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金融危机爆发的深层原因及其对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变迁的影响

[内容提要]美国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并不简单，它不仅仅涉及经济层面的问题，在更深的层面，还涉及两个重要的因果关联，即国际经济体系扩展、政治经济权力结构变迁与金融危机的关系，以及金融危机与近30年来美国国内政治重大变迁之间的关系。同时，此次危机的影响也远远超出了经济领域的范畴，导致了国家间权势的此消彼长，大国关系的明显变化，以及主要国家经济、政治、外交政策和战略的深刻调整。这一切都不可避免地会对现有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及其变迁产生重大影响。

[关键词]金融危机　美元本位制　保守主义　垄断财团　国际政治经济秩序

中图分类号：F83712·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369(2009)2－0001－08

在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之初，我们讨论危机与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变迁的关系问题，多少会被认为有些夸大其词。但是一年后的今天，世界经济形势的恶化程度大大出乎了人们当初的预料。次贷危机已逐步演变成全球金融危机，国际经济组织和多国联手救市效果欠佳，许多国家经济状况日益恶化，一些国家甚至挣扎在破产边缘，全球性的经济衰退正在逐步变为现实。与此同时，国际政治经济体系的权力结构及主要大国的经济、政治、外交政策也在发生相应的调整。种种迹象表明，此次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并不简单，它的影响也远远超出了经济领域的范畴，并不可避免地会对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产生重大冲击。因此，深入分析此次金融危机爆发的深层原因，探讨其与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变迁的关系，无论对于预防和抵御金融危机，还是把握当前和未来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变动趋势都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美国金融危机爆发的深层原因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无论从波及的范围、影响的深度，还是从冲击的强度来看，此次危机已不是简单的信贷危机。从当前大多数经济分析来看，危机的爆发牵扯到以下几个层面、不同领域、长期积累的问题：在美国国内经济层面，从金融领域我们能够发现缺乏监管的金融泛滥造成了美国金融信用体系的断裂；从美国国内经济结构上，我们能够看到美国虚拟经济相对实体经济不成比例扩张所堆积的经济泡沫的破裂；在国际货币体系层面，我们可以发觉美元本位制所导致的美元流动性泛滥、全球贸易失衡，以及现有美元储备体系的脆弱；在世界经济层面，我们同样可以发现愈益明显的全球经济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失衡(世界现有的生产规模已经远远超出了现有的消费能力)。总体来看，上述分析在经济层面是比较全面和细致的，但是仍然存在两点明显的不足与缺陷。第一，经济研究与政治研究的隔离。正如国际政治经济学著名学者苏珊·斯特兰奇在《国家与市场》中所强调的，“将政治学与经济学作为两个互不相干的学科独立进行研究是片面的，是权力决定了权威与市场之间的关系。除非施展权力和拥有权威的人允许，否则市场不可能在政治经济功能方面发挥主导作用”。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发现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层面，金融危机爆发与国际经济体系的扩展、政治经济权力结构的深刻变迁同样密切相关；第二，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研究的脱节。事实表明，国际体系内所有重大问题都与国际、国内两个层面的因素密切相关。从这个视角出发，我们同样不可忽略金融危机与近30年来美国国内政治重大变迁之间的密切关联。本文认为，后两个层面的研究有助于探究金融危机体系结构层面的深层原因，有利于挖掘导致金融危机爆发的美国国内政治的根本诱因。总之，与单纯的经济分析相比，对后两个层面的研究更侧重危机爆发原因的根本性、全面性，体现了更深刻的内涵。

