痴心考古情未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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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篇品读。
赵信先生的《考古情》，如自然清风扑面而来，使人神清气爽，唯恐不吐不快之感。
著作以考古调查与发掘资料为轴，一颗敬畏之心时刻搏动，专业、谨慎、细致地发掘古人的遗迹，辨析民族传统文化特质和揭秘古人社会生活密码。以时空转换与情感变化为序，一位坚守者虔诚相伴，友爱、热情、宽厚地善待人生，感恩谢意溢于言表。因此，贯穿全书的价值观、审美原则和个性的语言风格，既彰显了先生个性，又凸显了先生至真、至善和至美的人生追求境界。
正如书如其人，人如书写。
1954年至1956年，先生在北京三十七中学（原弘达中学）读高中。高中毕业后被山西师范学院录取，响应号召，支援社会，故未入学。
1956年8月至1957年3月，先生被三十七中学校长刘凤梧先生、团支部书记郑怀杰先生推荐，进入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就学于“冬季考古训练班”。训练班主任由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教授苏秉琦先生、考古所王仲殊先生担任。聘著名学者、教授开课。他们的名字是：夏鼐、苏秉琦、王仲殊、裴文中、佟柱臣、安志敏、陈梦家、邹衡、周永珍、林寿晋、宿白、徐苹芳、阎文儒、徐邦达、傅振伦、吴汝康、周明镇、赵铨、郭义孚、白万玉、高英等先生。训练班开课前，全体学员赴陕西西安半坡遗址进行实习，总辅导员石兴邦先生。课堂学习后，先生经考试及格，结业留所。尔后随部分学员赴陕西参加长安沣西遗址发掘，赵铨先生带队。
一个华冠少年放弃深造，毅然决然立志考古，何等勇气？何等胆量？不过，先生幸逢大家、大师！
1957年3月——4月，在沣西工地，先生除发掘西周墓葬外主要任务是发掘唐墓，其中有一座墓（编号216），墓清理完毕后，老师命令先生清晨独自潜入墓洞内测绘人骨架，老师看见先生从墓道口迅速跑出，望着先生惊慌的样子说：“老师让你摸黑来绘图，就是锻炼锻炼你的胆量和勇气，你自己敢来就不错了。什么是考古呢？说俗了离不开挖墓，今后碰到挖墓的机会是很多的，锻炼锻炼有好处。”
现实没有想象那么丰满，坚守相望特别考验一个人的胆量和勇气，或许它是一个人成人成才的关键！而先生迎难而上。
1957年4月中旬，接到夏鼐先生的指令，让队长王伯洪先生通知先生和王杰先生离开工地返京发掘定陵。定陵发掘是周总理决策批示的，揭开了新中国文物考古事业崭新的一页。因为帝王陵墓的科学发掘，在中国的历史上是首次，没有经验可借鉴，而且面对的又是祖先丰厚的文化遗产，这神秘的地宫中所埋藏文物的价值是无法估量的。为慎重和保险起见，经周总理同意，决定在正式发掘长陵之前，先试掘一个规模相对较小的陵墓——定陵。试掘定陵的担子落到了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北京市文化局文物组的肩上。因为这是一个意义重大而带有紧迫性的工作，于是双方及时抽调工作人员组成发掘队，著名考古学家夏鼐先生主持发掘工作，工地具体指挥是白万玉先生（技佐）。作为考古所的成员的庞中威先生、王杰先生和先生有幸加入了发掘队伍。
