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民党的外交政策

摘要：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世界政治形势发生巨大变化，苏联忙于应付对德战争无暇东顾，停止了对华援助，国民党遂冷却了抗战爆发以来与苏联的密切关系，将其寻求外援的对象转向美英两国，美英为加强中国抗战也对国民党进行了巨额援助，国民党与美英关系迅速升温，借此国民党积极开展了谋求大国地位和修约外交并取得了积极的成果。

关键词：太平洋战争；国民党；外交政策

中图分类号：K2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59－8095(2009)05－0075－07

1941年苏德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爆发，世界政治局势发生重大变化，英、美与中国成为面临共同法西斯敌人的坚定盟友，开始真正关注中国抗战并调整对华政策，援华抗日，而苏联则由于西线对德战争的牵制无暇且无力继续援助中国抗战，由此国民党政府从实用主义出发，冷却甚至恶化了抗战爆发以来一直关系密切的中苏外交，将其外交重心转移至美英，在谋求美英援助、争取大国地位以及修约等外交活动中加强了与盟国的合作，并取得了积极的成效。

一、与英美外交急剧升温，外交重心开始转移

抗战爆发以来，寻求外交解决中日冲突是国民政府的既定政策，但英美等国对日所持中立、绥靖政策使国民党没有从英美处得到实际的帮助。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由于英美等国和中国开始在亚洲面临日本这一共同敌人，共同反对日本法西斯奠定了中国与英美等国发展新型外交关系的重要基础，英美等国与国民政府之间关系迅速由援华抗日升温至盟友合作关系，国民党亦由此将外交重心移至英美，开始更加努力地谋求与盟国的合作。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立刻积极加强其对英美外交工作的开展。

首先，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当天，蒋介石就宣战问题与美苏进行了积极的商洽，蒋介石在召见美、英、苏驻华大使高思、卡尔和潘友新时表明中国抗战的决心，建议美国和苏联对德、意和日本宣战。美国政府积极回应了蒋介石的建议，罗斯福总统在复电蒋介石时表示“得与阁下及阁下所领导之伟大民族相为联合，本人殊以为荣”，“中国即刻宣战，于大局有利”，“美国会已宣布美国与日本处于战争状态”。由此，美英与中国团结合作的战时盟友关系确立。

其次，国民党在力促反日、德、意军事同盟建立方面也进行了大量的努力。蒋介石在召见美、英、苏驻华大使时还提出了成立中、美、英、苏、澳、荷、加、新八国军事同盟，以美国为领导，指挥共同作战之盟国军队，八国并订立不单独媾和的条约的建议。当日晚，蒋介石在召见美、英驻华武官时，再次表示与友邦配合作战，准备对香港、越南、缅甸采取行动的愿望。次日，蒋介石致电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建议在东亚召开联合东亚军事会议，协调各国作战。10日，蒋介石又分别与美英驻华军事代表团团长马格鲁德和戴尼斯进行商谈，提出以华盛顿为政治及军事中心，制订中、英、美、苏、荷五国联合军事行动的具体计划以及五国军事互助协定。对于国民政府积极的努力和提议，美国政府立即做出回应。12月16日，美国驻华军事代表团团长马格鲁德转呈美国总统电报，表示赞同立即开始准备一致行动，建议于12月17日前在重庆召开联合军事会议，讨论东亚战区的行动。重庆联合军事会议后于12月23日召开，旨在研究中、美、英三国东亚联合军事行动计划，虽然由于中英意见分歧较大而致使行动计划没有制定出来，但中国政府与美英等国军事联合行动计划商洽本身，就充分表现出中美英等国外交关系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发展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最后，国民政府对英美两国开展的积极外交关系还包括向英美两国寻求贷款援助这一重要内容和目的。由于苏德战争爆发后苏联无暇也无力继续援助中国抗战，中国政府急于寻求新的外援，由于美英等国此时也面临着法西斯国家的威胁，美英自然是国民政府寻求外援的主要争取对象。1941年12月30日，蒋介石电令中国驻英美大使同时向美英两国提出5亿美元和1亿英镑的贷款要求。此后蒋介石及国民政府官员为此进行了多次交涉，蒋介石还亲自会见美国驻华大使高思，重申英、美援华借款对中国抗战的重要意义。中国军民的艰苦抗战以及国民政府的外交努力得到美国的同情、赞扬和支持，次年1月30日美国国务院即通过了高达5亿美元的对华贷款议案，2月6日美国国会通过了该议案。与此同时，英国政府也宣布对华贷款5000万英镑，并承诺以租借方式尽量给中国提供各种军备及军火。英美两国提供给国民党的贷款，尤其是美国援华贷款，不仅数额巨大，而且无担保、无年限、无指定用途、无附带条件，不仅有效缓解了中国政府的困难，有力支援了中国抗战，而且是国民党政府获得英美认可和支持的象征。

