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色小镇可持续发展的文化根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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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特色小镇作为一种崭新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产业动能转换的创新创业平台，作为破解三农问题、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路径尝试，基于地方实践经验和中央政策大力扶持，一时在全国上下应运而生、方兴未艾。时至今日，特色小镇的发展已经形成一定规模，积累了部分经验和教训，因此，通过追溯特色小镇发展的历史逻辑、并检视发展问题，阐发推动特色小镇建设和可持续发展的文化内核思考正当其时，它对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具有可资借鉴的意义和作用。

特色小镇发展的逻辑追溯与问题提出

农业是具有生命线意义的中国基础性产业，农村是中国基础性社会结构，农民是中国社会力量的核心组成部分。实现乡村社会全面、自主性、与可持续发展，始终是政策设计和理论研究的核心议题。在十九大报告提出“乡村振兴”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背景下，基于地方实践经验和中央政策扶持，特色小镇成为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崭新的路径尝试，特色小镇发展初步形成规模。因而，及时地检视与回溯城镇化的历史逻辑、主要进程与问题，对于特色小镇建设和发展具有借鉴的意义和作用。

揆诸中国历史，“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1]乡村社会作为中国社会的基础性社会单元和社会结构，几千年来的成长和进化自有其资源禀赋条件和历史动因。然而，如果从乡村与城市、农业与工业相互交错发展的逻辑演进出发，不难发现乡村社会发展总是附庸于城市发展而存在，乡村社会发展滞后于城市发展，无法实现其现代自主性发展的跃迁。

在古代封建制中国，繁荣而稳定的农业文明是其最为显著和辉煌的表征，农业的繁盛奠定了中央集权的经济稳固和基层社会安定，然而，农业文明只是作为封建贵族集团和官僚集团进行封建统治的注脚和背景。虽然小农经济是封建国家的经济基础，90%以上的人口为农业人口，“重农抑商”是基本国策，但是封建权力集团却盘踞于城市中心，早在春秋战国时代中国大小城池达2000个以上。[2]也曾有人作过统计，在18世纪以前，全世界超过百万人口的城市当中，中国有8个。[3]在中国的史书和诗词中，乡村更多的是作为权力归隐抑或淡泊明志的表现。城市与城镇、乡村的时空架构，“在封建集权结构的‘超经济强制’下，传统农村和城市之间的地域空间结构是僵死的，既相互无法涵容，也很少能够转化。”[2]

在现代中国，自新中国建立肇始，为了摆脱贫穷、落后、挨打的局面，实现工业化、城市化成为强国富民的惟一政策选择。从世界各国工业化的历史规律来看，农业革命是工业革命的出发点，对于一穷二白和以小农经济为主的中国而言，它自然也是我们建设国家发展经济的逻辑起点。城镇和乡村面对地少人多、生产资料匮乏的窘境，通过改变农业生产经营方式，例如农业合作化运营提高劳动生产率，采用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的方式支持工业化建设，进行工业资本的原始积累，从而有序地支撑起轻工业和重工业发展，也变相地促进城市快速发展。改革开放以来，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它为农业生产方式从传统到现代嬗变、和城镇化建设开辟了新视野和新举措，小城镇发展迅速展开。这种以一两所企业为核心的特殊产城空间形态，一度成为推动工业化和区域经济发展的增长极，使我们似乎看到了传统农业生产方式和传统城镇、乡村转型和升级的希望。但是，这种以低成本的土地、劳动力、环境等要素吸附为特征的劳动密集型单核发展模式，既缺乏科学合理的长远规划，也难以实现高端要素集聚，重产业、轻生活，形态单一、粗放经营，一旦失去政策优势，就难以为继。再加之囿于户籍制度、身份制度等体制性因素限制，城乡呈现二元分割的结构样态，整体上看，城镇和乡村发展依然严重落后于城市发展，农村依附于城市。

在当代中国，一方面，伴随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进一步提速，城市已然确立了中国空间结构中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绝对中心地位，越来越多的生产要素、生活要素汇聚城市之中，城市构建起完整系统的产业体系、制度体系、文化体系并实现自我产出、吸纳、与消化的自主循环。反之，受制于城镇和乡村的历史条件与资源禀赋条件限制，大量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农村空巢化，更加映衬出农村的凋敝和落寞。另一方面，随着工业化与城市化程度累积，几十年时空压缩的急遽发展所带来的社会问题骤然爆发且日渐明晰，例如，伴随工业化的环境污染、情感失调、道德伦理与核心价值危机，伴随城市化的就业、住房、医疗、交通等公共服务危机;与之相应，三农问题究竟如何破局也是乡村社会面临的中心议题。在这里，鄉村与城市、农业与工业问题相互交织，形塑着更加复杂的社会态势。

