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普希金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时间：2020-03-28 07:58:43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普希金来到中国已有110年的历史，他的名字、故事、作品和精神也成为中国几代人共同的记忆。中国人“普希金情结”的形成原因是什么?中国近年来普希金研究的特点、焦点和危机是什么?中国普希金研究的趋势是什么?针对这些疑问，我国知名普希金研究专家张铁夫教授给出了自己的回答。
关键词：普希金；张铁夫；回顾；展望
中图分类号：IO－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81(2007)05－0098－04
自1897年普希金以“伯是斤”之名悄悄来到中国。已经过去了整整110年。在这一个多世纪中，普希金的中国之旅历经坎坷，他的名字、故事、作品和精神也随之传遍了大江南北，在中国读者心中凝结成难以割舍的“普希金情结”。也因为如此，中国成为了俄罗斯之外的普希金研究大国，造就了一代代、一批批成就斐然的普希金研究专家，湘潭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张铁夫教授便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作为我国著名的普希金学者，他对于我国“普希金情结”的形成原因、当前普希金研究的特点、焦点和危机，以及普希金研究的趋势等问题无疑具有发言权。为此，我们对张铁夫先生进行了专访。
宋德发：我知道您有浓厚的“普希金情结”，在您这一代人身上，“普希金情结”实际上是一个普遍性的文学和文化现象，也就是说，您的学术历程和人生选择具有很强的代表性和典型性。所以，我很想知道您是怎样走上俄罗斯文学研究之路的?在俄罗斯文学中，您为什么对普希金情有独钟?我相信，您对这个疑问的解答，对于渐渐疏远俄罗斯和普希金的年轻一代更好地理解中国“普希金情结”的形成原因，将会具有重要的启发和参考价值。
张铁夫：人生的选择总是必然和偶然、时代和个性共同作用的结果。我1956年参加高考，当时的第一志愿是汉语言文学专业，可最后我却被华中师范学院俄语系录取。因为那个时期正处于中苏关系的蜜月期，我国在各个领域均以俄罗斯为导师，俄语也由此成为当时的第一外语，远比英语要热门和普及。虽然没有被中文系录取，我却并未感到沮丧。原因很简单，我在中学时读的外国文学作品大部分是俄苏作家的作品，普希金的诗歌更是让我如痴如醉。我想，如果能够把俄语学好，直接阅读普希金和其他俄苏作家的原著，那不是也很好吗?就这样，对文学的热爱，对俄国的好感，以及招生人员对我的“错爱”等因素促使我步入俄罗斯文学研究之路。
谈起我的“普希金情结”，就要追溯到我的中学时代。当时我在新化一中读书。一天，得到戈宝权和罗果夫合编的那本《普希金文集》，读了前面几首诗，我就被普希金的作品深深地吸引住了。不过，那时我只会阅读，不会欣赏，因此无法用语言表达我对普希金的喜爱和崇敬。在那个只有革命，没有爱情的年代，普希金的诗歌，特别是他的自由诗和爱情诗得到中国读者的普遍喜爱，那是很自然的。我的普希金情结就是在这一大背景下逐渐形成的。
大学时代和随后的十多年时间是研究工作的准备时期。在那些年里，我阅读了能够找到的大部分普希金作品，但真正的研究工作是从翻译《普希金论文学》一书开始的。在1981年5月召开的“普希金、雨果学术讨论会”期间，我决定把普希金作为自己今后的主攻方向，而《普希金论文学》一书的翻译使我得以在学术研究中迅速定位，因此可以说，我是以普希金研究开始我的学术生涯的。译稿完成后，我和我的老师黄弗同先生写了一篇1.4万字的前言，并以《普希金的文艺思想简论》为题，发表在《华中师范学院学报》1982年第6期。这是我的第一篇普希金研究论文。到上世纪80年代末期，我又陆续发表了《普密之争的由来及其实质》等文章，为普希金研究系列论文的形成打下了基础。
1991年10月，经国家教委批准，我获得了去普希金的祖国访学的机会。在弗拉基米尔师范学院，我的进修课题是“俄苏普希金学史”。回国后，在国家社科基金等课题的支持下，我的普希金研究逐步走向系统和深入，我所发表的各类学术成果也获得了学界的认同。在研究之余，我还在课堂上讲授普希金，在研究生里培养年轻的普希金学者。对于普希金，我从最初的一见钟情到后来的日久生情；从一个普通的读者成为一个专业的学者；从一个热情的崇拜者成为一个理性的研究者。经过数十年的岁月沉淀，我一步步地走进普希金、理解普希金、探寻着他的文学和心灵世界，而普希金也渐渐融入我的事业和生活，成为我生命中无法割舍的一部分。
宋德发：在中国普希金研究百年史上，大概有五代学者和学人默默耕耘和奉献过：上世纪初译介普希金的戢翼晕和鲁迅为第一代；活跃于30－40年代的为第二代；笔耕于50年代的为第三代；70－80年代崛起的为第四代；90年代涌现的为第五代。您出生于1938年，原本应该在60年代步入学界，可由于文革所造成的学术断层，直到改革开放后才真正从事学术研究，因此，您应该属于第四代普希金学者。您是否可以以自己为例，谈谈您这一代普希金学人的独特性?