为了进一步增进了解和互信，进而得到美英等国在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的支持和援助，国民政府继续对英美推行积极的外交政策。1942年1月日军进攻缅甸后，在英军节节失利的情况下，国民党政府主动提议派中国军队入缅协同英缅作战，后由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罗卓英、第1路军司令部副长官、代理司令长官杜聿明率部入缅与英缅军队共同抗击日军。同年3月，国民政府向美国派出以熊式辉为团长的军事代表团参加盟国军事会议。7、8月和10月间，美国总统行政助理居里和总统特使威尔基访华，国民政府予以最高礼节的接待。11月至次年6月，宋美龄访美，为获得美国的同情和援助进行了广泛的政治游说，其在美国官方和民间各种场合所做演讲引起美国民众很大反响，对美国增强援助中国抗战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国民政府的多方外交努力取得了积极的效果，中美双方签订了《抵抗侵略互助协定》，约定双方战时互相供给防卫用品、兵力以及情报。美国政府还提供给国民党8.7亿美元军用物资的援助，并帮助中国政府开辟从印度东北部飞越喜玛拉雅山脉到昆明的“驼峰”空中航线，运送援华物资。美国政府还准许预备役军官和退出陆军和海军航空部队的士兵参加援华空军志愿队，并提供给中国100架“P－40”新式战机。由陈纳德领导的美国航空志愿队后来不断改编和扩编，在中国空战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此外美国的军事专家、顾问也陆续来到中国，为中国军队人员素质和作战能力的提升做出贡献。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以反对共同的法西斯敌人为基础和目标，国民党与美英等国迅速接近，其外交关系得到不断巩固和发展。美英两国为国民党提供了大力的援助和支持，这不仅使抗战实力得到有效增强，而且进一步激励了国民政府继续抗战的信心，对中国抗战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美英两国由此成为国民政府这一时期最重要的外交争取对象。

二、对苏关系逆转，中苏关系开始恶化

抗战爆发以来，出于反对日本侵略、维护国家安全的目的，苏联拥护国民党抗战中的领导地位，给予国民党以巨大的物质、人力等方面援助和支持，甚至利用其对中国共产党的有力影响和控制要求其服从国民党的领导，国民党与苏联的关系一度亲密异常。然而这种状况到1941年却发生了逆转，4月13日苏联无视中国人民的感情和主权利益，签署了绥靖日本的《苏日中立条约》后，中苏关系开始冷却。至苏德战争爆发后，苏联对华援助完全终止，实用主义思想主导的国民党外交政策发生突变，美英成为国

民党政府争取外援的主要国家，而苏联在国民政府外交中的地位则不断下降，中苏关系逐渐恶化到抗战爆发以来的最低点。

考察抗战爆发以来的苏联对华政策，我们不难发现民族利益至上是其外交政策基点，这也是影响中苏关系发生逆转的重要原因。在抗战爆发初期，对于日本侵略中国炮制伪“满洲国”，苏联清楚地认识到日本是“将满蒙地区作为帝国对俄对华的国防第一线”，满洲“是和苏联作战时的军事基地。无论是占领满洲，或者是侵入中国，都是从日本的最终战略目的——和苏联作战出发的”，因此苏联出于国家安全利益的考虑，急于拉拢国民党，使其坚持对日作战，以牵制和阻挡日本对苏联的入侵。由此苏联采取了积极的对华政策，给予中国抗战以巨大的物质和精神等各方面的援助。但民族利益至上的外交原则使苏联在这一时期并没有完全放弃日本，其远东政策表现出明显的两面性和矛盾性，苏联一方面积极援助和支持中国抗战，另一方面却一直企盼维持与日本的中立关系，不断对日妥协。苏联的对日妥协政策至二战爆发后更为突显，由于德国在欧洲的侵略直接威胁着苏联的西线安全，东线的安全与稳定因而对于苏联的意义更为重大，为了集中力量对付德国，苏联进一步谋求对日妥协，终于在1941年4月13日与日本签订了《苏日中立条约》。

