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外交中的大众传媒因素
时间：2021-02-05 07:55:56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本文从系统的角度来考察中国外交，依据参与外交的行为体的不同，将目前中国外交系统划分为政府行为、社会集团行为和公众行为三个子系统。同时选取大众传媒作为研究中国外交的一个新的视角，
关键词：大众传媒；中国外交；系统
中图分类号：D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49X(2007)—04-0025-03
从根本上讲，外交是国际社会中的一种政治交流，交流就离不开媒介。可以说，现代大众传媒正在以其极为生动、极为丰富的形式和内容参与这种政治交流，越来越深刻地影响着外交活动的目标和进程。在本文中，笔者尝试通过对作为一种系统的外交的分析的基础上，通过对大众传媒的功能及其对外交发生作用的方式的归纳，列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众传媒对我国外交的影响做出分析。
一、中国外交的系统性特征及其变化
在一个国家内部的政治生活中，外交可以被视为一个相对独立的行为系统。从系统的角度来考察中国外交，可以依据参与外交的行为体的不同，将目前中国外交系统划分为政府行为、社会集团行为、公众行为三个了系统。
系统理论的经典定义指出，系统即是处于互动中的一系列要素，或者说是由相互依赖且相互作用的若干要素所构成的有机整体。因此，从系统的角度来考察中国外交，其边界范围是由政治当局制定有约束力的决策及其有关的行为所构成，并因此具有相对的封闭性与稳定性；系统有其内部环境即受到同一社会的非外交系统的其他系统的包围，也有其外部环境或“超系统”的环境即受到非同一社会的其他系统的包围，并因之受到环境的各种压力和影响；系统在环境的压力下与环境发生输入—输出式的互动以维持自身的平衡，因此它具有开放性和反应性；在输入和输出之间还有反馈回路，系统可以持续不断地与环晓处在互动之中，并因此具有了动态性和生命体特征。
就中国外交系统而言，以下两个特征是十分突出的：
第一，改革开放前，中国外交系统是一个封闭的政府政治行为系统。外交决策和执行是由政府来实现，社会集团和公众基本上没有纳入外交行为系统中。这和建国以来我国逐渐形成了与计划经济相适应的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有密切关系，并因而形成了外交决策过程高度集中的特点。周恩来曾说：“在外交事务方而没有小问题，外交政策决策权力大部分掌握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手里，党和国家的核心领导层左右着中国外交决策的进程”。
中国外交领域结构的权力结构包括四个层次：对中国外交政策具有最后决定权的核心领导人(如中共每一代领导核心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以及胡锦涛)；中共中央书记处、外事领导小组以及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以及中共中央办公厅、中办秘书局等；国务院外事办公室、新闻办公室、港澳台办公室以及负责执行政策和提出建议的具体外事部门(主要包括外交部、外经贸部，中共中央联络部、总参等)。一般而言，中共每一代领导核心(即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以及胡锦涛)对外交政策具有最后决定权，在工作中往往依赖自己的顾问班子(或特别小组)；面对国家和军队外事活动的管理则通过国务院和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来分别进行。
