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一”南昌起义中的贺龙与周恩来

在中国革命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是南昌起义的枪声点燃了中国革命的星星之火。也正是南昌起义，将当时担任起义总指挥的贺龙与担任起义前委书记的周恩来两人的命运紧紧系在了一起。他们出生入死，并肩战斗。他们的交往经历了血与火的洗礼，其情可感天地，其谊可泣鬼神，他们之间的莫逆之交堪称中国现代革命史上的一座不朽丰碑!

南昌起义，将贺龙与周恩来两人的命运拴在了一起

1927年7月初。一天傍晚，周恩来在二十军党代表周逸群的陪同下，来到贺龙在武昌的驻地。贺龙握着周恩来的手，热情地说：“你的大名，我早就晓得。逸群对你钦佩得很呢。如今见面胜似闻名喽。”

“疾风知劲草，我们对你是很钦佩的。”周恩来高兴地应答道。

“钦佩不敢当!”贺龙接过话头：“我一直追求能让工农大众过上好日子的政党。最后，我认定中国共产党是最好的，我服从共产党的领导，只要共产党相信我，我就别无所求了。”

周恩来说：“贺龙同志，我们当然是相信你的，我们有什么理由不相信你呢?”

贺龙又说：“我很清楚，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我听共产党的话，决心和蒋介石、汪精卫这帮王八蛋拼到底。”

这是他们两人的第一次见面。在这次谈话中，周恩来分析了当时的形势，谈了共产党对政局的看法和主张，使贺龙豁然开朗。这次见面开始了他们之间以后几十年患难与共的莫逆之交。

以后，武汉的形势日趋复杂。作为二十军军长，贺龙趁部队尚未离开武汉之际，采取了一系列保护共产党人的措施：7月8日，他派船护送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刘少奇离开武汉；15日，他又挺身而出，派人在武汉三镇许多共产党机关和工会、农会等革命团体的门上挂出第二十军的旗帜，并且派兵站岗，阻止反动派搜捕；同时，又将各地因遭受迫害、处境危险而逃来武汉的共产党员300余人保护起来，其中许多人就在他的部队中担任政治工作；19日，他又派船护送朱德离开武汉去九江……

1927年7月23日，贺龙率部抵达九江。27日，第二十军全部集中在南昌。同一天，周恩来肩负党的重托也从九江秘密来到南昌，住在朱德的家里。

7月28日，周恩来亲自来到设在子固路的第二十军军部看望贺龙。一见面，周恩来紧紧地握住贺龙的手说：“我来拜访你，不是礼节性的。开门见山，我是找你商量起义计划的。我们立刻就谈，行吗?”

贺龙连连点头说：“好极了，我洗耳恭听!”

周恩来笑着对贺龙说：“洗耳恭听是不够的。你是大将军，光动耳朵怎么成?还要动手动脚动枪动炮呢!”贺龙听了也哈哈大笑。

周恩来讲了南昌起义的基本计划后，征询地说：“贺龙同志，我想听听你的意见。”

贺龙回答：“我完全听共产党的命令，党要我怎么干我就怎么干。”

周恩来点点头，说道：“共产党对你下达的第一个命令就是党的前委委任你为起义军总指挥!”

贺龙一怔，站了起来，有些呐呐地说：“我还没有入党……”

周恩来盯着贺龙，说：“你看，你刚刚讲过完全听共产党的命令，怎么第一个命令就不听了?”

贺龙很激动，坚定地表示：“好，我服从!”

周恩来分析说：“南昌守军有3000多人，朱培德的第五路军总指挥部警卫团很有战斗力。我们决定由叶挺同志任前敌总指挥，刘伯承同志任参谋团团长。想请你和伯承同志一起订一个具体作战计划。我想，起义军总指挥部和参谋团就设在你的军部，你看可以吗?”