《苏日中立条约》声明中关于“苏联保证尊重满洲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和“日本保证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的内容是日苏双方以分割中国领土主权进行的交易，严重损害了中国的主权和利益，盟友的背叛使中国人民的民族情感受到严重伤害，条约签订后，全国“各报皆因日苏缔结中立协定，载文严词诋责苏联”，甚至出现了批评斯大林的言论，也出现了对苏联援华政策发生改变的猜疑，这成为中苏关系冷却的起点。中国政府在条约签订的第二天立即向苏联提出抗议，指出“查东北四省及外蒙之为中华民国之一部，而为中华民国之领土，无待赘言，中国政府与人民对于第二国间所为妨害中国领土与行政完整之任何约定，决不能承认，并郑重声明，苏日两国公布之共同宣言，对于中国绝对无效”。

《苏日中立条约》签订后，日本获得了来自于苏联的中立承诺和保障，开始推行其南进战略，大举进攻中国的华东、华中、华南以及东南亚地区，无论是国民党的正面战场，还是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均承受了更大的军事压力，中国军队损失惨重，中国抗战进入到空前艰难阶段。而此时的苏联却为了避免引起日本的猜忌，开始有意疏远中国，不仅大大削减对华援助，而且在许多外交场合竭力避免与中国代表接触，不与中国代表同时出席国际会议，不同意经苏联本土运输援华物资等，对中国政府的态度表现得极为冷漠。苏联的态度和做法以及由此带来的负面影响严重破坏了中苏两国人民的友谊，损害了中国军民坚持抗战的决心，加剧了中国抗战的困难，进一步冷却了中苏关系。

苏德战争爆发后苏联完全终止了对华援助，是中苏关系发生根本性逆转的主要原因。如前所述，抗战爆发初期，国民党曾将日本侵华问题的解决寄希望于英美等国的调停，但英美等国对中日冲突的中立、绥靖立场使其对中国所遭受的侵略袖手旁观，因此苏联才成为国民政府争取外援的主要对象。国民政府当时对苏联的外交目标并非仅为争取物质援助，在1932年中苏复交谈判中国民政府曾为争取与苏联结盟、争取苏联参战进行了诸多的努力，但苏联与国民政府修好的根本目的却在于利用中国抗战牵制日本，避免与日本发生直接冲突，维护苏联在远东的和平，苏联能为中国提供的仅仅是物质援助，因此抗战以来苏联对华的物质援助就成为中苏关系密切的重要基础。然而苏德战争爆发后，苏联开始面临严重困难的局面，到1941年11月，德国占领了苏联15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其中包括苏联主要的煤炭、钢铁等生产基地，苏联的军火工业在战争初期几乎处于瘫痪状态。苏联军火的生产能力弥补自己在对德战争中的损失尚且不足，自然无力继续给中国提供援助，而且随着苏联国内形势的不断恶化，1942年2月开始，苏联政府陆续召回其援华的军事顾问、各类专家、技术人员以及志愿飞行员，苏联对华援助完全停止。苏联对华援助的停止使国民政府与苏联密切关系的维持丧失了重要的基础，出于实用价值考虑，国民党政府不再依赖苏联而将外援争取对象移至美英，国民政府与苏联的密切关系由此发生根本性逆转。

国民政府对新疆盛世才政权反苏、反共的策动进一步恶化了中苏关系。1933年苏联政府帮助新疆督办盛世才实现了对整个新疆的统治，从此开始了对新疆的影响和控制，国民政府对此极为不满。苏德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开始利用中苏关系冷淡、苏联政府无暇东顾之机，策动盛世才反对苏联，并在外交领域制造摩擦，排挤苏联在新疆的势力。1941－1942年间，盛世才与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以及宋美龄、朱绍良等人接触后，向国民党政府表示尽忠，彻底反苏反共，在新疆地区逮捕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党员，破坏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在新疆的工作。蒋介石则利用外交途径多次会见苏联驻华大使，逼迫苏联撤出飞机制造厂、独山子油矿、航空站等机构工作人员以及驻守哈密的苏联红军。此时正全力对付德国法西斯进攻的苏联认为“通过友好方式消除可能发生的摩擦或误解的根源不失为上策”，因此在新疆问题上采取了妥协的态度，苏联势力撤出新疆，中苏关系进一步恶化。

1941年以来国民政府与苏联关系的冷却、逆转与恶化，一方面源于苏联从民族利己主义出发，做出损害中华民族利益的举动，在某种程度上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另一方面也源于国民政府的实用主义外交态度，在苏援停止后立即将外交重心移向美英，这种摇摆的外交政策对中国抗战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

