黑暗及当局反民主的独裁逆施，向往追求新的理想，虽然有些幼稚，但初生之犊的笔锋格外犀利。作为社长，记得我在首期就发表了小说《清明祭》，诗歌《我们的春天来了吗？》。同学们纷纷投稿，刊物办得诗文并茂，很快在学校里扩大了影响，吸引不少同学加入。地下党组织为团结教育追求进步的学生，把“奔流社”办成了党的外围组织。次年7月，我秘密参加了党的地下组织“爱国民主青年会”(即共青团)。至此，我的身心融入了革命的行列，使我的“作家梦”更丰富更厚重，涂上了大时代的浓墨重彩了！“奔流社”成为反动当局的眼中钉，他们伸出了镇压的魔爪，打击、盯梢、破坏，最后勒令解散。这更激发了同学们的革命热情和意志。“奔流社”转入了地下，秘密开展各种读书会及多样活动，如读书报告比赛、作文比赛等。社员已不满足于学习文学作品，而开始阅读如《大众哲学》《辩证法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政治经济学》等社会科学书籍。有些思想成熟的同学开始被党组织发展为地下党员，有的秘密走出学校被派往山区参加了武装游击队，我于1949年1月2日正式加入了共产党，作为学校学生自治会主席，党要我坚持学运岗位，发动了震撼柳州的“寻师运动”，至使反动省政府气急败坏，下令解散龙城中学。在大搜捕中，党及时把我转移到大苖山柳北人民解放总队，参加武装斗争，担任中队政治指导员，队伍在元宝山脚的卜令寨集训后，参加了攻占融水县城的战斗。直至12月底广西全境解放。
解放后，广西面临着与数十万残匪的生死搏斗，我的连队在柳北地区的崇山峻岭中经历了一年多的惨烈剿匪，腥风血雨考验着年仅十七岁的学生哥的意志和勇气。因为我们连队在剿匪中表现出的战斗力，1951年2月被全建制调往抗美援朝前线，加入著名的志愿军第38军。停战后的1954年底我才被转业到广西文化部门工作。在这一段炮火轰鸣、硝烟迷漫的戎马生涯中，我并没有忘记自己的梦想，我手中那支破旧钢笔在大大小小的毛边纸上写下了歌剧本《归队》、长诗《不可征服的人民》、长篇小说《剿匪英雄传》(未完成)，可惜这些作品都在战斗流动中散失了。它只是证明我的梦想自从融入了革命的因素后，不但没有改变，而且更坚定了：“革命与文学”联姻。
之后，我努力在与时间赛跑，一面工作，一面创作，一会儿风光，一会儿被批判，还要在各种政治运动中煎熬，磕磕碰碰跌跌撞撞地迎着时代的风雨走了过来。终于在1959年（二十七岁）成为了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戴上了作家的桂冠。但我基本上还是业余作家，做过基层干部，当过编辑，也做过剧团的编导组长等。改革开放后，我突发创作力，三四年内写了近十部电影文学剧本，奔走于北京、上海、长春、西安、广西各电影制片厂，大多拍成了故事片，在国内外放映。1982年我荣幸地被选为党代表参加了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接着，组织送我到中央党校学习了一年，毕业后担任了广西壮族自治区文化厅厅长，自治区党委委员。还有许多的头衔：如全国政协委员、广西人大常委、全国文联委员、广西文联副主席……值得珍视的还是我曾被当选的几个学术性的称谓：首届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作家协会少数民族文学委员会委员、首届中国电影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电影家协会理事……。这次整理出版文集，细算了一下“流水账”，我创作的电影文学剧本共有二十部，被各电影制片厂拍摄成故事片在国内外放映的有十三部，（其中《甜蜜的事业》与《春晖》获得全国性大奖，《三朵小红花》和《心泉》获自治区铜鼓奖）另外未拍成影片的七部剧本也都在各刊物上发表；还创作了十四部舞台戏剧剧本，大都参加过各种会演而获奖，并在各地广泛演出或出版。(以上电影和戏剧剧本中有几部是与人合作的，这也是那个时代的创作特色之一。我将在剧本首页上详细标明)至于小说散文文论也有两百余篇。（均在全国或省级报刊发表，大多结集出版）还合作编写了两部电视连续剧。出版了书籍十五种。这份流水账对于专业作家是很寒碜的，但对于我这半专业半业余也算尽力了，权且是圆了少年时的一个梦想吧。我曾在一篇散文中写到，我一生只做了两件事：“革命与文学”，但是两件事都没有做得很出色，我的潜能还没有发挥到极致。客观原因不必说，主要还是我的天赋、功力和努力都不足。作家的梦虽然实现了，但这个梦很平淡，并不精彩啊！
