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之死与意图谬误
时间：2020-03-27 07:54:12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打工文学”的作者身份问题，或者说“打工文学”的写作主体问题，一直是批评界讨论的焦点话题。文学作品的最明显的起因，就是它的创造者，即作者。从作者的个性和生平方面来解释作品，是一种最古老和最有基础的文学研究方法。但自上个世纪以来，许多理论家对这一研究方法提出了质疑。1917年，托马斯·艾略特在《传统与个人才能》中提倡：“诚实的批评和敏感的鉴赏，并不注意诗人而注意诗。”1946年，新批评派评论家维姆萨特和比尔兹利发表论文《意图谬误》，指出“就衡量一部文学作品成功与否来说，作者的构思或意图既不是一个适用的标准，也不是一个理想的标准”。他们认为，我们所拥有的一切就是文本自身，文学批评没有义务勘察作者意图这个非常偏离论题的问题。以假想的作者创作文本时的创作意图或当时作者的自身情况以及精神状态为依据去评论作品是有害的错误，这样做会把我们的注意力转向作家的生平、心理状态或其创作过程等“外部”方面，而取代就文学作品的“内部”结构以及内在价值作出恰如其分的批评。1968年罗兰·巴尔特振聋发聩地宣称并庆贺“作者死了”。“作者之死”为文本的独立提供了条件，促成了文本的存在。从托马斯·艾略特到罗兰·巴尔特，文本的作者成为许多批评家界定的许多因素中“非文学”因素之一。这样的批评观点，对当代中国批评家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并在他们的批评中得到了响应。提倡“草根性写作”并对“打工文学”持肯定态度的李少君，也经常在文章里宣称：“在我的眼中其实没有流派，甚至没有诗人……我眼中只有诗歌本身。”无论是提倡“草根性写作”的李少君，还是提倡“底层生存写作”的张清华，他们都高度强调文本和细化文本分析的各种方法，没有简单地以表现对象的“阶层性”、以思想感情的“立场性”、以写作姿态的“代言性”，来评判文学作品的价值高低。张清华在《“底层生存写作”与我们时代的写作伦理》（《文艺争鸣》2005年第3期）中对“打工诗人”的身份进行了质疑，作者遭到“祛魅”：
什么样的身份才符合一个“打工诗人”的标准？我注意到，像柳冬妩这样的诗人可以说“曾经是”一个“打工诗人”，但现在他是否还是一个打工者的身份？因此我想，写作者的身份固然是重要的，但也可以不那么重要，他只要是在真实地关注着底层劳动者的命运就可以了。
我在张清华的论述中看到了新批评的趣味，形式主义的趣味，而不是有些批评家所指责的“底层趣味”，他在文章里首先排除的就是对作者的“意图谬误”，“去作者化”的倾向十分明显。张清华在那篇文章中所评介的《中国打工诗选》，是按新批评派标准所编选的一本诗集，张清华自觉或不自觉地也采用了新批评派的方法。诗歌选本是一种批评观的体现。在编选《中国打工诗选》时，我只注重诗歌本身，维护诗歌的自主性，而不考虑作者是不是“打工诗人”。不能在鉴定诗本身之前先依据其作者、时代或流派等材料来决定诗的地位。在那本诗选里，我收入了白连春、郑小琼、谢湘南、张绍民、张守刚、许强、刘大程、曾文广等打工诗人的作品，收入了杨克、伊沙、宋晓贤、卢卫平、老刀、江非、王夫刚等诗人写“打工”的作品，也收入了辛酉、管上等当时身份不明的诗人贴在网上的诗歌文本。至于这些诗人创作这些诗歌文本时的意图和意义——无论是作者自己阐明的还是我们单从自己对作家生平与见解的了解中推测出来的——都和我的审美标准毫不相干，因为文本的意义、结构和价值存在于已经完成的、独立存在于公众面前的文本本身。一件作品的好坏，和作品之前的东西是没有关系的，只取决于它形成之后的状态。作品成立之前什么也没有，作品这一形式一旦完成确立，也就什么都有了。在文学批评中，作者的退出，早已不再是一种主动的策略和权宜之计。
从罗兰·巴尔特的“作者之死”的角度看，作品一旦完成就自成一体，有其自我成长的意识和独立的结构，不管是打工作家还是其他作家（包括一些所谓的著名作家），他们都应“死”得平等。打工作家的“亲历经验”，著名作家的“创作经验”，都不是阐释作品好坏的前提，与文本价值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作家的生活与作品本身并不是一种简单的因果关系。尽管艺术作品和作家的生平之间有密切关系，但决不意味着艺术作品仅仅是作家生活的摹本。作家的初始意图、经验与最终形成的文本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空隙，写作过程始终伴随着一系列难以把握的复杂变数。在作者心理与艺术作品之间，在生活、社会与审美对象之间，人们正确地认为有所谓“本体论的差距”。