三、加强与盟国的合作，谋求大国地位

抗战全面爆发至太平洋战争四年多时间里，中国军民孤军奋战，消耗和牵制了大量日军，粉碎了日本迅速北攻或南进的计划，有效地缓解了美英苏等国的压力和威胁，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对此美英等国，尤其是美国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表现出极大的认同，这大大加重了国民政府对美英外交的筹码，国民政府由此为谋求大国地位开展了积极的外交努力。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英等国开始直接面临日本法西斯的军事威胁，他们更加清楚地认识到“中国坚持抵抗不仅对中国，而且对其他民主国家都是重要的”，为了坚定国民党蒋介石抗战的决心，达到“用较小的代价使中国成为一个从那里能极大地毁坏日本的作战基地”的目的，同时也为了扶植一个亲美的亚洲强国，美国决定给国民政府以一定的国际地位。1941年12月22日至1942年1月14日，美英两国在华盛顿召开阿卡迪亚会议，会议讨论盟国反法西斯战争中的总战略规划和措施。在美国的建议下，会议决定成立中国战区(包括越南和泰国)，由蒋介石出任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这确定了中国在反法西斯战争总战略中的地位。此次会议还拟定了由26个国家参加的《联合国家宣言》，亦是在美国坚持下，中国成为与美、英、苏三国并列的反法西斯四强国之一。

《联合国家宣言》的发表开始改变了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中国迈出谋求大国地位的第一步

后，为进一步改善国际环境，开始了寻求大国地位的外交活动。此间国民政府重要的外事活动主要包括蒋介石访印、宋美龄访美以及出席开罗会议。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加速推行其南进计划，对印度构成直接军事威胁，也直接威胁着中国当时唯一的国际补给线——滇缅公路和中国唯一的出海口——仰光，中国政府认为应该派出军队入印作战，因此与印度商谈加强与印度的军事合作事宜是十分必要的。而此时的印度国内形势却十分严峻，印度国大党民族独立情绪高涨，要求英印当局承认印度独立，英国政府坚决拒绝这一要求，双方矛盾异常尖锐，印度国内这种不稳定的政治局势对于反对日本法西斯进攻是极为不利的，因此作为“同盟国领导者之一”的中国最高领导人蒋介石认为自己有义务也有能力调停英印关系，同时也为了与印度商谈军事合作事宜，遂于1942年2月4日至21日对印度进行了访问。蒋介石对印度的访问并未取得预期的效果，在调解英印矛盾以及维护国际交通线方面并没有取得实际的效果，但此次访问使中印关系获得一定程度的发展。

1942年11月至1943年6月，宋美龄访问美国，虽然此次访问以私人身份进行，但却取得了良好的政治效果。宋美龄以看病为由赴美，在美期间访问了白宫和美国各地，与美国总统及其他重要官员进行多次会谈，在美国参、众两院及其他官方和民间场合演说多场，举行记者招待会等，在宣传中国抗战、扩大国民党影响、改善国民党政府与美国关系以及争取美国对华援助和支持等方面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成为国民政府此间一次重要的外交活动。

为进一步加强盟国在军事战略方面的协调，商讨远东问题，规划战后国际政治蓝图，1943年11月22－26日，美、英、中三国首脑会议在开罗召开，中国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及夫人宋美龄、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王宠惠、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董显光等20人出席了此次会议。会议讨论了中国的国际地位，战后日本地位，中国东北四省、台湾、澎湖列岛、香港等领土，战后中美军事合作以及中苏关系等重要问题，在相关问题的讨论中中国政府得到美国的支持和帮助，最后中美英三国签署了《开罗宣言》。《开罗宣言》庄严宣告：中美英“三大盟国此次进行战争之目的，在于制止惩罚日本之侵略”，三大盟国将“坚决进行为获得日本无条件投降所必要之重大的长期作战”，“三国之宗旨在剥夺日本自大战开始以后在太平洋所夺得的或占领之一切岛屿，在使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满洲、台湾、澎湖群岛等，归还中华民国。日本亦将被逐出于其以暴力或贪欲所攫取之所有土地”，这不仅进一步肯定了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大国地位，而且承认了满洲、台湾、澎湖群岛是中国固有的领土，维护了中国的领土完全，是一项对于中国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国际文件，也是中国外交领域的重大胜利。

