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开国初复旦二老追忆开国初

一

我所说的开国初,大致是指1950—1954年这最初的五年。这是全国解放以后,大学文化教育事业何去何从,认定什么方向,走什么道路的一个关键时刻。我所说的二老,指陈望道先生和郭绍虞先生。

当时的复旦大学文科,包括中文、新闻、教育、历史、外语各系,尤其是中文系,师资力量在南方地区,乃至在全国,都是数一数二的。根据我求学时期的回忆,粗粗排列一个名单,便可窥一斑而见全貌了。靳以(小说)、许杰(小说)、方令孺(散文)、汪静之(诗)、吴文祺(现代文学)、余上沅(戏剧)、鲍正鹄(教学法)、贾植芳(外国文学)、蒋孔阳(文艺理论)、郭绍虞(文学批评史)、刘大杰(文学发展史)、陈子展(文学史)、朱东润(评传)、蒋天枢(诗词赋)、赵景深(戏曲)、王欣夫(训诂)、郑枢中(训诂)、赵宋庆(文学史)、张遵骝(历史学)、王运熙(唐诗)、陈望道(修辞学)、郭绍虞(语法修辞)、张世禄(语言学)、胡裕树(语法)、濮之珍(语言学)……还有一批学界声望高的学者、作家,请他们来当客座教授或专题授课学者:冯雪峰、唐弢、刘雪苇、王元化、聂绀弩、朱光潜、徐中玉、梅朶等等。聂绀弩谈《水浒》的起源,怎样从三十六条好汉一步步演变为一百零八将,如数家珍,学术性之强,令我叹为观止。王元化的文学批评,思想之敏锐,表述之畅达,亦使我震惊。郭老请朱光潜从北大来系作美学史的专题讲座,那时我已毕业在华东师大任教,接到请柬去听课,可见那个年代办学的严肃认真。

与此同一时期,全校性大报告,内容包括政治、经济、文化、新闻、军事等各个方面,五花八门,次数之频繁,使人有应接不暇之感。几乎是每两周一次,安排在整个下午或晚上,可容纳一千多人的登辉堂,各系学生不需上面号召,都自动来听报告,座无虚席。我迄今还清楚地记得,聆听过的报告有:马寅初的人口学和政治经济学漫谈,华罗庚的数理哲学心得,金仲华、刘思慕、王芸生的新闻学原理和实践经验,郭化若的军事辩证法概要,吴黎平的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周而复的如何做好统战工作,陈毅的政治报告……这许多学者,每次作报告,都由陈望道校长亲自迎接和陪送。陈校长对每个学者先作不超过五分钟的简要介绍,便坐在讲台的一侧细心听讲,从不中途退场。而报告人的开场白都会说几句“望老的邀请是本人莫大的光荣……”望老是陈望道校长的尊称,校内外学者甚至本校学生都这样亲热地称呼他。

每逢校庆或国庆,全校性文艺节目丰富多彩,魏仲乐的琵琶独奏,周小燕的独唱,胡蓉蓉的芭蕾舞、孙道临的朗诵……由中国话剧界元老余上沅教授亲自导演中文系学生演出的大型多幕剧《屈原》,还有中文系学生集体撰写并朗诵的长诗《祖国颂》,都名噪一时,引起全校学生的轰动。

这是一个充满青春朝气的令人欢欣鼓舞的年代!

这种景象的出现,跟复旦两老——望老、郭老的办学理念不可分。

二

望老开国初已过花甲之年,个子矮笃笃,不胖,很结实。他虽是个语言学家,“老上海”,但一口浙江义乌话,始终不变。从周一到周六,每天清晨七时三刻左右,从师生宿舍直通校部的国权路上,总是人流滚滚,师生们都去上课或上班。这中间必有两位长者在内,一位是望老,另一位是他的夫人蔡葵——一双大眼,鼻子高高的,有点“洋派头”的女教授,也准时去校部上班。望老深入群众,师生们随时都能找到他。