1　国际经济秩序变迁与金融危机的关系

随着全球化的逐步发展和深入，国际经济秩序也经历着重大的变迁。这种变迁可以从当前世界经济发展的三大突出特点表现出来：第一，全球经济体系的扩展与愈发紧密的相互依赖关系。这主要指随着前所未有的全球贸易、金融的扩展和融合，今天贸易和金融的触角已几乎伸向全球的每一个角落。世界上大大小小的国家、组织、公司、团体、个人的活动与利益从没有像今天这样密切相关、互相依赖。第二，全球经济权力结构的多级化趋势。即与全球经济不断加强的相互融合和依赖相伴随的，以原有的成熟工业经济体在世界经济地位的相对下降、各种新兴经济力量崛起为标志的全球经济权力结构的多极化趋势。这些新力量主要包括新兴市场经济体(如人们常说的“金砖四国”BRICs)、富含储备的石油出口国和各种各样的权力经纪人(Power Brokers)。前两者凭借它们巨大的生产制造能力或者资源供给能力在全球经济供给链条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后者如同缝制全球贸易和金融关系网络的能工巧匠，在世界经济相互依赖的舞台上地位凸现。这些推动经济多极化的力量正在重新塑造世界经济的权力结构并深远地影响着它未来的发展。第三，非国家行为体作用凸显很大程度上侵蚀了国家主权、淡化了领土边界。“各种形式的跨国经济交流活动已超越了传统的国家间关系。这其中最明显的是货币流通，现在全世界每天接近2万亿美元跨越国际边界，而近乎90％的这些国际交易是与货物和服务贸易无关的资金流动”。应该说世界经济发展的上述三大特点也是推动国际经济秩序变迁的三个最显著的动能，它们不可避免地会对美国主导下的现有的国际经济秩序造成重大冲击。

这种冲击的直接结果就是现有的美国霸权主导下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与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愈发不相适应，存在着不可避免的内在紧张与矛盾。这至少在以下三个层面得到了很好的印证：第一，传统的以“中心－边缘”模式进行划分的国际经济秩序已不能掌控世界经济体系的复杂性。正如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在2006年联邦储备银行年度经济研讨会所承认，“成熟工业经济体与新兴市场经济体正变得越来越相互依赖与融合。随着新兴市场经济体在世界生产制造能力比重的提升，19世纪以来一直居于主导地位的中心区与边缘区划分模式显然已无法继续维持。同样，另一导致这一模式崩溃的重要变化就是资本流动的方向。19世纪处在中心区的英国，能够保持经常账户盈余并向边缘区国家输出资本，但今天作为世界最强大经济体的美国却存在着巨大的经常账户赤字，而向其提供资本输出的是新兴市场国家”。当然，伯南克有一点没有讲透，即传统的“中心－边缘”两级构建的世界经济体系具备非常明显的非对称的权力关系，即中心能够通过掌握生产和资金来控制和影响边缘。但是，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对世界经济的支配能力是逐渐下降的。最初要应对日本、欧洲经济复兴的挑战，现在要面对新兴市场经济体崛起的冲击，这一切都使维持霸权的成本变得越来越高。第二，缺乏调整的世界经济秩序已经导致一个倾斜、不稳定的体系。“尽管经济权力在很大程度上发生了扩散，但它并没有得到平等的分配。新生力量实力的增长更多体现在他们的行动能力上、而不是影

响能力上。世界经济权力的天秤依然倾向老的一极”。美国虽然缺少了对经济体系支配性的控制能力，但却仍然要保持霸权地位。不难发现现有的关于权力的各种政治安排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变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话语权的分配依然不合理、联合国的政治改革基本没有实质性进展、各种国际规范和机制的制定仍然远远落后现实的发展。第三，权力结构的变迁、体系的失衡以及秩序调整的僵化导致国际体系内各种矛盾不断积聚，进而导致各种危机的不断爆发。在经济领域最为明显的是贸易战、金融危机、能源资源的争夺、货币主导权的博弈。在政治领域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战争，冷战结束以来几场具有重大影响的战争(两次伊拉克战争、阿富汗反恐战争、科索沃、高加索冲突)无一不涉及与体系变迁密切相关的重大政治经济利益冲突。

