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新时期的新机遇与新挑战
时间：2021-02-11 07:59:20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1、新时期的开启
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党的政治路线——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恢复了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邓小平实际上成为党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党的组织路线重新确立了。新时期开启了！
2、新时期福建经济社会发展的挑战与机遇
一是发展现状与时代要求的落差。改革是要付出成本的，越穷的地方改革难度越大，付出的成本越高，这对穷困的福建是严峻的考验；对外开放是与国际游戏规则接轨的，而当时福建处于与外界半隔绝状态中；商品经济的发展是有前提条件的，哪里基础好，哪里的吸引力就强，发展就快。那时的福建，一方面起跑线滞后，另一方面却要求先行一步，跨度很大。
二是闽粤两省差距大。其一，地缘差异。与发达国家、地区打交道是对外开放初始阶段的重点。广东毗邻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港澳地区，长期和睦相处、交流合作、互利共赢；港澳居民大多数是广东籍的；广东是祖国的南大门，国际交往频繁，当时每年从广东口岸出入境的华侨、华人、港澳台同胞以及外宾达数百万人次。而福建是台海局势中的地缘政治“要冲”，两岸长期对立。其二，发展差异。不论基础设施、经济实力，还是人力资源、科教水平等，福建都远远落后于广东。其三，观念差异。经济社会发展的差距，归根结底是思想观念的差距。当时，福建人的商品经济意识与广东人相差甚远。改革开放对广东人来说是驾轻就熟的，对福建人则是从零开始。可见，闽、粤两块试验田有很大差别，形象地说，福建属于“生地”，而广东则是“熟地”。这是主观与客观两者合成的不同结果。
三是面临着更大的挑战。“文革”10年造成了有形的物质层面的巨大损失；长期以来形成的“左”达到登峰造极地步，这是无形的思想层面的负面影响。“左”的思想对国人毒害达30多年之久，从纵向看根深蒂固，从横向看泛滥成灾。“文革”中整人的思想里有“左”，挨整的有“左”，没整过人、没挨整的也有“左”。各级干部有，普通民众也难免，可以说人人有份，只是受毒害程度不同而已。更应指出，“左”属于意识形态领域，对人的思想是一种心甘情愿的自缚。且它历来以正统自居，真假（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难分。
四是需要攻坚克难。上世纪80年代初，是福建新时期的起步阶段，改革开放步履艰难。而清除“左”的流毒，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统一思想、理顺思路，则难上加难。实践证明，不着手清“左”，新时期就难以启程；不彻底清除“左”的影响，改革开放就难以上轨道。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开放重要，肃清“左”的流毒更紧迫。
中共中央1979年50号文件的下达，为福建新时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3、中央的选择与两省的别无选擇
一是中央对两省先行一步的政治考量。广东在当时是全国极少数经济较发达的省份之一，但与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港澳地区相比还有较大差距，福建与台湾差距更大。所以，两省加快发展，缩小与港、澳、台地区的差距极其重要和紧迫。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到底在哪里？要在两省改革开放中找到答案。
二是邓小平提出了“试验田”思路。所谓试验田，说白了就是试一试再看着办。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与党中央1979年50号文件的下达，这两大历史事件时隔仅半年有余，这是意味深长的。为什么要搞试验田？因为改革开放没有现成的模式、经验与路子，一下子在全国推行没有完全把握，只能先进行地域性的局部探索，再伺机而动。这充分体现了邓小平超强的政治智慧。万事开头难，难在如何开头，邓小平很好解决了这个难题。
