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就沉淀在我们的内心

受访者：温亚军

访问者：马季

写作是打磨我忍耐力的工具

马季：在谈具体问题之前，我想请你回忆一下，20岁的时候，你是怎么看待写作的，那时候文学对于你的意义是什么呢？

温亚军：我20岁的时候，是上世纪80年代后期，我在新疆喀什地区的英吉沙县中队当兵。那时因为特别孤独，就进入了“地下初级写作阶段”，当然觉得文学很神圣了。可是，处在那个年龄段，又面临前程茫然，总有个梦想，就是用文学来改变自己的命运，就这么简单。实践证明，我的命运就是文学改变的。至于当作家的愿望，当然很强烈了，但是也很隐秘，那个时代，很多青年人都暗藏这个梦想。

马季：那么到了40岁的时候呢，就是现在，它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哪些东西被保留了下来？

温亚军：在40岁之前，我早就觉得具有原型意义的真切世界已经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模糊的相对破碎的世界，我看什么都觉得不完整、不够清晰了。我们面对的人生，是一个复杂多变的万花筒，虽然无法预知未来，却通过小说可以去想象，去描述。想象和描述使我对小说越来越着迷。如果要说变化，那就是我早就没了用文学改变命运的想法，只是用文学来表达我内心的感受，来描述我的精神世界。同时，我保留住了对文学的那份挚爱。40岁了，虽然在创作上觉得没成就感，但我认为这二十年没有白活，挺值的。

马季：我很关心一个作家内心成长的过程，在什么地方停顿了，在什么地方得到滋润了等等，一些很小的细节，让我看到一个作家创作的生命场，当然，机械的图解、简单的对应是很可笑的。你觉得自己的创作依靠的是什么动力呢？尤其是在新疆的十几年里。

温亚军：我的动力是写作的意义。正如思想家要通过理性的盘问直达生活的意义，历史学家得通过历史事件总结历史规律一样，文学要通过对生活现象的描述，还有在生活基础上的虚构来表达作家对生活的认知态度。在新疆的十几年里，随着对生活认识的提高，对人生和社会判断能力的增强，我的写作意义也一直在改变。从先前的想改变自身的命运，到后来的想表达自己对人生的感受，再到后来对破碎世界想象整合的展现，这些愿望都是美好的,包括当初想改变命运的愿望。

马季：你在新疆度过了青春期，这一点对你的写作是很重要的。

温亚军：在新疆的十六年，是我人生最关键的阶段，在成长、生存等一系列问题上，文学对我的精神支撑不言而喻。我是一个悲观主义者，许多时候，当我被现世折腾得无可奈何时，写作成了打磨我忍耐力的有力工具。可是，悲愤也罢，欢愉也好，使我一直保持着一个还算坚强的人格。这是文学给我的。我这样说，并不是故弄玄虚，我一直认为，一个写作者，得有个坚强的人格，就像无形中有种力量，把你的作品支撑起来。

马季：那些生活气息浓厚的作品，在我印象当中很有韵味，只是显得相对单薄。在新疆期间的写作，就你来看，值得提及的小说有哪几篇？

温亚军：我以前的一些作品就存在这种问题。刚开始写时，总想着写得真实一些，有生活气息，慢慢地，就不那么写了。我现在比较排斥那些太贴近生活的小说，我觉得，过分强调小说的“真实性”，强调生活气息，就缺乏足够的创造力，失去了小说的意义和价值。

在新疆时，我一直在部队，根本没有部队之外的生活，可我的大多数作品却是写新疆农村的，就是靠着我的想象和人生经验。其实，我在新疆时写作数量并不大，像《驮水的日子》、《划过秋天的声音》、《游牧部族》、《病中逃亡》和《落果》等，都是那时候写的，后来的许多小说都是到北京才写的。

书写离现实较远的另一种人生状态

马季：你是哪一年来北京的？离开新疆之后，你回去过没有？

温亚军：我是2001年初调到北京的。我这人命比较好，很幸运。离开新疆后，我一直想念那里，很想回去看看，但没机会。去年底，还是老部队有个活动，邀请我去，可惜只待了两天，没去成喀什。在北京这些年，只要我写新疆题材的小说，总会写到喀什，写我认为的能够成为我小说世界里的芸芸众生。这也是我的创作根本。