贺龙兴奋地说：“很好，一切服从命令。只是要快，我们这出戏是杨排风上阵，连烧带打呢!”这句话刚说完，连刚刚赶来的叶挺也大笑起来。

正当各项准备工作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29日上午突然接连收到张国焘发来的两份密电，说暴动宜慎重，无论如何要等他到来后再作决定。周恩来同前委其他成员商议后果断地决定，暴动决不停止，继续一切准备工作。30日，张国焘到达南昌，他疑虑重重。在中共前委紧急会议上提出了如下意见：(一)我们的军事若无十分把握，可将我们的同志从军队中撤出，去组织工农群众；(二)起义要得到张发奎同意并且要一致行动，并称这是共产国际代表的意见。此言一出，立即遭到了周恩来等前敌委员会成员的反对和驳斥。列席会议的贺龙认为：“我们要拉张发奎就不必干，若要干，就不必拉张发奎。”经过数小时的激烈争论，一向以镇静著称的周恩来还气愤地拍了桌子，但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31日早晨，周恩来主持中共前委再次举行紧急会议。又经过数小时的辩论，最后张国焘表示服从多数。下午，周恩来与贺龙等拟定了起义计划和决定。

在起义部队中，贺龙领导的二十军约占总兵力的一半。当天下午，贺龙召开了第二十军营以上军官会议动员起义，他响亮地喊出“打倒蒋介石，打倒汪精卫”的口号，并严肃提出今后要听共产党的领导，绝对服从共产党的命令。

入夜，贺龙命令负责封锁道路、断绝交通的部队进入战斗状态。不料此时，第二十军一位姓赵的副营长跑到敌人的指挥部去告密，被一名士兵发现。贺龙赶紧向周恩来报告。周恩来立即召开前敌委员会商议对策，决定提前两小时起义。

1927年8月1日凌晨，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领导的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南昌起义爆发了。经过4个多小时的激战，全歼城内守军3000余人，占领了南昌城。

上午9时，中共中央部分领导人、在南昌的国民党中央委员、江西省党部委员、南昌市党部和海外党部代表在南昌召开联席会议。会议选举宋庆龄、周恩来、谭平山、贺龙、张国焘、林伯渠、吴玉章、叶挺、何香凝、邓演达等25人组成‘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宋庆龄、邓演达、贺龙等9人为主席团委员。

接着，前委决定退出南昌，由江西进入广东，与东江地区农民运动结合起来夺取广东。周恩来、贺龙主张由赣东经寻邬直取东江。

8月5日，周恩来与贺龙一起离开南昌，向南进发。途中第一仗是会昌战斗，贺龙与周恩来都亲自在前沿阵地指挥。30日，我军占领会昌。

9月初，根据贺龙的申请和一贯表现，周恩来和周逸群提议同意贺龙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共前委通过了这一提议，由周逸群、谭平山作为介绍人。周恩来在贺龙入党仪式上讲了话，他说：“组织上对贺龙很了解，贺龙同志由一个贫苦农民经过斗争，成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很不容易。多年来，贺龙同志积极追求真理，是经过考验的，是信得过的。”“贺龙同志是一个好同志。”

贺龙从成为南昌起义的总指挥到加入中国共产党，可以说与周恩来的培养分不开。他们之间的情谊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更加升华。

龙归大海，周恩来促成贺龙重返湘鄂西红二军团

贺龙和周恩来等，率领起义部队约3个师，一直打到广东流沙，终因敌强我弱、弹药缺乏，部队被打散了。在十分危急的关头，周恩来亲自主持召开了一个紧急会议，分析了形势，并决定：贺龙等有名望的同志，迅速转移到上

海。此时的贺龙早已下定决心：不论起义成功与否，都要跟着共产党同国民党反动派干到底。他表示：“我心不甘，我要干到底。就让我回到湖南湘西，我要卷土重来。”

按照党的指示和周恩来的叮嘱，贺龙等先到香港，并于当年11月初辗转到了上海。

不久，贺龙在上海又见到了周恩来。周恩来告诉贺龙，中共中央已经对他的工作作了考虑，让他到苏联去学习军事，同去的还有林伯渠和刘伯承。贺龙表示服从组织的安排。

11月16日，党在上海的一个秘密机关被敌人破获，敌人得知贺龙已来到上海，下令严密搜查。贺龙只得隐蔽起来。过了几天，周恩来再次会见贺龙。

贺龙向周恩来谈了自己要去湘鄂西搞武装斗争的想法。他说：“从武汉到湘西沿长江一带的驻军，有些是我过去的部属。长江两岸土匪多得很，大多数是被逼上梁山的穷苦农民，是可以收编改造的。湖南湘西是我的家乡，我从民国五年(1916年)开始就在那里拖队伍，和北洋军阀打了10年仗!我人熟地熟，干起暴动来更方便，有成功的把握。”

周恩来沉思了一会儿，说道：“我同意你去湘鄂西，但我考虑的还是你的安全问题，现在情况这么危险，敌人搜索得很严，你怎么从上海出去?”