三是两省没有回旋余地。党中央的决定用心良苦，也是游刃有余的，如果两省试验成功了，就以点带面地在全国推开；试验不成功也不致于全盘皆输。然而，这种最佳选择对两省却别无选择：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因为在改革开放的全国一盘棋中，两省是马前卒，一旦失败了，就失去了千载一逢的发展机遇，也必将影响全国性推开的进程，因此事关大局，只能背水一战！
项南、胡平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进入福建政治舞台中心的。
4、新时期的新班长——项南履新福建
1981年1月，中央任命项南为省委常务书记，主持省委日常工作，成了实际上的班长。1986年3月，项南离任。他任职的短短五年，工作卓有成效，是有目共睹的。老百姓心里有杆秤：福建历任省委书记中，项南与张鼎丞（解放初期任福建省委第一书记）、叶飞都是佼佼者。在当时全国各省（市、区）党委主要负责人中，项南是出类拔萃者。
项南在福建最大的业绩是：
一是解放思想转变观念。1981年1月20日，刚刚履新十几天的项南在省委党代会上作了《谈解放思想》的报告，这可以说是他的就职演说。1981年3月11日，项南在省直机关负责人大会上亮相，在人数这么多、这么庄重的场合，就是不给自己面子。他说：“不要说自己一贯正确了，没有的事。我可以肯定地说，世界上不犯错误的人是没有的。‘你们都左了，就是我正确’。没有这回事。你别看我今天慷慨激昂，我这个人也是‘左’得要命，可悲就可悲在我这么‘左’还说我是‘右’，给我戴的帽子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嘛。”他的这一招也堵住了那些“一贯正确”者的嘴巴，加快了全省干部群众解放思想转变观念的进程。
二是力抓改革开放。其一，从1979年开始，全国抓闽粤两块试验田，福建抓厦门经济特区这块试验田。项南离任时，对外开放已扩大到全省范围了。其二，在全省范围内全面推行家庭联产承包制，这是项南履新福建改革的第一炮，打得很响。其三，落实企业自主权。1984年3月，省里55位厂长（经理）给项南写信，强烈要求给企业松绑放权。项南提出了严格要求，并利用《人民日报》、《福建日报》等主流媒体广为传播。胡平制定了具体政策措施认真贯彻落实。其四，积极推行简政放权。向中央有关部门争优惠政策、资金、物资和项目审批权。
三是提出新时期经济发展战略。1981年1月20日，项南在《谈解放思想》的报告中首次提出建设“林业基地、牧业基地、渔业基地、经济作物基地、轻纺工业基地、外贸基地、科教基地和统一中国的基地”。同年3月14日，项南在省科技会议上首次提出：福建要念好山海经。福建早就有 “靠山吃山，靠海吃海”的历史，项南倡导念山海经有何新意呢？笔者认为，两者有很大区别。其一，发展战略不同。这是对外开放条件下念山海经，既吸引全国乃至全球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为我所用，又输出有形的产品，增强经济效益，这与封闭状况下的山海经是完全不同的版本。其二，经济形态不同。这是商品经济条件下的山海经，以市场为导向，立足于规模经营与规模效益，使山海资源变为金山银海，让世世代代受穷的人们走上永久性富裕的康庄大道。而小农经济下的山海经是自给自足的，只能应对养家糊口。其三，经营方式不同。所谓基地，就是商品化、产业化、集约化，既有资金密集型、劳动密集型，又有技术密集型，与原来分散式的生产、经营方式大为不同。尤其是，项南把念山海经与建设八大基地紧密结合起来，前者是手段，后者是目的，这是他的创造。至于“统一祖国基地”，这就别有一番新意、深意了。
四是抓脱贫致富。抓改革开放与脱贫致富是福建新时期的两大历史性业绩。从全社会的系统看，改革开放是“前沿性”的，能推动比较发达的沿海地区更加富裕，发挥领头羊的作用；脱贫致富则是“殿后性”的，能促使落后地区在发展商品经济大潮中着力追赶，逐步缩小与发达地区的差距。项南、胡平做得很出色。
五是积极落实各项政策。主要是落实地下党政策、知识分子政策、侨务（包括台胞）政策等。
5、新时期的新老交接