马季：每个作家几乎都有自己的写作喷发期，以前的积累一下子涌出来了，你的写作差不多是这样的吧，好像基本是以写新疆为主。这说明为没有“生活” 而焦虑是值得怀疑的，“生活”就沉淀在我们的内心，它的释放需要经过一个过滤期。

温亚军：我同意你的这个说法。“生活”沉淀在我们的内心，慢慢显露它的分量。到了北京，尽管我不善交往，但眼界还是开阔了，思维也比在新疆时发生了不小的变化。更重要的，在小说的器局上较之以前开阔了许多。这之后写下了《硬雪》、《金子的声音》、《成人礼》、《赤脚走过桑那镇》，还有最近的《地衣》、《地软》等等小说，无一例外，全是写新疆的，相比以前的写作，现在显得从容自如得多。相反，我住进了大都市，写出的一大堆都市小说，像《桃花落》、《手心手背》等，却有些许激愤之情。这就说明，生活场景会开拓一个作家的思维，同时，或多或少也会制约一个作家的思想。

马季：年龄、生活阅历和写作经验的积累当然是关键所在，但是，这里面是不是存在生活场景变化所引发的写作路径的变化，这个因素重要吗？中篇小说《地衣》里的家长里短依然有过去的气韵，但收放就自如了许多。

温亚军：这个因素不是重要，而是相当重要。我原来在新疆，身在部队，但我没法把握部队题材，由于新疆自然环境的因素，我怕写成那种诉苦式的，类似于纪实的那种。我不愿无病呻吟，只好书写离现实较远的另一种人生状态，那样，我的情绪才能保持平静。直到现在，我写小说的心态一直还算沉稳。《地衣》一开始写得比较从容，到后半部稍有点仓促，但整体上还算均衡吧。

马季：《地衣》，还有《地软》和《地烟》这三个中篇，全是写新疆的，可互不关联。

温亚军：我有意把标题做成与“地”有关，想着能接通新疆的地气，现在看来，我还是能在那个空间里创造出更新的文字。尤其是《地软》，这是一部有些难度的中篇，也是有一定追求的，当时没想太多，只是偶尔有冲动就写了，写着写着，不时会有飘逸灵动的感觉出现，写完修改时发现好多问题，经过无数遍打磨后，我比较满意。

马季：这个其实是写作最佳的状态，一棵好种子，只要想象的温度适合它，就会迅速成长起来，我相信，你的新疆想象可以写一辈子。

温亚军：海德格尔说：“作品缔建一个世界。”我作品里的新疆，是我想象的另一世界，为解决在设置人物与现实世界时碰到不必要的问题，在我的作品中，除过喀什这个真实的地名之外，有两个地名“塔尔拉”和“桑那镇”，是我创造出的另一个隐喻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我任意翱翔，自由自在。不敢说自己的想象会多么丰富，但只要放开想象的翅膀，相信每个写作者的空间都是非常大的。

马季：问题是如何使这样的想象更丰厚，更具有文化含量，就是通常讲的具有普遍意义吧……说到这一点，我还想问一句，你平时对文学理论关注吗？

温亚军：想象本身就不是单一的。但具体落实到作品，文化含量的匮乏，就像文学性的缺失一样，与一个作家想象能力的把握，还有忽略文学的一些因素有很大关系的。我以前对文学理论还是很关注的，买了不少理论书来读，可慢慢地就觉着理论离创作挺远的，眼下，我还经常看针对某篇作品的评论文章，纯理论的很少看了。写小说大多得靠自己的悟性和生活积累。

进入创作，我的心会慢慢温润起来

马季：从你的创作来看，你偏向于经验性写作，基本上是老老实实写自己有感受能把握的生活，然后在里面开掘，上升到形而上。但也有例外，《第一百零九将》完全依靠想象去写，似乎是在做新的尝试，不过我觉得不成功，背后的东西没表达得来。

