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父戴锦荪的科研志业

祖父戴锦荪，1905年出生于屯溪隆阜一个传统的商人家庭。曾祖父戴英是当地有名的徽商、实业家。13岁时，祖父生母病逝，曾祖父续娶汪氏，其生活境况急转直下。此后，他通过自己顽强的毅力、勤勉的奋斗，从一个盐商学徒，成长为新中国一名农业科研翘楚。他一生笃志农业科研，历经磨难仍百折不回。其个人生活、科研经历深深烙下了时代的印记。

解放前后：从盐商学徒成长为农业科研翘楚

1918年祖父13岁时，因不堪继母虐待背起行囊跟年长的乡人到了浙江常山县一家盐铺当学徒。本想着“订定三年徒弟一年出师”，可是盐铺偏偏第四年关门歇业了。祖父无路可走，只有回到老家自谋生计。幸有同村村民吕德泰教他从事些农田杂事，这才有了安稳。

13岁前，祖父的启蒙教育是在曾祖父创办的隆阜农业学堂开始的，因而掌握了一些基本的农业知识，这对他以后从事农业科研大有裨益。祖父17岁就开始了独立生活，在与果农吕德泰学习培植果树、侍弄果园的同时，他还跟村民田老四学习养蜂。在培育果林和从事养蜂的过程中，祖父经常遇到一些无法解释的疑惑，因而萌发了去南京金陵大学农科求学的念头。1935年他筹足学费后，到南京报考了金陵大学农科，结果以同等学力被录取。从金陵大学毕业后，祖父先是在绩溪县农业中学执教，后从学校辞职回家，专门从事养蜂、研究蜂蜜用途和农业科研工作。此间，祖父第一次把苹果引过长江栽培成功，并利用蜂蜜加工，提炼出多种药品，在当地颇受赞誉。

1939年祖父参加了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以下简称“中农会”，1933年12月成立于南京，由陈翰笙任常务理事），并与骆耕漠（1927年投身革命事业，后成为具有重要影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杨慧莊等在屯溪筹办了皖南生产团。他们通力合作、自力更生进行生产活动，在蜂蜜滞销的社会大背景下，将蜂蜜进行深加工，制成干制蜂蜜、蜂蜜酒精来代替医疗上所需要的葡萄糖和医用酒精，交与共产党地下组织供应给新四军游击队。

1941年皖南事变爆发前，骆耕漠、杨慧莊等撤退离开皖南，中农会和皖南生产团的剩余工作就交由祖父办理。为此，国民党当局对祖父进行各种恐吓、监视、搜捕等迫害行动。祖父曾在日记中写道：“晚上经常有人蹲在我家屋前房后，有一次有持枪人冲入屋内抄查，当时我已退避邻屋躲掉。”可以想见，祖父在当局高压管制下生活举步维艰。尽管如此，祖父从1940年起到解放前并没有放弃他的科研计划，其“重点研究有苹果南移品种驯化、苹果两季结果规律探索、梨抗风灾的矮化砧木研究、中蜂品种选育、意蜂复式人工育王研究、蜂具改革等”。

1949年4月30日，皖浙赣游击支队和人民解放军二野十二军三十五师先后进入市区，屯溪和平解放。同年9月，祖父就接到皖南军区屯溪市军事管制委员会聘他为人民代表的通知书。这一天祖父格外高兴，他在回忆录中曾写道：“这是我一生难忘的事，这是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给我的莫大关怀，给我站出来当家作主人，参加讨论国家大事……从今起使我获得了革命的青春。”

新中国成立不久，百废待兴。祖父于1950年，分别受邀参加了全国科学技术座谈会，皖南区代表会议，市政建设、科协、抗美援朝等会议，并于该年冬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在这一过程中，祖父深刻体会到了“人民当家作主”的真谛，并改造了其原有的世界观、价值观。当时他和那个时代大部分人的思想是一致的：珍惜当下来之不易的和平发展机遇，对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与建设运动绝对地拥护和支持，并带有对领导人的狂热崇拜思想。

1953年，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祖父被组织安排去创办徽州专区园艺场（今安徽省歙县园艺场）。园艺场在创办之前由于血吸虫危害，是一片荒无人烟的山野。由此可以想象当时祖父在创办园艺场过程中有多艰苦。