也许当下有些人会说：革命和文学相融合是你们那个时代的事，现在已经过时了。
其实，这不仅是对革命的无知，也是对文学认知的肤浅。广义地说，革命是一个事物发展从量变到质变的全过程，是时代车轮滚滚向前的原动力，它永远代表人类社会前进的先驱思潮。革命中的暴力，只是事物质变时的瞬间罢了。作为人类文明火花的文学，如果缺失了革命的内涵，也就缺失了时代的先进性，它还有什么意义呢？
文学是怎样产生的？任何作家，当伏案提笔时，他第一个思维就是“写什么？”“为什么要写？”这会有许多不同的答案。一般来说，我归纳有三种：一是“工具论”，把文学当作达到某种目的的工具，如阶级斗争的工具，政治博弈的手段。是“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武器，为某种政治理念政策作宣传。这当然曲解了文学的本质，但在某种特定的短暂时期，它难以避免地扮演着这样的角色。回报的灾难就是文学作品的公式化概念化类型化，最终取消了文学。二是“自我论”，把文学当作纯粹宣泄自我情感和欲念的载体。当然不能否认文学作品是客观世界通过作家头脑反映出来的产物，作家是通过自己体验过的感情来感染读者的。但“自我论”摈弃了任何客观真理的标准和社会共识的底线。文学作品不是孤芳自赏的玩物，它是社会公共的精神产品。因此，文学天然的被赋予了一种特殊的社会责任。无限的宣泄自我的“我”，便成了一个关键词！“血管里流出来的是血，水管里流出来的是水”，说得再透彻不过了。三是“镜子论”，有人说，作家是一面镜子，只要真实地反映芸芸众生社会百态就可以了。最近不是有青年作家说：“我看见什么就是什么。”如此文学，作家可以休矣！因为人人都有一双眼睛，都是一面镜子呀，作家的眼睛应是一双慧眼，它要“入木三分”，还要“火眼金睛”才能看透复杂的社会万象，潜移默化人的心灵，岂是一面镜子能做到的吗？何况谁敢说你那面是不是“哈哈镜”呢？在当前社会转型期中，泛滥着五花八门的文学理念。有的宣称为金钱美色而创作是天经地义的；有蓄意炒作制造假新闻而沽名钓誉的；有以错误的价值观蒙混青少年追逐享乐主义的；有俗不可耐的无厘头搞笑的，更有一些所谓“枪手”专为人捉刀代笔的“作家”，令人目瞪口呆！
那么怎样才是正确的文学观呢？换句话说，作家是怎样进入文学创作的？我认为，这是一条环环相扣的链条。首先有了一个存在的客观世界：千奇百怪的社会和活动在那里的千奇百怪的各种人物极其复杂的关系，我们通常简略的叫做“生活”。作家游弋在“生活”中，或亲历或观察或耳闻或以感情去感受，于是便占有了大量的“生活素材”，这是第一条链扣；作家在大脑中将它们加以整理、判断、分析后，产生了感染感慨或感动，便称“有感”，这是第二条链扣；第三就形成了作家特有的敏慧、锐意和观念，产生了与不同于常人的“有感而发”的强烈冲动。第四个链条就更特殊了，作家不是用说教来发言，而必须以艺术的构思，引人入胜的情节，真切的人物形象，生动的生活细节以及文学的语言等等，建构成一个令人赏心悦目喜闻乐见的文学艺术形式，或小说或戏剧或影视或诗歌……然后才通过各种渠道推向社会，以各种方式注入读者或观众心中。从这一连串的链条可以看出，文学的第一要素就是首先占有越多越好的“生活”，而作家的思想感情、政治素质、道德修养、精神状态，艺术个性，独特创新是决定性的因素！作家的水平，决定了作品的水平。
当然，我这样讲并不等于我已能做得很好了，但至少我一直把它当成目标去追求。但是，我们这一代作家，在一段时期里，并不能完全按文学的规律来进行创作，常常不可避免地受到政治环境的掣肘，躲不开“工具论”的影响，还会有某种思想观念的限制，人性的扭曲，作品中的公式化概念化踪影屡屡出现。作为一个真诚的作家，我尽力作了不少努力来闪避，来掩饰，甚至“偷梁换柱”。我说过，我的创作之路是在夹缝中走过来的，这不等于“钻空子”，而是尽量既不“触雷”翻船，又要驶向彼岸，特别是拥有大量观众的电影戏剧，审查之频之严，令人胆寒而敬畏！好在我主要的作品都是在改革开放以后创作的，那时创作环境已大大宽松了，解放了文学生产力。