打工作家虽然是“打工文学”的重要创作主体，但两者并不构成决定性的关系。打工作家，是指具有打工身份或曾经具有打工身份的作家。“打工文学”不一定要打工人来写，打工作家写的不一定就是“打工文学”，其他非打工作家同样可以写出“打工文学”。很多打工作家的作品题材多样，艺术风格也富于变化，他们不仅仅写打工题材。每一个作家的创作都不是固定的，无论是题材还是创作手法。就打工作家这个群体而言，每个人的写作观念、作品倾向、文本内部的品质都不可能一样。王十月、郑小琼、谢湘南、张绍民这样比较复杂的打工作家打工诗人，很难把他概括成某一类，或者很难简单地把他说清楚，“打工文学”只是他们写作中的一部分。但是长期以来，人们似乎有一个观念的误区，总觉得打工作家写的就是“打工文学”。在文学史也曾经出现类似的观念错误，许多作家、评论家给予了纠正。略萨在《文学与流亡》一文中，非常辩证地论述了文学文本与作者之间的关系：“定居在古巴的胡里安·德尔·卡萨尔擅长描写法国和日本的生活。这两位作家从来没有出国，而他们的文学作品却可以称为‘流亡文学’；反之，加尔西拉索和马列霍虽然流亡国外，他们的作品却可以称为‘乡土文学’。在这个问题上唯一可以证明的是：无可证明。因为就文学创作而言，出国本身并不构成问题。它纯属个人私事，在每个作家身上表现的性质不同，因此结果各异。从创作的角度看，与国内现实的直接联系并不是写作的先决条件，因为不出国并不能解决作家对题材的选择、想象力的发挥和语言的生动、活泼等问题。而出国同样不能解决这些问题。”略萨的论述，实际上是与“作者之死”“意图谬误”学说一脉相承的，无论从哪个角度对文学作品进行评价，最可靠的依据都是作品本身，所有的作者都有应“死”得平等。
研究“打工文学”，不管某一文本的作者是不是打工作家，我们都不能放弃对他的艺术要求。我们不能因为谁是打工作家，而抬高他的文本价值。同样，我们也不能因为谁是打工作家，而贬损他的文本价值。一些优秀的打工作家都是普遍意义上的作家，而不是一个特殊性的作家，他与任何一种类型的作家都是平等的。他们的文学理想和目标绝不仅仅针对那个打工环境，而是同样指向文学本身那些永恒的艺术与审美元素。“打工文学”的真正缔造者，是文学自身。所谓的艺术并不是知识精英周旋在象牙塔里的专利。因此，批评家在谈论“打工文学”时，特别要避免出现“意图谬误”，不能先入为主地认为打工作家艺术品位格不高，把“打工文学”看作来自文学之外的道德化伦理化的公共概念，把“打工文学”看作新的载道论与工具论，而无视“打工文学”的文学性。只有排除那些对作者的“意图谬误”，我们的焦点才能聚焦于作品本身。那种从来不看具体文本，首先就从审美上对“打工文学”进行批评的做法，是必须清理的“意图谬误”。
李欧梵先生曾经感叹，美国学者不论是何门何派或引用了任何理论，很少是从宏观或文学史出发的，反而一切都从文本细读开始，所谓文本细读这个新批评的字眼，早已根深蒂固，只不过现在不把以前那种细读方法禁锢在文本的语言结构之中。可是中国的文学研究一向是宏观挂帅，反而独缺精读文本的训练。目前对“打工文学”的评论中，无论是是褒是贬，宏观挂帅者居多，不读而论者居多。有些论者，从来不阅读打工文学作品，或者只看过很少的打工文学作品，便轻率地判断“打工文学”没有文学性。张清华的《“底层生存写作”与我们时代的诗歌伦理》，所评论的对象是根据我提供的《中国打工诗选》电子书稿。迄今为止，看过这本诗选的人没有超过五人。但目前谈论《中国打工诗选》如何如何的批评家，已经超过了十人。这种不读而论的现象，是文学批评的最大危险，它使对“打工文学”的批评更难避免判断的错误。《中国打工诗选》与后来公开出版的各种打工诗歌选集完全不同，因为作品取舍完全遵照了我个人的诗歌审美标准，也是我二十多年来一直认同的新批评的标准一“诚实的批评和敏感的鉴赏，并不注意诗人，而注意诗”。张清华的文章显然也注意到了这一点，其实也穿插了行之有效的形式批评方法，侧重于诗本身，对谈论的文本本身也作出了价值判断。尽管张清华多次声称自己从不认同打工诗人和打工诗歌这样的概念，但这并不影响他对一些优秀打工诗歌的价值判断。批评就是判断、识别，因此就要使用并且涉及审美标准、批评原则、话语概念，从而也蕴含着一种理论和美学。我们来看一看张清华对江非《时间简史》的分析：
