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官府藏书机制的起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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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魏晋南北朝时期王朝更迭频繁，社会的动荡却并没有阻碍文献学及图书馆学的发展。相反文史学的昌明、玄学的抬头和寺观文化的兴起反而促进了其发展。在魏晋之前，文献学尚处于朦胧状态，图书馆学思想也未曾成熟。官府藏书处在文史不分的状态，官府图书馆机制还未形成。但随着魏晋南北朝以来的成立和独立，官府藏书逐渐从政治文化中剥离出来，成为专门机构，由专门人才进行管理，官府藏书的自觉性开始出现，藏书机制日益健全。
关键词：魏晋秘书监官府藏书自觉
中图分类号：G2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9）23-0112-03
在对魏晋南北朝官府藏书机制的研究中，已出现了李文才先生的《试论两晋时期的国家出版机构》，李德辉先生的《论汉末魏晋秘书监及其与文学的关系》等诸多论文。多从国家制度及官府职能层面进行阐述，本文试图从秘书监和目录学角度论述魏晋时期的官府藏书机制。鉴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图书馆机制的形成和发展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对魏晋南北朝时期文献学与图书馆学思想的研究，会为后续朝代的相关研究提供价值。
一、秘书监的出现与职能转变
《通典职官八》言：“后汉图书在东观，桓帝延熹二年，始置秘书监一人，掌典图书古今文字，考核同异，属太常，以其掌图书秘记，故曰秘书。”[1]可见秘书监起于东汉桓帝二年（159），职掌禁中秘书。這也是我国最早出现的专职典掌图书秘籍的机构，正相当于今日的图书馆[2]。
最早的秘书监职能非常有限，也仅仅只设立了秘书监一人，掌管东观秘书，而且隶属太常，并不是独立机构。遍观《两汉诏令》《后汉书》《汉官仪》诸书均未见秘书监设立之原因。但从一些蛛丝马迹上，不难推测其原因。
首先，秘书监设立于东汉桓帝延熹二年，掌东观图书。《后汉书·张曹郑列传》载：“章和元年正月，乃召（曹）褒诣嘉德门，令小黄门持班固所上叔孙通《汉仪》十二篇，敕褒曰：‘此制散略，多不合经，今宜依礼条正，使可施行。于南宫、东观尽心集作。’褒既受命，及次序礼事，依准旧典，杂以《五经》谶记之文，撰次天子至于庶人冠婚吉凶终始制度，以为百五十篇，写以二尺四寸简。其年十二月奏上。帝以众论难一，故但纳之，不复令有司平奏。”[3]从这些史料可以看出，东观常有修史、整理典籍、教授皇子的作用，因此需要博学鸿儒时常点校文籍，包括蔡邕、马融等人都做过类似的校书郎工作。但都是有其任而无其职。东观藏书并无专人管理[4]。往往是在一段时间，便延请大儒点校图书。
再看《后汉书 孝桓帝纪》：“大将军梁冀谋为乱。八月丁丑，帝御前殿，诏司隶校尉张彪将兵围冀第，收大将军印绶，冀与妻皆自杀。……及中外宗亲数十人。……大司农黄琼为太尉，光禄大夫中山祝恬为司徒，大鸿胪梁国盛允为司空。初置秘书监官。”[3]在延熹二年八月，桓帝诛杀了外戚梁冀，之后便设置了秘书监。可见二者之间是有联系的。又查《资治通鉴汉纪四十六》：“是时，新诛梁冀，天下想望异政，……尚书令陈蕃上疏荐五处士，豫章徐穉、彭城姜肱、汝南袁闳、京兆韦著、颍川李昙，帝悉以安车、玄纁备礼徵之，皆不至。”[5]桓帝诛梁冀后却大肆分封宦官，单超、唐衡、徐璜、具瑗等五人因诛杀梁冀有功，在一日之内同被封侯，朝政也随之为其垄断。外戚和宦官的先后弄权，导致朝廷威信骤降。当时代有识之士本是“想望异政”，却得来失望结局。因此当桓帝征召天下名士，所招大儒均不至。而东观图书是东汉秘书精华所在，不可没有大儒整理，促使桓帝在缺少当世名士整理东观图书的情况下，不得不设立官职，派遣专人管理图书以求吸引招纳专人。这使得秘书监因运而生。