1957年9月，定陵地宫石门打开之前，考古所人事科曾通知先生返回考古所，跟随我国著名汉唐考古学家黄文弼（尊称黄老）教授前往新疆做考古调查。在考古所很快就见到了人事科林泽敏先生黎晨先生并说明了来意，黎晨先生非常迅速地把先生领到所长办公大院的东厢房，去见石兴邦先生，师生见面格外亲热。石先生交代完工作后，稍微停顿了一会儿便转了话题，忽而指着标本架上摆放的半坡出土的彩陶器说：“赵信，你喜欢这些东西吗？”先生说：“非常喜欢。”石先生说：“喜欢就好，要弄懂它、要会画它、要会描述它。最重要的还要懂得这些东西的深刻内涵。”当时，对石先生的话理解的不太深。先生如今想起来，这些话竟是多么的重要，石先生是递给先生打开考古研究大门的金钥匙啊！
环境和氛围至关重要，是人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和条件。先生有幸天天与大家、大师工作和生活，他们的举止言谈会潜移默化，引领、点拨，受益匪浅。
1957年9月30日，张寅先生与先生返焉耆县向黄老汇报，发掘组织工作已就绪，黄老强调科学发掘，安全第一。
1958年1月14日，“苏巴什”考古组撤回库车县，黄老总是安慰他们：“大家苏巴什发掘辛苦了，要好好休息一下。”当时他们在县城住的是双间套房，黄老住里间，许景元先生和先生住外屋，彼此交流很方便。午后，黄老递给先生两本书《长征记》及《大唐西域记》，让先生静下心来读一读，并说：“有哪些地方读不懂可以问吾。”真是长者关心晚辈成长之心，倍加良苦啊！先生心里非常明白。
1958年2月1日，队务会，总结来新疆工作的长处与短处，长处是团结、奋进、吃苦、耐劳，短处是汉族同志不懂维语，因此黄老让张寅先生、许景元先生和先生也学点维吾尔族语言以便互相交流。黄老并拿出一本鲍尔汉编著的《维汉大词典》让先生看，要勤查，并建议先生到新华书店买一本，先生真的这样做了。
恩师的教导和培育，无论做人、无论做事、无论学问，会使先生的格局逐渐变大、变宽，积淀厚重起来。
1959年2月1日——3月30日，由于天寒地冻，不适于野外发掘调查作业，再加上西藏宗教反对势力搞武装叛乱，青海形势十分紧张。根据上级要求他们都守在室内，没事不能外出，组织大家学习时事、政策、法令和业务。趁此机会先生又重读了夏鼐先生的《考古学通论》《考古学基础》，先生找出大量和青海有关的文物考古资料，以备后续的研究工作。他们组成巡逻小分队，每天值班查夜、站岗执勤。有时高原的雪说来就来，当狂风肆虐过后，漫天的大雪将高原披上银装。
1959年12月，在深冬，先生患感冒高烧不退，浑身乏力。博物馆的叶世伟先生、扬乃齐先生照顾先生一日三餐，赵生琛先生、李恒年先生、陈国显先生、吴汝祚先生等几位先生也来慰问，先生心存感激不敢相忘，彼此友谊更加天长地久。
面对生死危机，先生坦然无惧，也未丢了业务和学识的研习；面对友情相助，先生没齿难忘，心存感恩。
1960年1月——12月，考古所部分干部下放山东曲阜进行劳动锻炼。先生是其中一员。共同的劳动生活让他们和农民兄弟结下深厚的友情，也让先生看到了农民兄弟的质朴。眼见秋收了，可又遇上自然灾害，粮食减产，食不果腹，甚有饿殍者，原因何在，后才知基层干部违背党中央的指示，刮起了“共产风”、“浮夸风”酿成大祸也。
1961年4月——6月，在当时的年代，田野工作中日常生活也相当艰苦，主食经常只有糠饽饽充饥，以咸菜佐餐。没有蔬菜，致使队员都患上了便秘的毛病。为减轻痛苦，使用肥皂水灌，效果还真不错。对先生施医者就是冯孝堂先生，先生对此永记以感恩。
自然灾害和人为灾难袭来，敢于正视现实，没有回避现实，敢于发表见解，这是一个学者的良知使然。
1965年1月12日——13日，黄老云：学习写考古发掘报告，是研究人员必修之课。先生谨记在心。
1965年7月28日，黄老教先生如何辨认古装书，古装书真伪难辨，必须多读多看、多翻阅、多比较、多请教明白人。
1965年8月6日，黄老又交任务，责成先生编写库车明田阿达遗址考古报告。
