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水火到水乳——毛泽东的外交战略思路新探
时间：2021-01-30 08:03:47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外交方针的主要奠基者，他以一个战略家的远见卓识和务实精神，关注世界风云变幻，并及时依据国际格局的变化来制定外交策略和政策。长期以来，我国理论界、外交界，虽能基本承认毛泽东的外交贡献，但对在特殊情况下毛泽东的外交策略和外交政策颇有些微词。笔者认为这是由于没有全面考察毛泽东的总体外交战略思路所导致的片面认识，不利于我国当前及今后的外交事业。邓小平讲：把握毛泽东思想要准确全面。笔者不敢妄言“准确”，试图在“全面”上下些功夫：結合毛泽东思想体系，重新考察毛泽东时代中国外交和政策的转变，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外交思想的一条清晰的战略思路：即要从以互相敌视、高度戒备为特征的水火不容的“水火外交”过渡到以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为特征的水乳交融的“水乳外交”。
一、从“一边倒”到“一条线”、“一大片”：不同的外交策略体现着一个共同的战略思路——从水火不容到水乳交融
战略和策略是不同的两个概念：“从根本上来看，外交战略与外交策略的一大区别，就在于二者的时效性大相径庭。前者通常在一个较长时期之内有效，不会动辄发生变化；而后者则相对而言只适用于一个较短的时期之内，并且随时可予以调整。”[1]简言之，战略是长期性、全局性的，而策略是暂时性、阶段性的；战略指导策略，策略体现战略。
毛泽东时代，中国的外交政策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变化。每一阶段的外交政策都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在“从水火到水乳”的战略思路指导下，权衡世界局势、时代和国情三者的特殊性，以国家利益为标尺，找到三者最佳结合点制定出来的策略。三大阶段的外交策略和政策，综合体现着毛泽东的外交战略思路。
（一）“一边倒”：针对两大不同阵营导致两种立场鲜明的外交策略：水火外交和水乳外交
“一边倒”是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外交政策。当时新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是：冷战把世界分裂成互相隔绝的两个部分，双方均以意识形态划线，甚至形成了一种党性原则：整个世界非此即彼，非彼即此。中国在亚洲冷战中首当其冲，对外政策的回旋余地受到极大限制。对毛泽东而言，当务之急是选择怎样的对外战略才有利于新政权建立和巩固。对新中国的态度，呈现两个鲜明的极端：帝国主义极端仇视，社会主义极端振奋。基于此，毛泽东做出了新中国外交的第一个决策：“必须一边倒”，倒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一边。他深刻指出：“一边倒，是孙中山的四十年经验和共产党的二十八年经验教给我们的，深知欲达到胜利和巩固胜利，必须一边倒。积四十年和二十八年的经验，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 [2]这时期，我国的水火外交与水乳外交是区别使用的，而且立场非常鲜明：对资本主义阵营，视同水火；对社会主义阵营，水乳交融。但仔细分析，我们可以发现毛泽东的水火外交和水乳外交都不仅仅局限于简单的字面，而是有着深刻而丰富的内涵。
先看水火外交：采用水火外交，并非永远视双方为水火，而只是一种特殊情况下的特殊外交策略。首先，我们并不打算永远仇视英美。为什么这么说？毛泽东有深远的历史眼光，知道“分久必和，合久必分”的道理；毛泽东有着宽广的世界眼光，懂得世上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1936年秋，在同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谈话时，毛泽东认为，英美现在属于“反战国家”，美国对中国和日本的未来将发挥“非常积极的作用”。他表示，在中国赢得独立并建立起一个人民政府之后，那些在中国的独立和解放战争中曾给予援助的国家可以享有同中国亲密友好和互利的关系，将来会拥有更多的机会得到合法的贸易利益，[3] 作为灵活的具有现实精神的共产党人，毛泽东开始采用均势论和国家利益的观点来分析国际形势，制定自己最初的对外政策。而且，他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确定“一边倒”的同时肯定：我们要做生意，“我们只反对妨碍我们做生意的内外反动派，此外并不反对任何人。”[2] 这里表达得很明确：只反帝国主义反动派，不反帝国主义国家的人民。他已经认识到，国家建设和发展，不仅仅是一国国内的事情。朝鲜战争结束后，周恩来在日内瓦会议和万隆会议上都明确向美国做出了缓和的姿态，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就是针对处理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关系而提出的。