第二，外交议题高度政治化、意识形态化。建国以来的外交主要集中于政治、军事领域(即所谓的“高端政治”)，而且一度强调以意识形态为指导。另一方面，由于受当时国际环境的影响，中国外交行为中存在鲜明的敌友观，往往将交往对象划分为敌友两种。这种敌友界限分明的立场，不仅使中国外交的交往范围受到很大程度的限制，还使得国内对外交思想、外交政策的讨论和民意表达受到严重的束缚，长期以来深受政治和意识形态因素的干扰而成为“禁区”。公众除了通过政府的政治动员或“下达红头文件”的方式，很难有其它的渠道来了解相关的外交事务信息，更不用说对此发表意见了。
1978年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全国工作重心的转移，中国外交也有重大调整，明确把外交目标定位为服务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需要。中国外交的敌友观念淡化，交往对象逐渐拓宽，是非观念取代敌友观念，即根据国际事务本身的是非曲直决定中国的态度。中国外交不再有固定的对手和敌人，而是广交朋友，与不同发展层次、不同意识形态的国家普遍发展友好合作关系。此外，中国日益重视多边外交，不断加强与国际组织的联系。这些多边外交活动涉及的领域极为广泛，中国在其中既承担义务也享受权利。
二、大众传媒的功能及其对外交的影响
大众传媒之所以重要，主要在于它是信息的重要载体。随着环境的宽松和利益的多元化，这种信息承载者的作用就变得越来越重要和突出，大众传媒所具有一般性功能：舆论形成、文化传播、环境监视、社会调适、娱乐等也开始或多或少地在中国外交领域中表现出来。
不过，一般来说，大众传媒作为环境中的其中一个信息干扰变量相对于其它子系统来说，对政府这个子系统的影响最小，而对社会集团和公众这两个子系统来说影响较大，特别是刘公众影响最大。大众传播随着科技的发展，影响力愈大，电视、报纸、电台、杂志，由于印象的传布或是广泛的刊行，对于政府与民众均构成影响。一般来说，大众传媒具有以下几方面的功能并因而影响外交。
第一、信息的采集和传播
传媒是主动挖掘、多方采集各种讯息的能手。传媒在国际关系中最基础性的作用与功能，首先在于将各国和国际的信息向本国和国际社会广泛迅速传播。由于国界的阻隔、国情的差异，利益的冲突国与国之间的了解与沟通更为困难。因此就更加倚重传媒机构作为信息传递的担纲者。
大众传媒改变了传统的外交信息来源，信息来源增多，除了官方信息和情报信息以外，还可以通过多种媒体获取大量的、具体的信息。这些信息从不同的角度反映着事态的本质及其矛盾，同时在另一方而也增加了判断和决策的难度。所以，大众传媒能弥补传统信息渠道的不足。
对中国外交系统中的决策者而言，传媒提供的信自、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政府部门在收集情况时的缺漏。通过阅读和收听收看，能够帮助决策者了解一部分因为政府工作人员先人为主的观念而被忽视、删减的很多信息，传媒的时效性和新闻性迅速弥补了政府部门信息流通渠道复杂、需要层层上报而可能出现的低速和低效率，使领导人可以尽决获知最新情况和消息。
大众传媒是外交信息的重要传递者，同时也是外交信息的最灵通者。大众传媒在国际政治斗争角斗上一直是不容忽视的一种力量。特别是遇到突发性事件、热点问题时，媒体对事件的报道、传播都深深地影响着公众列事件和相关问题的知晓、理解与判断。媒体不仅可以提供各种信息和观点，从而影响公众在某个突发性事件或重大问题上采取某种立场。
第二、议题设置。
议题设置的是中心议题，而不是某个议题的特定态度。在设置公众议题的过程中，新闻媒介通过影响少数议题的特殊性和显著性来吸引公众普遍注意。传媒的这种功能不在于它如何影响公众对某个具体事件的看法，而在于它通过所提供的信息及提供信息的方式告诉公众什么是重要的，应给予关注，什么是不重要的，不必给予重视。议题设置理论的中心是社会公众是怎样形成舆论的。
在我国，普通公众对国际问题的了解相对较少，外交政策对他们而言是过于复杂和神秘的。在此情况下，新闻报道一方面告诉人们世界上发生的哪些事件更重要，同时，还能按照自己的选择来突出和强调或隐瞒或者暴露某些事实，来支持或批评政府的外交政策和行动，从而影响公众对国际事务或外交政策的看法，形成强大的舆论导向，给外交决策带来正面或反面的推动力。