综上所述，乡村依附于城市的发展模式以及城乡二元结构样态是长久以来我国城乡维系和发展的状况表达，也是当代束缚城乡发展活力的各种因素之根源。因而，采取何种政策选择与方案打破现有的僵化格局，融合城市和乡村各自所特有的资源禀赋和优势条件，实现两者既良性互补又自主发展的新发展模式，成为我们思考和解决三农问题、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思路。

2014年，浙江省自下而上地率先进行特色小镇实践;2015年，浙江省政府提出特色小镇的政策议题，依据地方实践所形成的丰硕成果与经验，国家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和财政部于2016年分别出台了一系列鼓励、规范和推进特色小镇建设的政策。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在此基础上，“特色小镇”作为经济新常态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平台，作为经济转型升级和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和方式，应运而生、蓬勃发展。

特色小镇这种新型空间形态，是对于城乡发展的历史检视与批判性反思的必然结果：与城市相比较，特色小镇虽然功能齐全但要驱离“城市病”;与传统意义的一般小镇相比较，它虽然依托产业但不再是产业要素的简单叠加和复制。但是，在推广和深入发展的过程中，既涌现出一批具有良好示范作用的“生产要素集聚、产业特色鲜明、文化精神凝聚、生态环境优美”的特色小镇典范，也出现一批以疯狂追逐政绩和利润为目标指向从而打造出同质化严重的特色小镇，产业空心化、房地产化，这种外延式发展模式一时兴盛而后继乏力，囿于严重缺乏特色文化内涵支撑已渐趋湮灭。由此，关于特色小镇研究，已经从单一地关注资本、技术等外延性生产要素，转变为特色文化对于特色小镇可持续发展的支撑研究。

特色小镇的文化内涵

“文化”一词，抽象而宽宏，其原因在于文化概念的外延和内涵过于深邃宏大。一般而言，文化意指人类历史长河中人类活动创造的一切痕迹，包括物质形态创造物，例如地标建筑、名人故居、博物馆、公共空间、实体文化产品等，和非物质形态创造物，例如思想理论、道德风尚、文学艺术、宗教信仰、民风习俗、教育和科学等精神形态存在的、有关人类社会生活的内容。

唯物主义认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4]“每一个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5]因此，文化既是生产生活方式的产物，又是对生产生活方式的凝练和反映。人们的社会物质生产生活活动既打造出物质文化，也凝练出非物质文化。就同一对象或时空场域而言，两者紧密联系不可分割，物质文化是精神文化的形态表征，精神文化是物质文化的内涵表达。文化对一定社会生产生活方式的反映，说明文化具有独特性和多样性，是自身与他者区别之所在，我们将其称之为文化特色，标识文化的地域性、民族性;同时，又意味着任何的经济政治活动都有着文化的精神形态动因和支持，我们将其称之为文化支撑。

特色小镇作为新型空间形态，其关键因素就在于“新”和“特”。就特色小镇“产、城、人、文”四要素而言，产业是小镇存续的动力，其特色在于产业独特的文化标识和主题专属，使产业具有稀缺性和难以复刻性的特点;城是人与自然进行物质交换、人与人进行关系交往的生产生活场所。特色小镇的维系，不仅在于特色产业，更在于经济领域和物质领域之外的具有物质吸附性和人才吸引力的精神文化价值创造，以及文化资本的累积、再生产与转化;人是小镇的主体，是小镇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缔造者和传承者;由此，文化就成为特色小镇的灵魂，是多元主体、多种功能、多层次机制的磨合剂、粘合剂，多样性文化理念在这里汇聚、认同、整合，使小镇形成和谐凝聚的氛围和锐意进取的精神品格，从而支撑小镇实现可持续发展。

2016年9月，三部委《关于开展特色小镇培育工作的通知》中指出特色小镇应具有“特色鲜明的产业形态、和谐宜居的美丽环境、彰显特色的传统文化、便捷完善的设施服务和充满活力的体制机制”。同年，《国家发改委关于加快美丽特色小（城）镇建设的指导意见》提出特色小镇发展的十大要求，涉及产业经济、生态人文等领域。根据浙江省开展特色小镇建设的典范性经验，认为，特色小镇是“产、城、人、文”在较为狭窄的空间内的高度集聚耦合，且以“产、文”为核心要素的共同体;[6]特色小镇“形态小而美、产业特而强、功能聚而合、体制活而新”，形态、产业、功能、体制都有其相应的文化内涵。[7]通过对国家政策层面和地方实践经验两方面总结不难发现，特色小镇的形塑和发展不仅需要产业经济可持续发展，而且更需要小镇本身和镇民的可持续发展。小镇不仅仅是“生产的小镇”，更是“生活的小镇”和“人的小镇”。因此，文化是特色小镇的核心要素和本质特征，小镇是文化的容器和熔炉，“城市不仅是人类为了满足生存和发展的需要而创造的一个人工环境，更是一种文化的载体和容器，她积淀着丰厚的文化底蕴、承载着人类文明的精华”。[8]