张铁夫：我们这一代虽然从70年代末才开始研究普希金，但是我们阅读普希金却是从50年代开始的，而阅读的作品主要是由前三代普希金学者翻译的。因此，前三代学者虽然在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上有所欠缺，但没有他们的开创性工作，中国后来的普希金研究也无从谈起。我们这一代不仅重视普希金翻译，更重视普希金研究，并“站在”他们的肩膀上，将研究工作推向了深入，取得了一系列的突破。至于第五代学者，他们则将更多的精力放在研究上，视野更开阔，理论性更强，研究方法更多样。
应该说，我个人的普希金研究也有自己的一些特点。首先是成果形式上的特点：我将作品翻译、系列论文和学术专著有机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普希金研究”的系统工程。我翻译了《普希金论文学》、《普希金文集》第七卷，《普希金书信选》、《普希金情人的回忆》等作品；发表了《普希金与莎士比亚》等系列论文10余篇；出版了“普希金研究三部曲”。其次是在“普希金的生活与创作”、“普希金与中国关系”以及“普希金的现代阐释”这三个领域做了一些工作。第一部《普希金的生活与创作》(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年初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修订版)共12章，38万字。它以普氏的生平和思想发展为经线，全方位地对普氏作了评价，侧重对各种体裁的作品进行分析，阐明普氏在俄罗斯文学和世界文学中的地位。该著被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吴元迈先生誉为“迄今为止我国在普希金研究方面最全面、最翔实、最具特色和最有分量的一本书，标志着我国普希金研究一个新阶段的来临”。第二部《普希金与中国》(岳麓书社2000年版)共6章，34万字。它以文化研究为视角，以接受理论、形象学、译介学、媒介学为理论框架，以影响与接受为研究基点，全面透视了普希金学在中国的萌芽、形成、发展、滞缓、复兴的历史过程，总结了近百年普希金作品在中国的接受史，从而将“普希金与中国关系”
的研究系统化。第三部《普希金新论——文化视域中的俄罗斯诗圣》(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共7章，28.6万字。前两章侧重论述普希金的文艺思想和政治思想，后五章则从死亡意识、伦理指向、女性观念、圣经情结、叙事艺术等方面、对普氏的创作重新进行解读。上述问题都是普希金研究中带根本性的问题。这些问题的有效解决，对普希金研究，乃至俄罗斯文学研究的深化和拓展具有一定的意义。这些成果并非完全属于我个人，它们应该看成是集体研究的成果。
宋德发：1897年，普希金以“伯是斤”的名字传到中国，经过短暂的相识和了解后，我国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形成了接受普希金的第一个高潮。随着新中国的建立，以及中苏关系步入蜜月期，这股高潮又迅速向前推进，形成了第二个高潮。但在文革前夕，由于中苏关系的恶化，普希金在中国受到全面的封杀，这第二个高潮又迅速跌落。直到改革开放后，我国又形成了接受普希金的第三个高潮。那么，在您看来，这第三个高潮和前两个高潮有何不同?
张铁夫：一是性质的差异：第三个高潮是翻译和研究的高潮，而前两个高潮主要是翻译的高潮和阅读的高潮。二是动因的差异：第三个高潮更具学理性，前两个高潮更具意识形态性。在前两个高潮的形成中，意识形态的因素占据了重要的位置，也就是说，我们出于现实革命斗争的需要，不仅把普希金当作一个作家，更把他当作一个文化英雄和勇敢的斗士。同时，中俄密切的政治关系也是中国人对普希金情有独钟的重要原因。正由于意识形态所起的作用过大，所以，当中苏关系破裂以及我们的现实革命斗争不再需要的时候，又把普希金打入了冷宫。改革开放后，中俄的关系已经趋于平淡，激烈的意识形态斗争也渐渐让位于平和的精神文明建设，因此，在第三个高潮中，我们对普希金的认识会更加理性和全面。三是影响力的差异：第三个高潮没有前两个高潮那么影响深远和全面。改革开放后，随着思想的解放，我国又恢复了对普希金的研究，而研究的主体恰恰就是那些在第一、第二个高潮中阅读和认识普希金，并产生“普希金情结”的人。他们对普希金的热爱促使他们将研究普希金、解说普希金当作了毕生的责任和事业。在他们的推动下，我国的普希金研究在改革开放以来突飞猛进，取得了骄人的成就。以湘潭大学为例，在我带的研究生中，已经有9位研究生通过研究普希金获得了硕士学位，还有两位研究生正以普希金作为硕士论文的研究对象。但同时我们应该认识到，我国未来的普希金研究面临着后继无人的尴尬，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具有“俄罗斯情结”的人越来越少，因此俄罗斯文学研究的潜在基础——懂俄语、喜欢俄国文学的人越来越少；其次是具有“普希金情结”的人已经屈指可数；再次是普希金已经从圣坛走下，恢复了一个作家的单纯身份，也就是说，普希金的欣赏者越来越少，接受群体在萎缩；最后，人们的选择更趋向多元化，不仅纯文学地位的集体失落，就是文学本身，普希金也只是众多的选择之一。
