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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呼兰河传》的多位一体性

    时间:2020-05-08 07:53:33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达达文档网手机站

    摘要:萧红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一位最富影响力的女作家之一,她写作风格的独创性素为人们所称道。《呼兰河传》是其极负盛名之作,它以多重的视角,散文诗一般的形态,冲破了传统小说创作的条规,将作者对于家乡呼兰河城以及童年时代的诸般回忆娓娓道来,全书看似闲散无秩,实则浑然一体,被著名作家茅盾赞为“它是一篇叙事诗,一片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本文拟从写作视角、文体、主题三个方面进行分析,进而揭示《呼兰河传》的多位一体性。

    关键词:萧红;呼兰河传;多位一体

    [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2)-09-0027-02

    萧红,一位来自黑土地上的女作家,她的一生,为痛苦与磨难所充斥,然而,爱情的折磨、人生的流离、乡土的沦丧,这种种难言的剧痛却也使她的文字更添一份震撼,使她异于常人的才情更为凸显。她不走常人走过的路,不写常人写过的小说,她说过:“有一种小说学,小说有一定的写法,一定要具备某几种东西,一定要写得像巴尔扎克或契诃夫的作品那样。我不信这一套,有各式各样的作者,有各式各样的小说!”[1]正是因为这样,她才能为读者们营造出一种艺术创作、情感渲染、现实陈述与理性解析浑然一体的文学世界,而这种被称作“萧红体”的特殊文学样式,在其巅峰之作《呼兰河传》中,则体现得淋漓尽致。

    《呼兰河传》,并不是一篇简单的小说或自传,而是“一篇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 [2],它的文体、主题、视角,都具有多层面多角度的复杂性,而最终呈现给读者的却又是一个兼容并包而又浑然天成的整体,这也许正是这篇“真是好得不得了”[3]的小说之所以“诱人”的所在。

    一、写作视角的多位一体性

    文学视角指的是作者在讲述故事时所处的角度,它表明了作者与其行文中所虚构的世界以及人物观念的联系。《呼兰河传》中,沧桑古旧的呼兰河城、麻木愚昧的呼城人民以及作者自己温馨却又寂寞的童年这几个看似独立实则密不可分的个体构成了整篇小说的叙述对象,而叙述视角的转换,也使得几个对象的联系与冲突更加细密,凄婉动人。

    在前两章中,作者对呼兰河城的风土人情做了总括性的描写,其中,作者似乎是一个旁观者,淡漠地记述着、评论着自己的所见所闻:“他们这种生活,似乎也很苦的。”[4]这种“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的笔调,仿佛与自己是毫不相关的,此时的作者,是一个高高在上的角色,冷眼旁观着世上所发生的一切,不带有一丝怜悯与同情。但偶尔,作者也会发出一声感叹:“满天星光,满屋月亮,人生何如,为什么这么悲凉?”[5]这样的悲戚动情的慨叹,与前面那种“无情”相对照,又让我们不得不怀疑作者亦应是这城中的一员,不然如何能有这般的恻隐,似有切肤之痛。这样的一种视角,或被称作“全知视角”,意在体现作者的全知全能,然而,我则更倾向于把它作为一种纯作者的视角,即萧红在以她写作本文时的心态情感为出发点而产生的一种视角。历经了人世沧桑的萧红,对于人生的苍凉与无奈已具有了老成的认知,但却又无力去对其做出改变,因此再重新看待那一座呼兰河城那群困在城中,同时也困在传统束缚中的人民时,她既哀其不幸又怒其不争,于是也就有了这纯作者视角中冷漠与同情的统一。

    小说的三至七章,是小说的主体部分,作者以儿童的视角对自己在呼兰河城的童年进行了回忆与讲述。祖父、团圆媳妇、有二伯、冯歪嘴子等人的故事,虽然是相对独立的四个部分,但通过作者以儿童视角的讲述,却巧妙地将其穿在一条锁链上,较为完整地呈现了一幅呼兰河城普通百姓生存状态的画卷,也为我们展示了作者自身童年的成长历程。文中借助儿童的口吻、儿童的思维特征来讲述童年的故事,就似一个真正的儿童在讲述自己的生活,这便避免了童年回忆中容易出现的“隔”的问题。儿童般稚嫩而又纯真的语言,又为读者营造了一个同样纯真的世界,从这样的角度去观察成人世界,则可以把复杂的事物单纯化,把人工穿凿的世界自然化,从而达到一种本真的、原生态的效果。在讲述小团圆媳妇被当众用热水浇的时候,作者写道:

    这时候,看热闹的人们,一阵狂喊,都以为小团圆媳妇是死了,大家都跑过去拯救她,竟有心慈的人,流下眼泪来。

    小团圆媳妇还活着的时候,她像要逃命似的。前一刻她还求救于人的时候,并没有一个人上前去帮她,把她从热水里解救出来。

    现在她是什么也不知道了,什么也不要求了。可是一些人,偏要去救她。[6]