温亚军：基本上是这样，我一般写得相对比较规矩。我做人也是这样。可是，我的思维也有跳跃幅度比较大的时候，像《病中逃亡》、《蚊帐》、《蚯蚓》、《金色》，还有你提到的《第一百零九将》等，都是瞬间的一个念头促使我放开思绪，天马行空，可是，难以脱离既定的思维，还是像我这个人，中规中矩，放不开，有些东西表达得不是太到位。就像《第一百零九将》，还是太刻意了，只想象了梁山上的这么一个人物，有点主题先行，没好好琢磨，使小说的内涵比较缺乏。

马季：应该有一些尝试性的写作，率性其实是很宝贵的行为。

温亚军：我现在是一个缺乏冒险精神的写作者，虽然也曾做过一些突围式的努力，但总体上还是传统的。因为好多年前，我曾尝试在结构上有所变化，写过一个长篇，不是标新立异，而是想做些新鲜的调整，没想到出版社都不给出版，说是阅读上有障碍，影响发行量。最后，改得比较传统了，四年后才得以出版。不是我与出版社妥协了，而是我心有余悸，那种尝试到底有没意义。

马季：这就涉及到作家的创作类型和个人的资源，《老人与海》、《喧哗与骚动》同样杰出，海明威与福克纳是难分伯仲的。创作源于生活是句套话，其实它真正的含义已经被遮蔽掉了，有许多“生活”未必看得见摸得着，“心”才是真正的猎手。

温亚军：说到这个，我突然想起福克纳在接受诺贝尔文学奖演说中说道：“占据作家创作的只应是心灵深处的亘古至今的真情实感。爱情、荣誉、同情、自豪、怜悯之心和牺牲精神，少了这些永恒的真情实感，任何故事必然是昙花一现，难以久存。”可是，好多作家常常会把生活的真情实感写成小说，而忽略了心灵。这样，就导致小说的艺术性越来越缺乏。我这样说，不是说小说要写得多么高深，叫人难懂，就具有了艺术性。不是这个意思，我认为小说无论是在语言还是叙述、细节、结构等方面，得有一定的讲究。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小说的容量，你可能早就注意到了，现在有些中篇小说就是个短篇的容量，长篇就是个中篇的量，某些作家为凑够那个字数，使小说越来越缺乏文学性，也没多少内涵。这样做有点可怕。

马季：还有就是作家的性格，在某种程度上它甚至左右着作家观察世界的方式和角度，有的冷静，有的热情，有的浪漫，有的严谨。你大概属于比较冷静的人吧，思考型的，但内心又是复杂而细致的，所以我看你的小说往往是情感与思辨呈现交杂状态。《驮水的日子》恰恰在这个层面比较成功，进入了事物的肌理。

温亚军：我把你的这些话当成夸奖，可令我汗颜。我其实也不冷静，在我的都市题材小说中可见一斑。怎么说呢，在创作上，我一直处在难以言说的苦恼和焦虑之中，因为不想太单一，一直在寻求变化，力图拓展自己的题材领域。除过写了不少都市题材的小说，我也写过一些散文，说实话，不怎么样，可能离开虚构，我也是有思考的，但就是不能从容应对。

《驮水的日子》是个偶然，之后，我的心态突然间平和了许多，不再把自己弄得那么紧张了，在小说的细节、语言，还有情感上，我有了足够多的耐心。所以，就有了后来的《成人礼》、《下水》、《硬雪》、《槐花》，还有《地烟》等作品，越写越温情。其实，我这人的性格不是太柔和，有点硬，骨子里的，但撇开现实生活，只要进入创作之中，我的心会慢慢温润起来，并且还越来越有了点幽默感，像近期的几个中篇《阿尔巴尼亚一家》、《问出来的事》等，写的时候没觉着，修改时有些地方会把自己逗笑，一个人哈哈大笑，心情挺愉快的。

马季：你在写作中有没有无力感？就是对自己的表现力产生怀疑的时候？

温亚军：当然有了，大多时候对自己不满意，写一篇作品的开头时，总觉得语言不够准确，人物不够到位，多次产生过放弃的念头。每当这时，都是我爱人鼓励着写下来的，后来多改几遍，发现还是有一些超越的。另外，我对自己的表现力一直持怀疑态度，从来都不自信。我觉着，一个写作者，还是不自信的好，不然，会膨胀的。

