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社会主义改造思想的几个理论来源
时间：2020-03-30 07:59:52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毛泽东社会主义改造思想的形成，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若干理论原则。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的创造性运用，提出了中国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思想，从而为社会主义改造思想提供了总的理论前提。毛泽东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辩证关系中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反作用特别是“一定条件下的”决定作用的侧重和发挥，成为毛泽东社会主义改造的重要理论依据。
关键词：社会主义改造；理论来源；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
一
马克思、恩格斯在总结欧洲1848年革命经验时提出了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这些理论提出，无产阶级政党在领导反对封建主义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在革命的前一阶段斗争取得胜利后，要利用这个革命胜利所创造的有利条件，把革命发展到后一阶段，最终实现共产主义，不能使革命停留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阶段。从而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必须实现革命转变的任务。马克思后来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又提出了著名的过渡时期理论，明确了从资本主义转变到共产主义，之间要经历一个政治上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过渡时期。这进一步明确了无产阶级实现革命转变的过程在政治上的主要特点。列宁坚持马克思恩格斯的革命转变理论，并结合俄国的实际，一方面在俄国二月革命胜利后就明确提出了变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任务；另一方面，从革命实践出发，进一步阐述了过渡时期的有关特点。一是论述了关于过渡时期的任务以及过渡时期的长期性。二是指出了过渡时期两种制度相互斗争的特点：“这个过渡时期不能不兼有这两种社会经济结构的特点或特征。这个过渡时期不能不是衰亡着的资本主义与生长着的共产主义彼此斗争的时期。”
毛泽东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以上理论，完整地提出并实践了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理论。
首先，毛泽东提出中国革命也要分两步走。毛泽东思考中国革命问题完全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进行的，但他思考问题的出发点则是中国的国情和中国革命的包括国际环境在内的各种具体条件。与经典作家所阐述的从资本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情况不同，中国并没有形成资本主义社会，经济文化又十分落后，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家。毛泽东分析了中国社会的性质，“不论在日本占领区和国民党统治区，都是封建半封建制度占优势的社会。这就是现时中国社会的性质，这就是现时中国的国情。作为政治的东西来说，这种社会的政治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政治，其经济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经济，而为这种政治和经济之反映的占统治地位的文化，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文化。”口毛泽东认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无产阶级领导的中国革命更不可能直接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目标，而是如经典作家指出的那样，必须要分两步走，首先是要完成中国资产阶级不能完成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毛泽东强调这是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所处时代的国际环境造成的，因而“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
其次。毛泽东强调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新民主主义国家“是为了终结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和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之间的一个过渡的阶段”，它是只在一定历史时期存在的一种过渡的国家形式，是从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走向社会主义社会的桥梁。至于中国在民主革命胜利后向社会主义社会前进的必然性，一方面，毛泽东并不满足于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理论出发来作演绎，他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细述了中国自1840年以来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中国革命的历史，通过对革命演进过程的分析，从事实得出结论：“就是这样，西方资产阶级的文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一齐破了产。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让位给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让位给人民共和国。这样就造成了一种可能性：经过人民共和国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到达阶级的消灭和世界的大同。”这就是说，中国由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同样是为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所决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另一方面，毛泽东又分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本身的特点，“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由于其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缘故，就都具有社会主义的因素，并且不是普通的因素，而是起决定作用的因素。”新民主主义革命，新就新在它是在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失败后，由中国先进的无产阶级顺应历史的要求来领导的，这个革命对民主革命一般任务的解决，同时具有为社会主义的发展扫清道路的性质。