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粹的不易郝蕾

著名演员，代表作《白银帝国》

《恋爱的犀牛》等

《过年回家》《看上去很美》

我和娄烨的第一次合作，过程十分曲折。诸事莫名，却始终存有默契，这也可谓之为一种缘分。一开始记住娄烨这个名字，是因为偶然间看了《苏州河》，颇被这部浪漫而有情怀的电影触动。我们的第一次见面，同样始于偶然。娄烨原本是想找曾经与我合作话剧《恋爱的犀牛》的男演员段奕宏，却偶然看见我们俩的合影。后来他找人约我见面，想让我在他的电影里出演一个小角色，也许是出于窥探演员真实个性的考虑，娄烨并未说明自己也会在约见现场。

那时我的感情也正面临许多问题，处于一种不想拍戏的状态。因此几番推迟，均未得见。直到有一天，我开车路过他们跟我几次提到的见面地点，心想正好顺路见一面。那天我并未化妆，也未做任何准备，在座各位我几乎都不认识。于是一落座，我便没准备多呆，打算坐一会儿就走。不想聊了几句之后，副导演站起来，指着旁边的娄烨向我介绍：“这是我们导演娄烨。”我几乎是脱口而出：“啊！要知道是你在，我早就来了！”事实上，我那天的状态极其放松，娄烨也没有与我多谈电影的事儿，因为他们对剧本都是保密的。我们只是天南海北神侃一通，后来娄烨问我最近在干吗，我说在忙装修的事儿，不想拍戏。听了我的话，在场的人都觉得不可思议，娄烨也有些错愕。也许他心里在想：“既然如此，岂不是白来一趟？”但也许正是我的不在意，让娄烨觉得我有些不一样。

几天后，副导演打电话给我，让我去取剧本。我因为当天有事，拜托一位好朋友帮忙去取。刚拿到剧本，剧组的电话又过来了，一定要对剧本保密云云。我当时心想，这个剧组还挺事儿的。但当我到家时，我的朋友掩饰不住心里的激动，她说这部戏你一定要接，因为这个女主角的状态和感觉跟你太像了。我随即拿过剧本，几乎一口气看完，有几段我禁不住感动落泪。这是我演戏十几年来，第一次能够将自己完全释放的角色,但是我依旧将剧本退回给了剧组。

“为什么？”后来娄烨找到我，问我。

“接这部戏，我会失去太多东西。”我回答说。

“比如呢？”

“比如爱情。”

听了我的回答，娄烨不动声色地说：“那行吧，下次再合作。”如果没有后来发生的一切，这些只会成为我生命中一段不起眼的插曲。渐渐地我忘记了这件事儿。有一天，我正在拍一部电视剧《烟花三月》，突然接到娄烨那边副导演的电话，让我过去试装。我本想拒绝，但他执意要我去，说能不能拍再另说。

我试装结束之后，制片人留下我说我们再聊聊吧。她说不止是娄烨，剧组许多人都希望我来出演这个角色。她还说第一眼看到我的照片，就想到了她的女儿。我问她女儿多大，她说3岁，她很准确地设定了这个角色。让我更为诧异的是，娄烨为了这部电影画了许多连环画，我一眼便认出画中的主角，因为画中的女孩和我的外形、感觉都特别像。但这些画其实是娄烨一年前画的，那时他并不认识我。

