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认同\中国逻辑与国家建设侧重于西南民族地区的考察
时间：2020-04-18 07:54:19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 国家认同建设不同路径影响到国家政治发展道路。对于中国国家认同建设而言，古典意义上国家认同更多基于文化层次，进入近代以后，随着帝国体系的解体以及现代国家建设内容的展开，国家认同建设实现了现代性的转换并被赋予了新内容。此时的国家认同融合了现代化过程中各种要素，不仅体现为国家对个人和社会的深入影响，而且也体现了国家的集体意识和有机团结，具有了规范性、传统型和现实性的等特征。
关键词 国家认同 中国逻辑 价值体系 国家建设
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讲，都不能忽视国家认同建设。但不同国家的发展过程中，对于国家认同的理解有所不同，进而影响到国家认同建设的路径。而对中国这样的超大型的多民族国家，寻找国家认同建设的内在规律就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本文侧重于西南民族地区的发展实际，并基于中国国家认同的变迁进程，，对整个中国国家认同的内在逻辑进行了总结，以期对中国未来的国家认同建设有启示意义。
历史变迁中上的国家认同
从学理意义上讲，国家认同即现代公民对国家的归属和忠诚，具有“公民对所属政治共同体主动的认同，由之产生的凝聚情感使公民愿意积极地为共同生活效力，而且在共同体有危难时刻愿意牺牲自我，其共同体成员政治意识的表达，理性与言说的表达过程以及具有情感面向的凝聚力”等特征，而对于传统帝国而言，与当时国家性质紧密相关，具有自身发展的印迹和内涵。因为就传统帝国而言，从国家产生之初就被社会赋予了独特的文化意义，塑造了黄帝等具有代表性的象征性符号，以“黄帝后裔”的历史传说为基础形成的历史记忆影响了中国人的身份认知，成为凝聚华夏各族的认同根基。从先秦开始，经过频繁的融合、兼并、扩张，进而形成了不断扩大的华夏族以及固定的心理和认知结构，如荀子所说的“四海之内，若一家也”。于是在形成共同而稳定的文化基础上，不同民族开始有了共同的文化认同感，随着秦汉帝国的形成，这种认同范围也在不断扩大，最终促成了大一统文化格局的形成。所以从一开始，传统帝国的价值选择、制度安排和行为方式以及可以利用的国家治理资源，就被深深的刻上了特定文化的作用和影响。而此后，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价值形态逐渐演进为整个中国社会的价值中轴和整合力量，成为推动国家认同的重要支撑力量。
但如果进一步探究，我们就会发现在古典中国社会中，由于局限于血缘、地缘等自然环境，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家庭、村寨等封闭生活体系，此时的少数民族成员的角色变化和身份变更非常狭隘并缺少大规模流动，其对于国家认识是非常模糊。“同一国家中的人民彼此隔离，只有在从属于同一位君主这一点上他们才能彼此认同，于是，服从君主这种关系自然就成为最重要的关系，只有通过这种关系，才能建立并保持这样一个共同体。”也就是说，古典意义上的少数民族国家认同始终是与对君主和王朝的认同联系在一起的，他们往往效忠于本民族的代表性领袖，而这个民族领袖又效忠于高层次的传统帝国或者作为代表的皇帝，因而少数民族成员也就直接和间接的效忠于国家。加上君主和王朝的更迭的不断变化，传统的国家认同往往呈现出不稳定的状态。随着传统帝国疆域的扩展，具有优势的儒家文明影响了包括西南地区在内的少数民族统治和治理形式，其间存在的文化落差让大部分少数民族政权采取了接受汉族文化，并进行儒学教育等汉化政策。而对于普通少数民族成员来讲，包括艺术、服饰、文字在内的少数民族和儒家文化体系相互交流、相互吸收，“文化已经变成了构成社会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制度得以运转的润滑剂，看做共同价值完善而整合的一种构成方式。”这种文化认同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随着国家疆域开拓而不断进行扩展，从而形成了以文化认同为核心的社会传播网络。在这个体现包容和多元原则的传播网络中，包括汉族在内的各个民族相互通过彼此文化的认知和体验，在实践中“造就了心智结构，并规定了共同的关注原则和划分原则，规定了属于原有的学养的思想的思维方式”，进而形成并获得中国人共有文化认同的价值、信仰、知识能力、精神创造和生活方式，汉文明和少数民族文明共同形成了集体意义上的文化认同，“社会中的许多次群体，如职业群体、政治群体、地域群体、血缘与假血缘群体等等，都创造、保存与强化各群体的集体记忆。在一个社会中，社会记忆不断地被集体创造、修正与遗忘”。在此基础上，各民族形成了相互交融，不可分割的局面，通过文化力量涌现出的认同使他们自觉地联结成共同体，成为各个民族共同享有的精神资源，并在其与外界交往的行动中发挥着巨大作用。所以无论是汉族对少数民族文化的吸收，还是少数民族文化对汉族文化的吸纳，在各个民族社会成员共同推动下，多元文化融合产生了巨大历史效应，历史发展到南北朝时期，原来称谓“中国人”改称为“汉人”。