祖父深谙实践对科学的重要性，他在1953年至1956年参加了对徽州九县一市（即屯溪市、歙县、休宁县、黟县、绩溪县、祁门县、太平县、旌德县、石台县、宁国县）22个果种、230多个品种的实地调查，摸清了这些果树的生长规律，在此基础上，本着发展生产、有利于群众的原则，确定了自己的科研课题。这一阶段，祖父的主要科研成果有：培育出防治枣疯病的无病菌，初步证实病毒传播途径是“机械伤”感染；培育出防寒耐低温的柑桔新品种“刺红”和14个月就能开花结果的柑桔幼苗；培育出双季苹果，推翻了园艺界一向认定“苹果只适于北纬37度至42度之间生长，否则开花不结果、结了果也要全部落完”的观点。祖父取得的这一系列科研成果是他对生产实践中所遇问题的解决方案，他切实做到了科学理论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此外，他还带领职工，“利用自产水果，土法生产枇杷、雪梨罐头，远销国外。同时，加工桔汁、桃、李、枣等蜜饯以及利用残次水果酿成果酒，销往国内各地。又用山芋渣制造浆糊，远销杭州、芜湖出售”。

1958年，祖父受邀出席了全国科协第一次代表大会，得到了周恩来、陈毅等国家领导人的接见。

1960年，园艺场无核柑桔（该柑桔是祖父在我省首次试种的柑桔品种）收获后，祖父和职工们遴选最好的桔子寄往北京，向党中央和毛主席报喜。事后，接到中共中央办公厅给全场职工的一封信，信中说：“你们11月给毛主席的信和无核蜜桔都收到了，你们栽培无核蜜桔获得成功，这是可喜的事情，希望你们很好总结经验，在培育新的水果品种和提高水果产量方面，取得更多、更大的成绩。”

“文革”浩劫：

笃志科研，忠诚于党

“文革”期间，祖父遭到迫害。祖父1956年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1966年11月25日被开除党籍，同时被划为 “反动学术权威”、“阶级异己分子”、“里通外国分子”、“历史加现行反革命分子”。此后，祖父多达数十次向上级提出复审请求。从基层到县委最后到中央组织部，不厌其烦地写信澄清自己、表明决心，可是就是得不到回复和复审的机会。

“文革”期间，祖父长期在精神和肉体上遭受打击。每天早上请罪一个多小时，还要挂着“历史反革命”黑牌、戴着黑袖章，下工地劳动，挖地、开沟、挑塘泥，爬树、整枝，就连节日休息时也要打扫厕所。而当时他已是60多岁的老人了。后来他又看过一段时间牛。他先后在园艺场一连、二连、三连（园艺场建场初期按部队模式成立连、排、班等基本单位）、加工厂、场部大会堂被批斗过，还有一次二连吃忆苦思甜饭他也被拉去批斗。据说祖父被批斗时，还被人用“忠”字棍打过。

不仅如此，祖父多年来的科研和生产成果也被当成“资产阶级产物”清理干净。30多篇论文和一部《养蜂》专著全被没收；还有他从建场第一天起记载了十几年的科技档案资料，也全被抄去，片纸不留。他那30亩实验园里的果树新品种，也受到株连，被下令统统连根刨掉（名曰“挖修根”），全部栽上象征着胜利果实的桃树。眼看耗费十几年心血培育的新品种被刨，他心如刀绞。“文革”结束后，在祖父强烈要求下，全场职工协作普查工作得出了“文革”期间被破坏的果树明确数量：“‘文革’前有果树89233株，‘文革’后还剩28102株（包括后补栽的小树苗），损失了61131株”。

资料被抄、果树被砍、一切科研活动被禁止，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祖父仍然没有放弃他所热爱的农业科研。对他来说，每天能和果树在一起，是他最大的安慰。因此，当他被专政队派到果园里放牛时，每天专政队员还没起床，他已进了果园。每天完成规定的劳动任务后，祖父总要绕到原来的实验园，偷偷观察几棵幸存的徽梨杂交种苗。为了这几棵幼苗，他整日提心吊胆生怕幼苗被毁，于是想到一个“移花接木”的办法：从小苗上挖几个芽，偷偷接在大树上。可是到1970年冬，这些长大了的芽接枝条还是被“造反派”砍了。当时他两眼一黑，差点晕倒。经过打听才知道，砍下的枝条已分给职工当了柴禾。他顾不上生气，赶紧挨家挨户到柴禾堆里寻找，好不容易找到28根嫁接枝条。为了防止意外，他像做贼似的躲着人，把它们移植到不被人注意的梨树上，这才保住一部分杂交组合的枝条。这些保留下来的梨树枝芽就是后来达到国际优质梨标准的杂交品种徽早“六号”、“九号”的渊源。