这便是缘分。为了让我顺利进组，剧组搞定了与《烟花三月》的时间冲突。电影制片人特意去东北重新选景，以迁就我的档期。半个月后，她回来了，当我见到她那一刻，我眼泪几乎掉落下来。因为比我上次见她，她足足瘦了一圈。也是在这一刻，我觉得再多困难也都无所谓了，因为他们的目的非常纯粹。而我的那些执念和在乎，不过只是出于自私和不职业。这几年的娄烨，更像是一个被放逐的电影流浪者，但他从未停止过对纯粹作品的追逐。他为了见上部电影《花》的原著作者刘捷，一起谈剧本，前后大约几个星期，在巴黎按照小说故事发生的地点约会见面，讨论故事以及背景。而在他现在的新片《浮城谜事》里，他认为这个角色和我现在生活的状况非常接近。我知道他和剧组看了很多视频和照片，听说拿到拍摄许可证那天，他喝了很多酒。其实众所周知，这几年他成了一个依靠国外资金拍着中国人故事的导演，很多时候他都闷在自己那个标志性的工作室里，大白天还拉着窗帘、开着台灯。他自己说过，对出席发布会、接受记者采访、追赶过亿票房这种时下很流行的事情，他还不适应，但最起码能看到他已经走在尝试的道路上。

因此当娄烨为新片《浮城迷事》再次找到我的时候，我很自然地接受了。这可以视作我们缘分的继续。在这个浮躁的电影圈，能够寻觅到一份缘分并不容易，如果它真的出现了，那就随缘吧。

“I”for iPhone

马家辉

生于香港，湾仔长大，专栏作家，著有《死在这里也不错》《李敖研究》等作品。

去年10月6日我买了生平的第一部iPhone，在电视台遇见窦文涛，他用挑衅的语气问：你终于投降了？你终于忍受不了诱惑,加入我们的“爱疯集团”？你是为了纪念乔布斯昨天病逝而买？我笑道：老窦,我们合作了13年，你还是不太了解我。我其实一直想买“爱疯”，但越多人用我便越犹豫，总觉一旦用了便是向乔布斯投降，直到这位“平果教主”去世了，再也享受不到我的“爱疯钞票”了，我才去买，阿Q地觉得自己赢了，没让他赚到我的钱。

我真是一个别扭的男人，对不对？我明白，但没办法，我确实别扭，这便是我。我手上的iPhone是个“无添加”版本，我故意不给它任何附件，没装套子，没贴薄膜，明刀明枪，原汁原味,握在手里,强烈感受到那股实实在在机械冰冷质感，暗暗有几分手握武器的错觉。这是匕首，这是短枪，这是我闯荡江湖的护身依靠，攻击靠它，自卫靠它，爱与恨的沟通互动都依靠它，我跟它永不离身，必须承认，我连睡觉时亦把它置于床下，触手可及，拥有一份莫名安全感。当然另一个真实理由是不让妻子把它拿走、检查照片和短讯。

好久以前已经把手机和兵器有了心理上的连结联想。还记不记得第一集《无间道》？导演刘伟强和麦兆辉探究城市男人的正邪抉择，几位男主角除了用手枪一决生死，亦用手机互斗智谋，事实上，正因懂得善用手机于先，故能以手枪取胜于后，何者比较重要，也就不言可喻了。曾经有人从“amanwithasword”和“amanwithagun”的阳具象征角度分析武侠片和英雄片的父权符号意义，如今恐怕在枪与剑之外又多了一种叫做手机的后现代兵器可供索引思考，难怪台湾女作家朱天心早已在小说里将当众把玩手机的行为形容为“公开自渎”。

手机之为物，大大改变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形态而致新潮百出。曾经有人研究美国加州的黑人小区，发现自从手机兴起并普及，不良分子的黑帮社团高速瓦解分裂，产生了“鼠系繁衍”趋势。因为有了手机，不良少年之间易于紧密联系，增添了讯息交流和策谋合作的机动能量：三四个人即可搞事，商妥分工，甲负责取货，乙负责收钱，丙负责贩卖，丁负责把风，多少邪恶买卖透过电波此传彼送。凭着一人一手机，小圈子能够独立运作、自给自足，不再需要一个强大的中央系统在背后提供策划、情报、指挥等“行政支持”。社团兄弟的自主力提高了，等于社团教父的控制力减弱了，昔日一条龙式运作的巨型帮派遂难生存，头脑精明的大哥们只好改变businessmodel，鼓励手下自立门户大做买卖，然后以“结盟”方式松散地集合到同一旗号之下。大哥们从此出卖的是“商誉”和最后关头的武力调解，不必亲力亲为介入每宗买卖，这叫做“分殊的统合”。