这也打破了在东汉之前所存在的史官掌管政府藏书和秘书无专人掌管的官府藏书机制。固然此时的秘书监刚刚设立，职权低微，也不是专门的独立藏书机构，但已经标志着政府藏书机制的转折开始，迈出了官府藏书的自觉之路的第一步。
二、魏晋南北朝秘书监的发展与演变
1.魏晋时期秘书监的发展与演变
魏晋时期的秘书监在沿袭了东汉的秘书监制度外，还有所发展，使秘书监沿着独立、自觉的道路继续完善。这一时期的秘书监经历了几次大的转折期。
首先，曹操魏武为王建安〔二十一年（216）〕至魏武立国（220）期间，是秘书监自成立后的第一次职能转变。这一时期，曹操设秘书令和秘书丞“令其掌尚书奏事”，隶属于中书省。“曹操此举的实质是将中书改造成为机要秘书，以取代尚书的章奏文书之权，从而通过控制中书而达到实际掌控政权的目的。”[6]这一时期的秘书监不再是为了单纯的“掌东观图书”，而是强调了它在限制中书职能上的政治作用，“秘书”一词也有了新的含义。鉴于曹操时代的战乱局面，“掌管秘书”的秘书监实际掌管的是曹操行军执政的诏令公文，掌管图书只是“附带职掌”。“秘书”拥有了私人顾问和诏令公文的含义。这也让秘书监初步从内廷兰台的附庸部门转向外廷独立行政部门。但此时秘书监尚隶属中书省，所掌管职能也是政治和文学并行，尚未达到独立。
之后，黄初年间（220—226），曹丕时期，随着魏代汉后政治的稳定，加之曹丕本身的文学素养的关系，急需一个机构专门整理汉遗留下来的典籍文籍。魏文帝曹丕恢复了中书令，将秘书监的政治职能重新划归中书。而秘书监则隶属于少府，负责专职掌管图书文籍的事务。“曹丕此举的实质是将图书和档案分开典藏”[6]，曹丕将中书省和秘书监职能分开的行为，在本质上是将秘书监过往的“掌艺文图籍之事”和“典尚书奏事”的政文合一的职能区分开来，已经体现出人为意识地把秘书监建立成独立的图书庋藏机构。其自觉独立化进程迈出了一大步，可说是对秘书监职能的第一次明确定位。但这个时候的秘书监虽然剥离了其政治职能，在隶属关系上还为独立，仅仅是少府下辖的一个部门。而且仍然藏有诏书、敕令一类的文书。
曹魏时代的秘书监有着长足的发展，在曹丕剥离秘书监的政治职能之后，据《初学记》卷十二记载：“及王肃为监，以为魏之秘书即汉之东观之职，安可复属少府，自此不复焉。”[7]可见在魏明帝年间，在王肃的建议下，秘书监得以从少府中脱离出来，成为独立部门，在机制上完成了初步的完全独立。至此秘书监初步成为了外廷掌管文章图集的独立部门。
晋代魏后，晋武帝将独立的秘书省重新并入中书省，这是一个逆时代的现象。在魏晋时期，秘书监总体上是朝着独立、专业（专管图书）的方向发展的，而晋武帝则阻断了这一发展进程，将其重新划归中书。晋武帝何时将秘书监划归中书，《晋书》中仅有一句“及晋受命”，太过笼统。笔者认为当在泰始十年（274）至咸宁初年（275）。而究其原因，笔者归为两点。
其一，查泰始十年，《资治通鉴晋纪二》：“涛荐嵇绍于帝，请以为秘书郎;帝发诏征之。绍以父康得罪，屏居私门，欲辞不就。涛谓之曰：为君思之久矣，天地四时，犹有消息，况于人乎！绍乃应命，帝以为秘书丞。”[8]可见当时山涛推荐嵇绍为秘书郎，嵇绍为嵇康之子。嵇康为晋帝所杀，嵇绍不愿为官，是山涛劝说下才同意。武帝弑其父而用其子，对嵇绍应该是有所戒心的。但武帝又觉得嵇绍才堪大用，“帝谓涛曰：‘如卿所言，乃堪为丞，何但郎也。’”[9]将嵇绍的秘书监置于职能重要的中书省下，既有监视之意，又为重用嵇绍铺路。其二，晋武帝泰始，咸宁年间有过多次裁撤、合并官职、部门之事。有史记载就有数次，《晋书·帝纪三》：“（九年）罢五官左右中郎将、弘训太仆、卫尉、大长秋等官。”[9]又《晋书·荀勖传》：“勖议以为：‘……若欲省官，私谓九寺可并于尚书，兰台宜省付三府。……’”[9]因此笔者认为秘书监就是在这期间并入中书省的。
虽然在隶属关系上秘书监并入了中书，但在实质上依旧保存了其掌管图书文籍的职能，并不参与中书省保管档案诏令的任务。
随后至晋惠帝元康二年（292），秘书监迎来了最为重要的蜕变——秘书监重新独立，并且升级为秘书省，统著作局，掌三阁图书，正式成为唯一的图书执掌机构，成为外廷部门。