（但美国并没有回应）。那么，当时我们为什么同帝国主义国家搞对立、斗争？当然有“道不同不相为谋”的因素，但更主要的是帝国主义不与我为谋。以美为首的西方国家急于扼杀“共产党中国”，视我为大患，与我水火不容。我国第一代领导集体有一个共识，即:外交是“文斗”。毛泽东熟谙斗争联合的艺术，他总是根据变动着的情况，灵活的处理联合与斗争的关系：斗争是手段，联合既是手段也是目的。这两个手段哪一个为主要依据具体情况而定。在对手仇视我们，不给我以生机的情况下，不欲和我联合的情况下，我们一味讲联合，只能丧失立场，失去尊严，所以，此时的主要手段是“斗争”。值得注意的是，他从未把斗争和联合割裂开。我们考察他的“文斗”思路，自然不能离开他关于斗争联合的一贯思想。在抗日期间毛泽东指导反国民党摩擦时讲：“他磨擦来，你一定要磨擦去。你如果不磨去，他会愈磨愈凶起来……磨擦的最后目的是讲和，磨擦是讲和的最好办法。”[4]这是毛泽东关于斗争与联合的通俗阐释。据此分析，毛泽东实际上是把“水火”作为了达到“水乳”的必要手段。而与世界各国最终达到水乳交融，才是他的理想。
再看水乳外交：为什么倒向社会主义一边？因为社会主义阵营是有着共同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的兄弟国家，我们要在世界上站稳脚跟，争取国际承认，必须也能够与社会主义国家建立水乳交融的关系。邓小平曾对“一边倒”做过详细的论证，他讲：从背景来看，中国与美国改善关系实际上已不可能；从意义上看：主动倒向苏联要比被动倒向他对我更有利；从内容上看：倒向苏联，是以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为基点，不是屈从、盲从和倚重苏联——这是水乳外交最重要一点：平等互利，团结互助才是真正的水乳交融。
当然，毛泽东深知：“一边倒” 会造成外交上的不平衡， 不利于中国同世界各国的普遍交往， 并不符合中国的长远利益。但在当时的情况下，这无疑是“从水火到水乳”外交战略和现实的最佳结合，是一种无奈但积极的外交策略。正是基于这种战略和策略思路，我们在建国之初采取了“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方针，肃清帝国主义在华特权，分类处理了建交事宜：不经谈判直接和绝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建交——这是我国新生政权争取了国际承认的基本保证；经过谈判斗争，同部分民族国家和部分西北欧国家——包括美国的盟友英国，建立了外交关系，最终使我国站稳脚跟、树立自尊形象、积极参与国际事务、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毫无疑问，毛泽东在表面上的“水火”中，为中国和世界走向水乳埋下了伏笔。
（二）“中间地带”、“三个世界”理论和“两条线”：水火必须以水乳为基础
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末，面对世界的动荡、分化、改组和中国国内全面开始社会主义建设，我国放弃了“一边倒”，提出了依靠广大的亚非拉国家，反帝反修。也就是 “两个拳头打人的” 时期，这时的外交政策为“两条线”：既反以美为首的西方国家，又反对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东欧多数国家则跟随苏联，走上反华之路。诚然，此时我国的外交的确具有“四面出击”的特点，表面上看来树敌过多——这也正是遭非议最多之处，但是，仔细分析，这时的外交策略也是不得已而为之，更体现着毛泽东从水火到水乳的外交战略。
正是在这一时期，“两个中间地带”和“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的出台。从表面上看，这是毛泽东国际视点的重大突破，其实质则是从水火到水乳的战略的运行。
毛泽东首次提出“中间地带”思想是在1946年。他认为：帝国主义没有征服处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广大中间地带国家之前，是谈不上向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进攻的。这个中间地带是指广大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国家。1957年，毛再次提出“中间地带”，称那些取得独立而不倒向两大阵营任何一方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为“民族主义国家”，认为在帝国主义、民族主义和共产主义中，民族主义和共产主义比较接近。60年代初，毛泽东又提出“两个中间地带”的思想：“一部分是指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广大经济落后国家，一部分是以欧洲为代表的帝国主义国家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这两部分都反对美国的控制；在东欧各国则发生反对苏联控制的问题。”