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60年制度经济学研究的轨迹与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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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中国60年制度经济学的研究经历了两个阶段：建国后到改革开放前，制度经济学研究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改革开放后，制度经济学研究呈现两条主线：一是马克思主义制度经济学研究；二是西方新制度经济学的引进、发展与应用。
关键词：制度经济学；交易费用；产权
中图分类号：F1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685(2010)01-0065-04
制度经济学是中国经济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中国制度经济学研究的60年正是中国制度经济学不断发展演进的重要时期，在很大程度上体现着中国经济学60年发展演进的轨迹和成就。
一、建国后到改革开放前中国制度经济学研究的侧重点
新中国成立后到1978年前，中国对制度经济学问题的研究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思想，研究领域主要侧重两个方面。
(一)国家理论问题研究
一是对毛泽东一些思想的总结和评述。《红旗》杂志编辑部(1960)指出，毛泽东应用马克思主义方法，根据中国的社会历史条件，提出了“在中国条件下革命发展的新公式”，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许涤新(1965)认为，毛泽东“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总结了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践经验，创造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
二是对社会性质的探讨。吴敬琏(1960)指出，社会主义是一个过渡性的社会，目的是为了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孙尚清(1961)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性质通过所有制等经济关系来体现。
(二)社会制度演变研究
吴江(1956)研究了资本主义经济在我国过渡时期的作用及实行和平改造的必要性、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的性质和作用、通过国家资本主义实现和平改造的社会条件等问题。吴敬琏(1960)认为，我国要经历一个从社会主义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的渐进的过程。
二、改革开放后中国制度经济学研究重点
改革开放后，中国制度经济学研究呈现两条研究主线。
(一)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制度经济学的研究
1 社会制度演变研究。苏绍智、冯兰瑞(1979)认为，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一直到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的这一时期要划分为若干阶段：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阶段、发达社会主义阶段、共产主义阶段。朱述天(1979)认为应划分为：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包括：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发达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即共产主义。
2 所有制问题研究。董辅礽(1979)认为，应重新考虑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国家所有制形式和集体所有制“政社合一”的所有制形式。刘诗白(1986)提出，公有制应是以全民所有制为主导，由集体所有制、联合所有制和其他所有制所共同组成的复合式结构。
3 马克思主义制度理论与新制度经济学的比较研究。一是从总体上研究马克思主义制度理论与新制度经济学的区别与联系。卢现祥(1996)指出，马克思的理论从三个方面影响了新制度经济学，分别是：马克思科学方法论的影响、马克思重视制度分析把制度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内生变量、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框架的影响。于金富(2008)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采用的制度分析方法，本质上是制度经济学理论，而新制度经济学在其价值观、分析框架和基本方法等方面同西方主流经济学基本一致，但从研究对象和历史分析方法等具体分析方法方面看，受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影响。二是从某一具体的理论出发研究马克思主义制度理论和新制度经济学的异同。伍山林(1999)认为在论证企业的性质时，新制度经济学偏重于强调交易费用，而马克思主义偏重于强调协作的作用。董全瑞(2005)认为，马克思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都认为企业可以生产出剩余，而且对剩余的来源看法一致，但对剩余的分享的认识却不一致，并从资本主义制度、劳资关系、效率与公平角度分析了他们观点的区别。
(二)对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
1 西方新制度经济学的引进。我国引进的第一本涉及新制度经济学的专著是1985年勒帕日的《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其中，新制度经济学被作为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的一部分做了简要介绍。1988年，科斯的论文《企业的性质》首次在中国发表。科斯创立了交易费用的分析框架，并以此来解释企业存在的原因。1990年，科斯的《企业、市场与法律》引进中国，并于1992年修订为《论生产的制度结构》，科斯提醒人们注意经济系统的特征——称为“生产的制度结构”。同是诺贝尔奖获得者诺斯的《西方世界的兴起》、《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和《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在20世纪90年代初先后引入中国，较完整的表达了诺斯的思想。诺斯建构了包括激励系统的产权理论、界定实施产权的国家理论和影响人们对制度变化反应的意识形态理论在内的独特的新经济史论框架。在此基础上，交易费用经济学和产权理论的经典文献被先后引入我国。新制度经济学这些经典著作引进中国后，为中国经济学界在新制度经济学理论方面进行创新及运用新制度经济学解释现实问题打下了坚实基础。