保持对“主流文化”的判断能力

马季：前一阵阎连科讲作家的境界问题，引发了网络争论。这在过去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我们小时候都是讲理想的，作文里写过，课堂上问过，现在就奇怪了，好像这是个很意外的问题。娱乐对文学的冲击是巨大的，最后连意义都丧失掉了，这样的写作现在比比皆是。前几年我在老家和一个原本不错的作家争论类似的问题，结果是不欢而散。

温亚军：稍稍回顾一下就能知道，在某个时期，激昂者，躁动者，盲动者，沮丧者，绝望者，不安者，都曾有过。从形式上看，现在可能遇到了一些从未有过的问题，其实，以前这些情况也是有的，只是形式不同罢了。现在的情况是，整个社会机制发生了改变，作家对社会的意义也发生了变化，一种简单的市场因素左右了文学，有些作家没有应对市场的生活经验，在市场的挑战中，就没法保存自己能发出一些有效的声音。可是，有一些作家就不同了，他吃透了市场，对娱乐化的能力心里有底，他们像娱乐明星似的，经常在小报小刊上炒作自己，却不见说到作品。还有一些作家是不需要作品的，这历来就有。什么理想，什么境界，什么文学性，对某些作家来说，已经很陌生了。

马季：社会生活愈来愈丰富，可能性愈来愈多，这本来不是坏事。事实上我们都在变，这个变并不存在对错的问题，我就是觉得一个人应该坚守自己，生命那么短暂，一个人能做的事情是有限的，成功又那么的艰难。具体到写作，真是很寂寞的一件事情，所以有人把它游戏化，虽然我不赞同，但也学会了接受。

温亚军：这不就得啦。你不妥协，但能够接受，还能怎么办呢！好多事，哪怕是写作以外的事，你我都是很无奈的。别说我们了，过去就连鲁迅，甚至托尔斯泰那么伟大的作家都没办法。可是，你说到坚守，我还是很赞同的，无论文学在这个社会处于怎样的境地，发生什么样的变化，但我们还是应该认真对待写作。这个起码的准则不能变。

马季：在大浪潮的影响下，还出现了一种现象——复制，写作就像进入程序一样，不由自主，这大概是当今最强烈的写作困扰。现在看来，能严控自己的作家并不多，在巨大的社会惯性裹挟之下，原创力被逐渐削弱了。

温亚军：生活节奏太快了，各种各样的原因导致自我复制是很严重。就拿我自己来说，除过以上提到的那些小说外，有一部分小说在情感上还是有重复的，前几年出小说集时，我意识到这个问题，曾与石舒清交流过，他也有同感。我们都在努力克服呢。其实，每个作家都是不愿重复自己的。说到这个，有必要提到史铁生，我认为他是一个能严控自己的作家，他不光对生命的体验与我们不同，他的作品在艺术内涵，甚至探索上，不借助西方，完全是本土民族性的，是我能够接受的。当然，还有很多这样的作家。

马季：另一方面，张炜还提出了一个更尖锐的问题，就是作家对主流文化意识的顺从。这个其实更可怕，它使作家在麻痹中逐渐丧失自我，误以为自己的创作是在前沿的。比如说“底层写作”，大作家小作家一股脑儿全奔那去了，也不管自己对那里是不是熟悉。

温亚军：这种归类，或者命名，是不科学的。什么是“底层写作”？在文学性越来越缺失的今天，小说全往“真实生活”上靠拢，贴近现实就能改影视剧，这本身就带有功利目的，何况，好多人还卷入这个争论之中，很无聊。为什么不能谈论，或者争论一下当今小说的文学性呢？当然，眼下如果谈论一部小说的成败，就会说成是这个故事讲得好不好，能否出奇制胜，没有多少人在意文学性啦。要我说，这与顺从主流文化一样可怕。如果想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就得保持对“主流文化”的判断能力，还有对现实的把握。