[5]同时指明了两大敌人：“两个大纸老虎，美国和苏联”。这一理论，客观上是对世界局势的科学判断，从主观上则是毛泽东出于从水火到水乳的战略思考。众所周知，当时我们是不得不两个拳头打人的。但是，就在这时毛泽东重提“中间地带”并把他发展为“两个中间地带”理论，绝对有他的戰略考虑：我们同时面对了两个头号敌人，与他们为水火，而与此方水火必须以与彼方水乳为基础，也就是说，必须团结绝大多数，以孤立敌人，这是毛泽东关于统一战线的一贯思想。随即，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三个世界”理论，从战略上把欧、日等资本主义国家与美、苏明确区分，这都为我国外交冲破资本主义阵营打下了理论基础，也给一些徘徊、犹疑、观望的资本主义阵营内的国家以及时的鼓励。此时，我国和二十多个民族国家建交。特别是1964年中法建交，则是从水火到水乳外交战略在当时的最大胜利。而这些理论与实践，也无疑为中美最终打破坚冰，中国与西方走向水乳，开启了尘封多年的铁锁。
（三）“一条线”“一大片”：从水火到水乳战略思路的成功尝试
1973年2月，毛泽东在同来访的基辛格谈话时，明确提出了：“一条线”、“一大片”的外交思想。即按照大致的纬度划“一条线”，连接从美国到日本、中国、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和欧洲的战略线，并团结这条战略线以外的国家——即“一大片”，以抗衡霸权主义和侵略野心最大的苏联。其思想主旨是：团结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上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反对苏联的霸权主义。这是一条极为成功的外交策略和政策，他对于建立国际斗争新格局，促进完成同西方国家的建交过程，改善中国的国际环境，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70年代，中国基本完成了同西方国家建交的过程，至此，中国已同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而这，正是在毛泽东时代“从水火到水乳”外交战略思路的最大、最终胜利。
二、从水火到水乳的外交思路为中国乃至世界开辟外交新天地具有巨大指导意义和深远的历史影响
“弱国无外交，无外交国弱。这是外交的辩证法。”[6]毛泽东是精通辩证法的，他的外交战略思路无疑也体现着这一规律。虽然，“左”倾思潮的影响也使毛泽东的这一战略思路在实际运用中难免有些偏差，但总体来看，虽然各个时期依实际情况有着不同的策略和政策的调整，但作为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水火到水乳”的外交战略思路并未改变。这条思路在第二代、第三代领导的外交策略中，起着不可替代的指导作用。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坚持了这一思路，写出了新中国外交史上迄今为止的最大手笔：对外开放——为我国的建设和发展创造了不可或缺的外部条件。这是对毛泽东外交战略思路的灵活运用和极大发展，而其他所有的外交政策和策略，都围绕这一大手笔进行。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继续运用和发展了这一思路，提出 “互信、互利、平等和协作”的新安全观、“共同创造、共同发展”的外交理念、中华民族“和平崛起”外交目标，抓住机遇积极主动展开大国外交，推进了中国与世界水乳交融的过程。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人，在对外工作中，继续坚持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努力开辟实现水乳交融的外交途径。尤其是温家宝总理的温情外交，正在赢得广泛赞誉和新的成果。
总之，毛泽东“从水火到水乳”的整体外交思路，对我国的外交策略和政策、乃至世界的外交新局面的开辟，发生了并将继续发生重大影响。二十一世纪，我们必须以改革精神和创新精神，继续坚持和发展这一战略思路，才能为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创造更好的外部条件。
参考文献：
[1] 金正昆.《伙伴战略：中国外交的理性抉择》[J].《教学与研究》，2000，7: 45
[2]毛泽东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同斯诺的谈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126—130）
[4]金冲及.《毛泽东传1893-1949》[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
[5]《毛泽东外交文选》[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
[6]刘莹新.《与“世”俱进，有所作为》[J].《党政论坛》20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