当时望老在学界和教育界的崇高声望全国范围内是屈指可数的。他来当校长,目的是要把复旦办成一所有个性、有特色、全国第一流的名牌大学,可与全世界的名牌大学媲美。望老是五四时代的过来人,国内语法修辞学的创始人,他的《修辞学发凡》是这一研究领域中的经典之作。他长期从事编辑、出版、教育事业。他是五四时代《新青年》(上海版)的主编,还是大文化杂志《太白》的主编。他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共产党宣言》的最早译者,“中国革命的摇篮”三十年代上海大学中文系主任……开国后,他的公开身份是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副主席,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复旦大学校长。他还是个秘密党员(保密,仅市委书记一人知道,“文革”时被红卫兵揭穿了)。五四时代望老是个左派学者,与陈独秀一样,他的内心世界西方民主主义思想却是根深蒂固的。他完全认同五四时代蔡元培先生以科学、民主、自由、平等、人权、正直、公道、兼容并包等人文理念办北大那样,办出一个新复旦。当时新中国刚成立,全国统一的局面指日可待,以崭新的“教育兴国”的理念来建设新复旦,条件成熟,时机千载难逢。作为一校之长,他大胆放手地干了起来,并初见成效。

三

另一值得大书特书的是中文系主郭绍虞教授。郭先生当时也已过花甲之年,德高望重。他是五四新文学学者中最早一代,文学研究会发起人之一,叶绍钧是他的老同乡,茅盾是他的老朋友,两人还是郭老介绍入会的。三十年代初,郭老已是燕京大学文学院院长和中文系主任。他的办学理念与望老一致。具体表现在下面诸多方面:

(一)广纳人才,建立一支强大的师资队伍。提倡“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让教授们在课堂上充分发表自己的学术观点和见解。同是古典文学的著名学者,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是用文学社会学和大文化的观点阐释中国古代文学自身及其与整个社会发展变化的互动关系。这一观点在三四十年代是相当新颖的。蒋天枢先生则是另一种类型,他早在二十年代是清华园的国学研究生,直接聆听国学大师王国维和陈寅恪的长期教诲。陈寅恪晚年双目失明,指定这位他所最器重的弟子整理《陈寅恪文集》并撰写《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天枢教授深厚的国学基础可见一斑。刘、蒋二位的教学风格完全不同。两位教授在课堂上讲到《诗经》中《关睢》时观点就大相径庭了。大杰先生认为,这是一首民歌,也是一篇咏叹青年男女爱情的诗篇。多数教授均持此说。可是天枢先生则不同,他足足花了两节课,用沿革地理学考证此诗是歌颂“后妃之德”,讲稿是篇古文,早已写好了。这两种不同观点反映到郭老那里,他当即表态:学术研究就需要有不同观点,相互促进,不要轻易下结论,否则怎么能进步?何况对学生来说,可以扩大眼界,进行独立思考。

(二)郭老重视写作这门基础课,认为文章词不达意,写不流畅,各种专业就学不好。他请许杰(小说家)、方令孺(散文家)、汪静之(诗人)三位教授各开“写作实习”这门课,在相近的时段内,指导学生的写作实践。他还请了著名作家唐弢(兼职教授)也来开这门课。怎样教法,“悉听尊便”。唐弢在沪上是一位写杂文的名家,早在三十年代,他发表的一篇杂文,有人怀疑是鲁迅化名写的,便进行攻击。鲁迅亲口对唐弢说:“你写文章我挨骂。”足见唐弢杂文写得好。唐弢早年的散文诗极具功力,他的《落帆集》与何其芳的《画梦录》、李广田的《银狐集》、丽尼的《白夜》、陆蠡的《海星》,均为三十年代散文诗中的精品,后人难以超越。他们四位上写作课风格和侧重点各异,但异中也有同:从不命题作文;强调写作主体对生活的观察、分析、独立思考、独特发现能力的重要性;写作要有自己的感情,这种感情又得渗透在理性思考之中,形诸笔墨时,两者要融会贯通。学生平时写作实践的机会甚多,基本功扎实,毕业生文理不通的现象很少见。