1966年6月席卷全国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1970年5月，考古所大部分人员下放到河南息县“五七”干校。考古所被分编3个排，先生在2排，排长是张振邦先生。人员集中，承上级指示，开始清查“516”，讲政策、揭盖子、促坦白、搞批斗。一年两年，没完没了，搞得大家筋疲力尽，神情恍惚，相互之间失去了信任和尊重，身心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伤害。
天灾人祸，先生淡淡几笔，理性而又公允，没有怨人忧天，与长期的修行不无关系，难能可贵。始终如一没有忘却初心，仍然坚守而按照恩师旨意不断修炼业务能力。
1971年夏，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呈报国务院，提出《考古》《考古学报》复刊，此事经周恩来总理亲自过问，并批准复刊。因此，考古所从“五七”干校抽调安志敏先生、刘观民先生、金学山先生、曹延尊先生、先生等人回所。刘观民先生与梁星彭先生参加故宫的“文化大革命期间出土文物展”工作，其他人由安志敏先生带领到编辑室负责承担两刊的编辑和出版。先生主要负责后者。1972年夏天，原编辑室人员周永珍先生、徐保善先生、徐元邦先生从“五七”干校抽调回北京，返回考古编辑室，增强了编辑力量。
1975年8月28日，所长王仲殊先生推荐先生，到青海进行考古调查，并参加青海柳湾墓地考古发掘工作，副所长牛兆勋先生带先生见到了甘青队长谢端琚先生。王先生叮嘱：“赵信，你年岁大了，要固定一个考古队，我推荐你到青海队工作，只要努力，就会做出成绩。”王先生亲切话语，先生牢记心底。
1975年9月11日，经国家文物局和考古所批准，应青海省文化局邀请甘青考古队谢端琚先生和先生晚11点34分离京赴西宁，进行柳湾墓地发掘工作。
周总理力排干扰，国家考古事业恢复正常，先生有幸参与《考古》《考古学报》复刊编辑，恩师们的提携使先生回归正业，参加青海柳湾考古发掘工作。
1976年，先生与合作单位继续发掘柳湾墓地。这一年共发掘墓葬501座，其中半山类型224座，马厂类型113座，齐家文化146座，主要分布在一、二、三坪台。
经国家文物局批准，青海乐都柳湾墓地出土的彩塑人像陶壶和大通上孙家寨出土的马家窑类型舞蹈纹彩陶盆，由中国历史博物馆（今国家博物馆）珍藏。这两件国家级文物由该馆保管部负责人林泰先生等人专程护送到北京。
1977年，考古队继续对柳湾墓地进行发掘。这一年共发掘墓葬377座（M1065——M1442），其中半山类型8座，马厂类型264座，齐家文化101座，辛店文化4座。主要分布在四、五、六坪台。墓地北缘发现的辛店文化墓葬，证明柳湾这个地区原始聚落形态上下延续时间约有千年之久。
1978年，柳湾田野考古发掘工作进入尾声，发掘墓葬58座（M1443——M1500），其中马厂类型42座，齐家文化16座，主要分布在二、三、四坪台，考古发掘报告的编写与整理研究工作也随之同时展开。
1981年1月28日至2月3日，先生为编写《甘、宁、青地区文物考古学文献目录》搜集资料。并请教佟柱臣先生，佟柱臣先生予以精心指导，同时先生还向佟柱臣先生汇报了青海柳湾考古发掘收获。
1989年1月30日，夏鼐先生铜像伫立在考古所图书室门前，研究人员肃立，先生举行揭幕典礼。
1980至1990年，先生喜接佟柱臣先生亲笔墨宝一纸内容如下：“老老实实做人，老老实实做事，根据你的定位，做好发掘、测量、绘图、田野照相工作，根据你的基础，提起笔来、能写什么，就写什么。”先生牢记佟柱臣先生的教导，将珍贵的墨宝妥善保存。
1993年7月7日（傅家门遗址）正式开始发掘，历时两月余完满结束。在二区开探方10个（T211——T212、T241——T248），发现石岭下房址1座，窖穴1个，祭祀坑1座，墓葬1座。马家窑类型房址1座，窖穴1个。出土不同类型文化的石、骨、陶、蚌器等。发掘工作人员由先生、师孝明先生、葛宝宏先生，修补工作人员田春华先生、曹桂梅先生、周小芹先生、王麦兰先生等组成。