其发展前途必然是坚定地走向社会主义。此外，毛泽东还分析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经济结构的发展变化。新民主主义社会是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占居领导地位的社会主义因素与仍占很大比重的非社会主义因素彼此斗争的时期。是使社会主义经济成分不断得到巩固和发展，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逐步增长，而非社会主义经济成分逐步受到限制和改造，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不断降低的时期，因此就具有逐步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性质。这就是说，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与向社会主义过渡是有机联系在一起的。在国民经济恢复期进行的对民族资本主义的限制和改造，是富有启发性的，成为后来毛泽东改变先经过一段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发展，再采取“严重的社会主义步骤”，一举进入社会主义的设想，转而采取从新中国成立起就开始逐步过渡的新的安排的重要原因。
再次，毛泽东强调向社会主义的转变需要新民主主义社会相当程度的发展。毛泽东认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经济文化上十分落后的中国，民主革命胜利后不能立即向社会主义过渡，革命的转变是将来的事，何时转变要以是否具备了转变的条件为标准，不到条件具备时不应轻易谈转变。关于这个条件，毛泽东指出：“在中国，为民主主义奋斗的时间还是长期的。没有一个新民主主义的联合统一的国家，没有新民主主义的国家经济的发展，没有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合作社经济的发展，没有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即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发展，没有几万万人民个性的解放和个性的发展，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来，那只是完全的空想。”这就是说，中国向社会主义过渡，需要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相当发展。具备向社会主义转变的这些条件，在时间上，毛泽东在一九四九年建国时估计，大约需要十到二十年时间。
毛泽东根据经典作家不断革命论、革命发展阶段论以及关于过渡时期理论，结合中国革命的实际提出了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理论，揭示了中国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革命发展的一般规律，从而为社会主义改造提供了一般的理论前提，(没有经典作家的革命转变论，社会主义改造理论就成为无源之水)而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
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辩证关系的原理，特别是毛泽东发挥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一定条件下的”起决定作用的理论则成为他思考社会主义改造问题具体的理论着眼点。
二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规律、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规律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马克思主义认为，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关系中，在承认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起决定作用的前提下，生产关系对生产力，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也会有反作用，在特定条件下甚至是决定作用。恩格斯曾经批判了把历史唯物主义庸俗化的做法，指出在历史过程中经济因素不是唯一的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列宁也指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毛泽东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马克思主义这一基本原理中生产关系对生产力、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特别是“一定条件下的”决定作用作了侧重和发挥，强调了生产关系对生产力、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一定条件下起主要的决定作用的理论。他指出：“诚然，生产力、实践、经济基础，一般地表现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准不承认这一点，谁就不是唯物论者。然而，生产关系、理论、上层建筑这些方面，在一定条件下，又转过来表现其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这也是必须承认的。当着不变更生产关系，生产力就不能发展的时候，生产关系的变革就起了主要的决定的作用，……当着政治文化等等上层建筑阻碍着经济基础发展的时候，对于政治上和文化上的革新就成为主要的决定的东西了。我们这样说，是否违反了唯物论呢?没有。……这不是违反唯物论，正是避免了机械唯物论，坚持了辩证唯物论。”月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这一原理的运用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毛泽东思考社会主义改造的落脚点是为了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一方面，联系到中国经济文化十分落后，工业化水平极低的国情，毛泽东尤其要求实现国家工业化，尽快改变生产力落后的状况。毛泽东把工业化作为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主体，就体现了发展生产力的要求。他在社会主义改造期间提出了赶超美国的目标：“我们的目标是要赶上美国，并且要超过美国。美国只有一亿多，我们有六亿多人口，我们应该赶上美国。李富春同志报告，不是说赶上美国不要一百年吗?这个看法我也赞成。总要几十年，看大家努力，至少是五十年吧，也许七十五年，就是十五个五年计划。哪一天赶上美国，超过美国，我吐一口气。”指导农业合作化运动时，针对苏联在合作化期间曾经发生生产力受挫折的问题，毛泽东特别关注合作化后农业产量是否增长，一再要求把生产放在第一位，要防止死牛现象等等；另一方面，毛泽东在指导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处处强调以是否促进生产力发展作为改造好坏的标准。“提高生产率，比单干要多产粮食或多产其他作物，增加一般成员的收入，这是检查任何互助组和生产合作社的工作好坏的标准。”从社会主义改造的实际成果看，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的确也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过程。