综上所述，国际体系的扩展、经济权力的分散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政治权势的转移不可避免会导致美国权势的相对衰退，而美国要想继续维持昔日的霸权需要付出更大的成本。本文认为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在很大程度上是世界政治经济秩序在体系结构层面矛盾不断激化的一个集中释放，国际体系变迁与美国霸权之间的内在矛盾至少通过以下几条相互关联的危机传导链条最终促成金融危机的爆发。第一，美国为了继续保持支配地位，必须将其资源更多地用于军事力量、对盟国的财政支持、对外援助，以及与维持国际经济相关的各种费用，这些保护以及有关成本不是生产性投资，相反却消耗其本身不断衰弱的经济力量；第二，当这种状况一直持续下去，直至虚弱的经济力量不足以维持高昂的统治成本时，国家的财政不可避免的趋于恶化，陷入严重的财政赤字；第三，为了解决维持霸权所堆积的财政赤字的融资问题，美国需要通过“美元本位制”控制国际货币体系，然而滥印美元直接导致了全球性的信贷泡沫、美元流动性泛滥，以及前所未有的贸易失衡；第四，全球性的贸易失衡使得贸易顺差国家持有巨额的美元外汇储备，它们中的绝大部分以购买美国债务的投资方式重新流入美国，这也使得美国这个世界上主要的赤字国家变成了历史上债务负担最重的国家；第五，重新流入美国的资本如同注入银行体系的高能货币一般催生了美国金融行业疯狂的金融投资与信贷创造，直至形成经济泡沫，而当信用创造制造出超出自身支付能力的需求的时候，不可避免会导致信用的断裂；第六，美国金融行业的超前发展与金融监管机制的严重滞后促成了危机的爆发，而金融触角伸向世界每个角落的惊人能力与国际金融监管机制极度薄弱的现状也决定了此次金融危机影响范围的全球性。

2　美国国内政治变迁与金融危机的关系

如果说以上论述从国际政治的层面探讨了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变迁与金融危机的关系，那么以下内容将尝试从美国国内政治层面来探讨此次金融危机爆发的内部诱因，本文认为近30年来美国国内宗教、社会、政治的变迁与此次金融危机同样密切相关，这些国内层面的因素同样通过几条相互关联的危机传导链条最终促成危机的爆发。

第一，宗教保守主义兴起对美国社会的影响。如果谈美国国内近30年来的重大变化，那么最令人瞩目的要算以基督教右派为核心的宗教保守主义势力的迅速崛起。这股势力在宗教上主张按原教旨主义、福音主义的立场去理解《圣经》和美国宗教传统，认为美国人是上帝的选民，美国是世界上唯一按上帝旨意建立的国家，因此注定要统治世界。“在有关社会、性与文化问题上，宗教保守势力坚决反对堕胎、同性恋，支持男女在家庭中的传统角色分工。在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上具有明显种族与社会歧视倾向。对环境保护问题也持漠视态度，体现了明显的反现代主义倾向”。在政治上，宗教保守势力认为政府与大众文化日益受到世俗化的危害，主张教会重新参与公共政治，作为政治压力集团向政界领袖施加压力，借以影响政府政策和社会舆论，从而实现用基督教原则治愈美国的目的。总之，伴随其势力和影响不断壮大，美国宗教保守主义的上述价值、主张已经全面渗透于美国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之中，并对其产生了重大冲击和影响。正如研究美国宗教政治的著名学者乐马可所言：“美国宗教右派势力的迅速崛起，已不能把宗教排除在美国政治生活的研究之外了”。

第二，宗教保守主义与美国国内政治的变迁。宗教保守主义推动美国国内政治变迁主要体现在两方面：(1)与共和党联姻推动美国政治南方化。20世纪70年代，以南方州为主、拥有庞大民众基础、社会资源的基督教右派因不断加剧的政策、利益分歧而与民主党近乎决裂。他们迫切需要新的政治代理人，以使自己的价值、利益在政治生活中得到有力表述。与此同时，处于逆境中的共和党也开始检讨自己的政治路线，需要获得新的选民基础。相互需求促成两者结成政治联姻。这种联姻的直接结果就是极大地推动了“美国政治的南方化，以及令人注目的共和党围绕宗教的重组”。(2)宗教保守主义与新保守主义结盟，助推共和党取得政治优势。得益于自由主义衰退而崛起的基督教右派和新保守派，一个活跃于社会基层、具有广泛的民众基础，另一个在活跃于社会文化、思想领域，对国家政策、公众舆论具有重要的影响力。双方在价值、政治观念等多方面都有共同利益，都迫切需要通过政党来获取影响政治的途径。在共同目标的驱使下，双方结成了相互促进、互相扶持的政治联盟。“这个联盟不仅支持共和党重新夺回了美国政坛的优势地位，而且决定了美国社会近30年的整体保守趋势。如今新保守派在很大程度上依然影响着布什政府的政治理念与政策构建，而基督教右翼是决定近两届大选共和党获胜、得以连续执政的主要选民基础”。

