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字开路，突出综合素质和运用能力培养
时间：2021-02-06 07:59:32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做一个“杂家”，对做好编辑工作至为重要，这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杂家”虽然不是靠眼前的学位、学历教育培养出来的，但在编辑出版学的教学过程中树立“杂家”意识，灌输“杂家”思想，有目的地提高学生的综合素养，增强其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为其适应工作并做出成绩奠定扎实的基础是十分必要的。
一、在教学过程中灌输“杂家”思想
编辑出版学是编辑出版专业的主干课，内容非常丰富。我在授课中，将学生们能够在课下阅读和理解的内容，一律留给学生自学，而在课堂上围绕编辑出版学讲授书本上涉及不多或没有涉及的内容，其中最好的办法莫过于通过讲授具体的事实让学生们体会到做一个“杂家”的重要性。
在正式讲授编辑出版学之前，我用了四课时讲述“怎样学习编辑出版学”，重点讲了十个方面的问题，即：养成品评图书的习惯；随时留心图书市场的变化；养成为图书纠错的习惯；多读书话书；多读编辑家、出版家的传记和回忆录；多读编辑家、出版家的文集；多练笔，试写一些书评和图书广告；多读与编辑出版有关的报刊；尝试编辑或制作一本书；多在“杂学”方面下功夫。为此，我特别强调了“杂学”的重要性，并试图为“杂学”正名。我认为，所谓“杂学”，实际上是针对专门的学问而言，通常不应含有贬义。而要成为一个真正的“杂家”比成为一个专家难度要大得多。照我的理解，真正能够称为“杂家”的，必然是“大家”。说得再明确一点，真正的“杂家”就是“博学家”。古今中外，没有一个“大家”不是“杂家”的。远的不说，近一点的，我们所熟悉的鲁迅、郭沫若、钱锺书、周振甫、启功等成就斐然的大学者，又有哪一个不是“杂家”呢?我还常常想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鲁迅那个时代的出版物质量大都比较高，很少有明显的差错，而现在的出版物却常常错误百出，竟然是“无错不成书”呢?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那个时代编辑的水平比较高，尤其是在“杂学”方面，与作者不相上下，因此才能为作者把关。而现在的编辑主要的缺陷在于“杂学”的储备不够。一个编辑平时所面对的，是知识背景不同、文字风格各异的作者。这些作者的劳动成果都要汇集到编辑手中，如果编辑没有充分的知识储备，是不可能做好编辑工作的。
为了说明“杂学”的重要，我列举了当前图书出版中的几个事例。
例一，湖南美术出版社的《齐白石书法》和《齐白石印谱》，文字量很小，大部分内容是图版，但文字却是错误百出。编辑把《齐白石书法》中的“楷书”标注为“隶书”，把“隶书”又标注为“篆书”。在《齐白石印谱》一书中，编辑出于好心，为作品加了释文，但由于不甚通晓篆书，致使出错很多，如把“悔乌堂”释为“悔鸟堂”，将“九二翁”释为“九九翁”，将“慈园居士”释为“慈园居主”，等等。这些内容，编辑出版学是不会讲到的，但是我认为，一名编辑，尽管不一定是书法家，但对于书体、书风以及书家还是应该有一个大致的了解。借此机会，我结合《齐白石书法》和《齐白石印谱》，向学生们介绍了一些有关篆书、隶书、楷书、行书、草书以及篆刻的知识，同时还向他们讲明，对于书画、篆刻类的书籍，最好是采取传统的右翻页的形式，这样可以给读者的阅读带来很大的方便，同时也避免了长卷、信札的间断问题。通过这些知识的讲述，使学生们对于书法的源流和演变有了初步的了解。
例二，三联书店出版的钱穆《新亚遗铎》一书中将《兒宽传赞》的“兒”排成了“儿”，即将“兒”误认为“儿”的繁体字，径直改为“儿宽”。其实，“兒”通“倪”，均是姓氏，万万不能简化为“儿”。针对这个问题，我在课堂上特地告诉学生们汉字中涉及姓氏、人名、地名的字是不能随意简化或改为繁体的。比如，“师范”的“范”字存在繁体字，但姓氏中的“范”只能是“范”字，没有所谓的繁体字。而且，在对名家著作的编辑中。也不能随意按照现在的汉语规范进行改动。比如，对于鲁迅先生《为了忘却的记念》中的“记念”，就不能改为“纪念”，“绍介”也不能擅自改为“介绍”。