手机诞生接近三十年，技术升级一回，人际关系剧变一次。苹果最近推出iPad3,影像功能再度升级，屏幕上的人事物都会栩栩如生，立体感百分百，我们舍不得让视线和注意力离开半秒，宇宙世界皆在其上，我们活在那里，不再活在这里，或，只愿长期活在那里，不再喜欢活在这里。

下一步又是什么，如果iPad继续进化，发展到iPad30？肯定将会出现360度的立体影像传送，或许不必等到iPad30了，到了iPad13已可看见，甚至可把技术挪移到iPhone，在iPhone13现身之时，就像电影《星球大战》里的星际对话，小小手机上的小小屏幕上有个小小的摄录机头，喷出一束小小的激光，把你扫射一遍，影像送到对方的屏幕上，如同你站在眼前，对你的朋友或亲友或爱人诉说各种前世今生。

你伸手摸去，尽管触碰不到任何实质血肉，但激光在你的手指之间回转缭绕，温暖遂在心头涌起，你隐隐感觉自己在触摸对方，远隔千里，近在指间，你们有了接近第一手的接触。试想如果对方是一位死去的情人或亲人，那又将是什么样的一种感动？怀念死者，以前只能看相片看书信，后来呢，可以看录像带然后是看DVD，那都是好，却总好不过看见立体的她站在眼前对你喃喃说话。在拥有iPad13的年代里，你可以录下任何一个人的通讯视像，若有需要，按键，重温，对方立现眼前，甚至不止于说话而更可以跳舞、走动、旋转，你可以回顾所有对方在你眼前做过的动作或言语，彷佛她并未远去，只是睡在小小的机器天堂里。

“为她起一念，十年终不改，有召即重来，若亡而实在”，胡适于八十年前写的情诗句子其实预告了人类未来，何其哀伤又何其美好。

等待你，我的亲爱的iPhone13。

电影里的瑜亮情结

周黎明

被《洛杉矶时报》称为“最著名的中国影评人”、“中国的罗杰·伊伯特”

《特殊身份》剧组闹得不可开交：先是赵文卓被开，赵向媒体诉苦，接着甄子丹反驳，然后就是同业及网友排排站队，搞得跟军训似的，架势赶超方韩大战。不同的是，方韩并非同一行业，更非同一团队，隔空交战有可能互放空炮。赵文卓和甄子丹理论上可以拳拳到肉，如同武林大会。俗话说，有人的地方就会有矛盾。人多矛盾也就多；把两个实力相当的人搁在一个狭小的空间，不打起来才怪了。看了那么多武打片，这个道理似乎应该人尽皆知，想一想那些酒楼食肆的场景，一群人吃得好好的，又进来一群人，互相打量，互不服气，于是便开战，茶壶板凳齐飞。你会说：那是演戏，夸张的，现实生活要文明得多。没错，进餐馆打架的事儿如今已罕见，但作为一种象征，这个现象古今中外从来就没有停歇过。

一些单位设两个一把手，一个叫书记，一个叫什么长，或者一个总经理，一个董事长，除非明文规定哪个大哪个小，否则便酿成无休止的高层博弈。本来嘛，这种搭配是为了分散权力，互为制肘，以防一人独大，出现专制；实际上，这只是美好愿望，最终一定陷入无尽的内耗。所以，一家公司可以有一个排的副总裁，但总裁只能有一个。在那些既有总统又有首相的国家，哪个有实权哪个是虚职，连三岁小孩都知道，不必请教政治学者。