项南于1981年1月担任省委常务书记。1982年2月，中共中央通知：鉴于廖志高的身体状况不宜再担任繁重工作，决定免去其福建省委第一书记职务，由项南接任至1986年3月。1982年5月，胡平任常务副省长，主持省政府日常工作，后任省长，1987年9月离任。项南、胡平合作共事近4年时间。福建的改革开放，始于廖志高、马兴元执政时期，全面开创于项南、胡平执政时期。
6、福建新时期里的两个冲击波
一是国民经济调整。1979年4月，党中央召开工作会议，提出了国民经济“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为期三年。重点是：压缩基本建设投资规模，压缩资金规模和信贷规模，压缩重工业，关停并转一批企业。1981年1月2日，廖志高召开省委常委会进行传达贯彻，提出：不折不扣贯彻八字方针，不折不扣继续贯彻执行中央1979年50号文件。不难看出，这两个“不折不扣”存在着尖锐矛盾——前者要求下调经济发展指标，后者却强调继续加快前进步伐。这需要领导者具有很强的政治胆略与高超的政治智慧，才能找到两者最佳的平衡点与切入口。
二是打击经济领域严重犯罪活动。以下仅谈打击走私犯罪活动。1981年初，“先行一步”的闽粤两省，在调整国民经济的同时开展了严厉打击走私犯罪活动。这是两省别样的另一种“特殊”。走私是對外开放的副产品。所以，此次走私犯罪活动源自闽粤两省，是建国30多年来规模最大、波及最广，性质最为严重的。省委、省政府采取严厉措施予以坚决打击，对省内走私犯罪活动有所遏制，但慢慢开始向省外蔓延，惊动了中央最高层。1982年1月11日，党中央、国务院发出了《关于打击经济领域严重犯罪活动的紧急通知》。
三是人们在波折中产生思想动摇与疑惑。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于1978年12月召开，几个月后，党中央提出了国民经济调整八字方针。1981年初，福建、广东就开始打击经济领域严重犯罪活动。时间老人很是吝啬，历史性转折与两大冲击波交织其间，一时出现了“晴转阴”，给即将走上改革开放轨道的福建带来了严峻考验。尤其是，不少干部群众对改革开放的美好期许开始褪色，还有担心改革开放是不是要收？忧虑调整会不会导致国民经济的全面下行？顾虑打击经济领域严重犯罪活动会不会影响正常的对外经济活动？更严重的是，怀疑改革开放的“左”的思潮沉渣泛起。
四是省领导制定符合省情的举措。在两大冲击波面前，廖志高、项南、马兴元等省主要领导人始终保持清醒头脑，认真应对。他们把贯彻国民经济调整八字方针与实行“特殊灵活”有机结合起来，要求该下的坚决下，该退的坚决退，而该上的坚决上，该进的坚决进，使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提出了贯彻落实八字方针的11项任务：基建要退够，支出要压缩，企业要调整，物价要稳定，农业要发展，轻工要增产，科教要加强，特区建设要加快，政策要放宽，外贸要搞活，人民生活要有所改善。前三项是属于“下”、“退”的范畴，第五项到第十一项是属于“上”、“进”的范畴。 打击经济领域严重犯罪活动方面，1982年2月21日，省委召开地、市、县委书记会议，项南作了《做一个坚定的、清醒的、有作为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报告。要求全省各地要在打击走私、发展经济方面取得更大的胜利，做到两不误；对外经济活动不仅不能受阻，而且要有新进展。
五是执行中的偏差与消极影响。尽管如此，经济发展仍然受到较大影响。全省工农业总产值在1979、1980两年实现两位数高速度增长后，1981年增长幅度降为不寻常的一位数——6.4%，1982年增长幅度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主要原因是，当时仍然是全国一盘棋的计划经济体制为主，中央对两省的“特殊灵活”政策落实得很不够；贯彻国民经济调整八字方针，不少地方在实际执行中存在着照抄、照搬、照套的老办法；沿海一线遏制了走私犯罪活动，但对发展经济、搞活外经贸抓得不够。
六是在艰难中谋求新的发展。1982年，国民经济调整经过攻坚克难，终于到了尾声阶段；当年上半年，全省范围内打击经济领域严重犯罪活动基本结束。9月5日，省委、省政府召开了第三次全省打击走私工作会议，要求打击走私常抓不懈，从此步入了常态化阶段。1982年初，省委、省政府要求：全省国民经济要提高增长幅度，到1985年实现快速发展。此后的实践证明，这是如愿以偿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