第三，宗教保守主义、新保守主义、垄断财团势力相互配合主导美国内政、外交。经过数十年的渗透与影响，共和党已逐渐成为三股势力获取利益的工具。正如菲利普斯强调，“如果美国有一个地区希望推行十字军式的原教旨主义来控制国家政治，那一定是美国南方各州(宗教保守势力的大本营)，而如果有一个地区最想通过国家为其谋取石油、军工垄断利益，那这个地区一定‘阳光地带’(即美国西、南部迅速崛起的石油一军工财团)，而这一切促生了一个宗教、商业、政治紧密合作的复合体”。通过分析，我们不难发现小布什领导的近两届共和党政府内政、外交、战略的制定与变迁无一不体现这三股势力的强大影响。(1)小布什本人就是一名虔诚的美南浸信会教徒，并毫不忌讳在公开场合强调宗教信仰对其政治生活的重要性。在国内，小布什政府无视环境保护问题，坚决抵制签署《京都议定书》。在社会保障、医疗问题等政策上也带有强烈的宗教保守色彩。在对外方面，小布什政府强行套用宗教非善即恶的评价标准，强调美国是福音普散的超级强国，理应成为世界领袖，甚至是整个世界的救世主；(2)新保守主义对小布什政府影响也非同小可，政府内阁多位鹰派人物与新保守主义关系密切，一些重要官员本身就是新保派份子。新保

守主义提倡的“单极世界论”和“新帝国论”在小布什政府外交政策、战略制定的过程中很有市场，直至促成通过发动战争来确保美国的霸权地位；(3)布什家族与南部德克萨斯石油、军工财团关系密切，共和党历来都是大垄断财团积极扶植的对象。在全球化时代，美国垄断财团已成为全球扩张谋取利益的急先锋。因此，美国对外政策、战略必须要控制世界能源资源、石油管道、地缘战略要地、重要航道以确保石油财团的核心利益。美国需要保持军事优势，不断向外扩张、维持霸权以满足军工财团的关键利益。美国必须要推行全球金融扩张，垄断货币主导权，以符合银行财团、华尔街的核心利益。

综上所述，从某种程度而言，宗教保守主义、新保守主义、垄断财团分别为美国向外扩张、推行霸权提供了社会基层动力、思想动力和经济利益动力，三者的紧密结合构成了不断推动美国对外谋求霸权的国内基础和动因。而与此同时，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变迁又严重威胁美国的霸权地位。于是，在国际一国内两个层面所构筑的封闭循环里，一边是夺取霸权的欲望愈发强烈，另一边是维持霸权的成本越来越高，能力越来越弱。体系内的各种矛盾不断积聚，最终导致危机在冲突最激烈的领域、治理或监管最薄弱的环节不断爆发。从国际体系近几十年的发展情况来看，金融危机并不是现有体系内爆发的第一次危机，金融领域也不是危机爆发的唯一领域。因此，此次危机可以说是现有国际政治经济体系结构矛盾不断激化的一次集中释放。

美国金融危机对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变迁的影响

通过对上述深层原因的梳理，不难看出此次金融危机所涉及的问题已经远远超出金融、经济领域的范畴(如金融监管、国际金融体系调整、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等等)。在更深的层面，它还涉及到国家间权势的此消彼长，大国关系的明显变化，以及主要国家为应对危机所不得不进行的经济、政治、外交政策和战略的深刻调整。这一切都不可避免地会对现有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及其变迁产生重大影响。为了更好地分析这种影响，本文将尝试性地回答以下三个问题：此次金融危机对现有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造成了哪些冲击?这些冲击是否从根本上动摇了现有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基础?金融危机对未来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变迁有何影响?