宋德发：如您所言，在中国接受普希金的第三个高潮中，我们对普希金的研究越来越理性化，而理性化也将带来认识的多元化。所以，近几年学术界从很多角度对普希金进行“价值重估”，如普希金的文学人民性思想问题和普希金的文化归属问题，对于这两个问题的争议，您已经在论文《再论普希金的文学人民性思想》(载《外国文学评论》2003年第1期)和《论普希金的文化归属》(载《外国文学研究》2006年第2期)中分别加以梳理和辨析。此外，普希金的性格是否存在缺陷也成为争论的焦点之一。据我所知，普希金性格急躁，经常与人决斗，并最终丧命在决斗场上。他的私生活也非常复杂，绯闻不断，与100多位女性有着精神或者肉体上的瓜葛。前些年珠海出版社和海南出版社分别出版了《普希金的秘密日记》，对普希金的私生活大加暴露，也暗含着对普希金人格的怀疑?请问您怎样看待这些争论或问题?
张铁夫：从积极意义上看，对普希金的质疑说明在多元文化语境下，普希金已经从圣坛来到人间，从神灵恢复为作家，人们能够以一种客观、多维而非仰视、单一的态度来重新认识他。这是文学研究的一种进步。当我们以这种平和的心态来看待普希金时，就会发现以往的意识形态因素确实遮蔽了普希金的诸多缺点。但是对普希金认识的全面性并不代表要走向另一种极端：或者全盘否定普希金的价值，或者对普希金进行人身攻击，或者炒作一些和文学无关的事件。在日常生活中，性格暴躁确实是普希金的缺点，但也正是他的个性所在，没有这种刚烈的个性，普希金不可能以一个人的力量来对抗整个沙皇专制制度。在个人情感生活中，普希金确实专一于爱情，而不是专一于爱情的具体对象，因此《普希金的秘密日记》虽然是一部伪作，但也说明其作者对普希金是非常了解的。不过，造成普希金的多情、滥情，除了他自身的性格缺陷外，还有当时俄罗斯整个上流社会“偷情成风”的社会氛围。普希金像很多西方诗人一样，将爱情等同于美，用充满争议的私生活换取了纯净、美好的爱情诗，所以，我们应该将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在他的文学作品上，而非他的“绯闻”上，要知道，文格和人格的不统一也并非普希金一人所有，打个比方，如果说爱情是一座山，艺术中的爱情是山的顶峰，那么，顶峰在整座山所占的地盘毕竟是有限的。
宋德发：对中国人民来说，普希金无疑是个伟大的作家，同时我们也相信，普希金不仅属于俄罗斯和中国等少数国家，他还像莎士比亚、歌德一样，是一位具有世界性的伟大作家。不过，英国学者兼作家比尼恩和我们的观点有些相左，他在2002年出版的《为荣誉而生：普希金传》一书中，对普希金的世界性表示了怀疑和否定态度，他的观点在今天的西方还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对此，您有何看法?
张铁夫：在俄国本土，普希金的世界性问题是一个不成问题的问题。早在1838年，别林斯基就在《文学纪事》一文中说：“作为诗人，普希金无疑是一位世界性的(虽然不是首屈一指的)天才。”在别林斯基之后，俄罗斯的学者对普希金的世界性都深信不疑。在西方国家，人们对他的世界性则持不同的态度。德国的恩塞、法国的亨利·特洛亚，以及勃兰兑斯、卢卡契等人都肯定普希金的世界性，但也有一部分学者则认为普希金虽然是俄国最伟大的诗人，但不具有世界性。在法国，由于19世纪初期法俄关系的极度紧张和普希金在波兰问题上的沙文主义立场，以及读者对散文的兴趣超过诗歌，因此，他作品的传播不能不受到影响；在英国，普希金一直被拜伦的光环所笼罩，被认为是“拜伦的模仿者”或“俄国的拜伦”。
我个人认为普希金具有世界性是毫无疑问的，这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得到印证。第一，普希金的阅读视野具有普世性。普希金学过英语、德语、法语和拉丁语，其中法语学得最好，此外他还通晓意大利语、西班牙语、希腊语和一些斯拉夫语。由于懂得多种外语，使得他从小就能从原文阅读欧洲许多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