(三)郭老要求,各门功课,除知识测试以外,还应该撰写学年论文。刘大杰先生认真执行了。他的论试采取两种方式:一是知识测试,油印好的两大张试卷中有几十道题目,全是填充法和是非法,题目看似简单,如果没有充分准备,两节课内不容易答全;另一是每人交一篇学年论文,自由命题,不得少于三千字。这次学年论文,大家写得辛苦,各人的水平便明显地表现出来了。大杰先生在课堂上大力赞扬了章培恒撰写的《论明清话本小说》,认为此文有思想深度,远远超出通常已发表的同类论文的水平。在贾植芳教授的“俄罗斯文学”的课上,章培恒写了一篇小说代替作业,贾先生阅后喜出望外,说这篇小说挺幽默,具有契诃夫风格。这是当时第一个冒出来的学生“尖子”。通过这种严格要求,其他年级中的学生“尖子”也一个个陆续冒了出来,如:施昌东、曾华鹏、范伯群、濮良沛(林非)、潘富荣、邓兆基、吴中杰、潘旭澜、沈剑英、吴立昌、应必诚、吴欢章等等。他们中的不少人早已在学生时代就在著名的刊物(如《人民文学》《文史哲》)上发表长篇作家评传和美学、哲学论文了。这批“尖子”中后来许多人遭受过各种政治磨难,“在清水里淹三次,在血水里浴三次,在硷水里煮三次,我们就会纯净得不能再纯净了。”A·托尔斯泰在《苦难的历程》第二部《一九一八年》中的题词,是我们这批受难者当年用来相互激励的诗句,事隔二十多年,即从七八十年代开始才终于一个个恢复了名誉,成为大学和学术界的中坚力量,驰骋于文坛。我们之所以成材,很大的程度上得归功于郭老民主办学的指导和教授们的培养。

(四)“不拘一格降人才”,这是郭老民主办学理念的一个重要方面。他还深信“有容乃大”,不惜容纳“怪才”。当时传说复旦教授中有“八怪”,另一说法更离奇“九妖十八怪”,究竟指哪些人,谁也说不清楚。不过中文系的“一怪”赵宋庆先生当年在校内外是闻名的,我是相当熟悉的。长年穿一件脏兮兮的长衫,清癯,蓄须,留长发,那又脏又乱的长发披在两个肩膀上,弄得这个部位的旧长衫一大片油腻腻的,他不当一回事儿。开国头几年,每逢五一节,师生们手里拿着小红旗上街游行以示庆祝,宋庆先生这副模样也在队伍里面,两旁的观众(尤其是孩子)惊奇得笑出声来,他也毫不在意。宋庆先生是镇江人,不带家眷,孤身住在嘉陵村一间不到二十平方的单身宿舍内,不用床,地板上放一张棕绷,铺上旧被褥、旧床单和一个又破又烂的枕头,像只日本式的“榻榻米”,代床用,聊以度日。那张“榻榻米”的边上,放着一只搪瓷已脱落的旧面盆,里面堆满抽剩下来的香烟屁股,浇上少些水。他说话有些气急,自知心脏不大好,可是烟抽得挺多。朋友来访,别的没有什么招待,名牌烟不断递给友人抽,自己抽蹩脚烟,一间小小的屋子经常烟雾腾腾。部分男学生,各个年级都有,常会到这方无拘无束的自由天地来“转上一转”,(女学生是不会来的),赵先生一律平等接待,接待的方式是脱掉鞋子,一起坐在“榻榻米”上聊天,没有半点架子。我去过不下十次,相互熟悉了,便问他为什么“留长发”?他回答说,“在南洋住过较长时间,那里天气炎热,留长发风凉。”我听时觉得奇怪,看他回答时那么真诚的样子,我相信他说的不是假话,也就不再追问了。披着长发在烈日下比光头在烈日下好受些吧!回头一想,赵先生的“风凉”说或许有道理。去的次数多了,我对赵先生有了进一步了解。他是复旦中文系首届毕业生,学习成绩优秀才留校任教。他的专业是中国古典文学,可是他读书广博,远远超出专业范围,速度极快,记忆力很强。他床边放着的书籍大多是西方哲学著作,也包括马克思、列宁著作,经常一批一批更换,那都是从图书馆借来的。他自己究竟有多少藏书,我连一本也没有看到。他手头只有一个小本本,只是记上许多具体统计数字,没有看到他任何读书笔记之类的东西。他的学问全都装在脑袋里。我对“一目十行”、“过目不忘”之说向来不信,遇见了赵先生,我才相信世上确有这类智慧出众的人。他平时不写文学论文,却在《复旦学报》上发表了两篇天文学论文:《辨安息日并非日曜》、《试论超辰和三建》,读懂此两文的人极少。作为系主任的郭绍虞先生对这样一位“怪才”向来很尊重。他说五四时代的辜鸿铭比赵宋庆怪得多,思想保守,坚持拖着长辫上讲台,主张妇女缠足。蔡元培先生仍然宽容他,因为他看到辜鸿铭身上还有另一面:通晓十国外语,自己的学术著作都用英语写,他的英语水平被孙中山先生誉为中国第一。蔡元培先生能宽容辜鸿铭,我们没有理由不宽容赵宋庆。“海纳百川,有容乃大”,郭老这番话给我们这些后辈的启示有多大!