试图谈叙事，还有技术方面的动机。因为我对这些作品叙事方面的自然生动和流畅自如留下了深刻印象。江非的《时间简史》甚至用了“倒叙”的手法，在极简练的笔墨中写出了一个十九岁青年的一生：“他十九岁死于一场疾病/十八岁外出打工/十七岁骑着自行车进过一趟城/十六岁打谷场上看过一次，发生在深圳的电影/十五岁面包吃到了是在一场梦中/十四岁到十岁/十岁至两岁，他倒退着忧伤地走着/由少年变成了儿童/到一岁那年，当他在我们镇的上河埠村出生/他父亲就活了过来/活在人民公社的食堂里/走路的样子就像一个烧开水的临时工。”这样故意地轻描淡写，是刻意地要体现一个生命的卑微，就像他不曾来到这个世界，一切都这样快地结束了，没有留下任何痕迹，也没有引起任何的悲伤。这首诗中我们不难看出作者的丰沛的悲悯之情，以及对于我们这个时代的冷漠与失德的尖锐反讽。
我最初看到《时间简史》这首诗，是在2003年第5期的《星星》诗刊（下半月）上，这首诗以倒叙方式观照一个农民工的一生，充满了社会伦理意义与语言的美学意义之间的内在张力，诗人的道德感通过诗本身加以确定。我将这首诗作为论文《打工：一个沧桑的词》的引用文本，并收入了《中国打工诗选》里（从“作者之死”的角度看，至于江非本人是否认同打工诗歌这种提法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诗歌本身。就像把高适、岑参、王昌龄等唐朝诗人的一些诗歌称之为“边塞诗”，而不必事先征得他们的同意）。在对江非诗歌《时间简史》的评判上，张清华表现出他形式主义趣味，指出这首诗的“倒叙手法”和“尖锐反讽”。有人却认为打工诗歌“都缺少反讽，尤其缺少那种新批评派式的反讽和后现代主义式的反讽。而这种现代诗歌常见的现代质素恰恰是那些直线抒情的‘打工诗歌’所匮乏的”。与这些人的不读而论相比，张清华对《时间简史》的分析非常严谨、准确、精细，他的伦理关怀是建筑在诗歌文本形式之上的，是从文本里细读出来的意义。不是像有些粗暴和专制的人所说的那样，是以所谓的道德优势来压制诗歌的一般规则和艺术标准。《时间简史》是“对于我们这个时代的冷漠与失德的尖锐反讽”，它的道德建立在词语和形式的审美合理性基础之上，在它的内里隐含着技术意味的构成诗的方式。不仅《时间简史》，一些写得较好的打工诗歌作品很多都采用了反讽手法，打工小说也同样如此。打工作家曾楚桥的《幸福咒》等打工小说充满了后现代主义式的反讽。但在一些人的批评文章中，这一点都被忽视了，被粗暴地解读为“底层趣味”“道德论”“阶级论”与“题材决定论”。张清华的文章，其实从未与审美判断，或者至少是与鉴赏脱节开来。他显然摈弃了起源说的研究途径。一篇作品是什么？这才是问题所在。问题并不在于诗篇的来龙去脉。他敏感地研究了诗歌的社会含义和影响而又没有忽视诗歌的美学功能。在一些批评张清华的文章里，诗歌本身作为具体的批评判断的客体，全都无影无踪，那些妨碍细读文本、分散注意力的“冥想”甚至“瞎想’’，是被新批评派所痛斥的“意图谬误”。正确的评价来自正确的理解。对“打工文学”作品的评价首先要建立在理解的基础上，一个人对作品不理解，就谈不上评价，这是显而易见的道理。而要理解作品，就要对它的不同层次做审美的观照，并进而判断其价值。
“打工文学”既然是文学的一部分，理应具有文学品格的全部内涵。“打工文学”作品是要以“文学”度其身的，丰富的原生元素并不是文学本身。面对“打工文学”作品，批评家首先要做审美批评和价值判断，他必须面对“文学性”这个问题，即文学艺术的本质这个美学中心问题。对于具体的“打工文学”作品，我们首先看它是不是“好的文学”，即看它是不是那种值得以审美经验去加以注意的文学。文学既然在本质上是一种具有想象性、虚构性和创造性的艺术品，是一种具有某种审美目的的审美结构，它就必然激发某种审美体验。一部好的“打工文学”作品必然具有丰富和广泛的审美价值，必然在自己的审美结构中包含一种或多种给读者高度满足的东西，使人在不断的阅读中获得新意和审美快感。而那些不能给予审美愉悦的作品，很难说是好作品。即使从文学社会学、文学心理学等文学“外部”研究“打工文学”，也含有研究者对文学作品进行审美的价值判断和评价。我将之称为“隐含的审美批评”。
应该承认，同其他类型的文学一样，“打工文学”大量生产的都是平庸之作，但在此基础上，也产生了一些在美学、思想和历史上有价值的经典作品。任何一种类型的文学写作，平庸之作都占了绝大多数。研究“打工文学”需要做沙里淘金的精细工作，在浩大繁杂的写作群体中发现和选择一些有探索个性、有创造性的作品，向读者作审美阅读的整体性引导和推介。当我们用“审美的标准”去检验“打工文学”，并且找到了经得起细读的文本的时候，那么关于它的疑惑和焦虑，关于它的偏见和误判断也就会得到释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