听了周恩来一席话，贺龙非常感动，他从内心敬佩周恩来考虑问题的细致和周到。

周恩来又关切地问：“一路上的安全，你有几分把握?”

贺龙回答：“问题不大，上了船我自己当心点，到了汉口，我就能活动了。沿长江走水路回去，我有把握。你难道忘了，我叫贺龙，龙归大江嘛!”两人顿时都哈哈大笑起来。

1928年1月6日，在中共中央常委会议上，周恩来把贺龙的要求提了出来，并且详细介绍了贺龙的历史，分析了贺龙的情况。共产国际代表当即表示不赞成，担心贺龙“回去要变成军阀”。周恩来却坚持认为，到湘西可以充分发挥贺龙的作用。

隔了一天，中共中央常委会研究两湖暴动问题。周恩来再次提出贺龙的要求和自己的看法。最后，中共中央常委会同意了贺龙回湘西搞武装斗争的要求。

出发前，周恩来给贺龙、周逸群饯行，并告诉贺龙：给他派了七八个人，组成一个小班子，有周逸群、卢冬生等，由周逸群担任湘鄂边前委书记。周恩来说：“你们到了汉口便与湖北省委书记郭亮联系，接头地点是谢弄北里17号。”周恩来紧紧握着贺龙的手，一再叮嘱他一定要注意安全，到了湘鄂边，要及时和中央联系。殷殷关切之情溢于言表。

周恩来对贺龙的关心，还表现在生活上。早在贺龙到达上海之前，周恩来就已经派人把贺龙的家眷接到了上海，并妥善地安排了住处。一次周恩来和贺龙谈完工作后，亲切地说：“你去看看你家里的人吧，他们住在霞飞路。”

贺龙愣住了!他做梦也没有想到，刚到上海，周恩来已把他的家人接来了。贺龙深深地感到组织上对他从政治到生活，真是无微不至的关怀。

在党组织的掩护和帮助下，贺龙一行于1928年春到了湘鄂边，在桑植、永顺、大庸(即今张家界)一带组织了红二军。

贺龙牢记周恩来临行前的嘱咐，不断派人或用书信形式向中央报告他们开展武装斗争、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情况和问题，表现了对党的忠诚和严格的组织纪律性。周恩来对贺龙非常关心，他代表中共中央起草了给贺龙及湘鄂西及前委的指示信，既肯定了他们开创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成绩，又对湘鄂西苏区的发展作了具体指示。这使贺龙更加感到党的温暖。他说：“我在旧军队中工作了那么多年，虽然我见过汪精卫、蒋介石等人，北伐前我也有过接触他们，但是我就没有见过像周恩来这样的人。我参加共产党前，天天拖着队伍防备被别人吃掉，参加了革命队伍后，我确实感到党的关心、温暖，我决心要把自己的一切贡献给党。”

在周恩来的不断关心、帮助下，贺龙更加积极地投入创建红军的工作。此后，他和湘鄂西地区党组织一起，领导当地工农群众展开了气势磅礴的革命武装斗争。虽几经起落，但在不长的时间内就建立了红二军团，建立了以洪湖为中心的农村革命根据地。这个根据地同中央根据地及其他根据地相呼应，构成了对江西、湖南、湖北等省敌占中心城市的战略包围，促进了全国的革命运动。

纵横捭阖，贺龙与周恩来常聚情深

一晃20多年过去了。贺龙与周恩来从上海分手后，两人之间除了书信来往和几次短暂见面外，没有机会在一起工作。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有了更多的交往。

