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地位浅析
时间：2021-01-17 07:54:57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翻泽活动是人类实践活动的组成部分，然而作为实践主体的译者其地位却常常被忽视，即使是在翻译界内部，对译者主体性的研究也只是近年来才得到了重视。本文通过回顾翻译研究史上众多翻译流派对译者的定位，揭示了译者地位所发生的变化，同时指出近年来在译者主体性研究上所取得的成就。
关键词：译者 地位 主体性
翻译的产生和发展对人类社会的进步功不可没。它的存在使得不同国家的人们得以相互交流，得以分享科研成果和文学作品。然而，翻译作品的创造者即译者却往往得不到重视，常常被文学界和学术界打人冷宫，他们的译作总是被置于原创作品之后。即使是在翻译研究领域，也是直至近年来译者才得到了较大的关注。从总体上看，国内对译者的研究还尚处于初级阶段，缺少深入性和系统性。在Jeremy Munday的Introduction to Translation Studies: Theories and Application一书当中，作者虽然没有专门辟出章节探讨译者地位的转变，但是从他对各个翻译流派基本理论的介绍中还是可以看到一个比较清晰的发展脉络：在本文当中，笔者就结合这本书对译者的地位的发展作一个简单的回顾和梳理。
自从翻译诞生以来，译者就被置于一个从属的地位，“忠实”成为译者的天职，翻译研究史上出现的诸多译者的代名词如“舌人”“媒婆”“仆人”和“翻译机器”等无不证实了这一点。事实上，在很长一段时问之内，“忠实”都是人们评判翻译质量的唯一标准，我们听到的对译作的最高评价，不外是“该译作忠实于原著，做到了“信达雅”，或者“该译作生动地再现了原作的意蕴和神韵”等(查明建、田雨，2003：20)。
对“忠实”这一翻译原则的认识，其实又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即对原文词句的忠实(表现为“直译”)和对原文内容的忠实(表现为“意译”)。17世纪末之前在关于“直译”还是“意译”的辩论中，前者始终占据优势地位。虽然一些翻译家如西塞罗，贺拉斯以及圣杰罗姆更倾向于意译，然而当他们将其付诸实践时，却遇到了巨大的阻力。相对严肃的翻泽题材决定了译者必须绝对忠实于原作，传达原作的“意义”，而当时人们对于“意义”的狭隘的理解 (意义是固定的，并且与语言符号是一一对应的) 则又决定了译者必须忠实于原文的词句，不能任意改动任何一个词。艾蒂安•多雷在翻译柏拉图的对话录时因为擅自加上了一个短话“nothing at all”而被教会处死。马丁•路德也因为在圣经翻译的译文中加上了一个词a1ien(along／only)而遭到了严厉的批评。
到了17世纪末，由于教会势力的逐渐衰弱，很多译者开始转向“意译”，以避免“直译”对原作美感的损坏。翻译理论家在这一时期基本上也都主张避免“直译”。德莱顿将翻译分为三类，即直译、意译和模仿，主张应该采取意译，避免其它两种。多雷在他的翻译五原则中提出译者在译文中要重现原文的“意义”，避免“直译”。泰特勒在他的翻译三法则中也强调了传达原文“意义”的重要性。到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奈达将语言学理论引入翻译研究，先后提出了功能对等论和动态对等论，虽然相对于前面的理论更加系统化，但是就对提高译者地位这一点，相对于德莱顿等人的理论并没有取得任何进步，充其量只是给译者指明了意译时必须要达到的效果，那就是要保证译文读者得到与原文读者相同的感受。
摆脱了“字字对译”的束缚，译者相对而言取得了较大的自由度，然而实际上，不管是“直译”还是“意译”，译者始终摆脱不了“忠实”的职责，摆脱不了对原作的从属地位。
在中国古代乃至近代的翻译理论中，“忠实”也一直是衡量译者翻译水平的唯一尺度。支谦的“因循本旨，不加文饰”，释道安的“案本而传”，傅雷的“神似”论，钱钟书的“化境”说，严复的“信达雅”无不是其有力的证据。
总的看来，“忠实论”之所以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主导人们的思想，译者地位迟迟得不到提高，就是因为以往的翻译研究都只是局限在语言的层面上。
20世纪七八十年代功能学派的兴起使得翻译脱离了语言层面的束缚，更多地关注翻译的功能。雷斯提出必须根据文本的类型来决定翻译时所要采取的策略。目的论代表人物诺德则要求译者根据译文的目的来采取相应的翻译策略。翻译走向了“原作中心论”的对立面，即“译作中心论”。