其次，毛泽东探索社会主义改造的具体理论运用，是关于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在“一定条件下”对生产力和经济基础起决定作用的理论。在1951年春夏党内围绕山西发展农业互助合作问题展开的争论中，毛泽东以西方工业革命带来的生产力的大发展是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确立之后，而且资本主义在工业革命之前调整生产关系形成的工场手工业也是一种新的生产力为依据，实际上提出了先确立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才能为生产力的发展创造条件、生产关系的调整也会形成新的生产力的观点。在毛泽东看来。社会主义改造是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前提条件和关键环节，个体农业经济、个体手工业经济、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不利于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只有把它们改造为社会主义的公有制经济，才能为生产力的发展开辟广阔的道路。毛泽东在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时说：“我们所以必须这样做，是因为只有完成了由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到社会主义所有制的过渡，才利于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向前发展，才利于在技术上起一个革命，把在我国绝大部分社会经济中使用简单的落后的工具农具去工作的情况。改变为使用各类机器直至最先进的机器去工作的情况，借以达到大规模地出产各种工业和农业产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着的需要，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确有把握地增强国防力量，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以及最后地巩固人民政权，防止反革命复辟这些目的。”毛泽东正是从发展生产力的目的出发谈生产关系的变革，从社会主义改造谈生产力的发展、技术进步、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人民政权的巩固，既强调了发展生产力的终极目的性，又结合当时中国的实际国情强调了变革生产关系对发展生产力的关键作用，这成为他提出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的“一体两翼”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的理论和方法来源之一。
三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提出以上理论的基础上，还就向共产主义(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提出了一些具体的论述，这些论述对毛泽东思考社会主义改造问题提供了一些直接的理论指导。
首先，马克思、恩格斯强调过渡时期必须实行“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毛泽东不仅强调在中国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之间，决不容许横插一个资产阶级的专政的阶段，而且阐述了人民民主专政在社会主义改造中的根本保障作用，“人民手里有强大的国家机器，不怕民族资产阶级造反”。
其次，提出了通过合作化实现对个体农民和个体经济进行和平改造的思想。恩格斯在《法德农民问题》一文中曾经指出，“当我们掌握了国家政权的时候，我们决不会用暴力去剥夺小农(不论有无报偿，都是一样)像我们不得不如此对待大土地所有者那样。我们对于小农的任务，首先是把他们的私人生产和私人占有变为合作社的生产和占有，但不是采取暴力，而是通过示范和为此提供社会帮助。”列宁在革命实践中实际地遇到了如何把在俄国像汪洋大海般的小农经济引上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列宁经过实践探索指出：“现在我们有理由说，对我们来说，合作社的发展也就等于(只有上述一点“小小的”例外)社会主义的发展，……我们的第二个任务就是在农民中进行文化工作。这种在农民中进行的文化工作，就其经济目的来说，就是合作化。要是完全实现了合作化，我们也就在社会主义基地上站稳了脚跟。”毛泽东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原理，结合对我国的政治经济状况以及小农经济的特点和农村阶级关系的科学分析，提出了我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领导群众在实践中创造了多种农业合作化的具体形式，坚持自愿互利、典型示范和国家帮助的原则，以逐步推进的方式，在完成土地改革后不失时机地把个体农业引导到了社会主义道路，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解决了经济落后国家能否实现和如何实现农业合作化的问题，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再次，关于用赎买的方式解决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都设想过用和平赎买的方式把资产阶级的资产收归国有的问题。他们认为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在剥夺资产阶级占有的生产资料的时候。具体的剥夺方式可以视具体情况分别采取无偿没收和有偿赎买。恩格斯曾经指出：“我们决不认为，赎买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不允许的；马克思曾向我讲过(并且讲过好几次!)他的意见：假如我们能用赎买摆脱这整个匪帮，那对于我们是最便宜不过的事情了。”恩格斯还提出可以直接用纸币赎买的办法。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后不仅提出过对资本家进行和平赎买，而且还提出用国家资本主义的方式向社会主义过渡，把租让制和租借制作为国家资本主义两种主要的具体形式。只是由于当时的俄国资产阶级不愿意接受赎买，而是走上和苏维埃政权对抗的道路，因此苏维埃政权不得不用暴力剥夺的方式没收了俄国资本家的资本。经典作家提出的和平赎买的方式在他们的时代没有能够得到实现。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从中国实际情况出发。把中国的资产阶级区别为官僚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对官僚资产阶级坚决采取没收的方式，由于民族资产阶级历史上和现实中都有两面性的特点，以及其他的政治经济条件的考虑，对民族资本主义实行和平赎买。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第一次成功地实现了对民族资产阶级的和平改造，把马克思、列宁的设想变成了现实。
在社会主义改造中仍然与民族资产阶级建立同盟的关系。坚持把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作为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不仅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根本特点之一，也对中国社会主义改造的路径选择产生了直接的影响。这是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创造性地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典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