但是，一个市场上同类企业往往不止一家，若有两家的老大各方面势均力敌，那时就不可避免出现超越正常竞争的人格比拼。在很长时间里，比尔·盖茨和斯蒂夫·乔布斯便是这么一对一边打一边合的冤家。好在两人的性格和经营理念差异太大，业界及消费者想要站队也不怎么痛苦。但你能想象盖茨和乔布斯服务于同一家公司吗？如果诸葛亮和周瑜无需联手抵抗曹操，他俩的才华对各自的王国均为宝贵的财富，但搁到一起，非但不能强强联合，反倒把其中一个给气死了，至少演义版本如是说。

其实，除了当事人，我们这些旁观者所能得到的或多或少都是演义，而非实情。论实情，政客或企业家之间的竞争可以你死我活，但在重大聚会时，你见到的却是弹冠相庆的一片祥和。这就是修炼，而明星在这方面更胜一筹，原本演戏就是本职工作，在公众面前上演亲如一家，可以把粉丝骗得一愣一愣，以为演艺界全跟超女比赛似的，姐妹相称，好像参与同一比赛便自然结成了金兰之谊。在我看来，这是中国人惯常的表演过火所致。你想，一个机会可能意味着你的下一档活儿是赚五百万还是五十万，甚至五百万还是五千，有谁真能做到那么潇洒？抢角色乃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儿。

在这一点上，好莱坞没我们这么虚伪。虽然他们也尽量不声张某个角色测试了多少演员，但“非你莫属”的情况并不多。凯特·温丝莱特为了得到《泰坦尼克号》中的女一号，每天给卡梅隆发信游说。麦当娜为了主演《贝隆夫人》，给导演写了一封长信，像学者似的阐述自己对角色的理解；而斯特里普为争同一角色，扬言若娜姐获胜她会杀了娜姐，因为“我比她唱得好”。第84届奥斯卡梅姨跟格伦·克洛斯竞争影后，而她俩的“撞车”已有30年历史，梅姨抢了格伦很多好角色，一时间，媒体给格伦一个不雅的雅号，称她为“穷人的斯特里普”。但格伦靠梅姨抛弃的角色依然树立起演技派的声望。两人联袂出演1993年的《金色豪门》，如同成龙和李连杰联手《功夫之王》，只此一回，且不分胜负。事先排练好的比赛都不是真比赛。

当然，梅姨是修养极高的艺术家，她在公开场合被问到竞争对手，总是答得恰如其分，比如她鼓励大家去捧场格伦的新片，即便是贬麦姐，更像是女生的娇嗔。她知道，表现大度也得有个度，做得太过了反而显得虚假。我们这边呢，太多的同志加兄弟，太多的齐心协力，太多的团结在某人的周围，以至于没有表达正常冲突的渠道，不同意见被隐藏到桌子底下、高墙背后，一旦出现拳打脚踢、诉诸公堂或公开声讨，一直对公关宣传信以为真的粉丝们不禁大跌眼镜：你们不是好兄弟好姐妹吗？怎么会这样？

不是明星的演技高，甚至也不全是粉丝的智商特别低，而是我们的文化环境过分强调以和为贵，不愿伤和气，对于不和谐，仅反感其表象而漠视其生发的诱因，未能把本应解决的矛盾及时消除于襁褓中，直到掩盖不住了才公诸于众。

别老是假装亲密无间，夫妻还会离婚哩。下回再看到明星在发布会上好成一个头，想想政坛上的战友暗地策划暗杀吧。只有深入骨髓的敌意，才需伪装成夸张的亲密。

功夫的黄昏

韩松落

影评人,著有《怒河春醒》

《为了报仇看电影》系列

最近，曾经的著名武行、现在转型做导演的熊欣欣，在香港影视博览会的华语类型片论坛上说：“功夫片已死”，这让人们重新审视功夫片的过去以及未来。

在接受采访时，熊欣欣对“功夫片已死”的激愤说法予以详解，在他看来，当下的电影现状，对功夫片演员格外不利。

一方面，电影投资方为了市场，为了票房，为了更好的投资前景，更愿意邀请偶像演员出演功夫片，动作场面由替身和特效合力完成；另一方面，“很多功夫片的导演既不尊重功夫，也不尊重武行，只重视明星，导致功夫片变得不伦不类”，有偶像演员甚至公开表示：“我是演员，我又不是打的，我打我有替身啊。我在做戏，摆个姿势就可以了，我不就是动作演员了嘛”。