    作者将旁观小团圆媳妇悲惨遭遇的人们的表现直陈而出,他们既有“心慈”的,为之流下眼泪的,又有急着上前“拯救”的,却都只是在这场闹剧进行之后才表现出来,人民前后的“冷漠”与“热情”原本是矛盾而复杂的,但由儿童的笔调写出,则又显得自然而然似的简单,不需要过多地考虑与分析,则讽刺的意味皆跃然纸上。由此可知,作者对童年视角的运用,旨在以儿童特别的视角去体察成人的社会,从而挖掘一种成人所难以体察的本真的生活态度与人本身所可能具有纯真的生存在状态,由此而自然引发出的对现实的讽刺与对愚昧人民的愤怒以及怜悯,是以其他视角进行叙述所不能企及的。

    当然,以上所提到的两种视角虽然在小说的不同部分有着较为明显的偏向性,但二者同时也是相互穿插进行的。如在讲述家中西南角住的卖漏粉的人时,作者写道:

    他们被父母生下来,没有什么希望,只希望吃饱了,穿暖了。但也吃不饱,也穿不暖。

    逆来的,顺受了。

    顺来的事情,却一辈子也没有。[7]

    这段评论夹杂在童年回忆之中,显然并非是儿童稚嫩的口吻,而像是回到了前两章中那种冷漠与怜悯交融的视角,但在此处视角变换却并不觉突兀,反而是非如此不能表达出那层深沉的悲凉与沧桑。童年视角以求叙写的纯真自然,纯作者视角以求情感的深沉沧桑,萧红将此二者紧密而有层次地结合在一起,便呈现给我们这样一篇亲切真挚而又悲凄苍凉的童年回忆。

    二、文体的多位一体性

    从传统意义上来讲,小说作为一种文学体裁,讲究以塑造人物形象为中心,通过完整故事情节的叙述来反映社会生活,其整体布局讲求完整,然而《呼兰河传》则与传统意义上的小说相去甚远。单单从形式结构上来看,我们甚至不能分清这到底是一部小说、还是一篇散文、抑或是一首长诗。人物形象、故事情节是小说的重要因素,而人物的思想性格又是人物形象的核心。纵观整篇小说,我们并不难找到几个着墨较多的人物,即祖父、小团圆媳妇、有二伯、冯歪嘴子等,但除了叙述者“我”之外,却再难找出一个贯穿始终的人物形象。而且作者对于这几个主要人物的形象描写也并非是集中而系统的,且因文章是以童年的“我”为叙述主体,篇中多用侧面描写来塑造人物,对于外貌总是寥寥数笔地带过,语言、动作也不甚丰富,心理描写更是鲜见,整篇小说虽是围绕着几个主要人物的故事所展开的,却不具有一个完整的故事情节,十分零碎散漫。这与传统小说所追求的完整、连续并富有激烈冲突的情节结构显然是格格不入的。

    此外,《呼兰河传》的时空结构也是非常特殊的。从时间角度来看,作者讲述的虽然是其童年的回忆,但却没有对与文中故事所发生的时间做具体的限定,各个事件的发生并不连续,而整部小说则是由一个个零散的记忆碎片拼凑而成。这种时间上的模糊性,体现了一种回忆与现实之间的距离感,时间的流逝,淡化了故事的冲突,也就显得这种讲述更为冷静、更为真实。同时,时间的模糊性还具有另一种意义,即表现一种泛指的时间概念,书中的一些故事,如跳大神、放河灯等,并不是在某一特定时间才会发生的事,而是呼兰河城人民所保持的一贯的习俗,其间虽可能有不同寻常的事发生,但影响的不过是零星的几户人家,而对于其他的人来说,也许不过是一时的谈资,发生后便可以遗忘,但所留下的这些习俗,确仍是年复一年的留存着的。而从空间角度上来看,《呼兰河传》的结构“不依靠情节,不依靠时间来组织,而是依靠空间上的相对参照”[4]来展开的。比如在首章中写到“大泥坑”,之后就由此引出了淹马、农业学堂、瘟猪肉等一系列事件,而后文中对祖父的叙述,也多与“后花园”相联结,通过场景空间的转换,作者所展示给我们的仿佛就不仅仅是一段段单调的故事,而是一张张立体的画面。这种特殊的时空结构,削弱了小说本身的情节特征,再辅以原本就闲散的情节结构与语言,使这部小说“翱翔于散文和诗的天地”。相对于传统小说结构的精心布局、情节的尽心设置,《呼兰河传》漫不经心的情节堆叠与散漫的结构布局,自有一种恬静的心态与深沉的思考蕴含其中,反而有一种信手拈来、性本自然的魅力。

    三、主题的多位一体性

    抗日战争中期,左翼作家们号召着“文章下乡,文章入伍”,写作的基本都与抗战相关,而诞生于这一时期的《呼兰河传》却独树一帜,丝毫未涉及一点抗日的意识,而仅仅是一部纯粹的记录萧红自身童年回忆的乡土小说。但即便是如此,其中所体现的主题却并不是单一的。