功能学派使得翻译研究由静态走向动态，文化学派的兴起则将翻译研究置于宏观的社会文化环境。各大文化学派对译者的地位都投以了不同程度的关注。文化学派的代表人勒弗菲尔把翻译看作是译者对译作进行故意改写的过程。虽然译者已经脱离了原作对他的束缚，但是并不意味着译者获得了绝对的自由。勒弗菲尔指出，翻译的过程要受到意识形态、赞助人和诗学的制约，其中意识形态起决定性作用，可见，译者虽然可以决定采取何种翻译策略，但最终还是要受到译语文化的影响。在众多文化学派当中，女性主义尤其重视译者的地位。女权主义重视译者的存在，尤其是女性译者的存在。强调译者对原文的占有和摆布的主导地位，认为通过翻译可以重写、操纵和背叛原作，创造一部“新”的作品。女性主义译者公开宣称“翻译就是重写”并以实现“重写”为理想(徐来，2004：18)，直接表现出对传统译者身份的对抗。
此外，对译者的主动地位投以最多关注的则是翻译研究的现代哲学流派，如现代阐释学和解构主义等。与包括众多文化学派在内的其他翻译流派相比，现代哲学流派公开地集中地对译者的显著地位投以关注，突出了译者的理解、阐释和创造。
现代阐释学派的代表人物斯坦纳关注的是译者对原文理解的过程，将其分为 “信任”“侵入”“吸收”和“弥补”四个阶段，译者的主体性被凸显出来。译者的这种主体性反映在翻译实践中，那就是庞德的翻译取向。他受斯坦纳的影响，认为通过翻译，译者从原作中吸取养分，从而使译者获得新的生命力。本杰明认为译者的任务不是重现原作的“意义”，而是使原作的生命得以延续。解构主义更是打破了原语文本拥有固定意义的神话，译者首先可以解构原作，拥有最大程度的解释权。解构主义坚信只有将原来的“器皿”击成“碎片”，将原作“置之死地”才能重塑“后起的生命”(杨柳，200l：50)。
在现代哲学流派的理论当中，译者的主体性得到了最大程度的体现。译者不再从属于原作，甚至不再仅仅追求与原作获得相同的地位，而是要超越原作，对其进行再创作，使其获得再生。
中国翻译界对于翻译主体和译者主体性的讨论也在激烈地展开。翻译界的知名学者许钧、谢天振、杨武能等都纷纷撰文发表自己的看法。《中国翻译》等核心期刊上的也出现越来越多这方面的文章。其中许钧提出，“当我们定义翻译主体性的时候，我们显然要考虑到作者、读者的主体性作用，但居于中心地位的，则是译者这个中心”(许钧，2003：9)。谢天振则重点引入了“创造性叛逆”的概念。杨武能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就以现代阐释学学位理论作为参照，把文学翻译当作阐释、接受或创造的循环，并从这一动态的循环活动中去把握翻译家的地位和作用。后来，他又发表文章，对文学翻译家的心理人格进行了研讨，并就翻译主体问题提出了一系列的观点（许钧，2003：9）
对于译者而言，翻译界乃至整个社会对译者的定位也影响着译者对自己的定位和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在“忠实”的传统观点占据统治地位时，译者不无受到这一观念的影响，自觉不自觉地在翻译工作中将自己定位于“仆人”的位置。韦努蒂就曾经列举了很多翻译者对于自己所扮演的角色的看法，这些译者都不无例外地将“忠实”看作是自己的天职，竭力做到“隐身”。随着近年来对译者地位的调整，“越来越多的翻译家都不满足于传统仆人身份”（许钧，2003：9），越来越多地认识到自己的主体性地位，积极地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
纵观翻译史和翻译研究史，我们可以比较清晰地看到译者地位的发展历程。译者从绝对忠实，到有了一定的选择自由，再到现在的有了创造的权利，这样一个发展过程虽然缓慢，但是地位的提高终究是大势所趋，势不可挡。随着译者地位的提高，译者也必将在翻译这样一项重要的人类实践活动中凸现他的主体性，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参考文献：
［1］徐钧，《“创造性叛逆”和翻译主体性的确立》［J］，中国翻译，2003（1）：6-11。
［2］徐来，《在女性的名义下“重写”— 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对译者主体性研究的意义》［J］，中国翻译，2004（4）：16-19。
［3］杨柳，《论原作之隐形》［J］，中国翻译，2001（2）：47-51。
［4］杨武能，《再谈文学翻译主体》［J］，中国翻译，2003（3）：10-12。
［5］查明建、田雨，《论译者主体性—从译者文化地位的边缘化谈起》［J］，中国翻译，2003（1）：20-24。［6］Jeremy Munday, Introduction to Translation Studies: Theories and Application［M］, Florence, KY. USA: Routledge, 20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