特色小镇的文化支撑作用

文化成为粘连融合“产、城、人”三者关系的有机纽带和最为核心的要素。在特色小镇，各种主体文化交流荟萃、冲突交融，文化的重构与创新被置于特色小镇建设和发展前所未有的重要地位，文化成为支撑小镇可持续发展的基石和底蕴。

（1）特色小镇文化理念支撑作用

特色小镇是集时代要求和自我发展要求于一体的新型、特色的城镇空间形态。换言之，特色小镇是在传统县域经济发展遭遇瓶颈、国家倡导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创新创业的时代背景下，通过总结过往的城镇发展经验，批判性反思城市问题，所建构的具有产业特色、功能特色、文化特色的平台和载体。新和特，决定了特色小镇建设和发展的文化理念必须立足时代、面向未来。

文化理念来源于社会生产生活活动，是人们对于社会物质生产生活活动的思想反映和心理感知之精粹。它为物质活动所决定，反过来又影响并支配着人们的决策和行为。特色小镇文化理念对特色小镇的构建规划、政策设计、功能运转等各个方面和环节起着高屋建瓴的引领和规范的决定性作用。特色小镇的建设发展应基于现实条件而又超越现实条件，前者是指特色小镇建设需要遵循城镇建设和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后者是指在建设理念上要具备时代性、战略性和前瞻性。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面对经济新常态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产业升级转换、和新型城镇化发展的时代背景，特色小镇建设要用新发展理念统率建设全局，即将特色小镇建成“创新驱动、协调发展、绿色友好、开放包容、幸福共享”的理想家园，所谓创新驱动是指小镇产业要有独特文化标识、运行机制要有多元模式;所谓协调发展是指产业、文化、旅游和社区四大功能相互融合相互支撑;所谓绿色友好是指小镇生态要宜居宜业，处处彰显文化元素、滋养提升灵魂;所谓开放包容是指小镇精神气质充满活力、兼容并蓄;所谓幸福共享是指小鎮的成长能够满足镇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从而建构起一个个一镇一品，形态小而美、产业特而强、功能聚而合、体制活而新的新型发展空间。

（2）特色小镇文化共同体凝聚支撑作用

特色小镇是多元主体共建、多重要素汇聚、多种功能结合、多元文化展现的新型共同体。与以血缘、地缘为连接纽带的传统城镇和乡村不同，特色小镇的居民来自五湖四海，他们既不具备相似的历史文化背景，也不具有共同的价值信仰习俗，目标各异、文化多样。共同体内部成员的多元性、差异性凸显出文化凝聚的重要性。

人的本质是一种类存在物，共同体是人作为类存在的基本方式，它通过共同体内成员衍生某种相同属性而形成有机结合。一般而言，共同体划分为血缘共同体、地域共同体和精神共同体。随着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发展，现代性消薄了空间形态本身的血缘和地域特征，而精神属性已成为超越血缘共同体和地缘共同体存在的最高形式，“‘共同体化’应该称之为一种社会关系，如果而且只有当社会行为的调节——在个别情况下或者一般的情况下或者纯粹的类型中——建立在主观感觉到参加者们（情绪或者传统上）的共同属性。”[9]共同体成员通过精神文化属性达成目标一致性和行为一致性，这种精神文化属性就是成员对于共同体所具有的归属感和认同感。特色小镇的文化凝聚力，一方面是在小镇共同体成员创新创业过程中，将他们的个人利益目标、价值诉求、未来愿景与共同体的总体利益目标和共同价值取向相汇聚、磨合，形成最大公约数，整合、形塑和凝结成具有高度活力与维系力的新公共精神;另一方面，小镇共同体目标和共同体价值的实现不能以忽略或牺牲镇民个人目标、情感需求和价值诉求为代价，而是以镇民的日常生产生活活动场景为切入点，以公共精神和时代精神为感召，助力镇民不断提高和升华自我的价值观和人生观，培育新型创新创业文化，帮助他们完成属于自己的创业目标和生活目标。如此往复，不断地强化特色小镇共同体和镇民之间的归属感和认同感，从而形成推动特色小镇可持续发展的强大的精神动力。