传媒不仅可以为外交系统提供信息，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也印象着外交行为的轻重缓急。大众传媒剥国际心意的选择和编排直接影响公众对国际问题的关注程度，从而拟定了公众对国际事务的兴趣和倾向这一社会政治议程，进而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政府处理外交事务的议程。如，大众传媒将其认为重要的信息，以最快的速度刊登在报刊最显著的位置，或者在电视黄金时间播出，特别是电视画而报道的问题，一般会加速这个问题的决策过程。不可否认的是，电视在实时报道新闻事件时，具有其它媒体无法超越的优势。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它也具有破坏作用：煽动情绪，要求政府在具备反应能力前作出反应，这是有害的。而对于其认为不重要的消息则少报道或者不报道。这样的话，媒体的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公众看什么，听什么，了解什么；也可以使公众的注意力迅速集中在某一事件或某一政策上来；同时，可以使公众的注意力转移到另一个问题上去。
第三、制造公众情绪和公众压力，形成公众舆论。
媒体不仅改变人类的知识结构，也改变了人类观察世界的方法和思维过程。电视、互联网等现代媒体给人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新知识的爆炸，但大量丰富信息也削弱了人类大脑吸收信息的能力，以电视为主的现代媒体改变了人类观察世界的棱镜，尤其是电视，它能给予观众一种活生生的图像，视觉效果会产生强烈的影响，不论这种影响列外交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电视在给人们提供图像的过程中实际上能调动人们的情感。
现代通讯、传媒技术的发展拓宽了公众认知国际事务的渠道，公众正越来越深地卷入国际事务，越来越关注自己国家的外交事务。而公众盼情绪是一种客观存在，随现实环境的变化和受刺激的不同而变化。可以说，公众情绪是列现实的一种反应，是某种刺激的结果。当然，公众的情绪不是指少数人的情绪，而是指大多数人发生的刺激所造成的结果；不同的刺激会带来不同的反应，产生不同的情绪。
公众情绪所显示的力量日益引人注目，政府是不会忽视的。操作公众情绪已成为国家发展对外关系的重要领域，“公众外交”日益受到政府的重视。在这里，“操作”不完全是贬义，善于遵从、引导、影响和控制公众情绪，对国家发展对外关系有重要的积极意义。近一年以来，中日关系一度陷入历史冰点，而对日方在一系列问题上的强硬无理的做法，国人群情激愤的情景时有发生，也有人在互联网上发出上街游行、示威的倡议。而对如此突发事件，政府一方而强调坚决支持、依法保护一切符合法律规定的抗议活动；另一方而要求防止出现过激行为，警惕有人借机扰乱正常的社会秩序，坚决确保社会稳定。这样，政府善于遵从和引导公众情绪，所以能迅速控制局面，不仅避免了可能出现的公众情绪极端化而造成的损害，而且还激扬了广大群众爱国主义热情和强国的信心。
三、中国外交中的大众传媒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的大众传媒经历了规模上的从小到大，形式上的从单一到多样，内容上的从贫乏到丰富，体制上的从僵化到改革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媒体始终参与到外交实践之中，对外交产生了重要影响。不过大众传媒也要受到种种约束和限制，尽管一些国家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特别强调新闻自由，但实际上，大众传媒从没有毫无限制的所谓自由。
在中国，大众传媒与政府的关系非常密切，大众传媒是党和国家的喉舌，是代言人。行政部门主要在媒体的发展水平、分布规划、数量等方面进行控制，而党的宣传部门主要对传播媒介的内容与政治导向进行指导和管理。党和政府牢牢地控制了大众传媒，在改革开放以前，媒体通常用一个声音说话，越重要的事情，越要求一致，媒体的独立性比较差。改革开放以后，出现了商业化操作和媒体大众化的特点。同时，媒体控制在某种程度上相对放松，在报道国际事务上“一个观点，多种声音”，即在报道国际事务时，传媒只要观点基本一致就可以，在表达政府是立场和观点的同时，也可以用多种方式发出专家学者的声音，也应该有公众的声音。传媒通过了解各方面的声音，有效地表达民意，有利于政府与公众的沟通。