(五)郭老定下一条不成文的原则,每个教授至少开两门课。他是系主任,行政事务不少,当时还没有一个助手。他严于律己,同样要上两门课,一门是文学批评史,另一门是语法修辞学。在他亲自带动下,每个教授无不把上课看成最重要的职责。对待青年教师,他要求同样严格。王运熙、胡裕树在1951年刚升讲师,都得“试讲”一个单元,才允许开课。那几次“试讲”,郭老亲自坐在课堂的后排认真地听,课后还听取学生的意见,作为考核内容之一。我们这个年级刚巧是两位青年教师实习的场所,王远熙先生讲唐诗概况,胡裕树先生讲汉语语法修辞。当时情景如在眼前。

四

这里,我还留下一小节,回忆当年郭老上课的情景,全系“门外文谈”。

人们都知道郭老的科研和教学,文学批评史是其强项,可是他的汉语语法修辞理论研究著述丰厚,同样自成体系,因而也不弱。这点知道的人并不多。他的科研和教学双管齐下,比翼齐飞,取得了卓越的成果。

郭老在1953年上学期给我们上语法修辞学课时,提出了许多独创性的观点,耐人思考。当时吕叔湘、朱德熙的《语法修辞讲话》正在《人民日报》上连载,纠正错病句,理清思路,在社会上影响甚大。郭老在肯定“讲话”的实用价值和现实针对性的大前提下,提出不少不同的见解。他认为单用主谓宾补这些西方语法规律来阐释二千几百年来极其丰富复杂的汉语现象,尚有许多值得商榷之处。他在课堂上以板书的方式举了不少实例,加以质疑:

甲:鸡声/茅店/月

人迹/板桥/霜

六个名词呈现六种形象,经过巧妙组合,构成一幅中国古代农村诗化的形象。找不到一个动词,不存在谓语。

乙:柳边/深院

燕语/明如剪

周边种满柳树的一座深深的院宅,那儿的燕子发出剪刀相击似的明丽脆亮的声音。一个“剪”字给人以视觉形象,却用来显示听觉的明丽脆亮。“通感”的运用,打通听觉与视觉的界限,拓展艺术思维的空间,这在中国古典诗词曲赋中比比皆是。