从目前事态的发展来看，此次金融危机对现有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地冲击大体体现在以下三方面：(1)对美国霸权经济基础的重大冲击。总体来看，美国经济受到的打击是十分沉重的。大型金融机构不断破产，巨型投资银行、商业银行接连倒闭。美国政府投入巨资救市，但仍未阻止危机恶化。当前金融危机正逐渐向实体经济蔓延，由于信贷恶化，美国制造业萎缩速度显著加快，失业人口迅速增加。正如美联储前主席艾伦·格林斯潘所说“这是自上个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美国陷入的最严重的金融危机”。尽管金融危机具体的损失尚未明确，但其不可避免地会削弱美国维持霸权的经济基础。(2)对国际经济治理体系的冲击。金融危机进一步暴露了布雷顿森林体系机制的缺陷和调解的乏力。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美元本位制被认为是导致全球贸易失衡，促成金融危机爆发的重要原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在预防和应对危机、维护世界经济稳定方面的糟糕表现，已使其内部管理结构(权力分配)的正当性、机制效率和管理职责备受争议。国际社会要求对国际经济治理机制进行改革的呼声也越来越高。(3)对全球政治治理体制的冲击。金融危机的严重程度已使得美国不得不依靠国际社会的合作和协调来共同解决问题。当前，新兴经济体在抵御金融危机蔓延、维持全球经济稳定中的作用不断凸显。全球政治最引人瞩目的变化莫过于更具代表性的G20取代了战后一直垄断世界经济命运的G7，登上了决定世界政治经济未来走向的舞台。

金融危机很大程度上是在考验现有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稳定性。尽管当前金融危机对美国和世界政治经济体系造成了重大冲击，但通过分析，我们不难发现当前的冲击更多还是体现在量的层面，并没有从质上改变现有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基础。原因如下：(1)虽然美国在金融危机中损失惨重，但在决定世界政治经济发展的四个权力结构上，美国依然处于绝对优势地位。在安全结构上，美国仍然是军事实力最强大的国家，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影响和左右其他国家的安全、地区和国际体系的稳定。在生产结构上，美国仍然在高技术、高利润制造业中保持优势，这使其能在全球产业链条中长期处于上游主导地位。在金融结构上，美元仍将是世界上最主要的储备货币、结算货币之一，美国在很大程度上仍能主导着全球的资本流动和信贷发放。在知识结构上，美国的知识创新能力依旧出众，美国的价值观、社会文化、生活方式等软权力在全球仍然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因此，作为现有秩序最大的受益者和维护者，美国维持霸权的意愿和能力在未来相当一段时间都不会显著降低。(2)金融危机发生后，欧盟的表现一度非常活跃，不仅率先对美国主导的国际金融体系提出挑战，而且在2008年第七届亚欧峰会上，意欲拉拢新兴经济体一起迫使美国做出让步的战略意图十分明显。但是随着金融危机的扩散，欧盟自身经济也受到严重冲击。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崛起同样意味着欧洲对世界经济支配能力的相对下降。此外，在关键时刻总不能形成统一的声音，一直是欧盟外交政策和战略的一大软肋。欧盟内主要大国法国、德国、英国在如何缓解金融危机冲击、刺激欧洲经济增长、改革国际金融体系等问题上也存在明显分歧。美欧在华盛顿峰会达成的共识与欧盟最初的改革期望相差很远。种种事实表明欧盟现有的实力仍很不足，无法动摇现有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基础。(3)新兴经济体在国际体系中地位和作用的不断提升，但其更多是体现为行动能力的加强，而不是影响能力的提升。无论从意愿还是从能力来讲，新兴经济体对世界政治经济的影响依然有限，国际社会对其实力的评估很大程度上也是基于未来发展潜力的预判。从现实的角度出发，这些国家目前最迫切需要解决的不是如何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而是如何进一步提高在世界政治经济治理层面的知情权、话语权和规则制定权。(4)全球相互依赖的不断加深已使得彻底替换现有政治经济秩序的成本实在太高。从某种程度而言，G20所代表的世界政治经济主体力量，尽管与现有的政治经济秩序都存在大小不一的矛盾，但或多或少都是现有体系的受益者。巨大的成本代价、密切的共同利益使得主要国家倾向于选择协调与合作，推行渐进式的改革，修补现有国际秩序，而不是彻底的替换。