例三，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云乡丛稿》一书中，责任编辑将作者邓云乡先生谈论《北平笺谱》中的“饾版”和“拱花”均改为“逗版”和“烘花”。之所以这样改动，是由于责任编辑不知道“饾版”和“拱花”的真正含义，或者说，他们没有见过这种印刷技术。实际上。“饾版”和“拱花”是中国明末清初套印技术的最高成就，在出版史上有着很高的地位。只不过是，由于此种技术流传范围不广，大多数人不知道它的具体含义，因此，在编辑过程中就容易出现妄改和擅改的现象。基于此，我将自己平时收集的以饾版、拱花技术印制的笺谱和笺纸拿到教室，向学生们讲清楚饾版、拱花的来历和特征，同时让他们亲自触摸这些实物，增强感性认识，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例四，西北大学出版社的《鲁迅藏画欣赏》一书中收录了一幅鲁迅友人刘笠青画的《天风海涛》，前三个字一眼就可以认出来，“涛”字的写法则有些特别。是用汉魏时期印章用字(称为“缪篆”)书写的。该书作者将其误认作“泻”字，并在书中做了如此的解释：“《天风海泻》为水墨写意之作，笔墨浓淡有致，海水与树木动感分明。不过，题为‘海泻’，似有不确，因画面并未见海水汪洋，且写一小舟，上立一人，更示人以放舟江河之感。”其实，画家并没有题错，篆书的“涛”字通过查阅清人桂馥的《缪篆分韵》就可解决，但作者和编辑对此都不熟悉，因此出现失误。针对这件事情，我不失时机地告诉学生们，我们不一定成为书法家，但应该具备辨别书体(篆、隶、楷、行、草)的能力，同时，也应该能够借助有关工具书辨认篆书、异体字，不然就会出笑话。
例五，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了一本《雀巢人物画稿》，让人觉得书名有些奇怪，因为在古代诗文中，“雀”是令人生厌的飞禽，大多将之比喻为目光短浅、胸无大志的人，人们很少在斋号中使用这个字。翻开内文，才发现出了大错。原来，这本书是《鹤巢人物画稿》，郑孝胥题写书名时，写了一个“鹤”的异体字“寉”，编辑误认为“雀”，因此就把“鹤巢”改为了“雀巢”。
在讲授“绪论”的时候，我结合“编辑”、“出版”的起源介绍了为数众多的编辑家、著作家的事迹和作品以及大量的典籍，并采取课下准备、课上提问的办法督促学生掌握一些基础知识，逐步提高素养。比如，让学生查找“二十四史”的书名、作者，查找《四库全书》的七处收藏地，《鲁迅全集》的五个版本，《汉语大词典》、《汉语大字典》的收词(字)数量，《中国大百科全书》的编纂时间、卷数等。这些知识，表面上看起来都是一些“记问之学”，琐碎不堪，但对于提高学生的素养却非常重要。因为，他们通过对这些知识的查找，又得到了大量的知识，逐步找到了从事编辑出版的门径。
编辑出版学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选题策划，其中自然有一些规律性和原则性的东西。我在讲课中所强调的是，能不能找到好的选题，能不能完成图书策
划，技术、技巧方面的东西不是最重要的，因为这些东西每个人都可以掌握。最根本的问题仍然是编辑的素养。比如，近年来比较成功的图书选题《老照片》、《哈利·波特》、“现代文学名著原版珍藏”、“闲趣坊”等，都是以编辑人员的素养为基础的。我对学生讲，好的选题的产生往往是一瞬间的事情，但是，“妙手偶得”的背后一定是千锤百炼。要想找到好的选题，就必须进行充分的信息准备，而信息准备的最好方式就是多读书，多思考，丰富学识，提高素养，从各个方面去寻找合适的选题。
编辑出版学的另一项重要内容是组稿。而组稿最重要的是与作者的沟通。那么，怎样才能与作者进行沟通并达成默契从而保证书稿的质量呢?这仍然是由编辑人员的素养所决定的。假如编辑对作者所研究的领域一窍不通或知之甚少，怎能和作者进行沟通并深入交流呢?又怎能为作者把关呢?我还告诉学生，编辑的谈吐、举止，无不体现着他的素养，假如我们今后从事编辑工作，就要处处尊重作者。比如，约稿函不能打印，一定要亲自书写，字迹要清楚、美观，措辞要通顺、文雅，态度要诚恳、认真，格式要正确、完整，这样才能够得到作者的信任，才有可能组到理想的书稿。
审稿是编辑的主要工作，同时也是编辑出版学教学的重点章节。我在讲授过程中，除了介绍审稿的作用、任务、内容、方法、程序之外，主要侧重于提升编辑的素养同审稿的关系，其目的在于让学生体会，审稿反映了编辑的素养，包括政治素养、学术素养、文化素养、知识素养、文字素养等。我在课堂上曾举例说明编辑修改书名对于图书传播的重要作用：中华书局曾编辑、发排了一本《张集馨日记》，由于书名一般，订数很少，不能开机印刷。为此，编辑将书名改为《道咸宦海见闻录》，结果订数大增，不断再版。这个书名不仅与内容非常贴切，而且通俗并不失典雅，这件事情的背后所体现的正是编辑的史学素养和文字素养。很值得借鉴。