新中国成立不久，中央决定对那些曾经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过贡献的民主人士作适当的安排。有一天，一位名叫李仲公的人找到周恩来总理，以他是贵州人，又熟悉贵州情况为理由，提出要当贵州省政府主席的要求。周总理再三向他解释，他就是赖着不肯走。为难之际，周恩来脑子里顿时想起了老战友贺龙(当时正在北京开会)是很了解李仲公底细的。当年，贺龙曾向他汇报过李仲公作蒋介石的说客进行策反的事情。于是周恩来立即派人通知贺龙到办公室来。

李仲公做梦也没有想到周恩来的这一手，当虎虎生威的贺龙来到面前的时候，他脸色突变。周恩来若无其事地问贺龙：“这位是李仲公，认识吧?”“岂止认识，我们还是老朋友呢!”贺龙回答。周恩来暗示贺龙，他们正在谈李仲公的工作问题。贺龙心领神会，笑着说：“李仲公，没想到在这儿见到你了!1926年，我们北伐准备打河南时，你到我的部队干什么去了?我开始是在刘湘的公馆请你吃饭，以后我们还打了麻将，对不对?”

李仲公回答：“对。对。确有此事。”贺龙厉声问道：“打麻将以后，你坐什么车走的?我在外边已给你准备了坐的车子嘛，你怎么竟跑道唐生智那儿去了(由于李仲公搞拥蒋反共的策反，被贺龙抓了起来，送到当时武汉政府唐生智的司令部)?你当年可没做好事啊!”

李仲公见老底被揭，顿时大汗淋漓，低着头连声说：“惭愧!惭愧!”

周恩来见此情形，边笑边风趣地说：“噢，原来你们是‘老朋友’了。‘朋友’相逢，你们还有什么再说的?”

李仲公自知无趣，赶紧告退。

1956年11月，身为副总理的贺龙随周恩来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开始赴亚洲和欧洲11国访问，这是建国后中国政府采取的一次重大的外交行动。这次访问历时75天，行程近54000公里，这是贺龙与周恩来自1928年上海离别后最长的一次相随相聚。他们配合默契，使访问取得了圆满成功。

1957年1月30日，他们到达科伦坡，这是他们这次访问的最后一站。2月4日下午，他们出席了在科伦坡独立广场举行的庆祝锡兰独立4周年的万人大会。周恩来讲话时，突然下起雨来，而且越下越大。参加大会的群众纷纷离开去避雨了，周恩来却仍站在雨中继续讲话，有人去为他打伞被他拒绝了。贺龙坐在主席台上也没有打伞，雨水顺着他的头发、脸颊往脖子里流，他依然端端正正地坐着，显示出军人特有的风采。见此情景，躲雨的群众非常感动，又纷纷跑了回来，冒雨静听周恩来的讲话，不断报以热烈的掌声。雨中的周

恩来、贺龙一直等到锡兰总理班达拉奈克讲话结束，才站起来，双手合十向群众致意。这时，群众争先恐后拥到台前，向中国客人挥手，不断高呼“贾威伐”(百事顺利)。就这样，他们用自己的行动表明了新中国尊重各国人民，愿同世界各国发展友好关系的真诚态度，赢得了锡兰人民的尊敬。

1953年9月，缅甸总理吴努等应邀来昆明访问。周恩来安排贺龙及夫人薛明陪同。

19日，贺龙到达昆明负责接待工作。过了几天，周恩来也来了，住在昆明湖滨招待所里。

29日下午，周恩来在贺龙和云南省领导人陪同下与吴努进行了会谈，并且签署了对发展两国睦邻友好关系有重大意义的换文。当晚，中方举行盛大宴会招待缅甸贵宾。应邀参加宴会的中缅边境地区的少数民族头人见到周总理非常高兴，在宴会上频频向他敬酒。周恩来是有些酒量的，他连饮了2杯。又有人来敬酒，贺龙担心他喝多了影响健康，急忙上前接过头人敬的酒，说：“这杯酒我替总理喝，很感谢你们。”周恩来知道贺龙有糖尿病，不宜喝酒，便说道：“你别喝，这杯我喝。”贺龙还是抢先喝下了。

周恩来对敬酒的头人说：“贺副总理有糖尿病，不能多喝啊!”两人互相关怀体贴，使在场的宾客深为感动。

宴会结束后，周恩来对薛明说：“贺总是不应该喝酒的，今天喝多了，你可要好好照顾他呀!”接着还说：“我对贺老总的了解可能比你还多些，他是一位功臣，你可要记住啊!要照顾好他的身体……”