1993年12月8日，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绳先生颁发证书，《青海柳湾》荣获1977——1991年科研成果奖。
几年历练，先生与团队精诚合作，完成了青海柳湾考古发掘工作及编写《甘、青、宁地区考古学文献目录》。时时难忘恩师们的精心指导和提携，铭记在心。
1994年5月18日，先生完成《傅家门考古发掘》简报初稿，经队审核后定稿。
90年代先生主持和参加了甘肃傅家门遗址的发掘，谢端琚教授莅临指导。参加工作人员有田春华先生、袁靖先生、刘建国先生、卢引科先生、曹桂梅先生、师晓明先生、葛宝宏先生、周小芹先生、王麦兰先生、傅福喜先生，青海省考古所先后有刘小河先生、贾鸿健先生、任晓燕先生、马兰先生，甘肃武山县陈建平先生，马力乡政府龚虎城先生等，参与者共享。
先生主持发掘傅家门遗址，考古发掘工作得到了各方鼎力相助，没有居功自傲，反而力推大家，团队努力，让人敬佩！
1995年11月27日先生受以王立邦为书记的考古所派遣，参加由中国文物交流中心组织的先后在德国慕尼黑和瑞士苏黎世举办的“中国古代文物展”随展组工作，为期129天。出国前，专司外事工作的乌恩副所长告诉先生：1、注意人与物的安全；2、与周围人搞好团结；3、有事及时与考古所科研处联系。
1996年4月，这次以思想意识形态为主要结构，组织较大规模赴欧展出，有史以来尚属首次。通过“文展”和参观，不仅开阔了眼界，增长了知识，更重要的是立足本职努力工作，把自己的祖国建设得更加美好，更加强大。
视野开阔，格局增大，务实求真，先生没有忘记忧患，没有忘记责任，更没有忘记担当。
1996年7月2日，经中科院考古所原始社会考古研究室党支部大会通过，先生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介绍人杨虎先生、陈超先生。
1997年1月9日，杨虎先生通知先生，即日起从一室调出至考古所编辑室工作。
1997年7月，先生从考古杂志社退出，当时以王立邦先生为书记的所党委及所领导，让先生协助人事处做老干部服务性工作。
2006年先生已退出老干部服务性岗位，后又被选为考古所离退休党支部生活委员，继续与老干部办公室适时配合。
先生退休身退心不退，心向组织，永葆青春活力，服务老专家、老学者、老同事，仍然热情似火，以往而今学的东西都发挥了光芒，照暖了别人，也照亮了自己。这是先生人生境界，令人感慨！也让人仰慕不止！
合卷思索。
先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一名考古学家，其足迹遍及北京、陕西、甘肃、青海、新疆、内蒙古各地。与西北缘分颇深，虽有曲折艰辛，但也硕果累累。先生与人合作撰写了《青海柳湾》《师赵村与西山坪》《青海古代文化》《西北五省（区）文物考古学文献目录》等重要著作。其中《青海柳湾》荣获了198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夏鼐考古学成果奖”与199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成果奖”，《师赵村与西山坪》荣获了200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成果奖”。又将多年辍笔不断的手记《考古情》以散文形式抒怀，使科学、专业的学术著作没有束之高阁，用生动、形象的笔墨仔细用心刻画，创造趣味盎然的幕幕场景来展现考古人的历程。集科学性、真实性、趣味性为一体，条理清晰，文字流畅，是一部内容丰富，图文并茂的学术性科普读物。先生无疑做了大胆的探索和尝试，是先行者，也是成功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