    既然是乡土小说,又是童年的回忆录,那么一段绵长的不能断绝的乡愁则必然会成为其中的主题。作者在尾声中提到“以上我所写的并没有什么优美的故事,只因他们充满我幼年的记忆,忘却不了,难以忘却,就记在这里了”,一片思乡之情跃然纸上。萧红的一生中,因爱情而远走他乡,因战乱而颠沛流离,尝尽世事的艰辛,历尽人生的悲苦,童年那种单纯的无忧无虑的生活,当然使她流连向往。与祖父一起在后花园中嬉闹、背诵不懂意思的唐诗、翻看家中的旧物、看邻居家中的热闹……这诸般回忆,在当年看来是如此平常,甚至乏味单调,但在历尽沧桑之后,这些琐事,却又显得这样的温馨亲切。而这样一份温馨的记忆被作者娓娓道来,带给读者的也是一份唏嘘感叹。

    人生的无可奈何同样是小说的一个主题。萧红的人生是充满痛苦的,而她笔下的人物亦如此。祖父有着一颗温厚的心,却无法拯救小团圆媳妇的性命;冯歪嘴子努力地过着生活,却依然止不住外人对妻子王大姐的恶言恶语;有二伯本性直率淳朴,却也免不了过着小偷小摸的日子。正如文中所言:

    春夏秋冬,一年四季来回循环地走,那是自古也就这样的了。风霜雨雪,受得住的就过去了,受不住的,就寻求着自然的结果。那自然的结果不大好,把一个人默默地一声不响地就拉着离开了这人间的世界了。

    至于那还没有被拉去的,就风霜雨雪,仍旧在人间被吹打着。[8]

    生而为人,便受到世间条条框框的制约,无法破解,更无法跳脱,身处其中,做困兽之斗只是徒劳,而不做争斗又只能被其越缚越紧,乃至透不过气来,没有办法,只能顺其自然,默默地经受着风霜雨雪的吹打。这,是篇中人物们的无奈,是萧红自己的无奈,亦是我们所有人的无奈。

    此外,最重要的一个主题,便是对于呼兰河城乃至全中国愚昧人民的深刻批判。这一点与《生死场》是相契合的,《生死场》所描写的渔村中的愚夫愚妇们“蚊子似的为死而生”,《呼兰河传》虽没有以同样尖刻的笔调进行描绘,但呼兰河城人民同样是没有灵魂地浑浑噩噩地生存着,他们执著于传统的风俗观念,信仰着封建迷信的糟粕,毫不理会外界的风云变幻,而仅仅固守在呼兰河城乃至于一方院落的小小领地。牙痛不找牙医只含两颗黄连,受伤不好好治疗只随便贴两张膏药,扎彩铺的手艺让人觉得活着还没有死了好,家中有事只请来跳大神的驱邪……这种种的愚昧让人觉得痛心而又怜悯,而小团圆媳妇和王大姐的“被害”则又使人愤怒得不禁要垂案而起。国家的败亡与沦丧,国民既是受害者,又是始作俑者,他们的蒙昧与麻木,使得其软弱可欺,使得国家奄奄一息,毫无生气。在这一点上,呼兰河城正是当时中国境况的一个缩影,作为一个具有革命精神的年轻作家,萧红对此自然要进行严厉的批判,但同时,作为一个成长在呼兰河城的青年女子,她又对这些人们抱有极大的同情。

    这三个主题在《呼兰河传》中可谓是相辅相成,相依相生的,萧红对于呼兰河城中这些作茧自缚的人们“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却又难掩对于他们的怀念与依恋,而依托在这回忆中的种种生命的悲剧,又使她深感人生之无可奈何,同情、愤怒、思念、哀伤,这一股股情感于字里行间交融,终汇成一道宁静的悲凉。

    生活的悲剧,给予萧红以独特的个性,而这独特的个性,也被她充分应用于创作之中,使其作品同样光彩照人。《呼兰河传》这一部小说,不论在写作视角、文体、还是主题上皆具有鲜明的多位一体性,打破了传统小说写作的陈规,可谓是萧红的巅峰之作。因此,就如茅盾先生所说,这部小说“有讽刺,也有幽默,开始读时有轻松之感,然而愈读下去心头就会一点一点沉重起来。可是,仍然有美,即使这美有点病态,也仍然不能不使你炫惑”。

    参考文献:

    [1]、聂绀弩《<萧红选集>序》

    [2]、茅盾《<呼兰河传>序》,《茅盾论中国现代作家作品》,北京大学出版社,1980,291页

    [3]、季进《对优美作品的发现与批评,永远是我的首要工作——夏志清先生访谈》,《当代作家评论》,2005年第4期

    [4]、萧红《生死场·呼兰河传》,江苏文艺出版社,2009,124页

    [5]、萧红《生死场·呼兰河传》,江苏文艺出版社,2009,137页

    [6]、萧红《生死场·呼兰河传》,江苏文艺出版社,2009,224-225页

    [7]、萧红《生死场·呼兰河传》,江苏文艺出版社,2009,189页

    [8]、刘媛媛《简论萧红小说的时空形式》,《萧红研究七十年(上卷)》,北方文艺出版社,2011,143页

    [9]、萧红《生死场·呼兰河传》,江苏文艺出版社,2009,1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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