马季：在这个前提下，我还是比较喜欢你的那些所谓“简单叙事”的小说，比如《划过秋天的声音》、《病中逃亡》，甚至像《花开的声音》这样的作品，我也是喜欢的，那里面有一种独特的东西，虽然不是很壮阔，却有神韵，有小说的灵动，关键是有区别于他人的东西。

温亚军：我这个人就很简单，呵呵。我从不刻意去写简单的小说，也没有想过要把它写得多么与众不同，但我一直在努力表达自己想表达的东西。我指的是写小说，在口头上，还有理论上，我的表达能力极差，也不是我木讷，而是肚里没货，这不是谦虚，是真的。我很敬仰滔滔不绝，并且有条有理的作家。我怎么努力学习，就到不了那个份上呢？

写作者就像举重运动员一样

马季：小说的重量尽管重要，但必须融合在人物、细节里面，没有神韵和气韵的重量往往吃力不讨好。你在创作中有这样的体验吗？

温亚军：无论长篇还是中短篇，都是有一定重量的，可这只是小说的一个特征，真正有重量的小说往往在描写这些特征时，通过暗示性语言裸露作家内心的思想，使人物有相对复杂的内涵。当然，现在有的作家可能抱有一个不可告人的目的，是奔着某个目标去的，丢下写得不错的中短篇，去凑热闹写长篇，写得还很“厚重”，历史感也很强，语言却来不及打磨，叙述也不节制，洋洋洒洒几十万言，却看不出塑造的人物有什么性格，基本丧失了超越意识和挑战精神，挺悲哀的。

马季：你还写了一批都市题材小说，比如《伪生活》、《花弄影》、《宝贝儿》等等，表现城市人的欲望与内心的挣扎，好像是一种冷静观察的角度，这和你写部队，写乡村生活不一样，在阅读感觉上变化很大。原有的那种温情还在，但由感性变成了理性状态。

温亚军：是啊，不知道这是不是我写作上的悲哀。我一直在想，如果用社会的眼光认识现实，这是我写作的局限。那么，我得扩大题材范围。可是，在每次变化的时候，我内心是不踏实的，对不同环境下人性的判断会有失衡感。那种复杂的、感性的、矛盾的心理使我的一些感受会出现偏差，当然影响到了我的表达，致使小说人物的物质欲望比生命欲望更加强烈，我承认，这些小说在艺术内涵上比较欠缺。可是，我对欲望化的叙述和对生存表象的描写从不迷恋。

马季：我和艾伟讨论过类似的问题，一部好小说应该是平和的，具有包容性，换句话说，应该既有诗意的成分，也有对欲望的表达，现代人的生活不就在这两者之间徘徊吗？尽管这两者很难统一起来，人总是让自己陷入矛盾当中。

温亚军：是这样。小说是要讲艺术性的，可在这个时代，人们对小说的解读或多或少存在着一些偏差，甚至带有些许鞭挞社会现象的期待，这样，小说的负荷就会超重。再就是，越来越多的社会现实对作家本人的冲击，还有诱惑，致使作家很难沉静下来，认真面对小说的意义去写作了。这样，作家的压力是双重的，能在这样的压力下，写出各方面都相对比较完美的作品，是很困难的。

马季：我觉得你还可以在过往的生活中，比如在你的新疆生活记忆中寻找一些与当今生活直接相通的东西去表达。让多种经验复合起来，是不是能够找到新的表达途径呢？

温亚军：我一直在尝试，一直在努力。这也正是我最苦恼的问题，你可能也注意到了，凡是我写新疆题材的小说，大多都是关注存在的，至于精神啊，理想什么的，涉及得还是比较少。这只能说明，我对新疆的理解简单地停留在存在的层面上，还没有更深层的挖掘，就是说，我创作的空间还很大，能够表达的东西还很多。我会努力的。

马季：关于长篇小说，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我是认为，很多作家还不具备驾驭的能力，长篇小说尤其不在数量上，一个作家不可能有很多好长篇小说的，有二三部差不多的，其中一部能留下来，那就不错了。不是没有好元素，现在最主要问题是缺少积淀，仓促去写，有时候，真正的好东西反而给浪费掉了。