他认为，这一切都是对功夫片的贬损：“你就这样侮辱我们功夫片，侮辱我们这个行业，真的”。

功夫片的没落，不是从今天才开始，而和电影工业中动作人才的凋零密切相关。中国电影里，如果抛开戏曲电影，和中国戏曲最为接近的，当属功夫片（武侠片），张彻先生的《我来谈香港电影的本土渊源》中，对此有精彩论述，他说，香港电影的源泉，就是戏曲。

他在文中尤其提到香港武侠片：“香港武侠片受京戏影响很大，诚然，但早期的武侠片其实受粤剧影响为多，只是间接受到海派京戏的影响，这一类影响也及于后来的‘新派武侠片’如威亚，弹床技术，武师起的作用很大，有口号‘武师万能’！

“这方面的影响可以唐佳为代表，刘家良的影响，则主要在动作方面；从我开始，香港武侠片的动作，摆脱了龙虎武师的‘打北派’，而以南拳为主流，（金铨去了台湾，自创一格）京戏的影响当然很大，但只在基本原理和观念方面。”

因此，一旦当李小龙确立了功夫片的格局、取向之后，在银幕上担当斗士之责的演员，多半来自戏曲界，例如粉菊花的学生林正英、陈宝珠、萧芳芳、杨盼盼、惠天赐以及于占元“中国戏剧研究学院”的学员洪金宝、成龙、元彪、元奎、元华、元德、元彬，他们严格遵守戏曲界成文或者隐性的规则，拜师学艺的同时，当然同时还要签下生死约。

是啊，那时的香港，的确是个非常地带，那瑰丽妖艳的城中，时代曲和粤语歌混杂，城寨和写字楼并存。

转过最辉煌的高楼，也许就看得见晾满衣服的穷街陋巷，即便TVB，也有几分像戏班子（至今也像）。

所以，我们看到的香港功夫片（武侠片），叙事、表演、化妆、布景，都有浓浓的戏曲味。

所以，邵氏电影《独臂刀》系列和《金燕子》中，我们能明显看到，片中会出现侠客进攻时，近乎屠杀般的杀戮场面，在他们复仇的路上，动辄尸体堆积如山，这些场景，在昆汀·塔伦蒂诺看来，恐怕Cult无比，以至于他要移植到他的《杀死比尔》中去。

但这些对我们来说，却是易于理解的，在戏曲作品中，虚拟大规模杀戮，并赋予它美感，是一种传统，香港武侠片，只不过将这种价值观影像化了。

而这种戏曲传统，渐渐从香港电影的议程中被抹去了，戏班子也早就退出历史舞台，戏曲的痕迹，也属于必须要被清理的电影遗迹，所以，当香港影人在20世纪80年代年代复兴功夫片（武侠片）时，得把目光投向内地的武术界，李连杰、黄秋燕、陈咏霞因此出现在香港电影中。

最终，因为电影特效的日益进化，连这种传统也在消亡之中。

特效取代的不是会真功夫的演员，而是那种精神，那种尚武者的夺魄追魂的气质。会不会武功，已经不重要，甚至，连人本身，也已经不重要。

正如京特·安德斯在《过时的人》中所说，我们已经进入一个“变化到不需要我们”的未来时代。

而我们还在等待那种美，李仁港导演所说的那种美：“这是因为武侠本身是美的……把人性推到最高点的时候，就像佛家所说‘得道’的时候，那一定是美的，那一刻全世界都是美的。”

所以武侠片里的美不是色彩和造型，而完全是一种极致的表现，一种只可意会，无法言传的美。并且深深知道，这种美正在步入黄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