回顾我的创作，还要加重的提一提我所处的那个斑驳陆离而又精彩纷呈的时代。我这一生伴着中国有史以来历史步伐跨度最大，物质与精神生活进步最快，政治体制和理念变革最多的社会大转型时期。在大起大落的历史进程中，我亲历和参与了：一个积贫积弱的旧中国怎样走向并成为一个强大崛起的新中国的历史跨越。那么，我的作品在这一伟大变革中会留下这个时代的一点印迹吗？能成为历史演变情境中的见证吗？我想应该是可能的。不论我的作品的文学价值如何，但它能对时代生活有了点滴的反映，就足以使我欣慰了。这也是我所以出版这本文集的本意之一。
这部近三百万字的文集，分为五卷。第一卷为电影文学；第二卷为电影电视文学；第三卷为小说散文；第四卷为戏剧文学，第五卷为文论诗歌和附录。在我创作的二十部电影文学剧本中选了十八部，在创作的十四部舞台戏剧本中选出了十一部，不是因那些未选上的剧本有什么问题或质量如何被淘汰，而是因为时间久远，有的巳找不到完整的原创本和发表过的刊物。小说散文文论中也有些发表后就不翼而飞了，诗词压根儿就没有蓄意保留。我的作品中为何特别青睐电影和戏剧呢？它占了我全部创作的三分之二左右。这是有缘由的。1956年当我还是个文学青年时，拜识了当时文化部电影局局长、电影文学大家夏衍先生。他来广西参加青年作家一次会议，专门讲了被称为文学新生儿的电影文学剧本创作，引起了我极大的好奇和兴趣。于是我特意拜访了他，他为我系统地讲授了有关电影剧本的创作问题，使我受益一生。当年我写成了第一部电影文学剧本《双仇记》，亲赴北京请教他，他看后，细心提出了很多珍贵的意见，然后写信让我去上海电影制片公司找领导人袁文殊同志。这个幸运的开端使我与电影结下了终身缘。还有一个原因是：电影的影响太大了，当时国产影片一年只有十几或几十部，与亿万观众对电影的需求差距很大。常常一部新片放映，就会出现“万人空巷”“街谈巷议”的情景！这对于一个作家的诱惑力和责任感是至高无上的。人民的需要，作家怎能无动于衷呢？至于戏剧，除了上述因素外，还真有点“遵命文学”的味道呢！那时不是很热中于搞各种戏剧会演吗？在没有电视的时代，人们把看戏当作一种奢侈的文化享受呢！
应该特别提到的是：电影文学和戏剧文学除了作为可阅读的平面文学形式外，它更是为可观看的立体综合艺术提供了基础和灵魂，当文学剧本成为影片和舞台戏出现在观众面前时，还融入了导演、演员、摄影、音乐、美术、录音、灯光等艺术和技术手段。我所创作的电影文学和戏剧文学之所以拥有千千万万的观众应由衷地感谢他们在艺术及技术再创造中付出的艰辛劳动，特别要提到的几位导演：著名电影艺术家陶金导演、喜剧大师谢添导演、作家吴荫循导演，还有著名戏曲导演江波，在我们多次合作中使我受益甚丰。
末了，我的这些作品，不过是文坛沧海一粟罢了。既不想过分谦虚地说它一钱不值，也不想“王婆卖瓜”。这些东西早已在众多的观众读者中各有评说了。毕竟是过去时代的产物，离开了时代背景来评价，就不是历史唯物主义者。同行常说：电影是遗憾的艺术，其实所有文艺形式的作品都不可能是绝对完美的，这是因为作品本身有着复杂的因素，如时代、观念、风格、个性等的差异，即便是相对完美的作品，也会因具体的“受众”不同，感应也是各异的。这就是常说的“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吧！王冕（元代）有绝句一首云：“吾家洗砚池边树，个个花开淡墨痕。不要人夸好颜色，只留清气满乾坤。”坦然地说，我的所有作品都不是完美的，遗憾伴随着每一个篇章。所以这次结集出版，我对当时的这些“淡墨”作品，保持原汁原味，只字不改，包括电影摄制时导演对文学剧本作的增删修改，我基本上谢绝好意，保留我的文学剧本中的原创版本。赤裸裸地交出去，才是我的本意。至于留下的是否是“清气”还是“浊气”，或清浊兼容，就由大家评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