（3）特色小镇文化传承与创新支撑作用

特色小镇是以经典历史文化传承产业或新兴产业为动能的平台和载体。从这个意义出发，产业和文化不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具象的结合。产业是特色小镇生产要素聚合体，是特色小镇生存与发展的外部驱动力;文化则赋予小镇和产业以独特标识、独特内涵和独特的精神气质，是特色小镇存续和成长的内部驱动力。产业与文化相融合，文化与产业相砥砺，共同推动小镇可持续发展。

经典历史文化传承产业是以文化为本体或内核的产业，它本身就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既有物质文化之形，又有精神文化之神。其中，物质文化包括生产文化、服饰文化、饮食文化、居住文化、交通文化等;精神文化包括娱乐文化、婚育文化、文艺文化、信仰文化等，[10]可以说，文化对于特色小镇而言进行了全方位、立体式的覆盖和包装。特色小镇经典历史文化传承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必须恪守特色文化原则。一是文化识别。经典历史文化传承不是单纯的复古和摆样子，而是传承文化技艺，感知文化精神。因此，首先要科学鉴别和认识，哪些是优秀传统文化，哪些是落后文化。一方面以传承价值为识别尺度，例如历史价值、艺术价值、科学价值、生态价值等;另一方面以时代精神为识别准则，选择能够与时代精神相契合、宣扬正确科学的价值观的文化。二是文化标识。特色文化决定了产业必须具备文化的稀缺性和不可复刻性。文化产品，包括地标建筑、名人故居、公共空间、风俗习俗、文艺展示等，作为文化符号展现，既需要匠心打造、锻造，使产品成为具有醇厚的乡村风、雅致的艺术感的精美空间;也需要深入挖掘文化符号背后的隐喻性和仪式感，讲故事、扬神采，使产品成為抒发情怀、释放压力、触发灵魂、学习启迪的“诗意的栖居”和“返璞归真”的港湾。

新兴产业是具有知识要素高度集聚性和创造性的产业，是一个知识汇聚、知识碰撞、新知识再生产的过程，也是不断认识新事物创造新价值的过程。因此，新兴产业的产品实质上是知识和智力的产品，新兴产业的竞争实质上是知识和智力的较量。在高度信息化、网络化的时代，为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新兴产业需要不断优化升级创造产品，这就更加加剧了知识和智力竞争的强度和力度。可以说，创新是新兴产业永恒不变的主题，而知识和智力作为精神产品，也将这种竞争转变为精神文化之争。推动特色小镇新兴产业可持续发展，必须把培育和弘扬小镇创业创新文化作为前提和条件。特色小镇需要塑造一个复合型文化氛围，既包括开拓进取、坚韧不拔的企业精神，也包括宽容和善的公共文化、公正守信的行政文化、和谐友爱的家庭文化、以及环境优美的生态文化等。这些文化相互融合引导镇民营造出积极乐观而非消极悲观、志存高远而非固步自封的文化心态，不断超越自我、升华自我，最终将目标实现的个人利益驱动转化为社会价值驱动。同时，这种文化氛围不断锤炼、融合，变得坚实、浓厚，打造出鲜明的文化标识、衍生出不懈的文化力量，既滋养着产业和小镇镇民的可持续发展，也像一个漩涡不断地吸引并凝聚多元化多样性的新文化元素，使特色小镇文化变得愈发丰富而灿烂。

参考文献

[1]费孝通.《乡土中国》[M].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页.

[2]张鸿雁.《特色小镇建设与城市化模式创新论——重构中国文化的根柢》[J].南京社会科学，2017（12）：60.

[3]林毅夫.《解读中国经济》[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7页.

[4]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M].《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1972年版，第82页.

[5]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M].《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1972年版，第237页.

[6]张鸿雁.《特色小镇建设的理论与实践创新》[J].中国名城，2017（1）：4-10.

[7]成岳冲.《发掘优秀文化资源 创建现代特色小镇》[J].行政管理改革，2017（12）：44-47.

[8]单霁翔.《城市加速进程中文化遗产的保护：在美国规划协会高峰论坛上的主题发言》[J].建筑创作，2005（5）：32.

[9]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上）[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70页.

[10]郭文等.《基于场域理论的文化遗产旅游地多维空间生产研究——以江南水乡周庄古镇为例》[J].人文地理，2013（2）：117-124.

作者简介

屈 旻 西安工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法学博士，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与社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