不仅如此，在王朝更迭和政权变换过程中，文化传承过程中历史记忆的储藏器作用也被充分发掘，在不同民族的交往过程中，通过各民族历史文献和年长者的教导，让民族代际之间的社会记忆和历史记忆进一步体系化，使他们共有的文化认同力量得到传递和继承，一旦当这些记忆被呼唤出来的时候，拥有共同记忆的人就会相互认同。而在实践中，以汉民族为主体民族形成以后，儒家的核心价值扩展到少数民族地区，形成了传统帝国悠久历史文化，于是这些文化传统就在一定的时空中，通过各民族的共同努力，在包容多元的文化样态下，在促成诸如汉唐、宋等历史的一波又一波文化高潮中，加强了各民族成员之间的信任和联系，形成了各个民族之间的巩固力量，文化成为维系各个民族对于国家认同的内在力量。所以在传统帝国时代，少数民族对于国家的认同很大程度上就是建立在文化的基础之上的。同时，“中国”成为了各民族共同的称谓，“汉人”成为汉民族专用的族称。在形成雄厚中华文化的过程中，中华民族的概念逐渐开始形成，并展现了包容多元的文化姿态，例如唐朝对北方少数民族文化的吸收和融合，甚至出现了唐代皇室的血统与“夷狄”纠葛不清的局面，这些都为帝国时代国家认同建构提供了符号和价值基础。
伴随着古典国家的成长，由于其本身被赋予的明显的文化印记，并形成了一套与其文化和信仰相匹配的体制，在“在统一所有的规范、准则如司法、语言学度量的同时，在实施交流方式，尤其是科层制的统一化同时，对文化市场的统一作出了贡献”，从而进一步扩展古典意义国家认同的成长空间。也就是说，在古典社会现实生活中，社会共同体成员只有融入这一庞大的国家文化体系中，在增强对国家认同的同时，其自身的意义和价值才能能够得到实现。例如即使在蒙古族统治中原的元朝，云南的儒家文化也得到很大的发展，在建立行省制度以后，蒙古族地方官员者大力提倡儒学，相继在云南各地修建孔庙、传授儒家文化。到了明清时期，更是重视国家教化制度的建立，中央政府对西南地区采取了“文教为先”的政策，开办各种形式的义学、书院等等教育机构。在国家创造的儒家大一统文化的引领下和教化下，各民族共同创造出了雄厚的文化基础，并实现了有效转化。各民族成员正是日常生活中都会不知不觉地养成自己特有的惯习，
在积极有效传播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同时，不断接触到由国家创造的社会情景时，获得认同所需要的价值信仰和能力。这样，各民族成员会自觉地对中华民族文化符号体系产生感应与认同，促进了少数民族对于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认同。
所以传统帝国时代，少数民族对于国家的理解和认知基本上是基于文化意义上的，但是与其他认同类型相比较，仍然缺少坚实的物质基础和利益关联，显得非常的脆弱。虽然这种形式的国家认同与整个帝国时代社会结构相互吻合，并通过中华民族、汉族以及正统论等多重表达而显现出来，而在社会成员具体认知实践中“由于符号的韧性，不精确多义性，它们在形式上简单，实质上却是复杂的。”也正是存在这种复杂性，以及各个民族的大迁徙和大融合而形成的不同少数民族国家认同的模糊性。一旦外部环境发生变化，宗族认同、族群认同、地域认同等地位就会上升，甚至占据到主要地位，相比较，国家认同的地位则会下降。并且从历史上现实来看，西南民族地区并不完全都是为中原王朝所管辖，也曾经出现过大理国、南诏国等当地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这样族群认同和对本民族政权的认同又发生了交集，从而使得此时的国家认同呈现出多变的特点。因此，脆弱性、模糊性、多变性就成为古典意义的国家认同的重要特征。而这种情况发生改变则是在近代晚清以后，伴随着新的国家与民族意识的产生而出现的，实现了国家认同现代性的转换，改变原有古典意义的国家认同表现形式。
现代化转型中的国家认同