上述变化由于媒体的等级、形式不同而表现不一。一般来说，中央级别的报刊与权威机构的一致性更高。除了报道国际新闻以外，面对随时发生的各种国际事件，这些媒体总是通过报道政府言论或评论等不同形式来陈述官方对国际事件的明确观点和意见，表达我国的鲜明态度和立场。
相比之下，因特网的迅猛发展对新的传播方式和内容产生极大冲击。因特网可以把世界各地刚出版的报纸送到读者手中；网民可以非常容易地登陆政府、军方等机构的主页，阅读来自官方的观点、信息；非主流的新闻视点和信息通过网上电子公告栏、聊天室、电子邮件、自愿组成的新闻组等在特定的人群中得到交流，从而出现获取信息的互动方式。因此，信息的网络化带来的是信息传播的分散化与信息的透明化和公众化。由于生活在新媒体世界上的人在接受信息时是主动和互动的，尽管新的媒体受众比传统受众要少得多，但传播效果可能要超过传统媒体。概括来说，大众传媒对于中国外交的影响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现代媒体增加了中国政治和外交进程的可视度和透明度。从1999年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到2001年中美撞机事件再到跌宕起伏的中日关系，网络媒体世界一直都处在公众辩论中。这种辩论导致了公众参与政治的热情。倘若时光倒流三十年，中国的普通公民是无法参与政治和外交辩论的。从某种程度上，现代媒体正在把传统上的秘密外交转变为媒体外交、公共外交。在一个传统媒体受官方严格控制和管理的状况下，现代媒体可以让公众获得更全面和平衡的信息。在重大事件的决策上，中国公众长期以来习惯于听政治家和外交家们的，如果他们不就某个事件发表意见，公众就不会注意。而在新媒体环境中，一个新事件爆发后，如果政府不及时发表意见，公众自然就会从众多的新传播渠道获悉，并发表他们的见解。这就使媒体本身变成了“一种力量的放大器，一种向对方施放信号的方法和工具”。
第二，媒体在国际事务报道上出现了“一个观点，多种声音”的情况。过去我们在报道的时候讲要口径一致，只能有一个声音，越重要的事，越要求一致。这种一个声音的做法实在是太落后了，一定要改革才行。我们只要观点基本一致就可以了。可喜的是，近几年来，我国传媒在报道时是“一个观点，多种声音”，出现了舆论多样化的倾向。有来自政府的声音，有专家和学者的声音，也有普通公众的声音。
发生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在于中国大众传媒体制发生了些许变化，信息传播手段多样化，特别是因特网的出现使人们摆脱了以往相对封闭的区域性信息空间，而进入完全开放的全球信息空间。大众传媒的商业化及公众对官方大众传媒的信任度有所降低，都使公众在一定的范围里寻求合适的机会去充分表达自己的意见。
第三，传媒的若干变化也给中国外交系统带来了影响。从行为本身来看，改革开放前，政府、社会集团和公众这三者应该是高度一致的。现在，三者是有差异的，他们之间的差异体现在对待外交行为的态度上。实际上，国外媒体研究很注重不同层而的外交态度，如美国，注重总统、国会、行政机构、新闻界、公众舆论及选民对外交政策的作用和影响。当然，中国外交系统中这三个子系统：政府、社会集团和公众在政治层而上很难形成清楚的分别，相当多地表现在传媒上，认知渠道上。同时，国外在研究中国外交行为方面有一个新动向，他们开始注意公众的反映，即公众表现的态度及价值取向。他们也逐渐了解到，中国老百姓并不像他们想象的那样是被政府牢牢钳制的，没有一点自由的声音；也不仅仅只有政府的声音，还有来自社会的声音。
四、结语
综上所述，大众传媒在社会政治生活中作用范围的逐渐扩展和影响度的不断加深，外交领域也概莫能外。这一新的趋势，就要求我们必须重视这一问题并加大对大众传媒与外交之间关系的研究，在新的国际环境中，通过利用、引导、规范大众传媒，产生出良好的外交与大众传媒之间的互动关系，营造出一个有利于中国外交系统的国际和国内舆论环境，更好地服务于我们的国家利益的提升。
责任编辑：丰 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