丙:枯藤/老树/昏鸦。

小桥/流水/人家。

古道/西风/瘦马。

夕阳/西下。

断肠人/在/天涯。

马致远这则小令,四组文字几乎是具象性名词的组合,构成一幅凄凉肃穆、深秋寒气逼人的画面,用来修饰沦落在天涯的孤独者对故乡的思念之情。笔墨的苍凉、哀怨、隽永、含蓄,使人回味无穷。“断肠人在天涯”是个中心句,“断肠人”和“天涯”是两个名词,用一个介词“在”把两个名词联系起来,作动词用。另一处“夕阳西下”,“下”是个方位词,也作动词用。这首脍炙人口的《秋思》,找不出通常意义的及物动词或不及物动词,欧式的主谓宾补一套程式难以顺畅地阐释具有民族特色的千变万化的汉语现象。

郭老口才并不好,一口苏州官话,说话慢,声音轻,“这个”“那个”多;可是他讲课内容扎实,观点独特、鲜明,有深意,加上板书极其敏捷漂亮,(甚至可说比他说话快),提纲挈领,一目了然,弥补了口才的不足。像我这样一个对语法修辞学并不怎么感兴趣的学生,也被吸引住了,听得津津有味,觉得终身受益匪浅。

五

可惜望老、郭老两位学者、教育家民主办学、教育兴国的理想只是在开国头五年取得了若干实践的机会,也获得了初步的成果,但却经常遭到批评和否定,后来无形中宣告失败了。

不言而喻的事实,稍作回顾便一清二楚了:

那个时代,最高权威一个指示“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后来又加上一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不经过普遍讨论、深入研究,便宣布为整个教育事业的根本方针。哪一级党委敢抵制、不贯彻?!社会上运动一个接连一个,学校内同样运动一个接连一个。1950年参干运动,停课两个月,接着土改运动,文科师生奔赴皖北接受农村阶级斗争教育,停课四个月;1951年三反、五反和知识分子(全体师生)思想改造运动,停课三个月,教育秩序得不到保证。只有1952—1953年尚算太平。1954—1955年,由上两年批判电影《武训传》、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当时批判的规模尚小,对大学的影响不大),而引发出来批判胡适反动思想、批判胡风反动文艺思想到揭露胡风反革命集团罪行深挖一切反革命分子运动,层层加码,愈来愈厉害,这种像滚雪球似的政治运动,对复旦中文系师生伤害可不轻。民主办学、“教育兴国”的理念,同样被当作资产阶级反动思想来批判。这不是一个复旦如此,全国高校都是如此。其后更是达到疯狂的程度:1957年大规模的反右运动,大批特批“教授治校”,大吹特吹“只有外行才能领导内行”,1958—1959年“拔白旗、插红旗”,“向党交心运动”——其实是以欺骗的手段让广大知识分子自我披露隐私以便下一个运动再“整”。这种接连不断的运动把许许多多善良的知识分子(“相信党总是正确的”)“整”得六神无主、七窍生烟,一个个畸变成卡夫卡笔下的甲壳虫——失去自我的人物,进入无语状态。1966年震惊全世界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全国所有大学一律“停课闹革命”,一闹就是十年,对文化、教育事业的破坏举世无双!最高统帅一意孤行,瞎指挥、瞎折腾竟然将近三十年,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极左路线被粉碎以后,“科教兴国”的口号才终于被决策层名正言顺地提出来了,大学教育事业才逐渐进入合理的轨道,与世界开始接轨。近看电视实况录像,温家宝总理面对北京大学全体学生公开讲话:大学教育事业要发扬五四科学民主精神,办学要给予相对的独立性和稳定性,办好大学主要靠教授,靠专家。这些观点无疑代表着当代政府的声音。试问跟开国初望老、郭老“教育兴国”“民主办学”“教授治校”的教育理念有什么不同呢?历史的必然性是严酷无情的,经历了千难万险的考验,得到的正确结论,居然使人哭笑不得——六十年前的“老话”重新说一遍,其中包孕着多少黑色幽默!我相信,望老、郭老在天有灵,也会忍俊不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