从东汉延熹二年（159）至西晋元康二年（292），秘书监在长达130多年的历史中，经历了5次重要的转型，逐渐取得了职能和地位的独立：剥离了政治职能，秘书监不再单一地掌管宫廷秘籍和文书档案，而是专门职掌内外文籍的整理，著作和典藏。“其实质是，国家图书管理机制日益走向建制独立化，而不再与国家行政具有直接联姻。”[6]标志着官府藏书机制独立自觉意识觉醒，赋予了“秘”新的定义，不再将图书与文书混淆，为图书和文书的分流提供了契机;也标志着著作、校勘、藏书等职能的人为划分开始，图书馆机制开始职业化。
2.南北朝时期秘书监的发展与演变
南北朝时期，朝代更迭速度十分迅速。大多数朝代的藏书都是继承前朝典藏。“并在原有的藏书基础上，再行搜集充实，以形成新王朝的官府藏书机构。”[10]有鉴于此，南北朝的藏书机构相较魏晋时期并未有太大的变动，秘书监制度未发生太大的变化。总体而言，在东晋南迁之后，北朝诸代基本仿南朝例典藏图书。
北朝自北魏始，大多由少数民族统治，官职设立简单。自王肃之魏，北魏官职开始仿制南朝，设立秘书省，下辖秘书丞、郎，正字，校书郎等官。从官职设立来看，依旧保持着晋以来校勘，著作，典藏工作各司其职的状态。北朝官制仿于南朝，南朝的秘书监官制更加健全。其图书馆机制分工也更加合理。
大体而言，南北朝时期的秘书监制度在魏晋的基础上并未有更大发展，但基本保持了魏晋时期秘书监独立化的建制，图书馆机制的分工明细相对合理。为后世的秘书监制度奠定了基础。“秘书监的兴盛时期，它对中国学术文化产生重大的影响的时期，主要是在魏晋南北朝。”[11]
三、魏晋南北朝官府藏书机制
总体而言，秘书监制度的不断演变和发展，呈现出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官府图书馆机制的转变和完善的过程。延熹二年秘书监的成立，标志着汉以前存在的史官保留文献图集的传统被打破，官府藏书理念发生变化。此后在魏晉时期，从机构从属上来看，秘书监逐渐从内府走向外廷，从一开始的隶属太常，职能低微走向独立设省，统率著作，点校各有司。秘书监最终成为类似如今国家图书馆的形式;从职能类型上来看，秘书监的政治职能不断降低，从兼掌图书诏令转变到专职掌管图书文籍。秘书监剥离了掌管诏令文档的职能，和中书省职能区分开。并赋予了“秘书”新的定义，出现了“文”“笔”之分。
其后，秘书监的职能更加细化，著作、点校、庋藏各职能开始被人为划分。标志着官府藏书趋向统一规划和管理，图书不再被分散保管，而是由专人进行整理、收藏。秘书监的独立化进程，意味着官藏图书的神秘感下降，人文精神日益增强。此后图书典籍事业日趋发达，官府藏书机制日趋完善。可以说秘书监的发展和日趋完善，标志着古代图书馆自觉意识觉醒，官府藏书理念和机制出现了最初的专业化要求，这也间接催生了目录学的起兴和发展。
魏晋南北朝是文献学以及图书馆学的一个转折时期。其核心思想表现为两个名词——“自觉”“独立”。从秘书监的自内而外的独立，标志着学术文献典藏从政治中独立出来，迎来了学术典籍编撰收藏的自觉时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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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宋]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2012.
[9][唐]房玄龄.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10]李更旺.南北朝诸国官府藏书机构考[J].河南图书馆学刊，1986（10）.
[11]李国新.秘书监的士族官僚化与官修目录的衰落：魏晋南北朝目录学研究之一[J].大学图书馆学报，1990（4）.
责任编辑：刘健
[作者简介]杨苏闽，扬州大学文学院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古典文献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