温亚军：我一直认为，写作者就像举重运动员一样，能举起多少，就举多少，千万不要举与自身不成比重的重量，那样会受伤的。我就写不好长篇，虽然写过几个，大多都不太好，我还是写中短篇好了，今后会一如既往。

光讲故事，就失去了小说应有的意义

马季：长篇小说光是局部好是没有用的，我们好像也说到过这个问题，它在体例上与中短篇小说差异巨大，作家的整个生命会呈现在里面，优点和缺点都会表现出来。形象地说，它就像搭建一所房子一样，要有框架结构，要有很具体的材料，要有大小不一的空间格局，什么都不能缺少。

温亚军：是啊，我一直觉得中、短篇小说都不像是一个文体似的，更别说长篇了。不知别人是怎么想的，反正，我在写一个短篇时，与写一个中篇的心情是不一样的，从什么角度进入，怎么表达，怎么描述，感觉都是不一样的。你有一个感觉时，也就是所说的材料，能写成什么样的篇幅，心里肯定有个底的。我一般不把短篇拉扯成中篇的，说白了，我也没这个能力。我一直认为，小说不是讲故事那么简单，增加点故事、场景，人物来来回回地多折腾几次，把故事和字数抻长，就有中篇或者长篇的含量了？我这样说，不是说故事对小说就不重要，可人物、语言、叙述、细节等等同等重要啊。否则，光讲故事，就失去了小说应有的意义。

马季：你的长篇小说《西风烈》写了多长时间？感觉到什么触动没有，我是说和你的中短篇小说创作相比较而言，那个世界是怎么样的？

温亚军：《西风烈》是历史小说，写清末名将左宗棠收复新疆的那段历史，当时是新疆的一家出版社组织的，写于9年前，初稿大概用了40多个晚上（我写作基本都是在晚上），前半部分在新疆写的，后半部分是在鲁院写成。那时我还没有电脑，用手写，每天晚上7点多，就揣上两包烟，提上一袋历史资料上到5楼教室，抽完两包烟，天也就亮了。我不参加任何活动，每晚都去写。我是个一根筋，认准的事绝不放弃。还有，写作《西风烈》时的那种想象能力，使我当时很兴奋，那些语言和人物、情节像泉涌似的，自然而然就流淌到稿纸上了。那是我写得最顺手的一次。至今，我还坚持认为，近40万字的《西风烈》是我几部长篇中最好的一部，人物那么多，又是写历史的，我居然没列任何提纲，还是一次性成稿，后来几乎没有多少改动。当然， 最后没在新疆的那家出版社出版，原因是他们给我提意见，说我的历史小说没有现实感。我不会按这种意见修改的。

那时，我认为自己是能驾驭长篇的，后来才发现，那是个例外，因为是历史小说，它有固定的历史框架支撑着你，而不是你自己多么有能耐。相对与中短篇小说，《西风烈》也算让我尝试了一次写作的快感。后来，我的长篇就没中短篇那么快乐了。

马季：长篇小说对虚的成分和实的成分有一样高的要求，要在合理逻辑中完成具有难度的叙事。时代精神多抽象的概念啊，但长篇小说必须碰到它，不放过它，使它可感、具象。

温亚军：我一直对长篇小说写作是有敬畏感的。当然，对当下长篇小说的阅读更有敬畏感。你可能早就注意到了，现在的长篇小说，包括大部分中短篇，在写作的难度上越来越匮乏，好多小说根本就没有一点难度，照着生活写，把故事编圆满就行，基本不费多大劲。还有一些创作量极大的作家，只强调了对社会变化的理解和把握能力，是不是忽略了他们的作品与外部世界有没有对话的可能？我们现在谈起文学，是在圈内，还是圈外？这个意义是完全不一样的。有时候，某些会议上谈的到底是文学，还是影视剧？这是个值得思索的问题。

马季：你在阅读上有什么想说的吗？比如，有没有特别钟情哪个作家，或是某种叙事方式？

温亚军：我的阅读比较单一，也比较现实，只读与文学有关的书籍，偶尔也看一些人物传记，其他的书基本上不看，我知道这很狭隘，可没办法。不像别人，看什么哲学、思想学、社会学，说句实话，我看不进去那些。