事实上，在开罗会议前，国际社会中还发生了一件有助于中国大国地位巩固的事件，即在1943年10月19日至30日美、英、苏三国外长莫斯科会议中，中国驻苏联大使傅秉常代表中国在《普遍安全宣言》上签字。《普遍安全宣言》再次明确了中国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四强国之一的地位，也奠定了中国日后成为联合国会议发起国以及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的地位，对于中国战后发展意义重大。四强国宣言是美国政府不顾英、苏两国的强烈反对而坚决主张的结果，虽然并非直接来自于国民政府的外交努力，而且更多的是出于美国满足自身利益的需要，但这也可看作是国民党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积极发展对美关系所取得的成果。

四、积极展开修约外交，取得显著成效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对德、意、日发布宣战通告，断绝与法西斯帝国之间的外交关系，同时宣布废止与德、意、日三国签订的所有条约、协定和合同，由此中国与德、意、日之间所有的不平等条约宣告终结。但中国与美、英、苏等反法西斯战争盟国之间的不平等条约依然存在，这显然与中国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巨大贡献以及中、美、英、苏之间的盟友关系极不相符。随着国民政府外交谋求大国地位活动的开展，修约成为国民政府此间外交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

自鸦片战争开始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不平等条约一直为中国人民所深恶痛绝，废除不平等条约一直是中国政府外交工作的重要目标，但随着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废除与列强间的不平等条约开始让位于争取国际援助进行抗日战争，因此修约问题在抗战爆发初期并未成为国民政府外交工作的重点。这种情况到1938年出现转机，随着日本侵华速战速决计划的破产，抗战进入相持阶段，日本调整其对华政策，对国民党进行政治诱降为主、军事进攻为辅的战略方针，1938－1939年问，废除以往所有不平等条约成为日本政治诱降国民党的手段之一。这给英美等国造成很大的压力，为了坚定中国抗战的决心，英美等国也将修约问题提上日程，多次表示将与中国进行修约谈判。有鉴于此，国民政府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开始积极开展修约外交。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英美等国并不打算立即废除在华特权，只是迫于日本的压力而做出了于远东战争结束后商议废约的承诺，这引起中国民众的不满。1942年3月中国新闻界掀起了一场反对殖民主义，要求立即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运动。国民政府也将废除英美等国在华特权问题直接诉诸舆论，1942年4月19日，出访美国的宋美龄在《纽约时报》上发表题为《东方第一夫人致西方》的文章，直接谴责西方列强在近代对中国主权的侵犯，尤其谴责领事裁判权是“一种恶劣的司法制度”。1942年10月4日，蒋介石对来华访问的美国共和党领袖威尔基明确提出废除不平等条约问题。美英两国权衡利弊，于10月9日同意了国民政府的废约要求，美国国务卿赫尔更直接表示：“中国政府在废除领事裁判权方面的任何要求，都会在美国得到强有力的支持”。经过谈判，1943年1月11日中美、中英分别正式签署《中美关于取消美国在华治外法权及处理有关问题条约与换文》(简称《中美新约》)和《中英关于取消英国在华治外法权及处理有关问题之条约与换文》(简称《中英新约》)。

《中美新约》和《中英新约》废除了美英两国在华治外法权及有关特权；取消美英及他国政府与清政府签订的《辛丑条约》，终止该条约及其附件给予美英等国政府的一切权利，将上海、厦门公共租界的行政管理权、天津和广州英租界的行政管理权移交中国政府，终止租界给予美英政府的权利等等。美、英在华特权并没有全部被废止，香港、九龙等问题也没有得到解决，但中美、中英新约的签订是中国人民长期努力斗争的结果，它标志着中国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大国地位的确立，也标志着中国与英美等国之间平等地位的确立，对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产生了积极的影响。继中美、中英新约的签订，比利时、瑞典、荷兰、加拿大等西方民主国家在抗战中都同中国签订了平等新约，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民党外交领域所取得的重大胜利。

综上所述，国民党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将其外交重心移到美英，迅速发展和巩固了对美英之外交关系，在争取对华援助、谋求大国地位以及修约等活动中取得了重要成果，可以说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外交政策调整所取得的重大胜利，但国民党开展对外交往完全从实用主义出发，在最需要团结一切反法西斯力量共同抗战的时刻却因苏援停止而逆转并恶化了与苏联的密切关系，这显然不利于中国抗战，是国民党这一时期外交政策调整过程中出现的倒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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