2 我国对制度经济学理论的重要贡献。我国在制度经济学理论方面的贡献，主要体现在对制度经济学四个核心内容的发展和完善方面。 一是产权与交易费用理论。在产权理论方面，黄少安(1999)认为，现代产权经济学的主要贡献是确定了单一主题，有一套范式，即有相对统一的基本范畴，统一的分析工具或方法。在“交易费用”理论研究上，汪丁丁(1995)指出，交易费用作为一种成本，应服从“成本就是机会成本”的定义，但当一般均衡下对制度别无选择时，就不存在机会成本，也就没有交易成本，而这种结论直接动摇了新制度经济学的根基。杨瑞龙等(1995)分析了交易费用理论与产权经济学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阐述了市场不完善与机会主义行为及机会主义和交易费用的关系，进一步明确了科斯定理的引申含义是产权制度的重要性。
二是企业理论。关于委托人与代理人最佳合约问题，张维迎(1995)认为，委托人资格的安排是内生决定的，经营能力、个人财富和风险态度三个变量共同决定了将委托权赋予具有一定资产的经理并让其监督工人的劳动是最有效率的。周其仁(1996)则提出了当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集合起来才能生产时，对具有特殊性质的人力资本的激励就构成合约的主要内容，因而企业就是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的特殊合约，进而批评了“资本雇佣劳动”的教条，得出了人力资本——企业家才能的重要性。
三是制度变迁理论。汪丁丁(1993)指出，如果改变体制的权力与获取体制变革所产生的利润的权力分属于两个独立的社会团体，那么两个团体的合作是制度创新的前提。
四是公共选择理论。张宇燕(1996)指出，民主相对于专制的两个优势：一是民主比专制更倾向于提供低水平的税收。二是民主比专制给人以更强的稳定感和随之而来的稳定性。樊纲(1993)认为，任何一种制度选择都可能不单单取决于当时的统治集团的偏好，而是社会各种利益集团相对势力的“合力”；公共选择的结果可能是“自相矛盾”或“前后冲突”的。
3 新制度经济学在现实问题中的应用。第一，我国经济改革战略的研究。张军(1997)认为，“价格双轨制”是引进竞争性市场机制、推动经济快速增长的基本原因。林毅夫(1999)指出，经济转轨过程中“渐进式”战略属于边际、增量改革，这种方式并未对原有的既得利益有所侵犯，在改革中遇到的阻力较小，成功转型的可能性更大。杨瑞龙(1998)提出，我国在向市场经济过渡中制度变迁方式的转移将依次经过供给主导型、中间扩散型和需求诱致性制度变迁三个阶段。第二，企业改革的研究。借鉴新制度经济学的“产权理论”和“企业理论”，我国学术界对国有企业性质和国企改革问题进行研究。张维迎(1995)得出一些重要命题：初始委托人的监督积极性和最终代理人的工作努力程度随公有化的程度提高；代理人事实上的剩余索取权是对公有经济的帕累托改进，产权改革是国有企业改革和国有企业摆脱困难的先决条件。第三，农业等领域的研究。林毅夫(2005)指出，基于监督费用高昂导致的信息不对称，导致个体农户产生了严重的道德风险行为，致使农业产量的急剧下降，间接导致了“困难时期”农业危机的产生。
三、新中国60年来制度经济学研究的特征
(一)研究范式从一元化向二元化演变
建国后到改革开放前，我国的经济学学科和经济学研究完全遵循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研究范式呈现明显的遵循马克思主义的一元化特征。改革开放后，一方面我国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对我国改革发展中的一系列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另一方面，适时引入以新制度经济学为代表的西方现代制度主义分析范式，从全新的视角和思路对我国改革发展中的一系列制度问题进行深入研究。这一状况一直持续并发展至今。因此，在制度经济学研究方面呈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新制度主义经济学两种研究范式并存的局面。而研究范式从一元化向二元化演变又引发了我国制度主义研究的一系列演变。
(二)研究对象从理论问题向理论与现实问题并重演变
在研究范式二元化演变的带动下，我国制度主义研究问题也呈现从理论问题向理论与现实问题并重演变的特征。改革开放前，我国制度经济学研究的主要问题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框架下，对一般商品经济的经济制度和资本主义特有的经济制度两类理论问题进行研究。另一方面则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对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建立和完善进行理论剖析。而在改革开放后，我国制度经济学研究将分析重点更多地集中于经济改革与发展过程中遇到的现实问题上。如，所有制结构调整问题、企业改革问题、分配制度改革问题等。虽然，相关理论研究仍有待深入展开，但其研究的着眼点已经转向为经济改革与发展的现实问题提供理论解析和支撑方面。如，对于产权和企业理论的研究，能对我国企业改革问题提供深入的理论解释，并为企业改革提供正确的方向；而对于制度变迁理论的研究则是为我国经济改革的发展战略及各领域的改革方向提供理论指导。
这种研究从理论问题向理论与现实问题并重的演变，其原因在于我国制度经济学研究的目的在改革开放前后发生了巨大变化。在改革开放前，我国经济建设与发展的目标是建立与完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因而我国制度经济学研究的目的在于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提供设计和指导。因此，研究的重点在于解决社会主义制度建设和完善中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而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建设与发展的重点在于改革现有体制中的弊端，并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因而我国制度经济学研究的目的在于分析现有经济体制中的弊端和寻求改革的正确方向。因此研究问题的重点更多地集中于我国经济改革与发展过程中现实问题的理论解析与对策研究方面。
(三)研究方法从以规范为主向实证与规范并重及以演绎逻辑为主向演绎逻辑和归纳逻辑并重演变
在研究范式向二元化演变及研究问题向理论与现实问题并重演变的带动下，我国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也呈现从以规范为主向实证与规范并重及以演绎逻辑为主向演绎逻辑和归纳逻辑并重演变。
改革开放前，在马克思主义研究范式的指引下，我国制度经济学在研究方法上更多地采用了规范研究方法，这比较明显地表现在对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研究中。因为当时我国经济建设与发展的目标是建立与完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而完善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本身缺乏实践成果，而更多地依靠制度设计。同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范式运用的从一般到特殊、从抽象到具体的研究方法，也是遵循演绎逻辑的研究方式。而改革开放后，在研究范式向二元化演变及研究问题向理论与现实问题并重演变的带动下，我国制度经济学研究在遵循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范式并运用规范分析和演绎逻辑的基础上，随着西方新制度主义经济学研究范式的采用，也开始运用实证研究方法和归纳逻辑对包括所有权结构与企业绩效、产权结构与资源利用效率、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等问题进行研究。