我钟情的作家很多，像刚去世不久的艾特玛托夫，他的《一日长于百年》、《白轮船》、《查密莉娅》、《永别了，古利萨雷》，那冷静而温暖的表达，改变了我的小说观；还有索尔仁尼琴，他的《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癌症楼》，那平和而沉静的心态，影响了我的人生观；还有海明威、奥兹、奈保尔、欧亨利、鲁迅、汪曾祺、马拉默德等等，对我的小说创作影响都很大。再就是巴尔加斯•略萨，他的《酒吧长谈》与《潘达雷昂上尉和劳军女郎》，那新颖的小说结构曾使我非常着迷。

受访者简历

温亚军，1967年10月出生于陕西省岐山县，1985年入伍至今，曾在新疆服役16年，现供职于北京武警总部某文学杂志。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北京作协签约作家。著有长篇小说《西风烈》、《伪生活》等六部，小说集《硬雪》、《驮水的日子》等七部。曾获第三届鲁迅文学奖、第十一届庄重文文学奖，以及《小说选刊》、《中国作家》和《上海文学》等刊物奖，部分小说被译介到海外，入选中国小说学会排行榜。

受访者部分主要作品

短篇小说

《高原上的童话》（《青年文学》2000年第2期）

《女孩》（《长江文艺》2000年第7期）

《太阳部族》（《百花洲》2000年第5期）

《划过秋天的声音》（《绿洲》2001年第1期）

《病中逃亡》（《天涯》2001年第2期）

《驮水的日子》（《天涯》2002年第3期，获第三届鲁迅文学奖）

《寻找太阳》（《天涯》2002年第3期）

《桑那镇的秋天》（《春风》2002年第11期）

《金子的声音》（《当代》2002年第6期）

《硬雪》（《十月》2003年第3期，获首届柳青文学奖）

《火墙》（《天涯》2004年第4期）

《成人礼》（《大家》2006年第2期，获《小说选刊》奖）

《不合常规的飞翔》（《大家》2006年第2期）

《金色》（《中国作家》2006年第4期，获《中国作家》奖）

《早年的雪》（《中国作家》2006年第4期）

《回家》（《天涯》2007年第1期）

《蚯蚓》（《中国作家》2007年第4期）

《出门》（《作家》2007年第7期）

《东方红》（《大家》2008年第1期）

《槐花》（《红豆》2008年第4期）

《下水》（《中国作家》2008年第5期）

《蚊帐》（《山花》2008年第10期）

中篇小说

《生物带》（《小说家》2000年第5期）

《海与海》（《中国作家》2002年第1期）

《第一百零九将》（《广州文艺》2003年第5期）

《手心手背》（《人民文学》2004年第7期）

《家有病人》（《大家》2005年第1期）

《各就各位》（《当代》2005年增刊“中篇小说专号二”）

《落果》（《芒种》2006年第9期）

《桃花落》（《人民文学》2007年第4期）

《花开的声音》（《十月》2007年第3期）

《孝子》（《中国作家》2007年第7期）

《赤脚走过桑那镇》（《钟山》2007年第5期）

《宝贝儿》（《红岩》2008年第1期）

《地衣》（《十月》2008年第3期）

《北京不相信眼泪》（《小说月报原创版》2008年第6期）

出版书目

中短篇小说集《白雪季》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中短篇小说集《苦水塔尔拉》（新锐丛书）作家出版社2000年版

长篇小说《仗剑西天》群众出版社2002年版

中篇小说集《寻找大舅》（金书架丛书）中国工人出版社2004年版

长篇小说《欲望陷阱》花山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

中短篇小说集《硬雪》（中国作家档案书系）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长篇小说《无岸之海》（青未了丛书）山东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

短篇小说集《燃烧的马》（短篇王丛书）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年版

中短篇小说集《驮水的日子》（获奖书系）群众出版社2006年版

长篇小说《鸽子飞过天空》（国风书系）河南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

长篇小说《伪生活》春风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

长篇小说《西风烈》文化艺术出版社2008年版

中篇小说集《落果》（中篇小说书系）春风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

特邀主持：马 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