作为以少数民族为统治主体的晚清帝国，国家治理者在融入和吸纳原有儒家文化同时，通过其满族身份凸显以及政治制度完善，让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建立起对清帝国的认同。此后，随着晚清帝国治理体系的衰败，它遇到了有史以来最大的危机。这种危机既来源于帝国体系内部，也来自于外部的冲击。在清帝国仍然致力于其皇权治理时，西方世界正在悄然发生变化，既有思想和知识层次的变化，也有器物和制度层次的变化，在以上双重变化的推动下，民族国家的概念在西方开始出现并得以确立主导性的位置。虽然在此之前，已经早有西方的相关知识传人并且渗透到帝国体系内部，但是完整意义与西方的接触却是通过战争的方式得以实现的。自此，西方开始进入晚清帝国，依靠现代化武器打破了原有帝国组织体系和价值结构。就组织体系而言，西方民族国家的组织和制度开始被移植进来，包括边疆治理在内的整个政治制度框架被迫重新进行组合分配，近代以来的边疆危机自此开始，帝国曾经整合疆域的努力遭到巨大挑战。就价值结构而言，传统帝国的知识体系遭受了最彻底的震撼，因为“帝国主义从来都不仅仅是枪炮和商品，它还是文化过程，是一个对于力图在某个地理空间实现霸权控制的力量或实体进行反抗并且与之适应的过程”。于是晚清的士人不仅对旧制度进行反思，而且也对旧知识体系进行重新发现和诠释。在面临当时边疆危机和价值危机时，“道德意义”已退居私域和公域的地方，“民族象征提供的公有性，就为本体的安全感提供了一种支持手段，尤其是当感到存在来自国家之外的威胁”。所以，当时流行的各种社会思潮中，民族和国家的共同体意义显的非常醒目，如列文森所说：“近代中国想史的大部分时期，是一个使‘天下’成为‘国家’的过程。”在帝国体系面临危机和逐渐解体的过程中，各种与此有关的政治设想和操作被制造出来。在与西方国家交往的过程中，西方的“种族”观念与中国传统民族意识发生了互动，民族意识逐渐形成。由西方传教士引入的新“人种”知识体系和进化论的广泛流行，使“黄种人”等观念在西方国家“他者”刺激下得以出现并广泛传播。在这些观念的传播中，从最早梁启超借用西方概念，到杨度、章太炎等人结合传统中国的历史背景进行创造性发挥，先后经历了从古代意义的民族到现代意义的民族，以及从汉族到中华民族的双重转变过程。至此，中华民族概念开始成为表明不同民族身份最重要的符号。在这些观念推动下，普通民众的民族意识和民族身份被逐渐地唤醒起来，少数民族地区也不例外。需要强调的是，在民族身份和民族意识逐渐被各民族确认的过程中，晚清帝国并没有如西方一些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出现对国家领土边界的重新分化组合现象，而是保持一个相对稳定且较为完整的疆域实体，“一部分原因是帝国晚期有关中国身份的文化建构降低了鼓动农村居民标榜不同身份的可能性，另外一部分原因是外国对中国的威胁激发了中国城市居民去面对一系列的困难，这些困难与农村人口所关注的完全一样”。此后，整个国家保持了相对固定的地理边界，为民众实现对国家的认同提供了地域基础。
辛亥革命爆发推翻了中国的传统君主统治，传统帝国统治体系彻底瓦解，建立起以中华民国为表征的国家体系。人们意识到西方的入侵导致整个国家的符号价值系统崩溃，亟需进行国家认同重建。而在民族身份被唤醒之后，中华民族概念成为重建价值系统的一个重要资源，孙中山在实践中将其纳入整个国家建设的轨道，从提倡“汉族”国家到“中华民族”国家的转变就体现这一努力方向。最初，孙中山在三民主义中宣扬“排满”，目的是在“本部十八行省”建立汉族国家。随着在国民党主导下国家建设的推进，中华民族整合式的概念出现频率越来越高。面对蒙古、新疆、西藏等地区的主权危机和国家整合的难度，孙中山为了将这些地区纳入到国家统一进程，提出了五族共和的思想以及边疆建省、铁路建设、移民、垦殖等国家整合措施。随着孙中山的思想转变，开始脱离了原有狭隘的五族范畴限制，扩展为所有的少数民族，主张“消积的为除去民族间的不平等，积极的为团结国内各民族，完成一大中华民族”。在此基础上“以本国现有民族构成大中华民族，实现民族的国家”。也就是说，通过中华民族的符号的推广和使用，孙中山希望以中华民族作为各民族共享的价值体系来整合各民族对国家的认同。但是，由于缺少主导性的组织力量以及国家建设可依靠的公共权力资源不足，加上以军阀割据形式表现出来的多重政权形式，使得孙中山以上努力很难得到实现，仅仅落实在本文讲话和计划草稿当中。
此后，蒋介石虽然初步建立了相对较为统一的中央政权，但近代以来的边疆危机持续存在，尤其是日本的入侵加剧这一危机，使得中央政府试图通过国家力量介入少数民族边疆地区，提升边疆地区各族群对国家的认同和归宿，实现真正意义上政治共同体的任务。为了寻求认同体系建构中所需要的表达符号，蒋介石重新对中华民族的整合式内涵进行了再诠释，“我们都是构成中华民族的分子，像兄弟合成家庭一样……我们集许多家族而成宗族，更有宗族合成为整个中华民族……所以我们只有一个中华民族，而其中各单位最确当的名称，实在应称为宗族”。可见，基于政治统一的需要，他将各民族改造为中华民族体系内的宗族分支，提出要将中国各民族融合为一个“大中华民族”，用国族的概念来指称中华民族，试图以此来强化和巩固民众对国家认同的一体意识。但蒋介石对国族概念的使用有很强主观臆断性，很大程度上基于威权政治建构的需要，将少数民族视为有血缘关系纽带的宗族，忽视少数民族本身的特点。作为最典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