从某种程度而言，此次金融危机的爆发及其重大影响是向国际社会传递了一个重要信号——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正处在变迁的关键阶段，同时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对于前者来讲：第一，金融危机的爆发为国际社会进一步推动国际金融、货币体系改革，维护国际金融、货币体制稳定及其公正、健康、有序的发展创造了重要的

机遇。第二，世界各国密切协作、共同防范和抵御金融危机对于进一步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完善国际经济规范和制度，建立健全的国际经济治理体制，营造有利于全球经济健康稳定发展的环境提供了重要的契机。第三，国际金融、经济领域的有效改革有利于为推动国际政治治理体制改革积累必要的经验，有助于为国际社会探索和平变迁机制，促进国际秩序平稳、有序的过渡创造必要的前提条件。当然，在上述机遇面前，国际社会也不得不面对多项重大挑战：第一，国际社会能否及时、有效地遏制金融危机的恶化与蔓延，防止全球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的抬头。当前，国际金融危机已从局部发展到全球，从发达国家传导到新兴市场国家，从金融领域扩散到实体经济领域，国际经济组织和各国纷纷采取措施联合救市，但效果依然欠佳。如果这种趋势得不到及时、有效的遏制，进而造成全球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的兴起，那么很可能会对世界经济发展造成重创，进而扭转国际秩序变迁的方向。第二，多边主义能否压倒单边主义、约束美国霸权。金融危机如何解决很大程度是对国际社会现有多边主义的一次重要考验。美国虽然同意对国际金融、货币体系进行改革，但也“显然不会认真考虑创建某种超国家的金融监管机构约束其主权，无论在原则上有多么可取，美国仍将在可预见的将来保留决策权”。此外，不管是奥巴马击败麦凯恩入主白宫，还是民主党取代共和党控制国会，美国对外政策的核心目标(维持美国的霸权)都不会因此发生根本的变化。对于后布什时代欧洲与新兴国家来讲，如何让奥巴马维持美国向世界的开放，减少美国对世界的干预仍然是一个艰巨的任务。第三，新兴经济体能否真正将手中的潜力转化为实力，并将实力变成现实的影响力。从目前来看，至少存在内外两大障碍：首先，新兴经济体自身的持续发展还存在很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如经济增长很大程度是以牺牲环境、过度消耗资源为代价；经济发展过度依靠出口导向模式，对外依存度偏高，内需严重不足；产业结构调整滞后，创新能力不强；经济与社会发展失衡等等)，金融危机也使这些问题变得更为突出。其次，西方依然牢牢地保持着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话语权。如果权力因为新兴经济体的到来而不得不重新分配，那么美国和欧盟希望谁转让的更多一点呢?显然，无论从心理层面还是从具体操作来讲，这种转变都不会是一蹴而就的。综上所述，未来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变迁仍然是一个错综复杂的过程，国际政治经济秩序能否更加公正、合理，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世界各国、国际社会如何把握当前的重要机遇，如何应对潜在的重大挑战。

当前，国际金融危机仍在不断恶化并向全球蔓延，中国的经济发展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因此，仔细了解此次金融危机爆发的深层原因，认真分析金融危机与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变迁的内在关联，无论对中国自身预防和抵御金融危机冲击，还是配合国际社会共同维持国际金融稳定，促进世界经济发展，推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合理改革都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启示价值，值得我们进行深入的思考和研究。

(责任编辑：张晓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