在讲述有关“校对”的教学内容时，我强调，校对看似简单，实际上非常复杂，尤其是涉及“校是非”的时候，主要考察的是编辑、校对的知识素养。为此，我以新世纪出版社最新出版的《想念启功》一书中引述的一首诗为例，说明知识素养的重要。这首诗题为《夜中不寐，倾箧数钱有作》，书中全诗如下：“钞币倾来片片真，未亡人用不须焚。一家数米担忧惯，此日摊钱却厌烦。酒酽花浓行已老，天高地厚报无门。吟成七字谁相和，付与寒空雁一群。”这首诗，初看起来，没有什么问题，因为基本上可以读通。但是，如果念出声来，就会发现第四句的韵脚“烦”与前后韵脚“真”、“焚”、“门”、“群”不一致。因此，“烦”当是“频”之误，这是从诗词格律方面作出的判断。后来查看启功的手稿，果然是“频”字。这也说明，校对不是机械地核对原稿，而是要调动自己的所有知识储备，力求编辑出版高质量的出版物。
二、在课下练习和考试中注意提高学生综合素养和运用知识的能力
我在给学生布置课下练习时较多采取为图书找错的方式。即每一名学生任选一本书，从文字内容到版面设计，找出这本书存在的差错。同时规定，所选的书出版单位和作者名气越大，找的错越多，则得分越高。
这个办法很好地调动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在学生挑错的图书中，既有商务印书馆、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华书局、三联书店等著名出版社的图书，如《现代汉语词典》、《鲁迅全集》、《与鲁迅相遇——北大讲演录之二》等，也有孙犁、钱锺书、钱理群、白先勇等著名的作家、学者的著作。学生在为书籍找错的过程中。得到了很好的锻炼，因为，为别人挑错的过程也是自己丰富提高自身素养的过程。有些学生态度非常认真，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下面是部分学生取得的主要成绩：
宋娜为北京大学钱理群教授的《与鲁迅相遇——北大讲演录之二》(三联书店版)一书中找出错字40余个，引文漏字漏句19处，引文不准确62处，注释错误18处，标点错误20处。
蔡耀鋐为张大可、许盘清所著《话说三国——解读三国人物感悟人生智慧》(中国文史出版社)指出错字、病句、史实性差错、技术性差错等130余处。
易萱以中华书局《春秋左传注》、《春秋公羊传》等为参照，为岳麓书社版《春秋左传校注》指出差错71处。在校记中引用了大量的资料来证实岳麓版的疏漏和错误，很有说服力。
高燕为了给俞平伯先生的《唐宋词选释》(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版)进行校勘，以《历代词选》(人民文学出版社版)为参照，在遇到异文时，则参考《唐宋词鉴赏辞典》、《宋词鉴赏辞典》、《全宋词典故考释词典》等工具书，发现了书中的18处差错。
宋玉在认真阅读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世界学术名著《菊与刀——日本文化的类型》的过程中，随时记录、纠正书中的差错达41处。
张妍为师永刚的长篇传记文学《读者传奇》(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版)查找出用词不当12处，语序不当1处，结构混乱3处，标点错误3处，缩略语使用不当或自造词语6处，概念或指代不明5处，技术性差错5处。
通过完成课下作业，学生们得到了很好的锻炼，学会了查找工具书和相关参考书，弄清了平时不甚清楚的问题。更重要的是，通过为图书找错，学生们受到了很大的触动。因为，他们在读书过程中深切体会到，书中的大多数差错是由于编辑责任心不强、素养不高所致。高燕同学在作业中写道：“这段工作下来，真是感慨很多。第一，不要迷信任何名家名社。假如把自己看成一个业内人士，用专业的眼光从方方面面去考察一本书，我们能做的事情还有很多。第二，书到用时方恨少，更难找。为了查找资料，我几乎跑遍了文学院资料中心和图书馆。有些成套的书，各部放在不同的地方，查阅起来非常麻烦。另外就是中文图书的检索很不方便，好些书，尤其是古籍都是采用四角号码检索，但由于自己不熟悉，查找资料非常慢，真令人感到‘学无止境’。”刘昕同学在读完《孙犁书话》(北京出版社版)后深有感触地说：“在读《孙犁书话》之前，我还没有读过专门的书话书，读了这本书之后，我深深地体会到了读书话书的益处：可以了解一些自己从未看过、涉及过的图书，还可以了解名人掌故，还有文章中作者简明、透彻的抒情和议论。最值得我学习的恐怕是作者对读书的痴迷和孜孜不倦的求学精神。”
在试题设置中，涉及死记硬背的仅占10分，其他均为知识运用题，重在检查学生学以致用的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