1975年，祖父通过8年观察、3年遴选，采用了206个标本，筛选过上万种细菌，终于找到了防治梨黑星病的菌种。梨黑星病防治有效药剂的研究，是当时世界级农业科研的课题。祖父这一发现直接推动了这一农业科研领域的进步。因为是在1967年8月1日发现这类抗菌的，祖父给它起了个代号“6781”。

那时候搞科研是犯法的，也没有任何条件，他只能凭肉眼观察。他每天在果园里转悠，有牛赶牛，没牛他就出神地瞅树干、树叶，一瞅就是好几个钟头。1967年梨黑星病蔓延，大量梨树染病，果园一片惨景。8月1日那天，祖父像平常一样在果园转悠，忽然发现几片叶子未经治疗痊愈了。祖父像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一般高兴，仔细观察，发现叶片上有伤口愈合后的疤痕，他由此断定，必然有一种菌能够杀死黑星病病原菌。一连好多天他都坐在这棵树下望着树干出神，连吃饭都忘了。有人见他这副模样，还以为他精神受了刺激，得了精神病。谁想到他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摸清了危害果树的大敌吉丁虫活动规律。5年后一个偶然的机会，他的研究取得了合法地位——1970年到1973年，场里连续3年闹黑星病，梨果三年几乎无收！“造反派”也急了，这才想起他这个“黑权威”来，便把他找来，将研究梨黑星病的防治当做政治任务交给了他——这当然是他梦寐以求、乐于接受的。然而搞科学研究谈何容易，没有实验室，没有资料和设备，甚至连一架显微镜都没有，除了配给他一位工人当助手，他一无所有。于是，他就把自己居住的那间钻风漏雨的房间当实验室。没有桌子，就在地上铺块塑料布摆上试管趴着工作。但显微镜将就不得，场里原来有6架显微镜，后来都被革了“命”，好在他熟人多，到黄山植物园找到人借了一架。就是在这样及其简陋的条件下，祖父每天伏在显微镜上进行细菌分离实验，足足两年，终于找到了防治梨黑星病的菌种，制成了生物药剂。1979年经过中国科学院有关研究所鉴定，用6781制成的生物药比目前国内使用的王牌保护药剂效果大大提高，而且没有副作用。这一成果对果树植保具有新的突破。

祖父就是在这种条件下做出了令人信服的成绩，难怪记者在访察后惊呼：“这就是20世纪70年代，一个中国科学家的实验室，其简陋程度在世界上是罕见的”。在那个整个国家陷入政治疯狂，知识分子不被礼遇的年代，祖父的事例不是个案，他的遭遇正如记者所描述一样，是一个时代的标志。

从1966年11月25日被开除党籍起，祖父每月领到工资后，就拣出一张票面5角的人民币，珍藏在一个小纸盒里留作党费。到年底，把一年积攒的12张理得整整齐齐，叠成一扎，又郑重地放进纸盒里。 1978年5月，当中共歙县县委宣布他恢复党籍的时候，他激动的热泪盈眶，双手颤抖着捧出纸盒，把190张5角的人民币交给了党。他说：“我的心一天也没有离开过党。”

老骥暮年：

壮心不已的科研老将

1978年5月，祖父恢复党籍后，也恢复了园艺场副场长的职务。1979年，祖父参加了粉粹“四人帮”后的第一次安徽省科技大会。这次大会使他既兴奋又忧虑，兴奋的是国家终于回到按规律办事的轨道上来，又开始重视科研了；忧虑的是，祖父发现，和他1950年参加的第一次全国科学技术座谈会相比，有成就的科学家大都进入花甲古稀之年，而他自己也已经73岁了。他深知留给自己的时间不多了，将大量精力投入到他所热爱的科研事业上，恨不得一天当两天过，每天都要工作10多个小时。他说：“给‘四人帮’糟蹋了十几年的宝贵时间，总要想法夺回来呀！要不，怎么为‘四化’出力呢？”