贺龙对周恩来历来很尊重，周恩来也时常到贺龙家作客。贺龙每次见周恩来的汽车到了，就高兴地大喊：“总理来了!总理来了!”立即跑着穿过长长的走廊去迎接。落坐后，贺龙又总是偏着坐，欠着半个身子以示对总理的尊重。只要薛明在家，贺龙就大声地招呼：“薛明，薛明，来给总理倒茶。”他们知道周恩来喜欢喝茶，就特意准备了几种好茶叶，薛明每次都端上两杯茶，好让总理尝一尝，看哪一杯好喝。

有一天晚上，邓颖超好不容易碰上陪着周恩来吃饭。他们刚刚端起饭碗，一位秘书进来报告说：“贺副总理来向总理请示几件事情，问总理有没有时间?”

周恩来立即回答：“请贺龙同志现在就来。”贺龙进来了，周总理亲自迎他走进客厅。他们虽然经常见面，但是每次见面都像久别重逢似的。这时候，邓颖超要出去开会了。贺龙站起来对她说；“大姐，劝劝总理，星期六晚上抽个把小时，去看看体育表演吧。这是很好的休息。”

邓颖超当即回答：“你老总的建议我完全支持。”说完告别出去了。

周恩来和贺龙没有谈完，陈毅和来开外事工作会议的同志又到了。贺龙站起来，拉着周总理的手亲切地说：“就这样说定了吧，总理!星期六晚上你一定要来看体育表演，主要看看体操也好。”陈毅马上接上来说：“就这样定了，到时我陪总理去!”

周恩来笑着说：“你们两位老总替我做主了，好吧，去看看大家。”贺龙走到院子里的时候，还一再嘱咐他的秘书说：“星期六晚上，无论如何也要动员总理去，让他休息一下，请邓大姐也一起去。”

1964年11月，以周恩来为团长、贺龙为副团长的中国党政代表团，应邀去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47周年纪念活动。7日晚，他们出席了苏联政府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国庆宴会。当他们走到苏联元帅们的席前时，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走了过来。他先同周恩来寒暄几句，然后挑衅地说：“我们人民要幸福，你们人民也要幸福，不要任何毛泽东、任何赫鲁晓夫来妨碍我们。”

周恩来当即严正指出：“你胡说什么!”因为有西方的使节和记者在场，他没有多说，也不再理睬马利诺夫斯基。

马利诺夫斯基碰了钉子，还是不肯罢休。他又别有用心地走到贺龙面前说：“贺龙同志的元帅服很漂亮，这已经不像当年的布棉袄了。”贺龙说：“还是当年的棉衣好，我舍不得它!”马利诺夫斯基又胡说：“我也认为棉衣好，元帅服是浮华虚饰。我们的元帅服被斯大林玷污了，你们的元帅服被毛泽东玷污了。”他还放肆地说：“我们已经把赫鲁晓夫搞掉了，你们也会把毛泽东搞掉的，只是时间未到。”

贺龙听罢，义正词严地指出：“你的话完全是错误的，我根本不能同意。”说完走到周恩来身边，报告了刚才马利诺夫斯基的话。周恩来很气愤，立即向米高扬提出口头抗议。他严肃地指出：这反映了一些人的情绪，并不是一件小事。

第二天上午，苏联领导人到中国代表团驻地拜访周恩来、贺龙等。双方寒暄过后，周恩来代表中国代表团正式向苏联领导人提出严重交涉。勃列日涅夫辩解说：昨天马利诺夫斯基酒喝多了，是酒后失言。周恩来马上指出：这个问题很严重，像这样严重的事，是不能用酒后失言来解释的。中国有句俗话，叫“酒后吐真言”。接着，周恩来提出了一连串的质问。最后，勃列日涅夫不得不表示：感谢周恩来、贺龙昨晚所采取的有分寸的做法。马利诺夫斯基的话同苏共中央和新领导的看法毫无共同之处，决不代表主席团的看法。马利诺夫斯基愿意向中方正式道歉。我以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向你们道歉!

这是贺龙与周恩来在外事斗争中的一次重大胜利，也是他们坚决捍卫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团结的历史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