1979年，祖父被授予“安徽省劳动模范”称号。后来《安徽日报》记者鲍弘楷曾在《春蚕到死丝方尽》一文中说过这样一件事： 他们当时为祖父整理劳模事迹材料时，“因为时间紧迫，材料写好后又需要请他自己再看看，所以有关部门就为他在县招待所安排了房间，但戴老坚持当天要回园艺场，谁也挽留不住，真是归心似箭。当时我想，年岁大的人，大抵都有点怪脾气吧。事后才知道，当时他正在做一项实验，培植菌种，必须保持28摄氏度的气温，那天气候突然转冷，加上保温箱的质量又不太好，老人放心不下，他赶回去是为了半夜起来照料他的实验菌种的！”

1977年8月，邓小平在《关于科学和教育工作的几点意见》一文中强调“对知识分子除了精神上的鼓励，还要采取其他一些鼓励措施，包括改善他们的物质待遇”。此外，为了使知识分子有足够的时间搞科研，他在1978年科学技术大会上指出：“科学技术人员应当把最大的精力放到科学技术工作上去，我们说至少必须保证六分之五的时间搞业务，也就是说这是最低的限度，能有更多时间更好”。可以看到，“文革”浩劫之后，国家高层已经意识到要重视知识分子、提高科研人员的待遇与工作环境。然而现实中，基层的科研条件和科研人员的待遇仍然没有得到应有的保障。科研经费不足、行政审批繁琐、生活条件简陋……依然是摆在祖父一心搞科研道路上的难题。“文革”后，基层科研工作者所遇到的困境远比人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文革”前的研究项目几乎全部被摧毁，苗木被刨、资料被抄、实验室被占，一切都得从头开始，面临诸多困难。祖父需要一个滴滴涕喷雾筒，叫助手去领，领导说要写个报告。报告规规矩矩写好递上去以后，说还要审批。结果领导工作繁忙，根本没时间管，加上又是“集体领导”，不能一个人说了算，还得集体研究……仅办这一件小事，就如此耗时耗力，其科研环境可想而知！

祖父在有生之年想要完成的研究项目有：继续完成和推广6781，枣疯病的防治，矮化梨的研究，梨果优质高产低消耗的研究，苹果区域化试验，红花藤砧木的研究，徽梨母本源的研究，梨新品种的培育，果品综合利用的研究，山区野生资源综合利用的研究。要完成这些项目，打一半折扣也得给他10个人。后经他再三争取，除原来的助手汪炳金外，只增加一名工人和一名刚出校门的中学生。设备只给了一个冰箱和一架显微镜。这就是当时祖父科研组的全部人马和装备，真可谓“精悍”。时任徽州地委书记魏心一到园艺场参观他的科研组时，不禁大吃一惊：“怎么连间实验室都没有？”他责令场领导，立即把被占用的房子还给科研组。然而地委书记走后却依然如故……此类事可谓不胜枚举。

祖父很苦恼。他苦恼的不是别人的妒恨与刁难，而是时间不够用。尽管他抓得很紧，每天凌晨3点就起床看书、整理资料，但时间总是不够用。他被挂了一大堆头衔，除园艺场副场长外，他还是县农学会名誉主任、县科协副主任，地区园艺学会副理事长，省园艺学会理事……今天这里开会，明天那里开会，就连统战部门、工会、青年团开会也拉他去，再加上各科研部门请他作报告、要资料。此外，他还要回大量的求教信。为此，祖父曾央求记者孙玉春：“记者同志，替我呼吁一下吧。我没有别的要求，只希望在我生命最后的短暂时间内，让我全神贯注地搞科研，我要把那10个项目搞出来。”

尽管祖父惜时如金，抓紧一切时间搞科研。但毕竟他已到了古稀之年，衰老的速率不依他的意志为转移。进入晚年，祖父拿得出的科研成果就很有限了，据我们能了解到的资料来看，仅有培育徽梨杂交徽早“六号”、“九号”。

1980年11月14日，祖父溘然长逝，享年75岁。他生前一直惦记着他的科研任务，直到他病情恶化、不省人事的前一天，还在病床上作了两张纸的笔记。

纵观祖父的科研志业，他是笃志科研的读书人，利用自己所学的知识和科研发明支援革命；他是忠于信仰的共产党人，在国家面临重大危机的时期，始终保持对党的赤胆忠心。他的真诚、他的无畏，他的坚持不懈、他的忠于信仰……都将是我们一生取之不尽的精神财富。

附记：

在撰写此文过程中，戴震纪念馆前馆长胡槐植研究员为笔者提供了大量宝贵的资料，特此致谢。

[作者系戴锦荪之孙，现就读于聊城大学历史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